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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讲的核心概念是时代性、扩张性、约束性。
时代性是什么概念？每个时间里面包含的时代性是不一样的。比如生活在改革开放前和今天这个世界，丰富程度大相径庭。生活在不同空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生在什么样的时代，跟你能有多大作为高度相关。
扩张性就是企业家做什么的自由。自由越多，企业家一定会做得越大。同时，企业家跟社会、跟政府监管之间有边界和规则，也有不做什么的约束。做什么的自由和不做什么的约束这种二重性，是商业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我想结合美国和中国的情况讲一下。
美国：无法超越的1830年代
2007年《福布斯》杂志做了一个研究，用财富和GDP比重来测算历史上排名前15的富豪。5位出生于1830年代，排名第一的是洛克菲勒，石油大王，出生在1836年；排名第二的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出生在1835年；排名第八的林业大亨韦尔豪泽出生于1834年，百货业的马歇尔·菲尔德出生在1838年，恶魔天才杰伊·古尔德出生在1836年。
如果从1776年开始算，美国240年最富有的15个人竟然有1/3是出生在同一个十年的代际，这就是无法超越的1830年代。
还有些人没有在美国历史上最富的15个人的行列，但影响非常大。比如说J.P.摩根，J.P.摩根本人就出生在1837年，摩根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代人，最有影响力的就是J.P.摩根。18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大富豪出生最多的时代，永远没办法超越。
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当这些人而立之年时，刚好是美国内战结束。之前美国是三块经济体，南部、东部和当时的西部（现在的中部），而且是分割的。内战结束后开始形成统一市场，铁路、能源、电力革命、深度工业化，整个经济从大到强。1894年，美国无论是制造业还是经济总量都是全世界第一。这些人刚好赶上了这个黄金时代。
那么这些人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德龙说， “那些幸运的人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的地点，他们紧紧盯住任何可以发财的机会并牢牢将其把握”，把大量财富收入囊中，然后让政治力量去扶持他们。差不多到1900年左右，他们六七十岁时，这些最富有的人聚集了整个国家财富的40%左有。
所以富豪的财富之源，一是股票市场繁荣，财富就上来了；二是政府大力扶持；三是他们都找到了具有时代性、未来性的产业。这些有巨大社会效应的企业，利用市场地位和影响力，把大部分社会附加值变成企业利润，然后资本化。
到1900年，财富结构开始转变了。1900年的22位亿万富翁，9个来自铁路，3个是继承，5个金融，1个钢铁，4个百货。这个结构里面看到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就是产融结合。
斯坦福大學是利兰·斯坦福捐的，他是美国铁路巨头。他先是获得铁路所有权，然后证券化。当时大家对未来股价的预期非常不确定，股票波动性非常大。美国当时没有证券管理，大量富豪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股票市场上赚钱。
在1900年至1930年间，亿万富翁不断增加（从22个到了30个）。行业开始多元化，亿万富翁也不再集中于铁路行业和金融领域。还有光学、零售、化学、烟草、农业机械、汽车、食品加工、地方城市铁路、石油、钢铁等等。
这个年代富豪的特征就是要搞管理、技术、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络等等，这就是“管理型资本主义”的时代。建立大型企业，利用规模经济潜力，然后进入资本市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尔街愿意去买他们的企业，财富自然就上升了。
到了1920～1950年，亿万富翁的数量是下降的，因为罗斯福新政开始了，打击豪强。颁布了很多措施，证券法也有了，反托拉斯，没那么容易暴富了。
富豪在减少，但整个经济的增长性，从2 0世纪30年代到4 0年代，5年代到6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好，不是说富豪少了经济就不行了。一个时代没有那么多富豪，不等于说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就下降了。
一直到1980年，超级富翁再次崛起。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金融，9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原来金融对豪强的抑制没有了，界限模糊了；第二个就是新产业又出现了。新的产业出现过程当中，政府相对是比较宽容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1911年把标准石油公司给拆掉了；1945年把美洲铝业干掉了；1984年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干掉了。但是IBM被起诉了12年之后，里根上台，没有被拆分。到世纪末要拆微软，司法部最后也放过了，只是对微软进行了一定惩罚，让微软不要过分去捆绑操作系统。所以对新经济的宽容，纳斯达克市场的支持，自然又开始jm现超级富翁。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亚马逊，富豪年龄都很轻，富豪的产品也很轻。
我的感觉，美国最大的富豪在历史上出现的曲线像是U形结构。U形这边是永远无法超越的1830年代，慢慢的超级富翁没有那么多了。到了新经济之后，金融自由化再加上新技术革命，又起来了。当然从占GDP的比例的角度，超不过前面。
中国的“镀金年代”
回到中国，我觉得中国富豪要特别感恩今天的时代。第一要感谢改革开放，全球化，这是时代大背景。
中国富豪第二要感谢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为他们赋能。为什么全世界服务性品牌，特别是和互联网有关的，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因为服务是要靠人的反馈帮助你修正的。比较小的地方不可能干出来。你看全世界很牛的服务品牌，特别是连锁品牌，美国特别多，因为有大量的反馈，帮助把体验做到标准化。不是说人有多聪明，而是说你接受的信息反馈有多复杂、多迅速、反馈量有多大，最后把你变成什么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忘了这个根本性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技术革命红利和人口红利集中在谁的身上呢？
