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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从经济学的逻辑角度剖析改革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国家层面与企业层面的经济健康状况分化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层面和企业运行层面的共赢。同时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以及应注意的问题：供给侧要与需求侧的升级相适应相匹配，经济社会创造软财富与硬财富兼顾，面对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要供给新的社会治理方式。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规模经济；外在经济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实现国家层面和企业运行层面的共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面临下滑，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即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此时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新旧动能的接续与转换显得极为迫切与重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中指出将“三去一补一降”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此项改革运行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目前国家经济整体健康状况与企业个体健康状况出现分化的局面。在主要任务中，去产能是改革工作的一个重点，去产能是指运用市场与政府调控手段淘汰掉经济社会当中的落后产能、无效产能与污染产能，这一举措一方面可以扭转经济资源配置的无效状态，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概念进行解释，规模经济通俗而言指的是U型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的那部分，去产能使得行业中的落后产能、无效产能、污染产能得以被淘汰，退出市场，在市场总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得以存续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需求，因而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使得平均成本降低，这种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是企业通过变动生产规模实现的，因此也称内在经济。作为改革主要任务的降成本采取的举措有：落实税收优惠，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综合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能源成本与物流成本，从而使企业面对的是更为宽松，对企业更为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这一举措带来的变化是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整体向下移动，实现了经济学中提到的外部经济。
迈克尔波特教授通过价值链分析模型指出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增值空间有很大差异。台湾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结合相关理论与自身的从业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在个人电脑的产业链，进而扩展到整个制造业，上游的研发与下游的营销环节附加值较高，而中间的组装环节则附加值较低，利润空间小，整个PC产业制造工序流程的附加值线条就形成了一个两端高、中间低的U型曲线。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外在经济，企业都实现了成本降低，从而帮助企业更具竞争力，企业更有能力进行研发环节的投入，从事创新活动，升级产品线，进行产品的精致化，从而改变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扭转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局面，依靠创新，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中高端环节。微观层面，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创新活动，有助于达成国家整体宏观层面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实现了宏观层面与微观主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共赢局面。
二、与需求侧高级化相匹配的供给侧升级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消费需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反映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吃、穿、用”成为消费的主导。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到2011年左右，居民的居住环境与出行工具面临升级，因此住与行占据消费的主要地位。第三阶段是从2012年左右至今，传统的消费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消费活动向更高层级迈进。消费活动的升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消费品的更为高级化、精致化，体现为需求的纵向升级；二是新商品、新服务的出现，体现为需求的横向创新，比如手机这种移动通讯方式的出现，或者去外层空间旅行。与此相对应，生产端或者供给侧同样需要高级化，需要连续性创新，即使产品或服务走向精细化，德国擅长此种创新方式，同时也需要颠覆性创新，即产品或服务从无到有的过程，美国倾向于此种创新模式。供给侧的高级化与需求侧的高级化相匹配，有利于促使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无论是新产品新服务的出现还是原有产品或服务的精细化、高级化都有利于有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提高，因为需求的纵向升级与横向创新延扭转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无论哪种创新都会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从而使民众的福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此外，我国居民消费活动的转变还体现为由产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的升级，文化娱乐、教育、健康、旅游等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将快速增长，与增长的服务消费相比，供给明显存在着缺口，需要将以往过剩的低端供给的资源转移到不足的中高端供给上来。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未来工作的重点是创造软财富与硬财富兼顾
居民的消费升级不但要求有更精致的产品、更贴心的服务，同时要求产品具有文化内涵、体现了某种生活品味，同样的产品如果赋予了某种文化内涵、反映某种被大众接受与认可的生活态度，产品更容易被消费者所认可，可以实现更高的价值，名牌产品往往价格更高，即有所谓的品牌溢价即是这个道理，产品所蕴含的品味、生活态度、文化内涵其实就代表软财富。软财富是指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他的社会服务业，软财富的特点是消耗的地球资源少，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的思维活动，理念，主要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当今经济社会，软财富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中国的软财富比重相较于美国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而硬财富主要体现为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环节，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在上升，以企业用电为代表，中国工商业电价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电价是美国的2倍，我们通常认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昂，这的确是事实，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工资是中国的6至7倍，但高工资水平与相应的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中国的6倍以上。综合来看，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不在，削减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金融危机后，面临着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原来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逐渐转回本国，苹果公司把部分MAC电脑的制造从中国转移回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已逐渐从中国、日本等地撤回部分岗位，星巴克把陶瓷杯的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这无疑对中国本土的就业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制造业对一国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造业会极大地带动着其他领域的生产活动。如前所述，从经济学的逻辑进行分析供给侧改革可以帮助制造业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与此同时，应在生产的实体产品上赋予更多的精神、文化与思想内涵，从而使得该产品的消费人群可以彰显出某种生活态度，如体现环保时尚、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理念，做到硬财富与软财富的结合，突出产品的稀缺性、差异性，减少其替代性。
四、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供给
互联网时代消费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消费者渴望追求个性，需求多样化，对消费品更新速度加快，针对这种情况，要求企业进行定制化生产，企业要依托数据资源分析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偏好，以满足消费者快速变化的个性化需求，以更好地实现产品价值。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DT（数据技术）取代了IT（信息技术），借助互联网达成的交易数量剧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长迅猛，实现同比增长49.7%，绝对数为2.8万亿元，在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为10.6%。交易的各个环节通过互联网进行，因此需要完善网络治理规则，企业或交易平台获取的交易数据，应该规范数据的使用，在利用数据资源传递的信息的同时，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对于个体存在的过剩经济资源，如何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调剂余缺，实现超量物品和服务的流通、分享和重新使用，出现了“分享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形式，良好的初衷如何实现令人期待的结果，对于规则的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鞠恩民.美国怎样回归制造业[J].财经，2016，（04）.
