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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物质态度
每个月的月末，都有一个特殊的集市在复旦大学附近开张。摆摊的多半都是上海市郊的有机农业实践者，带来自家自然种植的蔬菜、水果、杂粮，还有自家用有机谷物酿制的酱油、米酒等。集市规模并不大，商品种类也不算太多，却受到了众多都市白领的追捧和喜爱。很多人都说，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久违的儿时“味道”。
无独有偶。在上海陕西南路旁的一条老街，也有一个以有机农产品销售为主的小市集，参与者原来是居住在小区内的“老外”，起初是自发组织，经过数年的口耳相传后，如今规模虽然不大，却也做到可以定期举行。
这类市集的出现，可以说是小部分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亮起红灯的一种积极回应。
上海农好农夫市集的发起人易晓武说，据他所知，上海至少有30个类似的市集，但是，目前以实际行动维护环境和食品安全的上海消费者仍然不多。他说，大部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感到担忧，但却只有极少数人会付诸行动。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市场充斥假冒产品的大环境下，对有机农产品的信心仍然不足，认为“我付了高价，买回来的农产品，可能是假的，倒不如买低价产品算了”。
市集参与者之一、也是有机农业实践者的Laura告诉记者，种植有机蔬菜的人一开始就被人冠以“骗子”的称号。就连种过菜的农民也抨击说：“笑话，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怎么种菜？我种了20年菜，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两样。除非这人钱多得开始养虫子，要么这个人是笨蛋。”
她说，自己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大家一直在关注食品安全，关注有机的真假，却似乎从未考虑过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Laura是一家IT公司的员工，老公在某股份制银行工作，生活原本可以过得很富足。但他们热爱自然农耕，就在崇明租下50亩地，以最原始的方法耕种，除自给自足外，每周定期向会员提供蔬菜配送服务。“做了之后，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件不讨好的事。”
第一年亏，第二年略微打平，今年刚实现了盈利，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Laura不无忧虑地说，现在越来越难做了，附近的四五家农场要么倒闭，要么弄虚作假，靠收购别人的菜维持运转。
她说，有机农业之所以越来越难做，一方面是因为只能种应季蔬菜，品种较少，品相差，无法与施加化肥农药的大棚菜竞争。另一方面，有机种植者付出了旁人难以想象的劳力和心力，却很难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上的回报，这让很多从业者逐渐心灰意冷。
Laura说，他们夫妻俩平时在城里上班，大部分农活其实都交给公婆打理，农忙的时候老人家往往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12点，锄地、施农家肥、拔草、除虫，还要为农场会员采摘、装箱，非常辛苦，最近已经在抱怨吃不消了。他们本想招聘一位管理员，但前来应聘的不是抱怨农活辛苦，就是提出让他们很难承受的薪资要求，只得作罢。
在他们所在的崇明岛，愿意务农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农村青壮年都选择去城里开出租车，能务农的大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Laura说，2009年农民的劳务费还是每小时5元，现在已经涨到了7-8元。但是菜价却不能涨，一是因为国家限制，二是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菜价贵了卖不出去。
她说，“为啥菜都变得有毒了，为啥农民数量越来越少了？我找出了其中一个原因。20年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多少？房价涨了多少？而蔬菜又涨了多少？由于蔬菜长期以来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如果不增加亩产量农民怎么活？难道你让他不要购买任何东西，不要出去旅游，不要乘坐交通工具，不要有任何梦想，每天只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过活吗？农民发现自己种那么几亩不能养活自己了，要么外出打工，把土地交给家里老人耕种，要么就流转出去搞大型农场。可是，一亩地的产出是有限的，种地的根本养不活自己，农场难道就能赚到钱吗？当然不能，那只有施加化肥、农药和催化剂，而且不断地加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如今化肥的使用量达到了1980年的100倍！菜价那么低，产量上不去拿什么赚钱？于是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被研究出来，以增加产量。于是菜变得越来越毒，毒到虫子都不肯吃。味道却变得越来越淡，淡到只有水的味道。菜变得越来越嫩，生长期缩短一倍。而所有这些菜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大，这正是人们期待的产品，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这真是人们期待的产品吗？为什么我们身边得重病怪病大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身边的环境正越来越脆弱？”
有机是奢侈的，而且只能是奢侈的。
易晓武说，常有很多朋友在议论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问题，有机农产品到底贵不贵？有几个问题要先弄清楚：首先，农民能否以此维生，孩子上学家人看病可否支付？其次，如城市穷人消费不起，是谁剥夺了他们的消费力，是比城市穷人更弱势的农民吗？再次，如要农民收入提高，城市穷人又消费得起，谁该拿钱出来补贴？
在国外，有机产业逆势增长，春风得意；而在国内，有机产业只是一帮梦想人群的试验田，这是一条充满着艰辛、质疑、希望和彷徨的道路。有人曾说过，守护自己梦想的人都是幸福的。但是，“有机”在中国是一个听上去很时髦、却也是最复杂的词语之一。它的背后，蕴含着无尽的商机，也暗藏着深层的社会问题。
