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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只要中国体育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变革,那么我们的体育和教育长期都将是两张皮。
体育明星就读国内大学并“获赠”学位可谓司空见惯。有专家尖锐指出,如今的“体育明星求学记”几乎变成一个儿童迪斯尼游乐园:充满喧哗与躁动,光鲜夺目却没有内涵。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行政管理的混乱和不公,更表现为价值体系的崩溃:努力与回报相分离,手段与目的相分离。或许,“刘国正退学事件”正是这一现象最直接的体现,寻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体育与教育之间所存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真正的体教结合距我们还有一段遥远的路途。
体教真的结合了吗?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说:“失去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而‘体教结合’能使双方互补,何乐而不为?”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就在尝试体教结合的路子,比如全国各大体育院校,各省市的地方体校都在宣称,走体教结合的路子,然而实际上,中国体育和教育二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
中国竞技体育腾飞,“一条龙”体制起了关键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种体制渐生弊端,其沉重的代价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尽管像全国冠军邹春兰那样的搓澡工并不是多数,像亚洲大力士才力那样在退役后的潦倒生活也仅仅是个案,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竞技体育运动员文化水平比较低,根源在于中国的运动员从小就脱离了教育,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家长帮助孩子选择了体育之后,文化学习形同虚设,其中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体育成绩和文化成绩二者无法兼得。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国外一些国家能够很好地实现“体教结合”呢?譬如比利时人雅克·罗格曾是一位水上运动员,而且年轻时就表现出极高的体育天赋,后来又成为比利时橄榄球队的一员,他曾夺得帆船项目的一次世界冠军、两次世界亚军,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外科整形医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精通荷兰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并且对现代艺术情有独钟,后来他又成为了欧洲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说,罗格如此博学而多才,除了自己的天斌外,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体教结合的大环境里,从小从事体育运动时,一直都没有放弃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然而,在中国为什么运动员不能“文武双全”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从小选择了体育的运动员自进体校的那时起,基本上都放弃了文化课的学习,尽管目前在中国很多体校都开设与运动员年龄相配套的文化课程,可是对于一心追求体育成绩的运动员来说,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学习的,时间久了学业基本上完全荒废。等这些运动员取得骄人成绩后再去上大学,一切都太晚了,由于基础太差,根本就无法跟上大学学习的节奏,这也注定了许多运动员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混个文憑而已。
几年前,在一次采访中,一位教练曾给我讲了一个他们队里发生的笑话:一位运动员来省队训练,由于枕头破了没有线缝,便给父母写信,枕头的枕不会写,就空着了,他又把“线”字错写成了“钱”,因此信中这样写道:妈妈,我在省队一切都好,就是头破了一个洞,我没有钱缝,快给我寄点钱过来……”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话,父母在接到这封信后,担心坏了,风风火火赶到了省城,结果看到儿子还在队里练得热火朝天呢……
尽管这样的笑话在当今社会已经很少会发生了,但是运动员脱离教育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他们的文化基础都比较差,即使上了大学也很难完成学业。而且很多大学学科专业性都非常强,对于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读书也非易事,何况是缺乏文化基础的运动员呢?
