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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关注民生，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其中始终有一种鲜明的“富民”倾向。
富民是为“政之急”。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正因为富民是最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
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计，要让人民吃饱穿暖。孔子将“足食”置于“足兵”之前，可见民生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重要的，更是紧迫的。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足食”的“食”，似乎不仅仅限于温饱，而是过上比温饱更好的富裕生活，因为孔子肯定的是人人可求、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事实上儒家民生优先、富民优先的价值取向，也为历史上明智的君主所认同和接受，如汉孝平帝就如是说过：“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类富民为急的体制对于民生的改善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富民是治国安邦的前提。 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意识，即所谓“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识，也包含人们的社会认同和依礼循则的秩序观念。儒家认为 “恒心”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缺乏“恒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社会一旦出现“无不为已”的局面，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治其民哉！” 相反，儒家认为若“制民恒产”，使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狗、豕之畜，人人安居乐业，自会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儒家认为富民有着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孟子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所谓“反其本”，实即“制民之产”，亦即富民，此为安民致治的要津，民富才能国安。
富民是善治的标志。儒家判定一个社会治理的好坏，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民生活的品质与状态如何。换句话说，一个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富裕的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甚至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如孟子就认为，“王道”社会就是能让人民生活无忧的乐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能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也就达到了理想的“圣人之治”：“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事实上，在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里，民生无忧，人民生活幸福，也是其间突出的内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文中所谓“皆有所养”，就揭示这是一个民生无忧，“养生丧死无憾”的人间乐土。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深信：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治理良善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富的社会，即“王者富民”。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编辑/张继艳
富民是为“政之急”。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正因为富民是最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
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计，要让人民吃饱穿暖。孔子将“足食”置于“足兵”之前，可见民生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重要的，更是紧迫的。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足食”的“食”，似乎不仅仅限于温饱，而是过上比温饱更好的富裕生活，因为孔子肯定的是人人可求、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事实上儒家民生优先、富民优先的价值取向，也为历史上明智的君主所认同和接受，如汉孝平帝就如是说过：“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类富民为急的体制对于民生的改善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富民是治国安邦的前提。 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意识，即所谓“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识，也包含人们的社会认同和依礼循则的秩序观念。儒家认为 “恒心”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缺乏“恒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社会一旦出现“无不为已”的局面，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治其民哉！” 相反，儒家认为若“制民恒产”，使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狗、豕之畜，人人安居乐业，自会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儒家认为富民有着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孟子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所谓“反其本”，实即“制民之产”，亦即富民，此为安民致治的要津，民富才能国安。
富民是善治的标志。儒家判定一个社会治理的好坏，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民生活的品质与状态如何。换句话说，一个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富裕的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甚至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如孟子就认为，“王道”社会就是能让人民生活无忧的乐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能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也就达到了理想的“圣人之治”：“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事实上，在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里，民生无忧，人民生活幸福，也是其间突出的内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文中所谓“皆有所养”，就揭示这是一个民生无忧，“养生丧死无憾”的人间乐土。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深信：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治理良善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富的社会，即“王者富民”。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编辑/张继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