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教育为什么要国际化？什么才是真正的国际化？12月8日，第二届中美合作促进高中教育国际化校长论坛在广雅中学举行。来自全国17个省市、62个单位的101位中国校长，来自美国21个院校单位、跨洋越海远道而来的29位美国校长、中美学者等参加了此次论坛，对当前教育国际化的各种问题展开观点大PK。
论坛上，还倡议建立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示范学校联盟，该联盟是以公益化联盟为平台，整合社会公益资本与资源等力量，开展公益化、国际化与多样化的合作模式。
观点一：高考指挥棒有无可取之处
美方：追求标准化会导致异化
中方：高考对培养人才有功劳
谈及大学招生标准对中小学人才培养方向具有导向性作用，那么遵循高考指挥棒对于人才的培养健康发展是利是弊？
与会的美国校长直言，中小学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多元化、有独立追求的，应该围绕着学生的生命成长，而不应该围绕着高考指挥棒。
“美国也存在过于重视标准化考试的现象，但这是不利于学生知识获取的。在某种程度上，过于追求标准化教育会导致教育异化现象。”
不过，中国校长则倾向于认为，如果高考指挥棒能够较为科学地反映大学的人才选拔标准，那么中小学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现象是正常而合理的，并且应当致力于大学入学考试测评体系的研究，致力于提供一个能够引导中小学生追逐正确方向的指挥棒。
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何道明认为，如果选择只有高中三年的教育，那么高考指挥棒与人才培养之间的作用是值得认可的。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不一定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的，所以义务教育中应该更注重多元化教育。
“高考是中国真实存在的特殊现象，有一定的必要性。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法的时候，高考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指挥棒。”圣马特奥社区学院总院副院长栾晶认为，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高考一直在改革，大家对高考的看法也是多样化的。
福建厦门英才学校校长潘永俊认为，中国高考恢复30多年了，这30多年来，中国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能完全说没有高考的功劳。再者，假如废除高考制度，又有什么制度可以替代呢？人才的培养是多元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也不一定要围着高考转，选拔制度可以多元化。
“学校教育肩负显性和隐性两种责任。显性责任是帮助学生考上高一级学校;隐形责任则是为学生未来的发展负责。但是在升学要求越来越功利化的背景下，隐形责任容易被忽略。中美校长的观点都有合理性，坚守教育追求满足学生长远发展需求;致力于对大学入学考试的研究，关注现实需求不放弃对学生升学的责任。”广州市第四中学校长陈秋兰说。
观点二：落榜生入读哈佛是否正常
美方：招生体系灵活完全有可能
中方：纯属个案，学生不能效仿
论坛上，还谈到了一个例子，有个中国考生在高考中落榜，却凭借个人在慈善事业中的表现获得哈佛大学的录取，对此，中美校长各有看法。
美国校长认为，中美两国在人才选拔标准上是存在差异的。中国校长则认为该考生被哈佛大学录取只是个例，不会对中小学人才培养方向和模式产生影响。
上海中学校长助理兼国际班高中校长马锋认为，哈佛大学录取该考生有许多因素，既有对学生学业的要求也希望学生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相较之下，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个比较单一的体系。“假如美国学校招收了一个能力较低的学生，学校有一定的资源可以去帮助他，但是根据中国现有的培养机制，招收一个能力较低的学生，学校并不一定可以给予足够的资源去帮助他。”
何道明认为，每一个毕业生都会影响社会、改变社会，但是有些人在高中已经有影响力了。衡量优秀学生的标准不止一个，不一定需要用成绩证明自己是人才，可以用才能或是其他的来证明优秀。
“美国学校的招生体系较灵活，招生标准多元化，所以才能冒风险给学生机会证明自己的才能。”栾晶认为，美国衡量学生的标准并不一定只看GPA，可能更注重行为背后的品质精神，看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校长雷解民认为，该考生被录取毕竟是个例，个案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大力推崇，如果引来大量效仿行为，将是教育的悲哀。“中美人才选拔标准不完全一样，美国的方式更灵活，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国现行高考制度。”
旧金山城市学院校长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将成绩作为入学的考量标准。而且每个学生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也许教育起步不是一样的，社会应该要提供一个机会，让不同阶级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美国为学生提供非常多的第二次机会去接受教育。