有专家如此感慨:“体教结合是个听起来很美的目标,但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分三种,第一种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直接入学的,这样的学生必须是在国际比赛中有非常出色的成绩的国际健将型的;第二种是国家一级、二级运动员,他们要参加高考,但分数只需要达到正常入学标准的60%左右。这两类学生体育成绩非常好,但学习就很难保证了。第三种是要参加高考,而且分数也不能太低,适当降低一些成绩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学习可以保证了,但运动成绩又很难和前两种相比。”
中国体育不重视教育,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很重视体育。目前,中国教育系统特别是很多中小学忽视体育,体质监测结果表明中国学生体态继续发胖,体能和视力继续下降,不仅影响个人健康,长此以往还将影响民族素质和国家竞争力,同时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少出现像比利时人罗格那样“文武双全”的全才。
于芬“探路”未成功
当前,除了一些省市体校外,全国各体育院校都有着“体教结合”的标签,然而严格说来,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比如,北京体育大学在每届奥运会后都会骄傲地向外界宣称:本校学生夺取多少多少奥运会金牌。可当你仔细看看那些“英雄学生”,都是清一色的熟悉面孔:张国政、王旭、陈中、罗微、张怡宁、孟关良、罗雪娟、王义夫、王丽娜……这些只不过是在北体大挂名的学生而已,而且他们自小接受都是“重视体育专项,忽视文化学习”的培养模式,退一步讲,即使有些高水平运动员多年在体育大学(学院)学习、训练(比如冬奥会滑雪冠军韩晓鹏),可是他们和各省市专业队里的运动员并无什么两样,试问他们能抽出多少时间进行文化课学习,所谓“体教结合”只是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
多年来,国内知名跳水教练于芬组建的“清华跳水队”,也被外界看成是体教结合的试验田。12年前,在了解到清华大学有培养学生运动员的意向后,在清华大学的积极扶持下,于芬成立了清华跳水队。熊晴清、劳丽诗以及周吕鑫等都是她门下的弟子,1998年从国家队退役的伏明霞也以读书的原因在于芬的清华大学跳水队训练,而且在悉尼奥运会上成功复出,并勇夺金牌,因此清华跳水队“体教结合”模式一度名声大噪。
于芬曾多次表达自己创办清华跳水队的初衷,“作为运动员很多人是优秀的,甚至是异常出色的,但是除了跳水他们还能干什么?事实上,我也经常对他们在赛场之外的一些所作所为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更何况,运动队本来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团体,那些没跳出成绩的队员,他们退役后的生活甚至都有可能成问
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那就是有朝一日自己带出来的队员不仅有实力夺取奥运会冠军,而且离开跳水以后,他也同样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进入社会参与竞争,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而清华大学碰巧有这样一种体教结合的想法,所以我就来了,经过多年的摸索,至少我们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已经绝对不再是一厢情愿。伏明霞、劳丽诗这两位奥运会冠军,便是对我们成绩的充分肯定。”
于芬坦言,她之所以会对清华跳水队这种“体教结合”的模式越来越喜欢,是因为在进入了清华大学这个学术氛围很浓的地方之后,她才发现其实不仅队员是需要学习的,就连她本人也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我一进清华,学校就已经给了我教授的待遇。现在我是清华的终身教授,同时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生导师,似乎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在拿下了硕士学位之后,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环境中都有这样的冲劲,就更不用说那些队员了。从这个角度讲,就算我于芬在原来的模式下再培养几个奥运会冠军,也不过就是数量上的变化,并不比我在现在这种模式下多培养几位既具有跳水专长而且又是真正意义的大学生、研究生更有现实意义。”
可是,从目前情况看于芬所说的“体教结合”与体育院校的培养形式同样是大同小异,她選拔上来的这些运动员自小也都在各省市体校训练,同样是没有文化基础的,后来他们即使到清华训练,也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实现“体教结合”了。而且让于芬更头痛的是,四年前她的队员出现了严重的“出逃”现象,清华跳水队相关方面不得不与学生家长、一些省市体育局对簿公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2001年游泳中心宣布,在一个注册年度里,运动员只能注册一个单位,不能进行双重注册。由于这个规定,清华跳水队在此后两年没有参加全国比赛。很多在清华练跳水的孩子一下子陷入绝望,甚至被内部人士告知,在清华跳水队训练,不但很难参加全运会,而且很难再进国家队。
很多人认为,于芬“探路”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目前甚至还举步维艰),主要在于清华的“体教结合”模式与传统的举国体制共同生存于中国跳水界时产生了相互排斥的矛盾。这其中的矛盾,可能有多方面的利害关系驱动,也可能有着一些体制上的冲突,同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清华跳水队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
老虎伍兹为何拿不到文凭?