集中在1960～197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群体。BAT都在里面。基本上都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出生的人。互联网进入中国是1994年、1995年前后。真正开始形成一定应用是在2000年前后的十几个月，刚好这批人也是到而立之年。 美国超级富豪而立之年搞铁路、搞石油、搞钢铁，搞那个年代的基础没施。中国这些企业家就建了我们时代的网络。
第三，感谢高估值、高杠杆、低成本圈地的金融环境。中国公司市值很高，所以创始人财富就多。估值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中国富豪和国外同类富豪的公司估值相同，中国富豪财富要大幅缩水。中国很多富豪的财富靠转制、靠高杠杆收购、靠同地。这都是很特别的财富来源。
最后我觉得还要感谢一下政府包容。我们整天说政府这个裁判员非要当运动员，但互联网有些情况是，运动员也在当裁判员，因为裁判没他们懂。很多行业，到底谁说了算呢？
总结一下，中国富豪特别是互联网富豪的财富来源，有他们主观努力的成分，客观上，一是要感谢改革开放、全球化、技术革命。二是感谢人口红利。三是感谢中国高估值的金融环境。最后要感谢政府开明。
大时代的责任
中国的国运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1995年，日本大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有149家，2017年只有51家；2002年，美国大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有198家，2017年为132家。这些空间中国抢了大部分。中国的总量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而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已经走在世界前面了，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的，非上市的有小米、滴滴、美团、大疆、陆金所等等。
由于中国的强势发展，可以看到以10亿美元作为门槛的全球富豪榜，大中华地区已经超过美国了，城市里面北京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弱一点。
我认为，美国是在“镀金年代”即出生在1830年代的人达到富豪榜的历史巅峰。中国改革开放相当于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大爆炸，出生在1960、1970年代的这一批可能会达到巅峰。什么叫达到巅峰呢？就是未来很多年只能仰望，因为现在才是刚刚开始。你想想看，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未来市值再翻一两倍有问题吗？
我常常觉得，马云、马化腾并不比柳传志、张瑞敏聪明，并不比他们更坚韧不拔，而是在新时代、新机遇的历史节点上，很多因素碰到一起，马云、马化腾很有可能变成相当长时间无法超越的人，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商业坐标。前提是他们不要犯大的错误。
中国公司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经从量到质在改变。过去我们是虚胖，现在中国公司的肌肉长得非常好。过去我们很低效，现在中国公司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强。过去长身体，现在长脑子，你看2017年集成电路方面的股票涨得很好，这是中国智造、创造在显示价值。
所以我有一种体会，中国开始迈入“冠军时代”。要投一家中国公司，你去看这家公司在行业里是不是冠军，或者说前几位，你要关注它的成长。在全球市场，中国公司也开始迈向冠军。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中国的创新也会走向世界。
我国的问题还是价值创造能力比较弱，美国上市公司平均的资本回报是11.6%，我们只有3%，人家投1块钱所赚的钱是我们的几乎4倍。OPPO从市场份额来看，苹果是它的2倍多一点，但是苹果的利润是它的40倍。
十九大确定了新时代的坐标系。十九大很重要，不是管五年十年，而把本世纪中叶都已初步规划好了。现在是2017年，2020、2035、2050年，都有一个路标。新时代发展是四“更”，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金融现在的要求和以前也是不一样的。
我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向，从宏观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上是注重企业家创新和新工匠精神。同时，我注意到企业家也在自我进化。马化腾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说， “当外界掌声越热烈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马云最近接受采访时讲到扶贫，他说“新时代的新型企业要承担新的家国情懷”。
我觉得中国这些最最超级的企业家们，如果能够自觉地适应时代变化、自我进化，他们的命运一定不会和美国当初“镀金年代”中的企业家相同。
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按照新发展理念发展，因此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型是比较理性和温和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
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达沃斯论坛有个问卷调查，3000多人参加了路透社的调查，认为中国会主宰下一个世代全球议程的比重有36%，超过了美国的32%。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中国正在向全球秩序参与者、制定者的方向前进，全球对于中国还是有很好的期望。未来如果沿着“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方向去深化和进步，我们真的有可能见证中国有史以来最美好时代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们都肩负着时代的责任。
