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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在广州读研究生，由于研究对象的关系，阅读了北师大赵勇的一些研究大众文化的论文，其行文运笔之老到、思想见解之深刻、谋篇布局之精湛瞬间就击中了我，以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赵氏风格占据了我的脑盘。2006年，我来到了有些闭塞的太行山区某高校任教，在系里举行的迎新会议上，系主任花了很长时间向我们这些新教师谈论科研的意义，举的例子是晋东南师专研究大众文化的赵勇。又是赵勇！难道姓“赵”名“勇”的人就是厉害？我暗自想。从系主任的讲述中得知，北师大赵勇就是晋东南师专赵勇，而且此赵勇爱读书、喜钻研、上进心强，1999年考博去了北师大，毕业后留校做了教授。原来如此！后来在老教师们零零散散的补叙和我个人对他论文的断断续续阅读中，赵勇的形象进一步清晰起来，及至看到他的散文随笔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时评集《抵抗遗忘》（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版），一个有思想、有担当、有批判意识且文采飞扬的形象最终就形成了。
散文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甫一推出就好评如潮，网络和纸媒上的推介文章数不胜数，因此，笔者不拟再对其“指手画脚”，仅对《抵抗遗忘》略评一二，因为在我看来，《抵抗遗忘》也是构成赵勇形象的一环，而且是关键的一环，但相比前者却多少有些被人忽视。
“小历史”也有自己？的“坐标性”
《抵抗遗忘》中的大部分是作者2007至2008年写的时评，凡111篇（含序和后记），计30万字。全书分“社会如何让人记忆和遗忘”“给文化批判一席之地”“教授的‘形象’问题”“恶俗是恶俗者的通行证”“作家不可太聪明”“学者如何面对社会发言”等六部分，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社会、娱乐、教育、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的事件进行了及时叙说和介入。顺着此书的叙述，我们可回顾那几年发生过的一些大事小情，并趁机激活我们曾经拥有过的记忆和感受，比如南方雪灾事件、黑砖窑事件、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作家富豪榜事件、《蜗居》事件、顾彬事件、范跑跑事件等。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重读这些叙述等于加固了个人的文化记忆；对于没有那个年代经历的人们（如“00后”）来说，日后他们接触这些叙述等于扩宽了历史视野，因为客观地说，《抵抗遗忘》中叙述的大部分事件属于“小历史”，它们必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风流云散，消失于历史地平线之下，但逸出正史并不代表它们就没有“坐标性”，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的真谛也许恰恰就存在于这些被人忽视的野史中。然而，在今天这个人人求轻求快的年代，连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免不了要被无厘头化或游戏化，承受被戏说或胡说的命运，因此，即使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与这样环境的耳鬓厮磨中，他们的历史记忆也会变得模模糊糊，而这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如果想到以上这些，那么《抵抗遗忘》的叙述本身就是在为我们存活现场、连接历史。别的不说，单单这一层面就很可贵。
但它的价值重心显然并不是像历史书记员那样忠实记录发生过的事件，而是巧妙运用文化理论和美学知识，借助富有穿透力的知性分析和活泼的文字技巧，拨开纷繁芜杂的事件表象，深度介入内部，让读者轻松快乐地认识到它们背后的深层发生原理和复杂运作机制，从而给人带来智性享受，并为认识社会做铺垫。如在一般读者看来，艳照门中的受害者就是那些被拍艳照的女主人公。作者在认可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网络的虚拟存在与社会道德的现实存在进行了反思，指出网民才是更大的受害者，因为偷看、下载别人的私有物品是一件丧伦理、丢道德的事情，由此呼吁广大网民自觉加强道德修养。《抵抗遗忘》中的其他篇什也是如此，每一篇都饱含着作者深入独到的思考，常常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犀利透辟，直达根柢，耐人咀嚼。
“幸运52”式的行文
光有深刻的思考是不行的，关键是如何把它们呈现出来，“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对此作者是专门动过心思的，因为时评面对的不是专业的小众读者，而是广大公众。于是，他放下学术论文写作中频繁使用术语和细致周密、绵延铺设的“新闻联播”式口吻，代之以“幸运52”的面孔，让文章具有了趣味性和可读性。“每每行文，又总希望自己写得活一些……时评虽然格局窄小，字数有限，但我依然尽量考虑如何谋篇，怎样布局。同时，我也尽量动用一些前现代或后现代的修辞手法：举凡调侃、反讽、戏仿、戏说、庄词谐用、大词小用、正话反讲、反话正说等等，我都有过尝试。如此作文，目的只有一个，力避质木无文。”（《抵抗遗忘·序》）事实证明，作者的这一言说策略是成功的。
说到这，我忽然想起汪曾祺80年代在哈佛大学做的关于语言的演讲，他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高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版）
