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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刊理由：
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他，被当做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
他，在舆论漩涡里遭遇赞扬和谩骂的激烈碰撞
他，在人生道路上穿越国家与民族的跌宕起伏
他，为何被中国众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所尊崇
他，为什么被素不相识的青年奉为“影响我一生的人”
最近几年，“茅于轼”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所关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春运火车票限价有利有弊”“18亿亩耕地红线应该废除”“经济适用房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等观点，经他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议。这让已年过8旬的茅于轼获得了很多称赞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板砖”。
很多人会问：茅于轼的观点从何而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2011年1月17日，在由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云南省商会主办，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协办，风光杂志社、时代名流传媒、中国时代名流网承办的商会桥头堡经济高峰论坛上，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此次论坛的首席主讲嘉宾、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被当做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茅于轼。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话题从经济适用房开始。
“一没创造财富，二没解决公平，还败坏了社会风气”，这是茅于轼对经济适用房的看法，也是他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的原因。
在他看来，本来50万的房子，只卖30万，这个买卖，直接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减少。如果社会财富的减少可以换取公平，那么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出现也还算合理。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真正得到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优惠的，是那些能够出得起30万的人，而最困难的人群是没办法得到经济适用房的优惠的。”
茅于轼认为，把国家的资源优惠给了一小部分人，产生了很多贪污腐化。所以全国都搞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优惠那就是更大的糟糕。
“所以我的回答是，买不起房的人可以租房子住，政府没有义务满足一部分人对房产的占有欲，它的义务是保证大家都有住的地方。政府有什么理由要满足人的欲望呢？”
茅于轼的观点是，年轻人暂时不要买房，靠父母买房这是很丢脸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香港和新加坡都有经济适用房，不是处理得很好吗？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农民，所以能保证经济适用房就是给了最穷的人。”
很显然，对于经济适用房的态度，茅于轼依然旗帜鲜明。
谈到“仇富”话题，茅于轼说在创业与创富的过程中，总有太多的问题困扰着人们。30年前，当国门打开时，国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与美国人干一样的活，甚至中国人干得更多，为什么得到的报酬要比美国人少得多？
鉴于“别人收入高，对我有好处”，茅于轼认为，仇恨富人是没有道理的，反而要有富人是在帮“我”赚钱的认识。
同样都是洗碗，在中国可能一个月只能挣500块人民币，但在美国却至少能获得1000美元的报酬。为什么同样的劳动，报酬差别竟这么大？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穷国与富国的差别。
事实上，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很多，答案也五花八门。茅于轼比较认同的一种回答是，美国洗碗的人工资高，因为顾客收入高。“大家收入都高，就带动了相关行业收入高。收入高的地方，商品就能卖高价。”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别人收入高，对我有好处。”以前，茅于轼写一篇文章只能卖30-50块钱，现在却能卖到1000-2000元了，不是他文章本身的质量提高了几十倍，而是看文章的人收入高了，他们觉得花一两千元看篇文章是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对于茅于轼所发表的一些观点，有的人一直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两头讨好。
“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很少。”
茅于轼说他没想到讨好谁、得罪谁。他认为为富人说话，不管对错，都会遭到攻击；为穷人说话，哪怕说错了，也有人鼓掌。
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认同，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究其原因，茅于轼说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而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中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茅于轼说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茅于轼愿意为诚实致富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他个人得到那些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时常遭到猛烈的批评。有那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茅于轼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茅于轼不仅仅为富人说话，他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他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其实，他“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用茅于轼的话说就是，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办法执行的。惟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
“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 茅于轼觉得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茅于轼说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
茅于轼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结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
茅于轼觉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在风口浪尖，看秋月春风
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言辞犀利，直击要害，被当作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他在舆论漩涡里遭遇赞扬和咒骂的激烈碰撞，赞誉和谩骂不绝于耳。然而对这一切，他都一笑而过：“我懒得去看”。
