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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长教养方式都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以来自深圳市8所幼儿园的1103名幼儿为研究对象，在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幼儿学习品质、家长教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养方式与幼儿学习品质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直接预测幼儿学习品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幼儿学习品质越好;家长教养方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权威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幼儿学习品质，专制教养显著负向预测幼儿学习品质;权威教养方式使用越多，专制教养方式使用越少，幼儿学习品质发展得越好。父母应善用权威教养方式，掌握与孩子沟通的艺术，并做好角色分工，协同配合，共同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
[关键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习品质;教养方式
一、问题提出
“学习品质”这一概念早先由美国国家教育目标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简称NEGP）提出，学习品质是反映幼儿以多种方式进行学习的倾向、态度、习惯、风格等，[1]是与幼儿学习相关的基本素质。[2]它渗透在一切学习活动当中，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的心理倾向和特征，而不是所获得的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其维度结构包括好奇心和兴趣、主动性、坚持与注意、想象与创造、反思与解释五个要素。[3]
在早期教育阶段，学习品质就已表现出对未来学业成就的预测功能，[4]是儿童学业成绩的重要预测因素。特别是在学龄前阶段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有利于幼儿入学后的良好发展。[5]而且学习品质较高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高水平的学业成绩，并可能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提高。[6][7]美国提前开端项目（Head Start）研究发现，学习品质正是处境不利儿童的保护因子之一。[8]即使处于不利处境的儿童，拥有积极的学习品质，也有可能突破处境的消极影响获得良好的发展。[9]幼儿的主动性、专注性、坚持性、思维能力等学习品质的良好表现，有利于幼儿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减少问题行为的出现。[10]重视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不仅是为了促进幼儿的良好发展，也是在平衡受到外部客观环境影响给幼儿带来的发展差距。
当前学界对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潜在因素展开了诸多研究，其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简称SES）这一因素受到较多关注。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幼儿其身体健康、认知及情绪调节和行为问题等方面会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11][1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幼儿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幼儿学习品质发展更好。[13]依据家庭投资理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会对孩子的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本，因而对幼儿的成长、思维方式及未来的生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14]而从社会压力模型出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会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家庭中出现的冲突也会比较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会造成不良影响。[15]因此，无论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幼儿园社会经济地位，都与幼儿学习品质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6]尽管如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学习品质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在家庭因素中，除了社会经济地位外，家长教养方式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教养方式指的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儿童成长的方式或方法。其中，父母的教养行为既包括父母履行其职责的有意识行为，又包括无意识的非目标定向的教养行为，诸如姿势、手势、语调的变化或情绪的自然流露。[17]从教养方式和学习品质各个维度的研究来看，鼓励支持、温暖理解型的家长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发展。[18]幼儿的“主动性”“想象与创造”“目标意识”的发展离不开父母更加民主与温情的教养方式。[19]倡导父母要多用正向的教养方式促进幼儿学习品质发展，而体罚的教养方式是幼儿学习品质发展中的危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与家长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20]已有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家长更愿意使用讨论的形式与幼儿讨论解决冲突的方式，更愿意用逻辑的形式与幼儿进行对话。此外，职业地位高的家长更倾向于培养孩子对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能力的培养。[21][22]除此之外，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收入較高的家庭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与幼儿互动。[23]从家庭投资理论出发，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更愿意为幼儿的教育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内容除了物质资源之外，也包括了诸如教养方式在内的社会资源。而从家庭压力模型出发，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更容易受到环境压力的影响，导致家庭功能的混乱和家庭关系的不和谐，这些变化会使得家长更倾向于使用冷漠的、命令式的教养方式去养育幼儿。[24][25]
