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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旭，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民俗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春节，在对安徽池州傩戏的中韩联合调查中，与田耕旭先生初相识。中等个，卷发，双眼炯炯有神，白净的面孔，有剃过的青黑络腮胡子印痕。当时，他还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还是第一次到中国参与这样的研究调查，一切意思都得靠吴、金二教授翻译，但看得出来，他对池州傩很感兴趣。
我首先注意了他的名字。田耕旭，怎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多好的名字!简直是一幅农耕图：旭日初升，农人在田地里辛勤耕作。我认识的许多韩国人名字都很忠孝节义的嘛，他的名字怎么这等“草根”?
同年秋日，我赴韩国讲学、观摩安东假面剧节，才知道田老师年纪轻轻的，竟然已经是韩国的国家级文化财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还尚未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我知道文化财委员的地位和分量。
一到安东，他给同行者一人买了一根软塑料棒，荧光的，人家买来给孩子套在手腕上当手镯的，他一会儿套在手腕上一会儿搁在头顶上，还让我们学他的样，活脱脱一个顽童。进了假面具博物馆，他将荧光棒撸直，用作教鞭，指指点点，为我们做讲解。
韩国的文化财委员有一块身份标牌，田耕旭天天挂在胸前，在安东通行无阻。那些穿着韩服的无形文化财传承人，那些“人间国宝”，远远地看见他都深深鞠躬，笑脸相迎。田教授则跟他们打打闹闹，拍拍肩，挺哥们儿的。有些传承人的家里开饭店，田教授领我们进去吃饭，人家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肯要钱，他却拉拉扯扯的一定要给了钱再走人，不肯“打秋风”。
当时，田耕旭还只会讲一句中文：“姜春爱，快快来!”我说别看它只是一句，六个字，可是押韵的，像半首三言诗。或许正因为押韵，琅琅上口，才使田教授如此喜爱说，说得得心应口。
分手时，他对我说今后要学习中文，我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没往心里去。学者们这样说的很多，多是一时兴起，说着玩玩的。我自己也说过要学韩语呢。没想到，2002年我到韩国工作，他在电话里已经可以和我说点中文了!让人惊喜，也有点感动，虽然他的发音调子有一点怪，听起来像新疆人似的。见面的时候，发现他眼睛更大更圆了，这是他学说中文时努着大力的证明。
04年，田教授又有更惊人的举措。他本来获得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一年的机会，这对每个韩国大学教师都是梦寐以求的，可是他放弃了，他选择中国；他选择的不是中国的北京或是上海，他选择了云南；他选择的不是云南大学，他选择了云南民族博物馆。对他的一系列选择，很多人都表示看不懂。田教授才不管这些呢，他兴高采烈地收拾了行李、带着一家三代四个人远赴云贵高原——他妈，他儿子、女儿，他要让孩子们接受一年的中文教育，为此，劳他七十多岁老母亲的大驾帮忙。
第二年暑假，他临回韩国前，在云南组织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把两个混迹于中国孩子间一年的儿女，献宝似地献到我面前，让我考他们的中文水平，我一看，那男孩儿耳朵红肿得半天高，是给毒虫咬的!云南毕竟是南蛮烟瘴之地呵，毒虫百脚多。孩子疼得嘶哈嘶哈的，田耕旭不给他涂药，还有心思叫他表演中文!真服了他了。
他说他喜欢云南，云南的高远的山和清澈的水。他说他多少年都是晚上10点写到凌晨4点，个人著书立说15本，到云南后想法改变了，觉得一个学者只要有过得硬的、真正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著作两本，就够了，用不着写得太多，弄得没空跟夫人说话、没空带孩子出去玩。他说他在云南有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都这么说，是云南自然美丽的风光、云南人健康朴素的风俗民情，令他的人生走向、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对自己的这种改变感到高兴。
喜欢云南的另一个标志是，他在一年里花了5万多元人民币，买云南普洱茶，他给每个与会学者一人十饼，自己则装了三橱柜带回韩国。他对儿女说：“别人家的父母给孩子藏黄金，我给你们藏比黄金更值钱的普洱茶，这茶30年后，价值一定翻几番。”女儿问：“30年后，我可以把它们卖掉吗?”田耕旭闻言吓了一跳，好像已经看见了30年后女儿卖茶的一幕，赶紧说：“你要是落到卖茶为生的地步，那么爸爸对你的培养就是失败的了，最好30年后还是你自己喝。”女儿想不明白了：如果自己喝，那么翻不翻番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说他下一个研究方向是中国的茶文化。我说那么你又得写书了，第16本书。你不是说再不写了吗?他抓抓头皮，憨憨地笑了。
终于，田耕旭可以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用中文发表论文了：2006年8月11日，应该是田教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他在中国的山西赛社文化研讨会上，用右手食指忽高忽下地比画着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向与会的一百多个各国代表介绍了韩国假面剧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兴奋得脸色红润，声音洪亮，双目溜圆，代表们靠着他的肢体语言，听懂了他的报告，给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手拍得最响。我深知他的中文是怎么来的。我敬佩他锲而不舍的精神。
听说他父亲是韩国一项狮子舞的保有者，是韩国“人间国宝”第X号，这项演艺，是由他们家族从北朝鲜带着南下的。父亲去世，便由他弟弟传承。若不是他做着教授，这一使命，应该是由他这个长子继承的。得知他的家庭背景后，我明白他身上的“草根”味儿是哪里来的了。
我首先注意了他的名字。田耕旭，怎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多好的名字!简直是一幅农耕图：旭日初升，农人在田地里辛勤耕作。我认识的许多韩国人名字都很忠孝节义的嘛，他的名字怎么这等“草根”?