时代性是什么概念？每个时间里面包含的时代性是不一样的。比如生活在改革开放前和今天这个世界，丰富程度大相径庭。生活在不同空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生在什么样的时代，跟你能有多大作为高度相关。
扩张性就是企业家做什么的自由。自由越多，企业家一定会做得越大。同时，企业家跟社会、跟政府监管之间有边界和规则，也有不做什么的约束。做什么的自由和不做什么的约束这种二重性，是商业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我想结合美国和中国的情况讲一下。
美国：无法超越的1830年代
2007年《福布斯》杂志做了一个研究，用财富和GDP比重来测算历史上排名前15的富豪。5位出生于1830年代，排名第一的是洛克菲勒，石油大王，出生在1836年；排名第二的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出生在1835年；排名第八的林业大亨韦尔豪泽出生于1834年，百货业的马歇尔·菲尔德出生在1838年，恶魔天才杰伊·古尔德出生在1836年。
如果从1776年开始算，美国240年最富有的15个人竟然有1/3是出生在同一个十年的代际，这就是无法超越的1830年代。
还有些人没有在美国历史上最富的15个人的行列，但影响非常大。比如说J.P.摩根，J.P.摩根本人就出生在1837年，摩根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代人，最有影响力的就是J.P.摩根。18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大富豪出生最多的时代，永远没办法超越。
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当这些人而立之年时，刚好是美国内战结束。之前美国是三块经济体，南部、东部和当时的西部（现在的中部），而且是分割的。内战结束后开始形成统一市场，铁路、能源、电力革命、深度工业化，整个经济从大到强。1894年，美国无论是制造业还是经济总量都是全世界第一。这些人刚好赶上了这个黄金时代。
那么这些人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德龙说， “那些幸运的人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的地点，他们紧紧盯住任何可以发财的机会并牢牢将其把握”，把大量财富收入囊中，然后让政治力量去扶持他们。差不多到1900年左右，他们六七十岁时，这些最富有的人聚集了整个国家财富的40%左有。
所以富豪的财富之源，一是股票市场繁荣，财富就上来了；二是政府大力扶持；三是他们都找到了具有时代性、未来性的产业。这些有巨大社会效应的企业，利用市场地位和影响力，把大部分社会附加值变成企业利润，然后资本化。
到1900年，财富结构开始转变了。1900年的22位亿万富翁，9个来自铁路，3个是继承，5个金融，1个钢铁，4个百货。这个结构里面看到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就是产融结合。
斯坦福大學是利兰·斯坦福捐的，他是美国铁路巨头。他先是获得铁路所有权，然后证券化。当时大家对未来股价的预期非常不确定，股票波动性非常大。美国当时没有证券管理，大量富豪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股票市场上赚钱。
在1900年至1930年间，亿万富翁不断增加（从22个到了30个）。行业开始多元化，亿万富翁也不再集中于铁路行业和金融领域。还有光学、零售、化学、烟草、农业机械、汽车、食品加工、地方城市铁路、石油、钢铁等等。
这个年代富豪的特征就是要搞管理、技术、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络等等，这就是“管理型资本主义”的时代。建立大型企业，利用规模经济潜力，然后进入资本市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尔街愿意去买他们的企业，财富自然就上升了。
到了1920～1950年，亿万富翁的数量是下降的，因为罗斯福新政开始了，打击豪强。颁布了很多措施，证券法也有了，反托拉斯，没那么容易暴富了。
富豪在减少，但整个经济的增长性，从2 0世纪30年代到4 0年代，5年代到6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好，不是说富豪少了经济就不行了。一个时代没有那么多富豪，不等于说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就下降了。
一直到1980年，超级富翁再次崛起。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金融，9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原来金融对豪强的抑制没有了，界限模糊了；第二个就是新产业又出现了。新的产业出现过程当中，政府相对是比较宽容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1911年把标准石油公司给拆掉了；1945年把美洲铝业干掉了；1984年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干掉了。但是IBM被起诉了12年之后，里根上台，没有被拆分。到世纪末要拆微软，司法部最后也放过了，只是对微软进行了一定惩罚，让微软不要过分去捆绑操作系统。所以对新经济的宽容，纳斯达克市场的支持，自然又开始jm现超级富翁。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亚马逊，富豪年龄都很轻，富豪的产品也很轻。
我的感觉，美国最大的富豪在历史上出现的曲线像是U形结构。U形这边是永远无法超越的1830年代，慢慢的超级富翁没有那么多了。到了新经济之后，金融自由化再加上新技术革命，又起来了。当然从占GDP的比例的角度，超不过前面。
中国的“镀金年代”
回到中国，我觉得中国富豪要特别感恩今天的时代。第一要感谢改革开放，全球化，这是时代大背景。
中国富豪第二要感谢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为他们赋能。为什么全世界服务性品牌，特别是和互联网有关的，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因为服务是要靠人的反馈帮助你修正的。比较小的地方不可能干出来。你看全世界很牛的服务品牌，特别是连锁品牌，美国特别多，因为有大量的反馈，帮助把体验做到标准化。不是说人有多聪明，而是说你接受的信息反馈有多复杂、多迅速、反馈量有多大，最后把你变成什么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忘了这个根本性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技术革命红利和人口红利集中在谁的身上呢？