结合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一个中介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过程做探讨。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包括：（1）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正向地预测幼儿学习品质;（2）家长教养方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幼儿学习品质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其中权威教养方式对学习品质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3）专制教养则起到负向的抑制作用。假设模型如下图所示。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深圳市8所幼儿园3～5岁幼儿及其主要抚养者，其中有4所公办园、4所民办园，共抽取23个小班、20个中班，共1300名幼儿。数据收集采用问卷填写的方式，问卷均由幼儿家长填写，剔除无效问卷197份，最终获取有效数据1103份，回收率为85%。幼儿样本中有男孩584人（占比52.95%）、女孩519人（占比47.05%）;小班563人（占比51.04%）、中班540人（占比48.96%）。参与问卷填写的家长中母亲881名（占比79.87%）、父亲221名（占比20.04%）、祖父母/外祖父母1名（占比0.09%）。 （二）研究工具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包括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职业参考师保国和申继亮的研究，[26]父母职业从“临时工、待业、失业人员，非技术人员及农业劳动者”到“职业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与专业主管人员”，分别记1～5分;父母受教育程度划分为“高中及以下、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三种层次，分别记为1～3分;家庭年收入划分为“3万及以下”到“20万及以上”六个层次，分别记为1～6分。
计算方式借鉴任春荣[27]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标的计算方法，采用因子分析法。由于在深圳样本收集中，家庭总收入这一栏区间偏度严重而无法采用，因此只对父母学历和职业地位进行因子分析，获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结果得到一个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其解释了51.95%的方差，因此，因子负荷矩阵仅呈现主因子1的系数。最终获得公式如下：社会经济地位（SES）=（0.7×父亲职业 0.74×父亲学历 0.68×母亲职业 0.76×母亲学历）/0.52。按社会经济地位最终得分的1/3为一个区间划分，得到低层家庭数量为186（16.9%），中层家庭数量为674（61.1%），高层家庭数量为243（22%）。
2. 幼儿学习品质家长评价量表。
本研究借用蔡欣欣编制的《幼儿学习品质家长评价量表》，[28]该问卷共41道题，采用4点计分，其中“1”表示“从不”，“2”表示“偶尔”，“3”表示“经常”，“4”表示“总是”。各维度α系数分别为0.80（好奇心与兴趣，8题）、0.845（主动性，9题）、0.768（坚持与注意，8题，删除第20题）、0.878（想象与创造，9题）、0.815（反思与解释，6题）五个维度，最终总量表信度为0.946。全问卷及各维度系数均大于0.7，满足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3. 家长教养方式问卷。
教养方式与维度问卷（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简称PSDQ）测量父母教养方式。[29]原问卷包括权威教养、专制教养、纵容教养三个分问卷，由于纵容教养分问卷在中国文化中的不适用性，[30]本研究仅使用前两个分问卷。
问卷采用5级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为1～5分，原问卷共47题，各维度的得分越高，表明对应的教养方式程度越高。权威教养分问卷共27个项目，删除了两道相关性低的题，保留了25道题，包括温暖接纳、理解引导、鼓励民主、温暖回应四个维度，各维度α系数分别0.805（温暖接纳，10题，删除第7题）、0.811（理解引导，6题，删除第12题）、0.693（鼓励民主，5题）、0.66（温暖回应，4题）;专制教养分问卷共20个项目，删除了三道相关性低的题，保留了17道题，各维度α系数分别为0.659（言语恶意，2题，删除第18和33题）、0.714（体罚，6题）、0.643（专断惩罚，6题）、0.637（命令，4题）。本研究中权威教养问卷总α系数为0.916，专制教养问卷总α系数为0.855。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发放的形式进行数据采集，在研究开始前以园所为单位向各园所负责人说明本次研究的内容，在得到园所肯定后，与教师一同向家长说明本次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并向其保证数据的安全使用。整个收集过程为期一周。