观点三：国际人才重创新还是基础
美方：创新思维是基础的源泉
中方：基础扎实才能走得更远
“培养国际人才时，是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还是注重基础知识？”面对这个问题，有校长倾向于适度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更看重创新思维的培养。也有校长认为应该根据学生个人的发展意向确定培养方向。
栾晶认为，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创新思维才是创造基础知识的源泉。陈秋兰认为，在知识爆炸时代，知识是减值的。学习力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竞争力，不仅是当下的学习更是未来持续的竞争力。培养兴趣、专注、坚持等学习品质，在现实和理想中才能走得更远。广雅中学校长叶丽琳则认为，思维训练需要有基础，基础扎实才能走得更远。
马锋说，美国高校的录取更多是对个人的关注，中国也在努力改变。据悉，上海有高中即将推出改革，由学校提供平台，学生可以高中时期就在职业规划师和家长的指导下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
雷解民主张，教育要有个性和差异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创新型人才，尽可能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人因素、家庭环境去定位发展可能更好。
链接：
吴颖民：公校办国际班最好独立于体制外 目前我国基础国际化教育是一种分散、缺少资源支持的探索，大家各自为政，没有彼此分享联络，很容易走偏方向，一些可以共享的资源也没能形成互通。成立联盟，能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共同努力，我相信这种碰撞交流能寻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办学模式，也有利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创新。
我们希望，通过联盟的努力，用国际化推动现代化，用国际化来推动教育创新，用国际化来冲击这种顽固式应试教育堡垒，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学校彼此间确实有一定的生源竞争，但这并非主要的，因为目前各校的国际课程班只面对本校学生。但是，针对国际课程建设，我想大家合作的意愿会高于彼此竞争之间的顾虑。因为首先大家要把这些事情做好，才会有竞争。
有不少人认为，国际教育费用比较高，是一种精英教育。对于普通家庭的学生，是否会造成一种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公平。
吴颖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首先，有钱人能够上得起的学校，不能说是精英教育;其次，如今社会提供的教育是多样的，既有公办又有民办，既有本土化又有国际化，老百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能力选择。只有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机会，才能体现公平。
随着国际课程的探索和发展，它会从一个少数人能享受的东西变成大众化，国际化教育的理念也会慢慢转移到公办教育的体系中来。
如今国际课程班收费较高，而国家政策不允许高收费。吴颖民认为，教育部最终的文件还没出炉，今后有些课程是与剑桥培训中心等外部机构合作涉及收费的，支付的费用或许要独立在体制外。
广东目前除了外国人读的国际学校外，没有一所学校是教育部门批的国际部。而北京、上海有很多公办学校被批准成立国际部，而且是相对独立的，与正常的公办高中招生没有关系，这就不存在占用公有资源。
现在我们很多学校没有经验，而且都不知道国际课程是什么样，先“拿来”，让教育服务机构、中介先引进一些课程，请一些老师。因为请老师很贵，包吃包住包机票包保险等等，要四五十万一个人，很难有空余的资金来“养”这些老师，所以一定要收学费来满足需要。我想，今后收费的事情一定要和体制内的学校划清楚。
吴颖民认为，现在先开国际班作为一个初步探索，应该理解和支持。对国际化教育的探索不要太苛求，大家要往前走、往前看。今后会经过一个洗牌的过程，有些没有资源、管理不善的国际班，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指导，自然会被淘汰。
国际课程要引进课程与师资，引进其他的配套服务，肯定需要比较高的成本。至于它是否有盈利的空间，我想他们首先要遵守工商、税收的相关制度，毕竟作为培训机构，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总体来说，僧多粥少，想出国的人多，高质量的教育中心不多，所以有一定的竞争。
总体来说，优质的国际教育课程，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回报，这很正常。如果更多的学校提供这种优质服务，就不可能维持暴利的局面。
而作为学校，不能以盈利为中心。但学校办国际化，不能说每年都亏，所以它要保本、微利，用来聘请师资、宣传等，能维持正常运作就行了。不过公办学校办国际课程，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牟取暴利的动机，收费也是要上缴的。（吴颖民系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