集中在1960～197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群体。BAT都在里面。基本上都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出生的人。互联网进入中国是1994年、1995年前后。真正开始形成一定应用是在2000年前后的十几个月，刚好这批人也是到而立之年。 美国超级富豪而立之年搞铁路、搞石油、搞钢铁，搞那个年代的基础没施。中国这些企业家就建了我们时代的网络。
第三，感谢高估值、高杠杆、低成本圈地的金融环境。中国公司市值很高，所以创始人财富就多。估值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中国富豪和国外同类富豪的公司估值相同，中国富豪财富要大幅缩水。中国很多富豪的财富靠转制、靠高杠杆收购、靠同地。这都是很特别的财富来源。
最后我觉得还要感谢一下政府包容。我们整天说政府这个裁判员非要当运动员，但互联网有些情况是，运动员也在当裁判员，因为裁判没他们懂。很多行业，到底谁说了算呢？
总结一下，中国富豪特别是互联网富豪的财富来源，有他们主观努力的成分，客观上，一是要感谢改革开放、全球化、技术革命。二是感谢人口红利。三是感谢中国高估值的金融环境。最后要感谢政府开明。
大时代的责任
中国的国运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1995年，日本大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有149家，2017年只有51家；2002年，美国大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有198家，2017年为132家。这些空间中国抢了大部分。中国的总量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而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已经走在世界前面了，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的，非上市的有小米、滴滴、美团、大疆、陆金所等等。
由于中国的强势发展，可以看到以10亿美元作为门槛的全球富豪榜，大中华地区已经超过美国了，城市里面北京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弱一点。
我认为，美国是在“镀金年代”即出生在1830年代的人达到富豪榜的历史巅峰。中国改革开放相当于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大爆炸，出生在1960、1970年代的这一批可能会达到巅峰。什么叫达到巅峰呢？就是未来很多年只能仰望，因为现在才是刚刚开始。你想想看，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未来市值再翻一两倍有问题吗？
我常常觉得，马云、马化腾并不比柳传志、张瑞敏聪明，并不比他们更坚韧不拔，而是在新时代、新机遇的历史节点上，很多因素碰到一起，马云、马化腾很有可能变成相当长时间无法超越的人，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商业坐标。前提是他们不要犯大的错误。
中国公司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经从量到质在改变。过去我们是虚胖，现在中国公司的肌肉长得非常好。过去我们很低效，现在中国公司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强。过去长身体，现在长脑子，你看2017年集成电路方面的股票涨得很好，这是中国智造、创造在显示价值。
所以我有一种体会，中国开始迈入“冠军时代”。要投一家中国公司，你去看这家公司在行业里是不是冠军，或者说前几位，你要关注它的成长。在全球市场，中国公司也开始迈向冠军。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中国的创新也会走向世界。
我国的问题还是价值创造能力比较弱，美国上市公司平均的资本回报是11.6%，我们只有3%，人家投1块钱所赚的钱是我们的几乎4倍。OPPO从市场份额来看，苹果是它的2倍多一点，但是苹果的利润是它的40倍。
十九大确定了新时代的坐标系。十九大很重要，不是管五年十年，而把本世纪中叶都已初步规划好了。现在是2017年，2020、2035、2050年，都有一个路标。新时代发展是四“更”，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金融现在的要求和以前也是不一样的。
我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向，从宏观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上是注重企业家创新和新工匠精神。同时，我注意到企业家也在自我进化。马化腾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说， “当外界掌声越热烈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马云最近接受采访时讲到扶贫，他说“新时代的新型企业要承担新的家国情懷”。
我觉得中国这些最最超级的企业家们，如果能够自觉地适应时代变化、自我进化，他们的命运一定不会和美国当初“镀金年代”中的企业家相同。
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按照新发展理念发展，因此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型是比较理性和温和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
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达沃斯论坛有个问卷调查，3000多人参加了路透社的调查，认为中国会主宰下一个世代全球议程的比重有36%，超过了美国的32%。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中国正在向全球秩序参与者、制定者的方向前进，全球对于中国还是有很好的期望。未来如果沿着“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方向去深化和进步，我们真的有可能见证中国有史以来最美好时代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们都肩负着时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