欧美国家学校体育发展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但前提是他们整体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都有一套完善的选拔机制和培养模式,运动员从小就是边训练边接受文化教育,二者缺一不可。而我们国家综合实力还不够,各级别运动队培养机制还不健全,业余和专业之间水平相差悬殊。只有到了大学这个阶段才开始要求比赛和学习结合,而运动员既要取得好成绩,还要拿到高校毕业证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混文凭”现象既有体育界也原因,也有教育界的失误。比如,几年前中国某知名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一系列的辉煌后,某大学恨不得尽快把大学里的最高学位授予他,这样的做法不仅无视学校的尊严,更加是对高水平运动员的一种变态的“溺爱”,这是不正常的,而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里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记得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东道主选手、18岁的澳大利亚人索普身穿一袭黑色连体紧身“鲨鱼皮”泳装,宛如碧波中前进的鲨鱼,劈波斩浪,一举夺得3枚金牌,顿时威震世界体坛。奥运会后,索普希望能够免试直升悉尼大学,并开始与相关方面研究攻读大学课程的计划。谁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尤其澳大利亚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一些大学极力反对。为此,悉尼大学体育联会出面解释,称悉尼大学同新州体育学院之间订有协议,允许优秀运动员在体育运动期间继续攻读学位课程,免予高中会考直升大学不乏其人,只要入学后他的学习成绩能过关就可以了。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民众仍不赞同,有人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18000名、60%以上的网民认为,索普不参加高中会考实在不公平,是对公平的教育制度的挑战。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投票者说:我们许多人都是经过了十年寒窗才进入大学殿堂,索普凭什么“一步登天”,这样做将会大大打击其他学生的积极性。面对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迫于压力索普只好作出回应:上大学要靠自己的成绩,一定会参加会考。
几年前,记者在采访加拿大游泳队教练安德鲁·科尔时曾了解到,他们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竟然是全职的大学生,他们都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考试进入大学的。考试通不过,无论游泳成绩多么出色,大学是不会招收他们的。而且在加拿大游泳运动员十分普及,竟然有40所大学拥有自己的游泳队,共有2000多名专业游泳运动员。这些大学都是学术成就较高的,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因此不存在不通过入学考试或降低很多标准去招收学生的情况。科尔透露:“即使是学生运动员,因为参加世界性比赛而耽误了课程,每个学期仍必须修满一定的学时。在参加考试上,他们与普通学生的标准一样,不会受到特殊照顾,即便他是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也不行。”
据了解,同加拿大一样,美国大学生的学习和训练都做到了“两手抓”,他们的就业同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美国游泳队教练曾经介绍说,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规定,一个运动员每周的训练时间不能超过20小时,执行得非常严格,超过了不行。另外,一个学生一个赛季的上场场次也有限制,场次到了,即便是到了最关键的比赛,他也不能上场。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学生运动员的学习时间。
再以美国本土的NBA队员为例,我们知道NBA的储备人才主要来自于美国大学篮球联盟,而让中国运动员无法想象的是,美国高中学校里的篮球运动员要想有幸加入梦寐以求大学篮球联盟,不仅在入学之时的SAT与ACT测验(高中学生学业能力的测试)分数都有最低限制,而且学业平均成绩必须保持在2.0(及格线)以上,只要有一门不及格,马上就不得出赛。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向全社会宣告:大学以教育为目的,因此运动员仍应以受教育为主要目标,而体育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学业对“体育特招生”来说并不轻松。例如:高尔夫球手伍兹曾经在19岁时成功申请入读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而且伍兹在斯坦福学习很努力,第一年他就学了很多课程,包括历史、计算机、高尔夫,还有葡萄牙语。二年级时,伍兹又在课程表上加上了经济学、非洲文学和种族研究等课程。不过他为了参加高尔夫职业联赛,在大学二年级时主动放弃了学业。如今,尽管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最知名、最富有的运动员之一,可是斯坦福大学至今也没有给他“奖励”一个文凭。这正是一所大学坚持自己尊严的结果,更是美国“体教结合”最严格最成功的一面。试问伍兹如果选择的是中国的大学呢,情况会怎么样?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教结合”真是太落伍了。说到底,只要中国体育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变革,那么我们的体育和教育长期都将是两张皮。