2008年12月24日,天则研究所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于轼在会上发表观点指出，中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茅于轼特别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他对这一政策表示反对，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茅于轼认为，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市场能够最优地分配资源，用一条红线来分配资源，显然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一政策的错误。”
这次会议的内容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在网络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向茅于轼飞来。攻击者说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很多。从《择优分配原理》引发学界关注，一直到与他人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屡屡抛出重量级调研报告，再到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在灰色地带艰难操作、专事西部扶贫的保姆学校尴尬招生，甚至官司缠身，茅于轼近年来的诸多动作与言论，已经成为公众话题。尤其在最近几年间，他针对大量社会问题、经济现象发表的赞成高校学费提高的观点，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还有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看法，和大量的不俗论断，在获取一些赞扬的同时，更引致洪水般的批判狂潮。
气定神闲，从容淡然，喧嚣嘈杂声里，这位耄耋老人挥挥手：“我不怕被骂。”
崇尚绝对市场主义的茅于轼认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维太少，他已经82岁了，走路不稳，听力不行，好像已经看到了生命尽头的景象，没有时间去伤心与驳斥了，只是抓紧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最紧要和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批评与质疑。他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这些批驳，对于他的治学与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很早就开始提建议的经济学家为数不少，但是能始终保持清醒、能与体制保持距离、同时坚定地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人却不多。
以茅于轼在学界的声望，已经80岁的他绝不需要为了出名而抛出种种惊人言论。对效率低下和公平缺失的焦虑才是其不断建言的原因。
茅于轼强调，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他的言论也因此引起众多的争论。
奥斯卡•王尔德说：“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茅于轼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绌。
茅于轼立足于经济学原理思考问题，循着逻辑彻底探究下去，不因为担忧学术结论带来的政治后果或民意攻击而改弦更张，总是坚持自己思考的结论，不受任何外在压力左右，即使明知自己的思考会冒犯某些团体或民众的利益，也决不退缩或更改自己的立场。他年过80了，却整日奔走在中国的城市、农村，倔强地与人争论、替人呼喊，繁忙不堪。这让记者真正感受到了一个拥有平常心，却太不平常的老人。
德行驭才智，英雄照夕阳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这是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评价，熟悉茅于轼的人，认为这句话用在他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崇自由尚科学的家风、超人的智性才华、美好的天性共同作用于他的身上，80岁的长者始终葆有赤子之心，说真话、为真人。铁道工程师、经济学家、慈善家、公共知识分子……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真正当得起“知识分子”这四个大字的操守与情怀。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茅于轼此前曾取得过许多中外瞩目的学术成就。1979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于轼的话说就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茅于轼的这个原理直接解决的也正是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等于说，茅于轼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况且，茅于轼本是学机械工程的，他的所有关于经济学的思维完全是一个人独自摸索锻炼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优秀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不啻是个人成才的典范。尤其令人感慨的是，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曾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也可见“自学成才”的茅于轼在经济学领域攀升的高度有多么令人钦佩。
1985年，茅于轼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终于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由于茅于轼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所以他在行文时更善于把那些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通俗化阐释，文笔洗练，深入浅出，因此这本书深受欢迎，前后印刷发行了近10万册仍旧脱销。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1987年曾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中撰文评介此书，称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写作中非常难能可贵。
其后，茅于轼又把关注的视角逐渐延伸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甚至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人的未来精神世界进行了严肃的探索，先后写出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和《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等著作，这些书在一些高层次的读者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像“金庸迷”一样，茅于轼也用自己的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茅于轼迷”。
过去的茅于轼著书立说，异常活跃，退休之后的他同样精力充沛，经常积极投身到各种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当中。除了天则所的工作之外，他还亲自在山西省临县设立了小额贷款扶贫基金。这项扶贫实验运作得非常成功，不但帮助当地村民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还有效地总结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运作管理制度。在中国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可能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茅于轼此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媒体纷纷报道他的事迹，并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扶贫基金中来。