论坛上，还倡议建立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示范学校联盟，该联盟是以公益化联盟为平台，整合社会公益资本与资源等力量，开展公益化、国际化与多样化的合作模式。
观点一：高考指挥棒有无可取之处
美方：追求标准化会导致异化
中方：高考对培养人才有功劳
谈及大学招生标准对中小学人才培养方向具有导向性作用，那么遵循高考指挥棒对于人才的培养健康发展是利是弊？
与会的美国校长直言，中小学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多元化、有独立追求的，应该围绕着学生的生命成长，而不应该围绕着高考指挥棒。
“美国也存在过于重视标准化考试的现象，但这是不利于学生知识获取的。在某种程度上，过于追求标准化教育会导致教育异化现象。”
不过，中国校长则倾向于认为，如果高考指挥棒能够较为科学地反映大学的人才选拔标准，那么中小学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现象是正常而合理的，并且应当致力于大学入学考试测评体系的研究，致力于提供一个能够引导中小学生追逐正确方向的指挥棒。
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何道明认为，如果选择只有高中三年的教育，那么高考指挥棒与人才培养之间的作用是值得认可的。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不一定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的，所以义务教育中应该更注重多元化教育。
“高考是中国真实存在的特殊现象，有一定的必要性。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法的时候，高考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指挥棒。”圣马特奥社区学院总院副院长栾晶认为，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高考一直在改革，大家对高考的看法也是多样化的。
福建厦门英才学校校长潘永俊认为，中国高考恢复30多年了，这30多年来，中国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能完全说没有高考的功劳。再者，假如废除高考制度，又有什么制度可以替代呢？人才的培养是多元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也不一定要围着高考转，选拔制度可以多元化。
“学校教育肩负显性和隐性两种责任。显性责任是帮助学生考上高一级学校;隐形责任则是为学生未来的发展负责。但是在升学要求越来越功利化的背景下，隐形责任容易被忽略。中美校长的观点都有合理性，坚守教育追求满足学生长远发展需求;致力于对大学入学考试的研究，关注现实需求不放弃对学生升学的责任。”广州市第四中学校长陈秋兰说。
观点二：落榜生入读哈佛是否正常
美方：招生体系灵活完全有可能
中方：纯属个案，学生不能效仿
论坛上，还谈到了一个例子，有个中国考生在高考中落榜，却凭借个人在慈善事业中的表现获得哈佛大学的录取，对此，中美校长各有看法。
美国校长认为，中美两国在人才选拔标准上是存在差异的。中国校长则认为该考生被哈佛大学录取只是个例，不会对中小学人才培养方向和模式产生影响。
上海中学校长助理兼国际班高中校长马锋认为，哈佛大学录取该考生有许多因素，既有对学生学业的要求也希望学生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相较之下，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个比较单一的体系。“假如美国学校招收了一个能力较低的学生，学校有一定的资源可以去帮助他，但是根据中国现有的培养机制，招收一个能力较低的学生，学校并不一定可以给予足够的资源去帮助他。”
何道明认为，每一个毕业生都会影响社会、改变社会，但是有些人在高中已经有影响力了。衡量优秀学生的标准不止一个，不一定需要用成绩证明自己是人才，可以用才能或是其他的来证明优秀。
“美国学校的招生体系较灵活，招生标准多元化，所以才能冒风险给学生机会证明自己的才能。”栾晶认为，美国衡量学生的标准并不一定只看GPA，可能更注重行为背后的品质精神，看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校长雷解民认为，该考生被录取毕竟是个例，个案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大力推崇，如果引来大量效仿行为，将是教育的悲哀。“中美人才选拔标准不完全一样，美国的方式更灵活，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国现行高考制度。”
旧金山城市学院校长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将成绩作为入学的考量标准。而且每个学生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也许教育起步不是一样的，社会应该要提供一个机会，让不同阶级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美国为学生提供非常多的第二次机会去接受教育。
观点三：国际人才重创新还是基础