体育明星就读国内大学并“获赠”学位可谓司空见惯。有专家尖锐指出,如今的“体育明星求学记”几乎变成一个儿童迪斯尼游乐园:充满喧哗与躁动,光鲜夺目却没有内涵。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行政管理的混乱和不公,更表现为价值体系的崩溃:努力与回报相分离,手段与目的相分离。或许,“刘国正退学事件”正是这一现象最直接的体现,寻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体育与教育之间所存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真正的体教结合距我们还有一段遥远的路途。
体教真的结合了吗?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说:“失去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而‘体教结合’能使双方互补,何乐而不为?”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就在尝试体教结合的路子,比如全国各大体育院校,各省市的地方体校都在宣称,走体教结合的路子,然而实际上,中国体育和教育二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
中国竞技体育腾飞,“一条龙”体制起了关键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种体制渐生弊端,其沉重的代价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尽管像全国冠军邹春兰那样的搓澡工并不是多数,像亚洲大力士才力那样在退役后的潦倒生活也仅仅是个案,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竞技体育运动员文化水平比较低,根源在于中国的运动员从小就脱离了教育,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家长帮助孩子选择了体育之后,文化学习形同虚设,其中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体育成绩和文化成绩二者无法兼得。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国外一些国家能够很好地实现“体教结合”呢?譬如比利时人雅克·罗格曾是一位水上运动员,而且年轻时就表现出极高的体育天赋,后来又成为比利时橄榄球队的一员,他曾夺得帆船项目的一次世界冠军、两次世界亚军,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外科整形医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精通荷兰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并且对现代艺术情有独钟,后来他又成为了欧洲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说,罗格如此博学而多才,除了自己的天斌外,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体教结合的大环境里,从小从事体育运动时,一直都没有放弃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然而,在中国为什么运动员不能“文武双全”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从小选择了体育的运动员自进体校的那时起,基本上都放弃了文化课的学习,尽管目前在中国很多体校都开设与运动员年龄相配套的文化课程,可是对于一心追求体育成绩的运动员来说,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学习的,时间久了学业基本上完全荒废。等这些运动员取得骄人成绩后再去上大学,一切都太晚了,由于基础太差,根本就无法跟上大学学习的节奏,这也注定了许多运动员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混个文憑而已。
几年前,在一次采访中,一位教练曾给我讲了一个他们队里发生的笑话:一位运动员来省队训练,由于枕头破了没有线缝,便给父母写信,枕头的枕不会写,就空着了,他又把“线”字错写成了“钱”,因此信中这样写道:妈妈,我在省队一切都好,就是头破了一个洞,我没有钱缝,快给我寄点钱过来……”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话,父母在接到这封信后,担心坏了,风风火火赶到了省城,结果看到儿子还在队里练得热火朝天呢……
尽管这样的笑话在当今社会已经很少会发生了,但是运动员脱离教育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他们的文化基础都比较差,即使上了大学也很难完成学业。而且很多大学学科专业性都非常强,对于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读书也非易事,何况是缺乏文化基础的运动员呢?