在中国诸多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当中，茅于轼是为数不多的思考和行动并举的人之一。他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所有结论几乎都能够在实践当中找到成败的例证，这种像当年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既述又做、知行合一的大家风范在如今的中国学者中已越来越稀缺，但在茅于轼身上则显得那么平易而简单。春秋时期，曾有一个叫叔孙豹的人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段话后来就成了历史上代代相传用来衡量个人价值的“三不朽”论：所谓“立言”，就是发现能够造福社会的真理；“立功”，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社会现有的状态，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立德”，就是亲身实践自己发现的道德规范，成为一个影响他人和后世的楷模。茅于轼无疑是一个履行了这“三论”的人。
在深入接触“三农”问题之后，茅于轼发现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源其实就是城乡的二元化状态，如果不改变这个状态，那么，农民处境永远不会得到改善。因此他总结出农村的根本出路就是城市化，通俗一点说就是“要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在得出这样结论的同时，茅于轼仍旧没有忘记他的知行合一。2002年3月，他和汤敏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农村女孩，把她们介绍到城市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两年多来，他通过实际行动已经帮助很多农村女孩走出了贫困的乡村，获得了相对富裕的城市生活。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蕴含着典型的社会经济意义，他的亲力亲为，实质上是在寻常小事中探索着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难怪当茅于轼70岁寿辰的时候，有崇拜者专门撰文称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甚至直接称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面对这些赞美之辞，茅于轼总是显得诚惶诚恐，他一再强调说：自己只是一个极普通的人，甚至还犯过很多错误，有些至今还在深深懊悔。
不管怎样，体现在茅于轼身上的智慧、慈悲、平民化等精神都是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这些值得尊敬的品质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经常可以从茅于轼的言语之间清晰地感觉到，而且他对记者的提问总是有问必答，没有丝毫的阻滞与戒心。身为学界泰斗，名门之后，能够如此温厚平易，朴实无华，实在让人钦佩不已。此前，记者曾在媒体上看到过茅于轼关于自己人生宗旨的阐述，他说自己的人生宗旨有两条：一是不讲违心话；二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两条合在一起其实是用诚实的态度去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做这个社会的良心。
茅于轼曾说过，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很容易达到饱和，但精神享受却没有极限，而处于精神享受的最高端才是“对真理的发现”。茅于轼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脚步，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范畴。茅于轼总喜欢说，财富不是快乐的惟一源泉，而快乐本身才是人生的最大目的，他甚至设想能创建一门“快乐学”，从而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而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快乐减少。就这样，茅于轼心系着天则所的生存和发展，心系着国家和社会，更心系着整个民族的未来……
责任编辑：张丽芬
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他，被当做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
他，在舆论漩涡里遭遇赞扬和谩骂的激烈碰撞
他，在人生道路上穿越国家与民族的跌宕起伏
他，为何被中国众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所尊崇
他，为什么被素不相识的青年奉为“影响我一生的人”
最近几年，“茅于轼”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所关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春运火车票限价有利有弊”“18亿亩耕地红线应该废除”“经济适用房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等观点，经他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议。这让已年过8旬的茅于轼获得了很多称赞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板砖”。
很多人会问：茅于轼的观点从何而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2011年1月17日，在由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云南省商会主办，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协办，风光杂志社、时代名流传媒、中国时代名流网承办的商会桥头堡经济高峰论坛上，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此次论坛的首席主讲嘉宾、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被当做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茅于轼。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话题从经济适用房开始。
“一没创造财富，二没解决公平，还败坏了社会风气”，这是茅于轼对经济适用房的看法，也是他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的原因。
在他看来，本来50万的房子，只卖30万，这个买卖，直接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减少。如果社会财富的减少可以换取公平，那么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出现也还算合理。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真正得到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优惠的，是那些能够出得起30万的人，而最困难的人群是没办法得到经济适用房的优惠的。”
茅于轼认为，把国家的资源优惠给了一小部分人，产生了很多贪污腐化。所以全国都搞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优惠那就是更大的糟糕。
“所以我的回答是，买不起房的人可以租房子住，政府没有义务满足一部分人对房产的占有欲，它的义务是保证大家都有住的地方。政府有什么理由要满足人的欲望呢？”
茅于轼的观点是，年轻人暂时不要买房，靠父母买房这是很丢脸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香港和新加坡都有经济适用房，不是处理得很好吗？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农民，所以能保证经济适用房就是给了最穷的人。”
很显然，对于经济适用房的态度，茅于轼依然旗帜鲜明。
谈到“仇富”话题，茅于轼说在创业与创富的过程中，总有太多的问题困扰着人们。30年前，当国门打开时，国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与美国人干一样的活，甚至中国人干得更多，为什么得到的报酬要比美国人少得多？
鉴于“别人收入高，对我有好处”，茅于轼认为，仇恨富人是没有道理的，反而要有富人是在帮“我”赚钱的认识。