每个月的月末，都有一个特殊的集市在复旦大学附近开张。摆摊的多半都是上海市郊的有机农业实践者，带来自家自然种植的蔬菜、水果、杂粮，还有自家用有机谷物酿制的酱油、米酒等。集市规模并不大，商品种类也不算太多，却受到了众多都市白领的追捧和喜爱。很多人都说，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久违的儿时“味道”。
无独有偶。在上海陕西南路旁的一条老街，也有一个以有机农产品销售为主的小市集，参与者原来是居住在小区内的“老外”，起初是自发组织，经过数年的口耳相传后，如今规模虽然不大，却也做到可以定期举行。
这类市集的出现，可以说是小部分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亮起红灯的一种积极回应。
上海农好农夫市集的发起人易晓武说，据他所知，上海至少有30个类似的市集，但是，目前以实际行动维护环境和食品安全的上海消费者仍然不多。他说，大部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感到担忧，但却只有极少数人会付诸行动。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市场充斥假冒产品的大环境下，对有机农产品的信心仍然不足，认为“我付了高价，买回来的农产品，可能是假的，倒不如买低价产品算了”。
市集参与者之一、也是有机农业实践者的Laura告诉记者，种植有机蔬菜的人一开始就被人冠以“骗子”的称号。就连种过菜的农民也抨击说：“笑话，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怎么种菜？我种了20年菜，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两样。除非这人钱多得开始养虫子，要么这个人是笨蛋。”
她说，自己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大家一直在关注食品安全，关注有机的真假，却似乎从未考虑过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Laura是一家IT公司的员工，老公在某股份制银行工作，生活原本可以过得很富足。但他们热爱自然农耕，就在崇明租下50亩地，以最原始的方法耕种，除自给自足外，每周定期向会员提供蔬菜配送服务。“做了之后，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件不讨好的事。”
第一年亏，第二年略微打平，今年刚实现了盈利，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Laura不无忧虑地说，现在越来越难做了，附近的四五家农场要么倒闭，要么弄虚作假，靠收购别人的菜维持运转。
她说，有机农业之所以越来越难做，一方面是因为只能种应季蔬菜，品种较少，品相差，无法与施加化肥农药的大棚菜竞争。另一方面，有机种植者付出了旁人难以想象的劳力和心力，却很难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上的回报，这让很多从业者逐渐心灰意冷。
Laura说，他们夫妻俩平时在城里上班，大部分农活其实都交给公婆打理，农忙的时候老人家往往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12点，锄地、施农家肥、拔草、除虫，还要为农场会员采摘、装箱，非常辛苦，最近已经在抱怨吃不消了。他们本想招聘一位管理员，但前来应聘的不是抱怨农活辛苦，就是提出让他们很难承受的薪资要求，只得作罢。
在他们所在的崇明岛，愿意务农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农村青壮年都选择去城里开出租车，能务农的大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Laura说，2009年农民的劳务费还是每小时5元，现在已经涨到了7-8元。但是菜价却不能涨，一是因为国家限制，二是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菜价贵了卖不出去。
她说，“为啥菜都变得有毒了，为啥农民数量越来越少了？我找出了其中一个原因。20年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多少？房价涨了多少？而蔬菜又涨了多少？由于蔬菜长期以来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如果不增加亩产量农民怎么活？难道你让他不要购买任何东西，不要出去旅游，不要乘坐交通工具，不要有任何梦想，每天只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过活吗？农民发现自己种那么几亩不能养活自己了，要么外出打工，把土地交给家里老人耕种，要么就流转出去搞大型农场。可是，一亩地的产出是有限的，种地的根本养不活自己，农场难道就能赚到钱吗？当然不能，那只有施加化肥、农药和催化剂，而且不断地加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如今化肥的使用量达到了1980年的100倍！菜价那么低，产量上不去拿什么赚钱？于是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被研究出来，以增加产量。于是菜变得越来越毒，毒到虫子都不肯吃。味道却变得越来越淡，淡到只有水的味道。菜变得越来越嫩，生长期缩短一倍。而所有这些菜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大，这正是人们期待的产品，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这真是人们期待的产品吗？为什么我们身边得重病怪病大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身边的环境正越来越脆弱？”
有机是奢侈的，而且只能是奢侈的。
易晓武说，常有很多朋友在议论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问题，有机农产品到底贵不贵？有几个问题要先弄清楚：首先，农民能否以此维生，孩子上学家人看病可否支付？其次，如城市穷人消费不起，是谁剥夺了他们的消费力，是比城市穷人更弱势的农民吗？再次，如要农民收入提高，城市穷人又消费得起，谁该拿钱出来补贴？
在国外，有机产业逆势增长，春风得意；而在国内，有机产业只是一帮梦想人群的试验田，这是一条充满着艰辛、质疑、希望和彷徨的道路。有人曾说过，守护自己梦想的人都是幸福的。但是，“有机”在中国是一个听上去很时髦、却也是最复杂的词语之一。它的背后，蕴含着无尽的商机，也暗藏着深层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