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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当中最为宏大的文学叙事。作品以异常深致的内容涵盖，讲述了由北平沦陷，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彻底战败投降，整整 8年间，发生在这座历史名城当中桩桩件件令人哀伤、激愤的故事。作家选取北平城一条叫作“小羊圈”的偏僻小胡同为故事中心，饱含爱憎地书写了住在其中的祁家、钱家、冠家等十几户身份不同的居民，在民族危亡时期的命运和遭遇。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囊括着许多状写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品。不过，人们在7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眸检读它们，却又得见，其绝大多数都是从敌我尖锐对垒的角度去展现那场民族解放斗争，它们或者着意描绘我国军民在战场上喋血奋战的壮烈行为，或者围绕战时政治、军事的某些焦点，勾画战略与战役态势的此消彼长。然而，《四世同堂》的选题与立意，却跟这些创作截然不同，而是旨在全力反映战争过程中，沦陷区平民生活场景和心理历程。老舍这位平民命运的书写圣手，通过这部小说想要追求的是，依托自己爱国文化人的深入哲思，和盘记录下中华族众遭受异国奴役的屈辱情态，去尽力发掘包藏在民族屈辱底下的文化教训。
铭记民族曾经有过的被征服经历，与沉痛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乃是《四世同堂》彼此紧密绞结的双重主题。
沦陷之前，在北平这座数代古都和文化名城里，人们每以生活得体面、优雅、适意而自豪，他们的祖辈长期环绕在“天子脚下”，家族世居之地乃是举国之“首善之区”，这足以让他们傲视天下。可是在外寇将冷冰冰的刀枪骤然举在他们眼前的时刻，一切从前的尊骄与闲适，都从他们的脸上迅速飘散了。“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去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难堪其重的屈辱，在乍一成了“亡国奴”的时刻，是人们心间挥之不去的惟一感受。《四世同堂》追踪并且摹绘出北平市民，较之于中国其他沦陷区百姓更难平复的那份心头耻辱，人们即便是不得不被动顺应已被征服的惨淡现实，也绝不愿意让世间看到他们已向耻辱让步的窘态。
按照我们后来习见的写作模式，在大量列举了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暴行和劣迹而后，作者是该要虎虎生风地展现被征服者的觉醒与抗争才对。然而，老舍可并不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四世同堂》。作品里面，从肉体到灵魂均已倍受外寇摧残的北平市民，除了只有极少数人——例如汽车司机钱仲石、老诗人钱默吟，以及大学生祁瑞全等，较早投身于杀敌救亡的生死抗争中，绝大多数的城内居民，非但没有尽快加入战斗，反倒在惨淡的现实跟前，惶惑、犹疑、徘徊，以至于退缩、苟且……不能不令读者感到一种难挨的压抑。假如读者能够耐心地读下去，便会觉察，作家老舍是慧眼独具的，也是极其负责的，他通过手中那支冷峻的笔所触及的，绝对是大多数被征服者真实到令人窒息的心理！北平人，作为中国人中最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群体，他们竟然无论怎样浩劫加身，灾狱临头，也必然要依从于他们固有的“国民性”。
贰
从早期创作活动始，老舍便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他启蒙主义的文学动机，写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让他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果断地架起一部诊断精神文化的“爱克斯光”机，用心扫视中华“老”民族惨遭外敌征服处境下的心理堂奥。因为他坚持认为，假如不能打心灵深处探明造成“老”民族被动挨打的潜在原因，国人的手脚就将长久地被捆绑着，中华的百姓就将愈来愈“适合于”给外来的占领者当奴隶。
“启蒙”与“救亡”，这两项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界（包括现代文学界）最基本的也是最光荣、最艰巨的任务，在作家老舍笔下，被如此清醒地协调起来。
让我们再来瞧瞧《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吧，他们的作为，不但令人汗颜，更令人深省——
他们都是酷爱和平的人，但是，对世上存在着战争危机和侵略狂人，却盲然无所知。祖国的东北已经沦丧了好几年，日本人又把战火烧向了京畿卢沟桥畔，可小羊圈胡同里的老住户们，还是没能从太平岁月的懵懂感觉中苏醒。祁老人和他的孙子媳妇韵梅，就是两个无论如何也弄不清侵略者为什么要平白无故闯进自己家园的人。韵梅讲：“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干什么！咱们管保谁也没得罪过他们，大家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比拿刀动杖的强？我猜呀，日本鬼子准是天生的好找别扭，您说是不是？”老人凭他一生的经验，给出了并不比孙媳妇高明的答复：“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日本人爱占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他想，只要把卢沟桥上没用的石头狮子送给侵略军一些，事态便会平息。你看，在这“首善之区”安逸惯了的市民，善良到连外敌侵略到底是咋回事，都找不出答案来，又遑论会有什么奋起反击的意识。他们从开始就幻想着“别把事情闹大了”，而凭着陈年老法子，来应付战乱。消极避祸，息事宁人，这是一套出自古国传统的人生哲学。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极具典范意义的北平文化，照老舍看来，美且美矣，却是一种“熟到了稀烂”的文化。就因为它“过熟”，才丧失了原本应有阳刚气质，空留下一派凄清柔丽的，使人骨酥志短的“美”。最是那伙用柔性文化精神滋养大了的北平人，哪怕是在顶残酷的年头，也“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
