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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似乎已经从贸易战的悬崖边上撤了回来，这是个好消息。虽然细节披露不多，但5月19日达成的协议消解了紧张局势并承诺展开进一步谈判。而坏消息则是这一系列谈判的框架是有缺陷的：要想解决美国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产生的基础经济失衡问题，光靠跟任何一个国家达成协议都是杯水车薪。
针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解决方案之间长期存在着脱节。1930年5月，1028名美国知名学术经济学家向时任总统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写了一封公开信，敦促他否决尚未通过的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案。胡佛忽视了这一建议，结果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战把一场原本小规模的萧条搞“大”了。如今特朗普总统对如何实现“让美国再度伟大起来”这句口号的解读方式也与前者异曲同工。
政客们一直都偏爱双边的观点，因为这可以将矛盾简单化：你通过针对特定国家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多边手段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赞同，因为它强调了储蓄和投资之间错配所导致的国际收支扭曲。这种简单和复杂之间的对比正是经济学家经常在公众辩论中落入下风的重要原因。须知这门晦涩的学科从来都不是以清晰明了著称的。
美中之辩正是如此。中国很容易被锁定为一个政治目标，毕竟它在2017年占据了美国8000亿美元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46%。
战略上的隐忍已经被烦躁所取代，而秉承民族主义的特朗普政府领导正是冲在了攻击中国的最前线。
在这种气氛中，来自像我这类多边主义经济学家的反对论点就显得空洞无聊。将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归结于国内储蓄的极端短缺——在2017年第四季度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3%——在公共舆论中不受待见。同样，当我们强调中国只是一个更庞大多边问题的其中一个大的板块时也无济于事：美国在2017年可是与102个国家之间存在双边商品贸易逆差。我们还指出，存在自其他国家输入中国装配平台的原料所引起的供应链扭曲现象，一旦把这种统计手法纠正过来将会令美中贸易失衡数字减少35%～40%，但应者寥寥。
尽管可能存在着谬误，但双边政治话题的争论在美国引起了共鸣，因为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急于为自身的焦虑找到发泄口。争论中的说法是贸易赤字导致了失业以及工资缩减。同时由于2017年的商品贸易缺口已经相当于GDP的4.2%，这类压力在当前的经济复苏中只会日益加剧。因此针对中国就具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
那么5月19日的交易又能敲定些什么呢？这除了叫停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之外几乎没有实际好处。美国谈判代表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在两年时间框架内将双边贸易不平衡削减约2000亿美元的目标上。鉴于美国多边问题的严重程度，这一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美国在过去六个月出台了大规模且不合时宜的减税以及联邦支出增长。
事实上，由于预算赤字可能继续扩大，美国的储蓄缺口只会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加深。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和多边贸易的赤字都会增大，而这些赤字也无法通过面向某一国的针对性双边行动来解决。
就算中方与美方步调一致且美国能摆脱储蓄的掣肘，但美方寻求用一种公式化的双边方案来解决自身多边问题的做法实际上也滥用了其信誉。自2000年以来美中商品贸易失衡的最大年度缩减量为410亿美元，但这一缩减是发生在2009年大衰退的最严重阶段。可见想要连续两年实现该缩减量两倍以上的目标纯属痴心妄想。
最后，任何在多边问题上强加双边解决方案的努力都会适得其反，以致为美国消费者造成不利后果。如果不解决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双边解决方案只不过是将赤字从一个经济体转移到另一个经济体而已。
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中国是美国进口消费品的低成本供应商。特朗普的这笔交易将把属于中国的这一部分美国多边失衡问题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更高成本进口商品上——这形同于给美国家庭的加税。倘若胡佛泉下有知，也会问这种做法究竟有什么“伟大”可言呢？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
针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解决方案之间长期存在着脱节。1930年5月，1028名美国知名学术经济学家向时任总统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写了一封公开信，敦促他否决尚未通过的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案。胡佛忽视了这一建议，结果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战把一场原本小规模的萧条搞“大”了。如今特朗普总统对如何实现“让美国再度伟大起来”这句口号的解读方式也与前者异曲同工。
政客们一直都偏爱双边的观点，因为这可以将矛盾简单化：你通过针对特定国家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多边手段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赞同，因为它强调了储蓄和投资之间错配所导致的国际收支扭曲。这种简单和复杂之间的对比正是经济学家经常在公众辩论中落入下风的重要原因。须知这门晦涩的学科从来都不是以清晰明了著称的。
美中之辩正是如此。中国很容易被锁定为一个政治目标，毕竟它在2017年占据了美国8000亿美元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46%。
战略上的隐忍已经被烦躁所取代，而秉承民族主义的特朗普政府领导正是冲在了攻击中国的最前线。
在这种气氛中，来自像我这类多边主义经济学家的反对论点就显得空洞无聊。将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归结于国内储蓄的极端短缺——在2017年第四季度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3%——在公共舆论中不受待见。同样，当我们强调中国只是一个更庞大多边问题的其中一个大的板块时也无济于事：美国在2017年可是与102个国家之间存在双边商品贸易逆差。我们还指出，存在自其他国家输入中国装配平台的原料所引起的供应链扭曲现象，一旦把这种统计手法纠正过来将会令美中贸易失衡数字减少35%～40%，但应者寥寥。
尽管可能存在着谬误，但双边政治话题的争论在美国引起了共鸣，因为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急于为自身的焦虑找到发泄口。争论中的说法是贸易赤字导致了失业以及工资缩减。同时由于2017年的商品贸易缺口已经相当于GDP的4.2%，这类压力在当前的经济复苏中只会日益加剧。因此针对中国就具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
那么5月19日的交易又能敲定些什么呢？这除了叫停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之外几乎没有实际好处。美国谈判代表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在两年时间框架内将双边贸易不平衡削减约2000亿美元的目标上。鉴于美国多边问题的严重程度，这一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美国在过去六个月出台了大规模且不合时宜的减税以及联邦支出增长。
事实上，由于预算赤字可能继续扩大，美国的储蓄缺口只会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加深。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和多边贸易的赤字都会增大，而这些赤字也无法通过面向某一国的针对性双边行动来解决。
就算中方与美方步调一致且美国能摆脱储蓄的掣肘，但美方寻求用一种公式化的双边方案来解决自身多边问题的做法实际上也滥用了其信誉。自2000年以来美中商品贸易失衡的最大年度缩减量为410亿美元，但这一缩减是发生在2009年大衰退的最严重阶段。可见想要连续两年实现该缩减量两倍以上的目标纯属痴心妄想。
最后，任何在多边问题上强加双边解决方案的努力都会适得其反，以致为美国消费者造成不利后果。如果不解决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双边解决方案只不过是将赤字从一个经济体转移到另一个经济体而已。
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中国是美国进口消费品的低成本供应商。特朗普的这笔交易将把属于中国的这一部分美国多边失衡问题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更高成本进口商品上——这形同于给美国家庭的加税。倘若胡佛泉下有知，也会问这种做法究竟有什么“伟大”可言呢？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