赵勇的导师、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看了《流年碎影》后曾说他的文章“情信而辞巧”，并鼓励说：“赵勇，努力再努力吧，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理论家，你还会成为一个作家，而作家不就是你少年时期的梦想吗？”现在看来，童先生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个成功的预言家呢。
批判是最大的特色
“情信辞巧”“文质彬彬”固然是“学者作家”赵勇的本质力量在《抵抗遗忘》中的对象化显现，但细看全文，无一篇不针砭，无一章不批挞，句露锋芒，字显利刺，仅“抵抗”二字就可见出其火药味的浓烈，因此它还满满地充盈着批判意识。确实，批判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不过，《抵抗遗忘》虽然批判凌厉，但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建立于批判基础上的责任担当和反思重建才是它的最终诉求。这是该书的灵魂，也是它的最大特点。如果考虑到当下的社会现状：学术研究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公共言说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权力利益面前的奴颜婢膝，对别人痛苦的视而不见，那么，他充满激情地“用自己的文字试探言论尺度”的不懈言说就具有了特别的现实意义和精神价值。正是由此，该书被有关媒体誉为商业化低俗化时期批评领域的“空谷足音”和“山涧清泉”。这很自然地令人想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也很自然地想到了不与社会苟合妥协的鲁迅。如此想来就会发现，赵勇及其《抵抗遗忘》在内在精神上与“士”和鲁迅杂文其实是暗合的，因而他的“抵抗”也就变得更加有力和可信。
但用赵勇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士，而是知识分子；他不仅“要成为学者，还要成为知识分子”，并渴望“在学者身份和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向往一种自由言说说真话的境界”。（《抵抗遗忘·序》）这么说来，他甘冒风险拉开批判之弓对准目标发射是按动了意识中的“知识分子”之阀？然也。在他看来，学者不等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有文化，还要敢于批判、勇说真话；一个学者最重要的不是在专业领域的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不是在各种各样私下场合的洋洋洒洒、慷慨陈词，更不是为了私利曲阿逢迎、昧心媚俗，而是面对社会公共问题的积极介入、大胆抻言和为民请命。由此，他推崇的是顾准、王元化、钱理群、韦伯、赛义德、索尔仁尼琴之类的学者，他们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遵循责任伦理和对抗意识，不折不挠地言说，践行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但言说并不是胡诌，批判也不是乱弹，而是在相应专业知识背景下的有感而发、不平而鸣。从《抵抗遗忘》的论述和分析来看，赵勇已成功地加入了此类知识分子的行列并达到了说真话的境界。
散文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甫一推出就好评如潮，网络和纸媒上的推介文章数不胜数，因此，笔者不拟再对其“指手画脚”，仅对《抵抗遗忘》略评一二，因为在我看来，《抵抗遗忘》也是构成赵勇形象的一环，而且是关键的一环，但相比前者却多少有些被人忽视。
“小历史”也有自己？的“坐标性”
《抵抗遗忘》中的大部分是作者2007至2008年写的时评，凡111篇（含序和后记），计30万字。全书分“社会如何让人记忆和遗忘”“给文化批判一席之地”“教授的‘形象’问题”“恶俗是恶俗者的通行证”“作家不可太聪明”“学者如何面对社会发言”等六部分，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社会、娱乐、教育、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的事件进行了及时叙说和介入。顺着此书的叙述，我们可回顾那几年发生过的一些大事小情，并趁机激活我们曾经拥有过的记忆和感受，比如南方雪灾事件、黑砖窑事件、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作家富豪榜事件、《蜗居》事件、顾彬事件、范跑跑事件等。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重读这些叙述等于加固了个人的文化记忆；对于没有那个年代经历的人们（如“00后”）来说，日后他们接触这些叙述等于扩宽了历史视野，因为客观地说，《抵抗遗忘》中叙述的大部分事件属于“小历史”，它们必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风流云散，消失于历史地平线之下，但逸出正史并不代表它们就没有“坐标性”，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的真谛也许恰恰就存在于这些被人忽视的野史中。然而，在今天这个人人求轻求快的年代，连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免不了要被无厘头化或游戏化，承受被戏说或胡说的命运，因此，即使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与这样环境的耳鬓厮磨中，他们的历史记忆也会变得模模糊糊，而这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如果想到以上这些，那么《抵抗遗忘》的叙述本身就是在为我们存活现场、连接历史。别的不说，单单这一层面就很可贵。