有专家如此感慨:“体教结合是个听起来很美的目标,但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分三种,第一种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直接入学的,这样的学生必须是在国际比赛中有非常出色的成绩的国际健将型的;第二种是国家一级、二级运动员,他们要参加高考,但分数只需要达到正常入学标准的60%左右。这两类学生体育成绩非常好,但学习就很难保证了。第三种是要参加高考,而且分数也不能太低,适当降低一些成绩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学习可以保证了,但运动成绩又很难和前两种相比。”
中国体育不重视教育,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很重视体育。目前,中国教育系统特别是很多中小学忽视体育,体质监测结果表明中国学生体态继续发胖,体能和视力继续下降,不仅影响个人健康,长此以往还将影响民族素质和国家竞争力,同时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少出现像比利时人罗格那样“文武双全”的全才。
于芬“探路”未成功
当前,除了一些省市体校外,全国各体育院校都有着“体教结合”的标签,然而严格说来,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比如,北京体育大学在每届奥运会后都会骄傲地向外界宣称:本校学生夺取多少多少奥运会金牌。可当你仔细看看那些“英雄学生”,都是清一色的熟悉面孔:张国政、王旭、陈中、罗微、张怡宁、孟关良、罗雪娟、王义夫、王丽娜……这些只不过是在北体大挂名的学生而已,而且他们自小接受都是“重视体育专项,忽视文化学习”的培养模式,退一步讲,即使有些高水平运动员多年在体育大学(学院)学习、训练(比如冬奥会滑雪冠军韩晓鹏),可是他们和各省市专业队里的运动员并无什么两样,试问他们能抽出多少时间进行文化课学习,所谓“体教结合”只是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
多年来,国内知名跳水教练于芬组建的“清华跳水队”,也被外界看成是体教结合的试验田。12年前,在了解到清华大学有培养学生运动员的意向后,在清华大学的积极扶持下,于芬成立了清华跳水队。熊晴清、劳丽诗以及周吕鑫等都是她门下的弟子,1998年从国家队退役的伏明霞也以读书的原因在于芬的清华大学跳水队训练,而且在悉尼奥运会上成功复出,并勇夺金牌,因此清华跳水队“体教结合”模式一度名声大噪。
于芬曾多次表达自己创办清华跳水队的初衷,“作为运动员很多人是优秀的,甚至是异常出色的,但是除了跳水他们还能干什么?事实上,我也经常对他们在赛场之外的一些所作所为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更何况,运动队本来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团体,那些没跳出成绩的队员,他们退役后的生活甚至都有可能成问
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那就是有朝一日自己带出来的队员不仅有实力夺取奥运会冠军,而且离开跳水以后,他也同样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进入社会参与竞争,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而清华大学碰巧有这样一种体教结合的想法,所以我就来了,经过多年的摸索,至少我们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已经绝对不再是一厢情愿。伏明霞、劳丽诗这两位奥运会冠军,便是对我们成绩的充分肯定。”
于芬坦言,她之所以会对清华跳水队这种“体教结合”的模式越来越喜欢,是因为在进入了清华大学这个学术氛围很浓的地方之后,她才发现其实不仅队员是需要学习的,就连她本人也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我一进清华,学校就已经给了我教授的待遇。现在我是清华的终身教授,同时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生导师,似乎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在拿下了硕士学位之后,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环境中都有这样的冲劲,就更不用说那些队员了。从这个角度讲,就算我于芬在原来的模式下再培养几个奥运会冠军,也不过就是数量上的变化,并不比我在现在这种模式下多培养几位既具有跳水专长而且又是真正意义的大学生、研究生更有现实意义。”
可是,从目前情况看于芬所说的“体教结合”与体育院校的培养形式同样是大同小异,她選拔上来的这些运动员自小也都在各省市体校训练,同样是没有文化基础的,后来他们即使到清华训练,也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实现“体教结合”了。而且让于芬更头痛的是,四年前她的队员出现了严重的“出逃”现象,清华跳水队相关方面不得不与学生家长、一些省市体育局对簿公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2001年游泳中心宣布,在一个注册年度里,运动员只能注册一个单位,不能进行双重注册。由于这个规定,清华跳水队在此后两年没有参加全国比赛。很多在清华练跳水的孩子一下子陷入绝望,甚至被内部人士告知,在清华跳水队训练,不但很难参加全运会,而且很难再进国家队。
很多人认为,于芬“探路”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目前甚至还举步维艰),主要在于清华的“体教结合”模式与传统的举国体制共同生存于中国跳水界时产生了相互排斥的矛盾。这其中的矛盾,可能有多方面的利害关系驱动,也可能有着一些体制上的冲突,同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清华跳水队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
老虎伍兹为何拿不到文凭?