同样都是洗碗，在中国可能一个月只能挣500块人民币，但在美国却至少能获得1000美元的报酬。为什么同样的劳动，报酬差别竟这么大？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穷国与富国的差别。
事实上，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很多，答案也五花八门。茅于轼比较认同的一种回答是，美国洗碗的人工资高，因为顾客收入高。“大家收入都高，就带动了相关行业收入高。收入高的地方，商品就能卖高价。”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别人收入高，对我有好处。”以前，茅于轼写一篇文章只能卖30-50块钱，现在却能卖到1000-2000元了，不是他文章本身的质量提高了几十倍，而是看文章的人收入高了，他们觉得花一两千元看篇文章是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对于茅于轼所发表的一些观点，有的人一直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两头讨好。
“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很少。”
茅于轼说他没想到讨好谁、得罪谁。他认为为富人说话，不管对错，都会遭到攻击；为穷人说话，哪怕说错了，也有人鼓掌。
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认同，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究其原因，茅于轼说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而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中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茅于轼说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茅于轼愿意为诚实致富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他个人得到那些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时常遭到猛烈的批评。有那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茅于轼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茅于轼不仅仅为富人说话，他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他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其实，他“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用茅于轼的话说就是，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办法执行的。惟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
“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 茅于轼觉得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茅于轼说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
茅于轼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结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
茅于轼觉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在风口浪尖，看秋月春风
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言辞犀利，直击要害，被当作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他在舆论漩涡里遭遇赞扬和咒骂的激烈碰撞，赞誉和谩骂不绝于耳。然而对这一切，他都一笑而过：“我懒得去看”。
2008年12月24日,天则研究所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于轼在会上发表观点指出，中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茅于轼特别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他对这一政策表示反对，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茅于轼认为，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市场能够最优地分配资源，用一条红线来分配资源，显然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一政策的错误。”
这次会议的内容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在网络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向茅于轼飞来。攻击者说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很多。从《择优分配原理》引发学界关注，一直到与他人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屡屡抛出重量级调研报告，再到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在灰色地带艰难操作、专事西部扶贫的保姆学校尴尬招生，甚至官司缠身，茅于轼近年来的诸多动作与言论，已经成为公众话题。尤其在最近几年间，他针对大量社会问题、经济现象发表的赞成高校学费提高的观点，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还有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看法，和大量的不俗论断，在获取一些赞扬的同时，更引致洪水般的批判狂潮。
气定神闲，从容淡然，喧嚣嘈杂声里，这位耄耋老人挥挥手：“我不怕被骂。”
崇尚绝对市场主义的茅于轼认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维太少，他已经82岁了，走路不稳，听力不行，好像已经看到了生命尽头的景象，没有时间去伤心与驳斥了，只是抓紧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最紧要和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批评与质疑。他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这些批驳，对于他的治学与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很早就开始提建议的经济学家为数不少，但是能始终保持清醒、能与体制保持距离、同时坚定地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人却不多。
以茅于轼在学界的声望，已经80岁的他绝不需要为了出名而抛出种种惊人言论。对效率低下和公平缺失的焦虑才是其不断建言的原因。
茅于轼强调，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他的言论也因此引起众多的争论。
奥斯卡•王尔德说：“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茅于轼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绌。
茅于轼立足于经济学原理思考问题，循着逻辑彻底探究下去，不因为担忧学术结论带来的政治后果或民意攻击而改弦更张，总是坚持自己思考的结论，不受任何外在压力左右，即使明知自己的思考会冒犯某些团体或民众的利益，也决不退缩或更改自己的立场。他年过80了，却整日奔走在中国的城市、农村，倔强地与人争论、替人呼喊，繁忙不堪。这让记者真正感受到了一个拥有平常心，却太不平常的老人。
