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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中医既然是成熟的科学，具有广阔的前景，那么，它是不是就应该具有全球化的条件？您对中医全球化乐观吗？
满晰驳：这个问题很难用乐观或不乐观这样简单的结论来回答。从当前看，情况不容乐观。从长远看，如果中国同道们和中国的领导人充分地意识到當前的问题，并着手加以纠正，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正如我这次演讲的主题那样，“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呀！
采访者：在您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影响中医药全球化的因素是什么？
满晰驳：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忽视甚至丢掉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医药在中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就象刚才讲的：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至今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全人类福祉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认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
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在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行政规定，但在医疗的事实上，中医不能和西医享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专门研究中医的机构少，经费少，更危险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谬。研究人员没能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据去证实中医药的科学特点。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人。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医院中，病历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一种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这样，那就悲惨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医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走向衰落。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竣的社会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2003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3亿人，如果没有中医，谁能支付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呢？到过欧美的人就会知道，欧美的医疗效果并不一定好，许多病的治疗上并不满意。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美做中医呢？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医疗，当然更不能缺少中医。
采访者：针对您看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请您开个“药方”，您会怎么开？
满晰驳：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有几点看法要说一说。
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几年前我看了崔月犁先生的《中医沉思录》，我高兴地看到有许多人在深刻地思考中医的问题了。最近我读了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我们的理解完全一致。太让我高兴了！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学，志同道合的中医的学生呀。我认为，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做好。中医应当在中国的国学传统上尽快复兴起来！
实际上，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两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让人家说你是伪科学。现在，西方人也已经觉察到西医西药的局限性了，但又没有其它办法，很多人把目光转向植物药物，希望从传统医药中寻找出路，这是中医中药发展的好时机。
中国应该加强中医中药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要培养大批真正能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是一万人，而是五十万、一百万人。这样，输送到世界各国的假中医也就少了。中国应该制定中医药学的标准，当然不是以西医学方法来评判的标准，并使它逐步成为国际遵循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消除国际市场上那种传统中药按植物药物，或者西药标准划定的混乱局面。中医中药有自己的标准，用别人的标准就不是中医中药了。
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有三条：一是设法使中国的一些一流学者掌握认识论，即有关现代科学在方法学上与中医学相适应的认识论。二是继承、开发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三是系统地发展属于中医自己的现代技术。比如研制鉴定中药的新技术；药物功能论断的新技术；在医学文献迄今还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医治疗功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等等。这些工作要靠中国的同仁来做，也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采访者：您是不是早就与中国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满晰驳：是的。我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已经有很多年了。与中方签订了几项协议书，合作编纂中英文《中医学规范辞典》、改编《传统针灸学教程》、编写《中医学概论》等等。我很热心于这些工作，因为只有首先把中医的事情做好才行。
我常常肯说：我不知道。这好像是我的口头语。不过真的，我不知道中国不少人已经看清了中医的问题，为什么改起来这么慢；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能够为中医做一些什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会一直努力的。
满晰驳：这个问题很难用乐观或不乐观这样简单的结论来回答。从当前看，情况不容乐观。从长远看，如果中国同道们和中国的领导人充分地意识到當前的问题，并着手加以纠正，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正如我这次演讲的主题那样，“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呀！
采访者：在您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影响中医药全球化的因素是什么？
满晰驳：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忽视甚至丢掉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医药在中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就象刚才讲的：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至今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全人类福祉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认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
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在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行政规定，但在医疗的事实上，中医不能和西医享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专门研究中医的机构少，经费少，更危险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谬。研究人员没能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据去证实中医药的科学特点。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人。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医院中，病历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一种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这样，那就悲惨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医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走向衰落。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竣的社会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2003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3亿人，如果没有中医，谁能支付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呢？到过欧美的人就会知道，欧美的医疗效果并不一定好，许多病的治疗上并不满意。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美做中医呢？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医疗，当然更不能缺少中医。
采访者：针对您看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请您开个“药方”，您会怎么开？
满晰驳：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有几点看法要说一说。
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几年前我看了崔月犁先生的《中医沉思录》，我高兴地看到有许多人在深刻地思考中医的问题了。最近我读了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我们的理解完全一致。太让我高兴了！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学，志同道合的中医的学生呀。我认为，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做好。中医应当在中国的国学传统上尽快复兴起来！
实际上，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两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让人家说你是伪科学。现在，西方人也已经觉察到西医西药的局限性了，但又没有其它办法，很多人把目光转向植物药物，希望从传统医药中寻找出路，这是中医中药发展的好时机。
中国应该加强中医中药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要培养大批真正能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是一万人，而是五十万、一百万人。这样，输送到世界各国的假中医也就少了。中国应该制定中医药学的标准，当然不是以西医学方法来评判的标准，并使它逐步成为国际遵循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消除国际市场上那种传统中药按植物药物，或者西药标准划定的混乱局面。中医中药有自己的标准，用别人的标准就不是中医中药了。
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有三条：一是设法使中国的一些一流学者掌握认识论，即有关现代科学在方法学上与中医学相适应的认识论。二是继承、开发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三是系统地发展属于中医自己的现代技术。比如研制鉴定中药的新技术；药物功能论断的新技术；在医学文献迄今还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医治疗功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等等。这些工作要靠中国的同仁来做，也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采访者：您是不是早就与中国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满晰驳：是的。我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已经有很多年了。与中方签订了几项协议书，合作编纂中英文《中医学规范辞典》、改编《传统针灸学教程》、编写《中医学概论》等等。我很热心于这些工作，因为只有首先把中医的事情做好才行。
我常常肯说：我不知道。这好像是我的口头语。不过真的，我不知道中国不少人已经看清了中医的问题，为什么改起来这么慢；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能够为中医做一些什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会一直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