欧美国家学校体育发展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但前提是他们整体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都有一套完善的选拔机制和培养模式,运动员从小就是边训练边接受文化教育,二者缺一不可。而我们国家综合实力还不够,各级别运动队培养机制还不健全,业余和专业之间水平相差悬殊。只有到了大学这个阶段才开始要求比赛和学习结合,而运动员既要取得好成绩,还要拿到高校毕业证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混文凭”现象既有体育界也原因,也有教育界的失误。比如,几年前中国某知名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一系列的辉煌后,某大学恨不得尽快把大学里的最高学位授予他,这样的做法不仅无视学校的尊严,更加是对高水平运动员的一种变态的“溺爱”,这是不正常的,而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里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记得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东道主选手、18岁的澳大利亚人索普身穿一袭黑色连体紧身“鲨鱼皮”泳装,宛如碧波中前进的鲨鱼,劈波斩浪,一举夺得3枚金牌,顿时威震世界体坛。奥运会后,索普希望能够免试直升悉尼大学,并开始与相关方面研究攻读大学课程的计划。谁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尤其澳大利亚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一些大学极力反对。为此,悉尼大学体育联会出面解释,称悉尼大学同新州体育学院之间订有协议,允许优秀运动员在体育运动期间继续攻读学位课程,免予高中会考直升大学不乏其人,只要入学后他的学习成绩能过关就可以了。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民众仍不赞同,有人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18000名、60%以上的网民认为,索普不参加高中会考实在不公平,是对公平的教育制度的挑战。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投票者说:我们许多人都是经过了十年寒窗才进入大学殿堂,索普凭什么“一步登天”,这样做将会大大打击其他学生的积极性。面对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迫于压力索普只好作出回应:上大学要靠自己的成绩,一定会参加会考。
几年前,记者在采访加拿大游泳队教练安德鲁·科尔时曾了解到,他们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竟然是全职的大学生,他们都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考试进入大学的。考试通不过,无论游泳成绩多么出色,大学是不会招收他们的。而且在加拿大游泳运动员十分普及,竟然有40所大学拥有自己的游泳队,共有2000多名专业游泳运动员。这些大学都是学术成就较高的,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因此不存在不通过入学考试或降低很多标准去招收学生的情况。科尔透露:“即使是学生运动员,因为参加世界性比赛而耽误了课程,每个学期仍必须修满一定的学时。在参加考试上,他们与普通学生的标准一样,不会受到特殊照顾,即便他是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也不行。”
据了解,同加拿大一样,美国大学生的学习和训练都做到了“两手抓”,他们的就业同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美国游泳队教练曾经介绍说,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规定,一个运动员每周的训练时间不能超过20小时,执行得非常严格,超过了不行。另外,一个学生一个赛季的上场场次也有限制,场次到了,即便是到了最关键的比赛,他也不能上场。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学生运动员的学习时间。
再以美国本土的NBA队员为例,我们知道NBA的储备人才主要来自于美国大学篮球联盟,而让中国运动员无法想象的是,美国高中学校里的篮球运动员要想有幸加入梦寐以求大学篮球联盟,不仅在入学之时的SAT与ACT测验(高中学生学业能力的测试)分数都有最低限制,而且学业平均成绩必须保持在2.0(及格线)以上,只要有一门不及格,马上就不得出赛。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向全社会宣告:大学以教育为目的,因此运动员仍应以受教育为主要目标,而体育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学业对“体育特招生”来说并不轻松。例如:高尔夫球手伍兹曾经在19岁时成功申请入读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而且伍兹在斯坦福学习很努力,第一年他就学了很多课程,包括历史、计算机、高尔夫,还有葡萄牙语。二年级时,伍兹又在课程表上加上了经济学、非洲文学和种族研究等课程。不过他为了参加高尔夫职业联赛,在大学二年级时主动放弃了学业。如今,尽管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最知名、最富有的运动员之一,可是斯坦福大学至今也没有给他“奖励”一个文凭。这正是一所大学坚持自己尊严的结果,更是美国“体教结合”最严格最成功的一面。试问伍兹如果选择的是中国的大学呢,情况会怎么样?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教结合”真是太落伍了。说到底,只要中国体育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变革,那么我们的体育和教育长期都将是两张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