德行驭才智，英雄照夕阳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这是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评价，熟悉茅于轼的人，认为这句话用在他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崇自由尚科学的家风、超人的智性才华、美好的天性共同作用于他的身上，80岁的长者始终葆有赤子之心，说真话、为真人。铁道工程师、经济学家、慈善家、公共知识分子……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真正当得起“知识分子”这四个大字的操守与情怀。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茅于轼此前曾取得过许多中外瞩目的学术成就。1979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于轼的话说就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茅于轼的这个原理直接解决的也正是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等于说，茅于轼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况且，茅于轼本是学机械工程的，他的所有关于经济学的思维完全是一个人独自摸索锻炼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优秀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不啻是个人成才的典范。尤其令人感慨的是，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曾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也可见“自学成才”的茅于轼在经济学领域攀升的高度有多么令人钦佩。
1985年，茅于轼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终于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由于茅于轼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所以他在行文时更善于把那些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通俗化阐释，文笔洗练，深入浅出，因此这本书深受欢迎，前后印刷发行了近10万册仍旧脱销。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1987年曾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中撰文评介此书，称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写作中非常难能可贵。
其后，茅于轼又把关注的视角逐渐延伸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甚至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人的未来精神世界进行了严肃的探索，先后写出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和《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等著作，这些书在一些高层次的读者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像“金庸迷”一样，茅于轼也用自己的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茅于轼迷”。
过去的茅于轼著书立说，异常活跃，退休之后的他同样精力充沛，经常积极投身到各种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当中。除了天则所的工作之外，他还亲自在山西省临县设立了小额贷款扶贫基金。这项扶贫实验运作得非常成功，不但帮助当地村民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还有效地总结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运作管理制度。在中国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可能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茅于轼此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媒体纷纷报道他的事迹，并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扶贫基金中来。
在中国诸多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当中，茅于轼是为数不多的思考和行动并举的人之一。他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所有结论几乎都能够在实践当中找到成败的例证，这种像当年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既述又做、知行合一的大家风范在如今的中国学者中已越来越稀缺，但在茅于轼身上则显得那么平易而简单。春秋时期，曾有一个叫叔孙豹的人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段话后来就成了历史上代代相传用来衡量个人价值的“三不朽”论：所谓“立言”，就是发现能够造福社会的真理；“立功”，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社会现有的状态，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立德”，就是亲身实践自己发现的道德规范，成为一个影响他人和后世的楷模。茅于轼无疑是一个履行了这“三论”的人。
在深入接触“三农”问题之后，茅于轼发现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源其实就是城乡的二元化状态，如果不改变这个状态，那么，农民处境永远不会得到改善。因此他总结出农村的根本出路就是城市化，通俗一点说就是“要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在得出这样结论的同时，茅于轼仍旧没有忘记他的知行合一。2002年3月，他和汤敏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农村女孩，把她们介绍到城市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两年多来，他通过实际行动已经帮助很多农村女孩走出了贫困的乡村，获得了相对富裕的城市生活。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蕴含着典型的社会经济意义，他的亲力亲为，实质上是在寻常小事中探索着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难怪当茅于轼70岁寿辰的时候，有崇拜者专门撰文称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甚至直接称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面对这些赞美之辞，茅于轼总是显得诚惶诚恐，他一再强调说：自己只是一个极普通的人，甚至还犯过很多错误，有些至今还在深深懊悔。
不管怎样，体现在茅于轼身上的智慧、慈悲、平民化等精神都是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这些值得尊敬的品质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经常可以从茅于轼的言语之间清晰地感觉到，而且他对记者的提问总是有问必答，没有丝毫的阻滞与戒心。身为学界泰斗，名门之后，能够如此温厚平易，朴实无华，实在让人钦佩不已。此前，记者曾在媒体上看到过茅于轼关于自己人生宗旨的阐述，他说自己的人生宗旨有两条：一是不讲违心话；二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两条合在一起其实是用诚实的态度去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做这个社会的良心。
茅于轼曾说过，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很容易达到饱和，但精神享受却没有极限，而处于精神享受的最高端才是“对真理的发现”。茅于轼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脚步，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范畴。茅于轼总喜欢说，财富不是快乐的惟一源泉，而快乐本身才是人生的最大目的，他甚至设想能创建一门“快乐学”，从而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而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快乐减少。就这样，茅于轼心系着天则所的生存和发展，心系着国家和社会，更心系着整个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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