同年秋日，我赴韩国讲学、观摩安东假面剧节，才知道田老师年纪轻轻的，竟然已经是韩国的国家级文化财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还尚未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我知道文化财委员的地位和分量。
一到安东，他给同行者一人买了一根软塑料棒，荧光的，人家买来给孩子套在手腕上当手镯的，他一会儿套在手腕上一会儿搁在头顶上，还让我们学他的样，活脱脱一个顽童。进了假面具博物馆，他将荧光棒撸直，用作教鞭，指指点点，为我们做讲解。
韩国的文化财委员有一块身份标牌，田耕旭天天挂在胸前，在安东通行无阻。那些穿着韩服的无形文化财传承人，那些“人间国宝”，远远地看见他都深深鞠躬，笑脸相迎。田教授则跟他们打打闹闹，拍拍肩，挺哥们儿的。有些传承人的家里开饭店，田教授领我们进去吃饭，人家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肯要钱，他却拉拉扯扯的一定要给了钱再走人，不肯“打秋风”。
当时，田耕旭还只会讲一句中文：“姜春爱，快快来!”我说别看它只是一句，六个字，可是押韵的，像半首三言诗。或许正因为押韵，琅琅上口，才使田教授如此喜爱说，说得得心应口。
分手时，他对我说今后要学习中文，我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没往心里去。学者们这样说的很多，多是一时兴起，说着玩玩的。我自己也说过要学韩语呢。没想到，2002年我到韩国工作，他在电话里已经可以和我说点中文了!让人惊喜，也有点感动，虽然他的发音调子有一点怪，听起来像新疆人似的。见面的时候，发现他眼睛更大更圆了，这是他学说中文时努着大力的证明。
04年，田教授又有更惊人的举措。他本来获得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一年的机会，这对每个韩国大学教师都是梦寐以求的，可是他放弃了，他选择中国；他选择的不是中国的北京或是上海，他选择了云南；他选择的不是云南大学，他选择了云南民族博物馆。对他的一系列选择，很多人都表示看不懂。田教授才不管这些呢，他兴高采烈地收拾了行李、带着一家三代四个人远赴云贵高原——他妈，他儿子、女儿，他要让孩子们接受一年的中文教育，为此，劳他七十多岁老母亲的大驾帮忙。
第二年暑假，他临回韩国前，在云南组织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把两个混迹于中国孩子间一年的儿女，献宝似地献到我面前，让我考他们的中文水平，我一看，那男孩儿耳朵红肿得半天高，是给毒虫咬的!云南毕竟是南蛮烟瘴之地呵，毒虫百脚多。孩子疼得嘶哈嘶哈的，田耕旭不给他涂药，还有心思叫他表演中文!真服了他了。
他说他喜欢云南，云南的高远的山和清澈的水。他说他多少年都是晚上10点写到凌晨4点，个人著书立说15本，到云南后想法改变了，觉得一个学者只要有过得硬的、真正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著作两本，就够了，用不着写得太多，弄得没空跟夫人说话、没空带孩子出去玩。他说他在云南有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都这么说，是云南自然美丽的风光、云南人健康朴素的风俗民情，令他的人生走向、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对自己的这种改变感到高兴。
喜欢云南的另一个标志是，他在一年里花了5万多元人民币，买云南普洱茶，他给每个与会学者一人十饼，自己则装了三橱柜带回韩国。他对儿女说：“别人家的父母给孩子藏黄金，我给你们藏比黄金更值钱的普洱茶，这茶30年后，价值一定翻几番。”女儿问：“30年后，我可以把它们卖掉吗?”田耕旭闻言吓了一跳，好像已经看见了30年后女儿卖茶的一幕，赶紧说：“你要是落到卖茶为生的地步，那么爸爸对你的培养就是失败的了，最好30年后还是你自己喝。”女儿想不明白了：如果自己喝，那么翻不翻番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说他下一个研究方向是中国的茶文化。我说那么你又得写书了，第16本书。你不是说再不写了吗?他抓抓头皮，憨憨地笑了。
终于，田耕旭可以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用中文发表论文了：2006年8月11日，应该是田教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他在中国的山西赛社文化研讨会上，用右手食指忽高忽下地比画着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向与会的一百多个各国代表介绍了韩国假面剧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兴奋得脸色红润，声音洪亮，双目溜圆，代表们靠着他的肢体语言，听懂了他的报告，给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手拍得最响。我深知他的中文是怎么来的。我敬佩他锲而不舍的精神。
听说他父亲是韩国一项狮子舞的保有者，是韩国“人间国宝”第X号，这项演艺，是由他们家族从北朝鲜带着南下的。父亲去世，便由他弟弟传承。若不是他做着教授，这一使命，应该是由他这个长子继承的。得知他的家庭背景后，我明白他身上的“草根”味儿是哪里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