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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文集》是一部书斋案头上永远不可更替的书，陈寅恪先生作为现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语言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光芒依然照耀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天空。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今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最先引进“自由”这个词的是严复，他在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首推者是陈寅恪先生。
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253个字，而“独立”之词三见，“自由”之词四见，其中甚至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胡适说，其实光就王国维纪念碑铭看，陈寅恪竭力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可以否定此说。何况，陈寅恪到晚年著书彰扬陈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彰扬她们的自由独立精神。更何况，陈端生与柳如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底层的妇女，而且一为罪妇，一为妓女，更是底层之底层。这岂是一个文化遗民，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中国旧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说得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早在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自从中国人与外域接触并且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反思以来，只有陈寅恪对之有如此概括，如此明确的结论。
对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陈寅恪看得十分清楚。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曾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为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陈寅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纲纪之说在感情上是有某种依恋的，而且对它的必将归于灭绝也是感到惋惜的；但是对事势之所必至，他又是洞若观火的。
如今陈寅恪先生的“独立、自由”之精神愈来愈闪耀着它迷人的光芒！
编辑/书含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今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最先引进“自由”这个词的是严复，他在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首推者是陈寅恪先生。
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253个字，而“独立”之词三见，“自由”之词四见，其中甚至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胡适说，其实光就王国维纪念碑铭看，陈寅恪竭力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可以否定此说。何况，陈寅恪到晚年著书彰扬陈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彰扬她们的自由独立精神。更何况，陈端生与柳如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底层的妇女，而且一为罪妇，一为妓女，更是底层之底层。这岂是一个文化遗民，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中国旧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说得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早在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自从中国人与外域接触并且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反思以来，只有陈寅恪对之有如此概括，如此明确的结论。
对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陈寅恪看得十分清楚。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曾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为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陈寅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纲纪之说在感情上是有某种依恋的，而且对它的必将归于灭绝也是感到惋惜的；但是对事势之所必至，他又是洞若观火的。
如今陈寅恪先生的“独立、自由”之精神愈来愈闪耀着它迷人的光芒！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