在后期数据分析上，本研究使用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在中介效应分析上，采用Mplus 7.4进行分析，利用Boostrap构造1000个数据子集来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基于观测分析，对本研究中各核心变量及其维度分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M=14.21，SD=3.22），按样本得分的1/3将SES划分成高、中、低三个等级分析样本情况，得出深圳市低SES占比16.9%、中SES占比61.1%、高SES占比22%。为深入揭示社会经济地位与幼儿发展的关系，将幼儿园性质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幼儿园性质存在显著差异（F=17.702，t=-8.45，P<0.001），公办园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民办园。
幼儿学习品质得分（M=3.11，SD=0.43），在性别差异结果中显示，好奇心与兴趣、主动性及反思与解释（t=3.484，P
[关键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习品质;教养方式
一、问题提出
“学习品质”这一概念早先由美国国家教育目标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简称NEGP）提出，学习品质是反映幼儿以多种方式进行学习的倾向、态度、习惯、风格等，[1]是与幼儿学习相关的基本素质。[2]它渗透在一切学习活动当中，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的心理倾向和特征，而不是所获得的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其维度结构包括好奇心和兴趣、主动性、坚持与注意、想象与创造、反思与解释五个要素。[3]
在早期教育阶段，学习品质就已表现出对未来学业成就的预测功能，[4]是儿童学业成绩的重要预测因素。特别是在学龄前阶段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有利于幼儿入学后的良好发展。[5]而且学习品质较高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高水平的学业成绩，并可能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提高。[6][7]美国提前开端项目（Head Start）研究发现，学习品质正是处境不利儿童的保护因子之一。[8]即使处于不利处境的儿童，拥有积极的学习品质，也有可能突破处境的消极影响获得良好的发展。[9]幼儿的主动性、专注性、坚持性、思维能力等学习品质的良好表现，有利于幼儿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减少问题行为的出现。[10]重视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不仅是为了促进幼儿的良好发展，也是在平衡受到外部客观环境影响给幼儿带来的发展差距。
当前学界对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潜在因素展开了诸多研究，其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简称SES）这一因素受到较多关注。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幼儿其身体健康、认知及情绪调节和行为问题等方面会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11][1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幼儿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幼儿学习品质发展更好。[13]依据家庭投资理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会对孩子的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本，因而对幼儿的成长、思维方式及未来的生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14]而从社会压力模型出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会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家庭中出现的冲突也会比较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会造成不良影响。[15]因此，无论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幼儿园社会经济地位，都与幼儿学习品质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6]尽管如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学习品质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在家庭因素中，除了社会经济地位外，家长教养方式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教养方式指的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儿童成长的方式或方法。其中，父母的教养行为既包括父母履行其职责的有意识行为，又包括无意识的非目标定向的教养行为，诸如姿势、手势、语调的变化或情绪的自然流露。[17]从教养方式和学习品质各个维度的研究来看，鼓励支持、温暖理解型的家长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发展。[18]幼儿的“主动性”“想象与创造”“目标意识”的发展离不开父母更加民主与温情的教养方式。[19]倡导父母要多用正向的教养方式促进幼儿学习品质发展，而体罚的教养方式是幼儿学习品质发展中的危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与家长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20]已有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家长更愿意使用讨论的形式与幼儿讨论解决冲突的方式，更愿意用逻辑的形式与幼儿进行对话。此外，职业地位高的家长更倾向于培养孩子对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能力的培养。[21][22]除此之外，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收入較高的家庭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与幼儿互动。[23]从家庭投资理论出发，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更愿意为幼儿的教育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内容除了物质资源之外，也包括了诸如教养方式在内的社会资源。而从家庭压力模型出发，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更容易受到环境压力的影响，导致家庭功能的混乱和家庭关系的不和谐，这些变化会使得家长更倾向于使用冷漠的、命令式的教养方式去养育幼儿。[24][25]