但它的价值重心显然并不是像历史书记员那样忠实记录发生过的事件，而是巧妙运用文化理论和美学知识，借助富有穿透力的知性分析和活泼的文字技巧，拨开纷繁芜杂的事件表象，深度介入内部，让读者轻松快乐地认识到它们背后的深层发生原理和复杂运作机制，从而给人带来智性享受，并为认识社会做铺垫。如在一般读者看来，艳照门中的受害者就是那些被拍艳照的女主人公。作者在认可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网络的虚拟存在与社会道德的现实存在进行了反思，指出网民才是更大的受害者，因为偷看、下载别人的私有物品是一件丧伦理、丢道德的事情，由此呼吁广大网民自觉加强道德修养。《抵抗遗忘》中的其他篇什也是如此，每一篇都饱含着作者深入独到的思考，常常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犀利透辟，直达根柢，耐人咀嚼。
“幸运52”式的行文
光有深刻的思考是不行的，关键是如何把它们呈现出来，“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对此作者是专门动过心思的，因为时评面对的不是专业的小众读者，而是广大公众。于是，他放下学术论文写作中频繁使用术语和细致周密、绵延铺设的“新闻联播”式口吻，代之以“幸运52”的面孔，让文章具有了趣味性和可读性。“每每行文，又总希望自己写得活一些……时评虽然格局窄小，字数有限，但我依然尽量考虑如何谋篇，怎样布局。同时，我也尽量动用一些前现代或后现代的修辞手法：举凡调侃、反讽、戏仿、戏说、庄词谐用、大词小用、正话反讲、反话正说等等，我都有过尝试。如此作文，目的只有一个，力避质木无文。”（《抵抗遗忘·序》）事实证明，作者的这一言说策略是成功的。
说到这，我忽然想起汪曾祺80年代在哈佛大学做的关于语言的演讲，他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高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版）
赵勇的导师、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看了《流年碎影》后曾说他的文章“情信而辞巧”，并鼓励说：“赵勇，努力再努力吧，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理论家，你还会成为一个作家，而作家不就是你少年时期的梦想吗？”现在看来，童先生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个成功的预言家呢。
批判是最大的特色
“情信辞巧”“文质彬彬”固然是“学者作家”赵勇的本质力量在《抵抗遗忘》中的对象化显现，但细看全文，无一篇不针砭，无一章不批挞，句露锋芒，字显利刺，仅“抵抗”二字就可见出其火药味的浓烈，因此它还满满地充盈着批判意识。确实，批判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不过，《抵抗遗忘》虽然批判凌厉，但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建立于批判基础上的责任担当和反思重建才是它的最终诉求。这是该书的灵魂，也是它的最大特点。如果考虑到当下的社会现状：学术研究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公共言说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权力利益面前的奴颜婢膝，对别人痛苦的视而不见，那么，他充满激情地“用自己的文字试探言论尺度”的不懈言说就具有了特别的现实意义和精神价值。正是由此，该书被有关媒体誉为商业化低俗化时期批评领域的“空谷足音”和“山涧清泉”。这很自然地令人想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也很自然地想到了不与社会苟合妥协的鲁迅。如此想来就会发现，赵勇及其《抵抗遗忘》在内在精神上与“士”和鲁迅杂文其实是暗合的，因而他的“抵抗”也就变得更加有力和可信。
但用赵勇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士，而是知识分子；他不仅“要成为学者，还要成为知识分子”，并渴望“在学者身份和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向往一种自由言说说真话的境界”。（《抵抗遗忘·序》）这么说来，他甘冒风险拉开批判之弓对准目标发射是按动了意识中的“知识分子”之阀？然也。在他看来，学者不等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有文化，还要敢于批判、勇说真话；一个学者最重要的不是在专业领域的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不是在各种各样私下场合的洋洋洒洒、慷慨陈词，更不是为了私利曲阿逢迎、昧心媚俗，而是面对社会公共问题的积极介入、大胆抻言和为民请命。由此，他推崇的是顾准、王元化、钱理群、韦伯、赛义德、索尔仁尼琴之类的学者，他们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遵循责任伦理和对抗意识，不折不挠地言说，践行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但言说并不是胡诌，批判也不是乱弹，而是在相应专业知识背景下的有感而发、不平而鸣。从《抵抗遗忘》的论述和分析来看，赵勇已成功地加入了此类知识分子的行列并达到了说真话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