美方：创新思维是基础的源泉
中方：基础扎实才能走得更远
“培养国际人才时，是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还是注重基础知识？”面对这个问题，有校长倾向于适度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更看重创新思维的培养。也有校长认为应该根据学生个人的发展意向确定培养方向。
栾晶认为，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创新思维才是创造基础知识的源泉。陈秋兰认为，在知识爆炸时代，知识是减值的。学习力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竞争力，不仅是当下的学习更是未来持续的竞争力。培养兴趣、专注、坚持等学习品质，在现实和理想中才能走得更远。广雅中学校长叶丽琳则认为，思维训练需要有基础，基础扎实才能走得更远。
马锋说，美国高校的录取更多是对个人的关注，中国也在努力改变。据悉，上海有高中即将推出改革，由学校提供平台，学生可以高中时期就在职业规划师和家长的指导下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
雷解民主张，教育要有个性和差异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创新型人才，尽可能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人因素、家庭环境去定位发展可能更好。
链接：
吴颖民：公校办国际班最好独立于体制外 目前我国基础国际化教育是一种分散、缺少资源支持的探索，大家各自为政，没有彼此分享联络，很容易走偏方向，一些可以共享的资源也没能形成互通。成立联盟，能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共同努力，我相信这种碰撞交流能寻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办学模式，也有利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创新。
我们希望，通过联盟的努力，用国际化推动现代化，用国际化来推动教育创新，用国际化来冲击这种顽固式应试教育堡垒，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学校彼此间确实有一定的生源竞争，但这并非主要的，因为目前各校的国际课程班只面对本校学生。但是，针对国际课程建设，我想大家合作的意愿会高于彼此竞争之间的顾虑。因为首先大家要把这些事情做好，才会有竞争。
有不少人认为，国际教育费用比较高，是一种精英教育。对于普通家庭的学生，是否会造成一种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公平。
吴颖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首先，有钱人能够上得起的学校，不能说是精英教育;其次，如今社会提供的教育是多样的，既有公办又有民办，既有本土化又有国际化，老百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能力选择。只有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机会，才能体现公平。
随着国际课程的探索和发展，它会从一个少数人能享受的东西变成大众化，国际化教育的理念也会慢慢转移到公办教育的体系中来。
如今国际课程班收费较高，而国家政策不允许高收费。吴颖民认为，教育部最终的文件还没出炉，今后有些课程是与剑桥培训中心等外部机构合作涉及收费的，支付的费用或许要独立在体制外。
广东目前除了外国人读的国际学校外，没有一所学校是教育部门批的国际部。而北京、上海有很多公办学校被批准成立国际部，而且是相对独立的，与正常的公办高中招生没有关系，这就不存在占用公有资源。
现在我们很多学校没有经验，而且都不知道国际课程是什么样，先“拿来”，让教育服务机构、中介先引进一些课程，请一些老师。因为请老师很贵，包吃包住包机票包保险等等，要四五十万一个人，很难有空余的资金来“养”这些老师，所以一定要收学费来满足需要。我想，今后收费的事情一定要和体制内的学校划清楚。
吴颖民认为，现在先开国际班作为一个初步探索，应该理解和支持。对国际化教育的探索不要太苛求，大家要往前走、往前看。今后会经过一个洗牌的过程，有些没有资源、管理不善的国际班，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指导，自然会被淘汰。
国际课程要引进课程与师资，引进其他的配套服务，肯定需要比较高的成本。至于它是否有盈利的空间，我想他们首先要遵守工商、税收的相关制度，毕竟作为培训机构，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总体来说，僧多粥少，想出国的人多，高质量的教育中心不多，所以有一定的竞争。
总体来说，优质的国际教育课程，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回报，这很正常。如果更多的学校提供这种优质服务，就不可能维持暴利的局面。
而作为学校，不能以盈利为中心。但学校办国际化，不能说每年都亏，所以它要保本、微利，用来聘请师资、宣传等，能维持正常运作就行了。不过公办学校办国际课程，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牟取暴利的动机，收费也是要上缴的。（吴颖民系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