结合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一个中介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过程做探讨。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包括：（1）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正向地预测幼儿学习品质;（2）家长教养方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幼儿学习品质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其中权威教养方式对学习品质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3）专制教养则起到负向的抑制作用。假设模型如下图所示。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深圳市8所幼儿园3～5岁幼儿及其主要抚养者，其中有4所公办园、4所民办园，共抽取23个小班、20个中班，共1300名幼儿。数据收集采用问卷填写的方式，问卷均由幼儿家长填写，剔除无效问卷197份，最终获取有效数据1103份，回收率为85%。幼儿样本中有男孩584人（占比52.95%）、女孩519人（占比47.05%）;小班563人（占比51.04%）、中班540人（占比48.96%）。参与问卷填写的家长中母亲881名（占比79.87%）、父亲221名（占比20.04%）、祖父母/外祖父母1名（占比0.09%）。 （二）研究工具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包括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职业参考师保国和申继亮的研究，[26]父母职业从“临时工、待业、失业人员，非技术人员及农业劳动者”到“职业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与专业主管人员”，分别记1～5分;父母受教育程度划分为“高中及以下、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三种层次，分别记为1～3分;家庭年收入划分为“3万及以下”到“20万及以上”六个层次，分别记为1～6分。
计算方式借鉴任春荣[27]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标的计算方法，采用因子分析法。由于在深圳样本收集中，家庭总收入这一栏区间偏度严重而无法采用，因此只对父母学历和职业地位进行因子分析，获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结果得到一个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其解释了51.95%的方差，因此，因子负荷矩阵仅呈现主因子1的系数。最终获得公式如下：社会经济地位（SES）=（0.7×父亲职业 0.74×父亲学历 0.68×母亲职业 0.76×母亲学历）/0.52。按社会经济地位最终得分的1/3为一个区间划分，得到低层家庭数量为186（16.9%），中层家庭数量为674（61.1%），高层家庭数量为243（22%）。
2. 幼儿学习品质家长评价量表。
本研究借用蔡欣欣编制的《幼儿学习品质家长评价量表》，[28]该问卷共41道题，采用4点计分，其中“1”表示“从不”，“2”表示“偶尔”，“3”表示“经常”，“4”表示“总是”。各维度α系数分别为0.80（好奇心与兴趣，8题）、0.845（主动性，9题）、0.768（坚持与注意，8题，删除第20题）、0.878（想象与创造，9题）、0.815（反思与解释，6题）五个维度，最终总量表信度为0.946。全问卷及各维度系数均大于0.7，满足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3. 家长教养方式问卷。
教养方式与维度问卷（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简称PSDQ）测量父母教养方式。[29]原问卷包括权威教养、专制教养、纵容教养三个分问卷，由于纵容教养分问卷在中国文化中的不适用性，[30]本研究仅使用前两个分问卷。
问卷采用5级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为1～5分，原问卷共47题，各维度的得分越高，表明对应的教养方式程度越高。权威教养分问卷共27个项目，删除了两道相关性低的题，保留了25道题，包括温暖接纳、理解引导、鼓励民主、温暖回应四个维度，各维度α系数分别0.805（温暖接纳，10题，删除第7题）、0.811（理解引导，6题，删除第12题）、0.693（鼓励民主，5题）、0.66（温暖回应，4题）;专制教养分问卷共20个项目，删除了三道相关性低的题，保留了17道题，各维度α系数分别为0.659（言语恶意，2题，删除第18和33题）、0.714（体罚，6题）、0.643（专断惩罚，6题）、0.637（命令，4题）。本研究中权威教养问卷总α系数为0.916，专制教养问卷总α系数为0.855。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发放的形式进行数据采集，在研究开始前以园所为单位向各园所负责人说明本次研究的内容，在得到园所肯定后，与教师一同向家长说明本次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并向其保证数据的安全使用。整个收集过程为期一周。
在后期数据分析上，本研究使用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在中介效应分析上，采用Mplus 7.4进行分析，利用Boostrap构造1000个数据子集来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基于观测分析，对本研究中各核心变量及其维度分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M=14.21，SD=3.22），按样本得分的1/3将SES划分成高、中、低三个等级分析样本情况，得出深圳市低SES占比16.9%、中SES占比61.1%、高SES占比22%。为深入揭示社会经济地位与幼儿发展的关系，将幼儿园性质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幼儿园性质存在显著差异（F=17.702，t=-8.45，P<0.001），公办园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民办园。
幼儿学习品质得分（M=3.11，SD=0.43），在性别差异结果中显示，好奇心与兴趣、主动性及反思与解释（t=3.48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