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平人，他对故土的赤诚忠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么忠诚与热爱北平的作家笔下，读者居然看到了如此冰冷的事实——“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其间的忧伤与愤懑，又怎能不引发我们的细细回味？作者大约是噙着满眼的泪水，在诉说，在发问：“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
老舍熟知北平文化的底细，纵使这座城已然亡于敌手，他也照旧摸得准北平人的脉像。别看北平城做过几百年的“帝王之都”，“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可是寻访一下，就会知道，他们中间的好些人，连一点“国民意识”也都没有。 跟国家观念明显薄弱不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反倒异常强烈。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传统文化心态，历来强调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特殊地位。以至于在这片国土之上，世世代代，个体成员几乎全部的行为与选择，都须从属于家庭的存在，随时都要以家庭利益为转移和调整。在相应的关系序列里边，不仅每个具体国民的个性，甚至于连全社会的共同利益，都被无可奈何地溶释于家庭的欲念之下。恋家护家，也便成了在家庭宗法制度束缚下人们最突出最根本的观念情结。老舍的《四世同堂》，对中国独有的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做了超出寻常的大开大阖的展示，视其意义，已不在于一般地反映国民的生活图像和心理积淀，而是为了凸现并且拷问传统的家庭观念，给被征服状态下的中华，带来了怎样的不良影响。
叁
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制约着绝大多数市民群众在被征服状态下，必取因循、退让、怯懦、敷衍的守势。同时，我们的文化劣根性中，也不断滋生着一些更为可怕的毒菌，更使世间平添龌龊。侵略者每占领中国一处城乡，都会不期然地收获到中华民族中间的渣滓——汉奸们的逢迎配合，这令敌人更加张狂，也使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四世同堂》里，就有为数惊人的汉奸身影：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胖菊子、冠招弟、李空山、高亦陀、牛教授……像冠晓荷那样，“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都是那么天然的“成熟，得体”的汉奸坯子，几年里执著不懈地追求于卖身投靠，居然怎么也实现不了自己卑鄙的宿愿，可见，类似人物在当时的北平，多得已然不知凡几！
小说里，志在铲奸除害、去旧布新的老诗人钱默吟，面对他的知音祁瑞宣，讲过一番寓意透辟的话：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
这席话，应视为老舍的心音，它来自作家数年的思考，定型于全民抗战的烽火硝烟之中。作家痛切地希望，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老”民族的心态和精神，做一次深入的检讨，做一次庄重的洗礼，将一应保守的、愚弱的、可鄙的民族性格，荡涤干净，再充分建立起足以引导每个国民的灵魂走向刚健、壮美境界的精神文化系统。
作家透过众多人物的所作所为，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老舍借书中人物钱默吟的话语，说出自己的理想：“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老舍心目中的“猎人”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初民精神，未必要求她的人民念过多少书、识得多少字，但是，他们一定须是顶具备正义感，顶具备孔武气质，也顶擅长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惩治外寇、维护自我权益的。当然，作家也并不是一味地希望我们的民族，都倒退回到原始的“猎人”时代，他热烈呼唤着的，是高级的“诗人”文化和原始的“猎人”精神的重新组构与协调化一。书中提示，必须有像钱默吟一样，由传统的善良、正直的文化人，蜕变成为民族的时代的斗士，才算是真的完成了一代文化人的使命。在一整个民族被外来侵略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作家也感到，无须隐瞒他该当提醒人们的主要一点，也就是宁肯暂时放弃儒雅，也不可长久地逃避反抗。
通观《四世同堂》作品的思想优势，尽在于它的文化审视。当我们的国民早已听惯了“经济落后，一个民族就要被动挨打”的道理时，千万别忘了，文化的保守，精神的羸弱，同样是要让一个民族被动挨打的！老舍的这部长篇小说，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此提供了足够的殷鉴。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决定民族存亡的日日夜夜，民族文化的大课题，让老舍这样一位饱含爱国激情的中国文化人，寝食难安，坐立不稳。似一片呕心沥血的规箴，他向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献上了这部长篇巨作。
