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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家思想作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法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社会环境的孕育和滋养。本文从政治背景、经济背景以及文化背景三个角度进行剖析，对法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阐述，对于充分了解法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法家思想；经济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
每一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与滋生和孕育它的“土壤”是息息相关的。法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法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它之所以能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势必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要想更充分的了解法家思想，就要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背景入手，从源头分析与把握法家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经济背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家思想的孕育和产生与春秋战国时期新生产工具的使用、物质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经济的发展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奴隶社会时期，周天子是土地的拥有者，对全国的土地拥有支配权，除去周王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田外，剩余的土地都被以类似井字形的方块划分给各个诸侯，各诸侯虽然可以世代想用分得的土地，但是不能对其进行买卖与转让。这种井田制的土地国有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奴隶制的不断发展也造就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但由于铜器造价较高，主要供奴隶主贵族祭祀、朝聘等活动使用，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劳动工具还是以粗糙的石器为主。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成为奴隶反抗奴隶主的主要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农耕的应用与推广，生产工具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农业生产力也不断提高，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许多公田以外的私田。私田完全由主人自主支配，无需将收入缴纳给国君，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随着私田数量的不断增加，土地逐渐可以进行交换与买卖，井田制开始瓦解，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取代。进入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一家一户的个体耕作取代了集体协作，封建自然经济已见雏形。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对赋税制度进行调整，例如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开始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在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法家实施一系列重农务耕等政策，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
二、政治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新兴地主阶级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势力日渐强盛，取代奴隶主阶级的欲望也日渐强烈，这使得各种政治力量发生激烈的斗争与对抗，社会矛盾激化。为夺取政权、巩固统治，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用强制性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他们开始变法革新，以保证社会转型的顺利成功。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等一大批重视法律、推崇“以法治国”的政治家相继掌权，并在国内实施了政治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为后来法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法家重视法制，力主变革维新，善用坚决果敢的强制措施来达到改革的目标，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崇。经过连年征战和夺权斗争，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封建统治，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统治理论。法家强调尊君顺民，“以法治国”，主张以强制性、权威性的法制塑造社会昌明、国家大治的局面，被各国统治者广泛接受。
三、文化背景
思想文化是经济基础和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周王朝构建了比较完备的礼乐制度，以维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为统治阶级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君权神授”统御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学在官府”是西周文化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能学习文化知识，普通百姓无缘接触到。民间无学术，更无学校教育可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剧变，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始进入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首先，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突破了西周“以天为宗”的天命观，他们的视线从天上转到人间，从对神灵的敬畏转向了对人的能力的承认，进入了注重人事的时期，传统的神权思想和观念逐步瓦解。其次，周室衰微，诸侯雄起，造就了一个颇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使得“学在官府”的情形发生了改变，庶人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思想文化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学术文化走入民间，知识文化在全社会得到了普及。与此同时，各诸侯为了寻求智力支持，以实现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目的，纷纷招贤养士，探究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治国之道。士大夫周游列国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派思想。个人著书立说之风盛行，道、法、名、阴阳等学派相继而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景象。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思想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历史背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变革及由此而产生的宽容的思想文化环境，都为法家相关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然而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的纷战局面毕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大批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启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影响最大也最切合实际的还是法家思想中关于“法治”的主张。
参考文献：
[1]徐秀梅. 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D].山东农业大学，2015.
[2]赵丹丹.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3.
[3]谭宝刚. 先秦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思想渊源[J]. 许昌学院学报，2004，（04）：84-86. [2017-08-26].
作者简介：王喆（1992—），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法家思想；经济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
每一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与滋生和孕育它的“土壤”是息息相关的。法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法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它之所以能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势必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要想更充分的了解法家思想，就要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背景入手，从源头分析与把握法家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经济背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家思想的孕育和产生与春秋战国时期新生产工具的使用、物质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经济的发展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奴隶社会时期，周天子是土地的拥有者，对全国的土地拥有支配权，除去周王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田外，剩余的土地都被以类似井字形的方块划分给各个诸侯，各诸侯虽然可以世代想用分得的土地，但是不能对其进行买卖与转让。这种井田制的土地国有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奴隶制的不断发展也造就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但由于铜器造价较高，主要供奴隶主贵族祭祀、朝聘等活动使用，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劳动工具还是以粗糙的石器为主。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成为奴隶反抗奴隶主的主要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农耕的应用与推广，生产工具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农业生产力也不断提高，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许多公田以外的私田。私田完全由主人自主支配，无需将收入缴纳给国君，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随着私田数量的不断增加，土地逐渐可以进行交换与买卖，井田制开始瓦解，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取代。进入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一家一户的个体耕作取代了集体协作，封建自然经济已见雏形。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对赋税制度进行调整，例如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开始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在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法家实施一系列重农务耕等政策，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
二、政治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新兴地主阶级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势力日渐强盛，取代奴隶主阶级的欲望也日渐强烈，这使得各种政治力量发生激烈的斗争与对抗，社会矛盾激化。为夺取政权、巩固统治，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用强制性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他们开始变法革新，以保证社会转型的顺利成功。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等一大批重视法律、推崇“以法治国”的政治家相继掌权，并在国内实施了政治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为后来法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法家重视法制，力主变革维新，善用坚决果敢的强制措施来达到改革的目标，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崇。经过连年征战和夺权斗争，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封建统治，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统治理论。法家强调尊君顺民，“以法治国”，主张以强制性、权威性的法制塑造社会昌明、国家大治的局面，被各国统治者广泛接受。
三、文化背景
思想文化是经济基础和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周王朝构建了比较完备的礼乐制度，以维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为统治阶级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君权神授”统御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学在官府”是西周文化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能学习文化知识，普通百姓无缘接触到。民间无学术，更无学校教育可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剧变，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始进入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首先，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突破了西周“以天为宗”的天命观，他们的视线从天上转到人间，从对神灵的敬畏转向了对人的能力的承认，进入了注重人事的时期，传统的神权思想和观念逐步瓦解。其次，周室衰微，诸侯雄起，造就了一个颇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使得“学在官府”的情形发生了改变，庶人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思想文化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学术文化走入民间，知识文化在全社会得到了普及。与此同时，各诸侯为了寻求智力支持，以实现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目的，纷纷招贤养士，探究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治国之道。士大夫周游列国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派思想。个人著书立说之风盛行，道、法、名、阴阳等学派相继而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景象。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思想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历史背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变革及由此而产生的宽容的思想文化环境，都为法家相关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然而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的纷战局面毕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大批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启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影响最大也最切合实际的还是法家思想中关于“法治”的主张。
参考文献：
[1]徐秀梅. 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D].山东农业大学，2015.
[2]赵丹丹.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3.
[3]谭宝刚. 先秦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思想渊源[J]. 许昌学院学报，2004，（04）：84-86. [2017-08-26].
作者简介：王喆（1992—），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