作者简介：
刘艳，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规模经济；外在经济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实现国家层面和企业运行层面的共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面临下滑，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即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此时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新旧动能的接续与转换显得极为迫切与重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中指出将“三去一补一降”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此项改革运行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目前国家经济整体健康状况与企业个体健康状况出现分化的局面。在主要任务中，去产能是改革工作的一个重点，去产能是指运用市场与政府调控手段淘汰掉经济社会当中的落后产能、无效产能与污染产能，这一举措一方面可以扭转经济资源配置的无效状态，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概念进行解释，规模经济通俗而言指的是U型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的那部分，去产能使得行业中的落后产能、无效产能、污染产能得以被淘汰，退出市场，在市场总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得以存续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需求，因而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使得平均成本降低，这种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是企业通过变动生产规模实现的，因此也称内在经济。作为改革主要任务的降成本采取的举措有：落实税收优惠，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综合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能源成本与物流成本，从而使企业面对的是更为宽松，对企业更为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这一举措带来的变化是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整体向下移动，实现了经济学中提到的外部经济。
迈克尔波特教授通过价值链分析模型指出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增值空间有很大差异。台湾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结合相关理论与自身的从业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在个人电脑的产业链，进而扩展到整个制造业，上游的研发与下游的营销环节附加值较高，而中间的组装环节则附加值较低，利润空间小，整个PC产业制造工序流程的附加值线条就形成了一个两端高、中间低的U型曲线。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外在经济，企业都实现了成本降低，从而帮助企业更具竞争力，企业更有能力进行研发环节的投入，从事创新活动，升级产品线，进行产品的精致化，从而改变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扭转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局面，依靠创新，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中高端环节。微观层面，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创新活动，有助于达成国家整体宏观层面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实现了宏观层面与微观主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共赢局面。
二、与需求侧高级化相匹配的供给侧升级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消费需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反映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吃、穿、用”成为消费的主导。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到2011年左右，居民的居住环境与出行工具面临升级，因此住与行占据消费的主要地位。第三阶段是从2012年左右至今，传统的消费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消费活动向更高层级迈进。消费活动的升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消费品的更为高级化、精致化，体现为需求的纵向升级；二是新商品、新服务的出现，体现为需求的横向创新，比如手机这种移动通讯方式的出现，或者去外层空间旅行。与此相对应，生产端或者供给侧同样需要高级化，需要连续性创新，即使产品或服务走向精细化，德国擅长此种创新方式，同时也需要颠覆性创新，即产品或服务从无到有的过程，美国倾向于此种创新模式。供给侧的高级化与需求侧的高级化相匹配，有利于促使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无论是新产品新服务的出现还是原有产品或服务的精细化、高级化都有利于有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提高，因为需求的纵向升级与横向创新延扭转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无论哪种创新都会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从而使民众的福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此外，我国居民消费活动的转变还体现为由产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的升级，文化娱乐、教育、健康、旅游等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将快速增长，与增长的服务消费相比，供给明显存在着缺口，需要将以往过剩的低端供给的资源转移到不足的中高端供给上来。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未来工作的重点是创造软财富与硬财富兼顾
居民的消费升级不但要求有更精致的产品、更贴心的服务，同时要求产品具有文化内涵、体现了某种生活品味，同样的产品如果赋予了某种文化内涵、反映某种被大众接受与认可的生活态度，产品更容易被消费者所认可，可以实现更高的价值，名牌产品往往价格更高，即有所谓的品牌溢价即是这个道理，产品所蕴含的品味、生活态度、文化内涵其实就代表软财富。软财富是指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他的社会服务业，软财富的特点是消耗的地球资源少，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的思维活动，理念，主要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当今经济社会，软财富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中国的软财富比重相较于美国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而硬财富主要体现为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环节，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在上升，以企业用电为代表，中国工商业电价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电价是美国的2倍，我们通常认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昂，这的确是事实，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工资是中国的6至7倍，但高工资水平与相应的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中国的6倍以上。综合来看，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不在，削减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金融危机后，面临着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原来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逐渐转回本国，苹果公司把部分MAC电脑的制造从中国转移回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已逐渐从中国、日本等地撤回部分岗位，星巴克把陶瓷杯的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这无疑对中国本土的就业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制造业对一国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造业会极大地带动着其他领域的生产活动。如前所述，从经济学的逻辑进行分析供给侧改革可以帮助制造业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与此同时，应在生产的实体产品上赋予更多的精神、文化与思想内涵，从而使得该产品的消费人群可以彰显出某种生活态度，如体现环保时尚、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理念，做到硬财富与软财富的结合，突出产品的稀缺性、差异性，减少其替代性。
四、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供给
互联网时代消费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消费者渴望追求个性，需求多样化，对消费品更新速度加快，针对这种情况，要求企业进行定制化生产，企业要依托数据资源分析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偏好，以满足消费者快速变化的个性化需求，以更好地实现产品价值。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DT（数据技术）取代了IT（信息技术），借助互联网达成的交易数量剧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长迅猛，实现同比增长49.7%，绝对数为2.8万亿元，在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为10.6%。交易的各个环节通过互联网进行，因此需要完善网络治理规则，企业或交易平台获取的交易数据，应该规范数据的使用，在利用数据资源传递的信息的同时，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对于个体存在的过剩经济资源，如何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调剂余缺，实现超量物品和服务的流通、分享和重新使用，出现了“分享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形式，良好的初衷如何实现令人期待的结果，对于规则的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鞠恩民.美国怎样回归制造业[J].财经，2016，（04）.
作者简介：
刘艳，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