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当中最为宏大的文学叙事。作品以异常深致的内容涵盖，讲述了由北平沦陷，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彻底战败投降，整整 8年间，发生在这座历史名城当中桩桩件件令人哀伤、激愤的故事。作家选取北平城一条叫作“小羊圈”的偏僻小胡同为故事中心，饱含爱憎地书写了住在其中的祁家、钱家、冠家等十几户身份不同的居民，在民族危亡时期的命运和遭遇。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囊括着许多状写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品。不过，人们在7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眸检读它们，却又得见，其绝大多数都是从敌我尖锐对垒的角度去展现那场民族解放斗争，它们或者着意描绘我国军民在战场上喋血奋战的壮烈行为，或者围绕战时政治、军事的某些焦点，勾画战略与战役态势的此消彼长。然而，《四世同堂》的选题与立意，却跟这些创作截然不同，而是旨在全力反映战争过程中，沦陷区平民生活场景和心理历程。老舍这位平民命运的书写圣手，通过这部小说想要追求的是，依托自己爱国文化人的深入哲思，和盘记录下中华族众遭受异国奴役的屈辱情态，去尽力发掘包藏在民族屈辱底下的文化教训。
铭记民族曾经有过的被征服经历，与沉痛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乃是《四世同堂》彼此紧密绞结的双重主题。
沦陷之前，在北平这座数代古都和文化名城里，人们每以生活得体面、优雅、适意而自豪，他们的祖辈长期环绕在“天子脚下”，家族世居之地乃是举国之“首善之区”，这足以让他们傲视天下。可是在外寇将冷冰冰的刀枪骤然举在他们眼前的时刻，一切从前的尊骄与闲适，都从他们的脸上迅速飘散了。“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去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难堪其重的屈辱，在乍一成了“亡国奴”的时刻，是人们心间挥之不去的惟一感受。《四世同堂》追踪并且摹绘出北平市民，较之于中国其他沦陷区百姓更难平复的那份心头耻辱，人们即便是不得不被动顺应已被征服的惨淡现实，也绝不愿意让世间看到他们已向耻辱让步的窘态。
按照我们后来习见的写作模式，在大量列举了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暴行和劣迹而后，作者是该要虎虎生风地展现被征服者的觉醒与抗争才对。然而，老舍可并不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四世同堂》。作品里面，从肉体到灵魂均已倍受外寇摧残的北平市民，除了只有极少数人——例如汽车司机钱仲石、老诗人钱默吟，以及大学生祁瑞全等，较早投身于杀敌救亡的生死抗争中，绝大多数的城内居民，非但没有尽快加入战斗，反倒在惨淡的现实跟前，惶惑、犹疑、徘徊，以至于退缩、苟且……不能不令读者感到一种难挨的压抑。假如读者能够耐心地读下去，便会觉察，作家老舍是慧眼独具的，也是极其负责的，他通过手中那支冷峻的笔所触及的，绝对是大多数被征服者真实到令人窒息的心理！北平人，作为中国人中最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群体，他们竟然无论怎样浩劫加身，灾狱临头，也必然要依从于他们固有的“国民性”。
贰
从早期创作活动始，老舍便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他启蒙主义的文学动机，写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让他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果断地架起一部诊断精神文化的“爱克斯光”机，用心扫视中华“老”民族惨遭外敌征服处境下的心理堂奥。因为他坚持认为，假如不能打心灵深处探明造成“老”民族被动挨打的潜在原因，国人的手脚就将长久地被捆绑着，中华的百姓就将愈来愈“适合于”给外来的占领者当奴隶。
“启蒙”与“救亡”，这两项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界（包括现代文学界）最基本的也是最光荣、最艰巨的任务，在作家老舍笔下，被如此清醒地协调起来。
让我们再来瞧瞧《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吧，他们的作为，不但令人汗颜，更令人深省——
他们都是酷爱和平的人，但是，对世上存在着战争危机和侵略狂人，却盲然无所知。祖国的东北已经沦丧了好几年，日本人又把战火烧向了京畿卢沟桥畔，可小羊圈胡同里的老住户们，还是没能从太平岁月的懵懂感觉中苏醒。祁老人和他的孙子媳妇韵梅，就是两个无论如何也弄不清侵略者为什么要平白无故闯进自己家园的人。韵梅讲：“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干什么！咱们管保谁也没得罪过他们，大家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比拿刀动杖的强？我猜呀，日本鬼子准是天生的好找别扭，您说是不是？”老人凭他一生的经验，给出了并不比孙媳妇高明的答复：“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日本人爱占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他想，只要把卢沟桥上没用的石头狮子送给侵略军一些，事态便会平息。你看，在这“首善之区”安逸惯了的市民，善良到连外敌侵略到底是咋回事，都找不出答案来，又遑论会有什么奋起反击的意识。他们从开始就幻想着“别把事情闹大了”，而凭着陈年老法子，来应付战乱。消极避祸，息事宁人，这是一套出自古国传统的人生哲学。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极具典范意义的北平文化，照老舍看来，美且美矣，却是一种“熟到了稀烂”的文化。就因为它“过熟”，才丧失了原本应有阳刚气质，空留下一派凄清柔丽的，使人骨酥志短的“美”。最是那伙用柔性文化精神滋养大了的北平人，哪怕是在顶残酷的年头，也“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
