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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很多人忧虑美国国会可能采取行动推翻2008年危机后颁布的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最终虽然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希望将其大部废除，但很可能只能说服参议院对中小银行的限制规则进行相对小范围的放宽。不幸的是，考虑到特朗普时代的金融政治态势，这并不意味着金融体系会因此保持相对安全。
在参众两院共和党的支持之下，特朗普总统制定了广泛的放松管制议程。大多数规管金融的关键权力都被授予美联储——讽刺的是，这正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本身要求的，总统则可以任命全权掌管美联储监管工作的人选，这堪称是一个危险的组合。
特朗普不会遵从一些标准的保守派立场，比如赞成自由贸易。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方面想要的东西：政府不要对企业指手画脚。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与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意识形态遗产完全保持一致，而后者坚信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历史上，国会制定金融规则，而美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决定如何实施。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那几十年中，两党之间达成广泛的共识，允许大型金融企业按照自身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这包括借入更多债务并增大债务相对于其股东权益的比率。其中的逻辑（也是得到美联储充分认可的）是这些坐拥数万亿美元资产的大企业能雇用最聪明的人才，而这些人也有能力去安全地管理高度杠杆化的资产负债表。
但2008年9月全球各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破产和濒临破产的浪潮则表明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但是政治体系的整体回应却是自相矛盾的。美联储以及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非但没有被剥夺权力，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首先，中央银行拥有必要的工具——廉价信贷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避免危机加深。其次，现代金融太过复杂又演进得太快，以致任何立法都无法完全跟上步伐。因此必须有人以更详细的方式来负责监督。危机无疑损害了美联储的声誉，但其他可靠的替代监管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最终赋予了美联储更多权力，使其事实上成为金融方面的最高法院。
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在其重量级新书《非民选权力：对央行行为和监管国家合法性的探讨》中更深入地描述了这个故事及其含义。正如塔克所解释的那样，央行掌握的权力集中现象不仅限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笔者是由塔克担任主席的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非授薪成员）。
当一个政党试图推进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议程而同时存在一个最高法院时，明智的政治策略显然是把自己人安插到该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去执行该党的方略。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联储在金融监管方面变得更清晰有效。美联储理事丹·塔鲁罗（Dan Tarullo）明智地削弱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管辖权，因为该行基本处于大银行的把持之下了，主席珍妮特·耶倫则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受监管的融资所带来的问题。理事蕾尔·布林纳德（Lael Brainard）也非常支持这一策略，莎拉·布鲁姆·拉斯金（Sarah Bloom Raskin）在就任财政部副部长之前也是如此。
如今这一切都起了变化。耶伦继任者杰罗姆·鲍威尔的金融监管方略似乎从未明晰，而美联储新任监察副主席兰达尔·K.夸尔斯（Randal K. Quarles）的早期动向表明他很可能会在特朗普和财政部的支持下持续腐蚀金融保护措施（虽然目前为止布林纳德仍然留任）。
塔克认为，在理想状态下那些关键问题——比如说管理所谓“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应该交由国会一级决定，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以及真正的问责制。当然，国会也不是永远正确的，但这就是要用选举来决定人选的原因。
然而我们当前所拥有的却是一个排除了透明和问责制的终极授权。美联储可以在无需进一步国会行动的情况下大幅改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当然国会的意图也确实重要——共和党人就明确表示要让那些大银行任意行事。
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而将追求这一做法的政治负担转移到未经选举的机构是极其危险的。 下一次危机爆发时，美联储（以及其他中央银行）的合法性都将直接受到质疑。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
在参众两院共和党的支持之下，特朗普总统制定了广泛的放松管制议程。大多数规管金融的关键权力都被授予美联储——讽刺的是，这正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本身要求的，总统则可以任命全权掌管美联储监管工作的人选，这堪称是一个危险的组合。
特朗普不会遵从一些标准的保守派立场，比如赞成自由贸易。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方面想要的东西：政府不要对企业指手画脚。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与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意识形态遗产完全保持一致，而后者坚信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历史上，国会制定金融规则，而美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决定如何实施。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那几十年中，两党之间达成广泛的共识，允许大型金融企业按照自身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这包括借入更多债务并增大债务相对于其股东权益的比率。其中的逻辑（也是得到美联储充分认可的）是这些坐拥数万亿美元资产的大企业能雇用最聪明的人才，而这些人也有能力去安全地管理高度杠杆化的资产负债表。
但2008年9月全球各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破产和濒临破产的浪潮则表明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但是政治体系的整体回应却是自相矛盾的。美联储以及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非但没有被剥夺权力，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首先，中央银行拥有必要的工具——廉价信贷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避免危机加深。其次，现代金融太过复杂又演进得太快，以致任何立法都无法完全跟上步伐。因此必须有人以更详细的方式来负责监督。危机无疑损害了美联储的声誉，但其他可靠的替代监管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最终赋予了美联储更多权力，使其事实上成为金融方面的最高法院。
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在其重量级新书《非民选权力：对央行行为和监管国家合法性的探讨》中更深入地描述了这个故事及其含义。正如塔克所解释的那样，央行掌握的权力集中现象不仅限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笔者是由塔克担任主席的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非授薪成员）。
当一个政党试图推进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议程而同时存在一个最高法院时，明智的政治策略显然是把自己人安插到该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去执行该党的方略。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联储在金融监管方面变得更清晰有效。美联储理事丹·塔鲁罗（Dan Tarullo）明智地削弱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管辖权，因为该行基本处于大银行的把持之下了，主席珍妮特·耶倫则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受监管的融资所带来的问题。理事蕾尔·布林纳德（Lael Brainard）也非常支持这一策略，莎拉·布鲁姆·拉斯金（Sarah Bloom Raskin）在就任财政部副部长之前也是如此。
如今这一切都起了变化。耶伦继任者杰罗姆·鲍威尔的金融监管方略似乎从未明晰，而美联储新任监察副主席兰达尔·K.夸尔斯（Randal K. Quarles）的早期动向表明他很可能会在特朗普和财政部的支持下持续腐蚀金融保护措施（虽然目前为止布林纳德仍然留任）。
塔克认为，在理想状态下那些关键问题——比如说管理所谓“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应该交由国会一级决定，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以及真正的问责制。当然，国会也不是永远正确的，但这就是要用选举来决定人选的原因。
然而我们当前所拥有的却是一个排除了透明和问责制的终极授权。美联储可以在无需进一步国会行动的情况下大幅改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当然国会的意图也确实重要——共和党人就明确表示要让那些大银行任意行事。
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而将追求这一做法的政治负担转移到未经选举的机构是极其危险的。 下一次危机爆发时，美联储（以及其他中央银行）的合法性都将直接受到质疑。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