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平人，他对故土的赤诚忠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么忠诚与热爱北平的作家笔下，读者居然看到了如此冰冷的事实——“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其间的忧伤与愤懑，又怎能不引发我们的细细回味？作者大约是噙着满眼的泪水，在诉说，在发问：“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
老舍熟知北平文化的底细，纵使这座城已然亡于敌手，他也照旧摸得准北平人的脉像。别看北平城做过几百年的“帝王之都”，“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可是寻访一下，就会知道，他们中间的好些人，连一点“国民意识”也都没有。 跟国家观念明显薄弱不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反倒异常强烈。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传统文化心态，历来强调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特殊地位。以至于在这片国土之上，世世代代，个体成员几乎全部的行为与选择，都须从属于家庭的存在，随时都要以家庭利益为转移和调整。在相应的关系序列里边，不仅每个具体国民的个性，甚至于连全社会的共同利益，都被无可奈何地溶释于家庭的欲念之下。恋家护家，也便成了在家庭宗法制度束缚下人们最突出最根本的观念情结。老舍的《四世同堂》，对中国独有的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做了超出寻常的大开大阖的展示，视其意义，已不在于一般地反映国民的生活图像和心理积淀，而是为了凸现并且拷问传统的家庭观念，给被征服状态下的中华，带来了怎样的不良影响。
叁
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制约着绝大多数市民群众在被征服状态下，必取因循、退让、怯懦、敷衍的守势。同时，我们的文化劣根性中，也不断滋生着一些更为可怕的毒菌，更使世间平添龌龊。侵略者每占领中国一处城乡，都会不期然地收获到中华民族中间的渣滓——汉奸们的逢迎配合，这令敌人更加张狂，也使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四世同堂》里，就有为数惊人的汉奸身影：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胖菊子、冠招弟、李空山、高亦陀、牛教授……像冠晓荷那样，“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都是那么天然的“成熟，得体”的汉奸坯子，几年里执著不懈地追求于卖身投靠，居然怎么也实现不了自己卑鄙的宿愿，可见，类似人物在当时的北平，多得已然不知凡几！
小说里，志在铲奸除害、去旧布新的老诗人钱默吟，面对他的知音祁瑞宣，讲过一番寓意透辟的话：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
这席话，应视为老舍的心音，它来自作家数年的思考，定型于全民抗战的烽火硝烟之中。作家痛切地希望，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老”民族的心态和精神，做一次深入的检讨，做一次庄重的洗礼，将一应保守的、愚弱的、可鄙的民族性格，荡涤干净，再充分建立起足以引导每个国民的灵魂走向刚健、壮美境界的精神文化系统。
作家透过众多人物的所作所为，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老舍借书中人物钱默吟的话语，说出自己的理想：“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老舍心目中的“猎人”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初民精神，未必要求她的人民念过多少书、识得多少字，但是，他们一定须是顶具备正义感，顶具备孔武气质，也顶擅长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惩治外寇、维护自我权益的。当然，作家也并不是一味地希望我们的民族，都倒退回到原始的“猎人”时代，他热烈呼唤着的，是高级的“诗人”文化和原始的“猎人”精神的重新组构与协调化一。书中提示，必须有像钱默吟一样，由传统的善良、正直的文化人，蜕变成为民族的时代的斗士，才算是真的完成了一代文化人的使命。在一整个民族被外来侵略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作家也感到，无须隐瞒他该当提醒人们的主要一点，也就是宁肯暂时放弃儒雅，也不可长久地逃避反抗。
通观《四世同堂》作品的思想优势，尽在于它的文化审视。当我们的国民早已听惯了“经济落后，一个民族就要被动挨打”的道理时，千万别忘了，文化的保守，精神的羸弱，同样是要让一个民族被动挨打的！老舍的这部长篇小说，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此提供了足够的殷鉴。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决定民族存亡的日日夜夜，民族文化的大课题，让老舍这样一位饱含爱国激情的中国文化人，寝食难安，坐立不稳。似一片呕心沥血的规箴，他向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献上了这部长篇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