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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因政府坦承三峡工程造成的诸多问题，引起国内媒体新一轮的关注。其实，三峡工程从开建到投入运行，民众一直以各种方式关注着这一工程，对三峡问题，赞成和反对的争论几十年来从未停过。虽说如今出台了三峡的后续规划，但从公开报道看，当下的水利、气象等部门，因职责所限，对地上工程对生态、气象和水文环境的影响，研究与认知依旧非常薄弱，即便有后续规划，要做到充足的论证和科学的准备，依然很难。
从三峡目前遇到的生态问题来看，我们还需要形成一种文化共识，也就是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应把生态利益当作一切公共利益的基础。
生态环境的各种要素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制约，改变其中一个部分，往往会对其他部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客观地看，人类当下的科学认知，对整个自然系统的理解和把握还很浮浅，也很不全面。对它的起源和动力机制，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所以，人类在从事大型公共项目，应尽量避免对自然生态做任何不可逆的改变。这条戒律应当成为我们进行公共决策和讨论公共利益时的第一要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把生态看作一切价值基础。儒家说的“天人合一”“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家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都是奉行生态第一的哲学。值得一谈的是《礼记》的《月令》篇，它的核心就是强调顺时而动，一切以尊重生态利益为最高原则。这些思想虽然朴素，却成为指导古人日常生态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律法。比如春季“天子命祀山林川泽，禁止伐木”，夏季“无伐大树”，只有到了深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月令》对保护动物也有清晰的规定，对鸟禽，要求“不覆巢”“不卵”，对走兽要求“不歼夭”“不杀胎”，在春夏两季，因动物繁衍，更是禁止对动物进行捕捞、猎杀。中国古代典籍中，这样的字句比比皆是。比如《齐民要术》中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吕氏春秋》也要求人的一切行动遵循 “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的原则。
今天人们讨论公共利益时，不能忽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共识。不仅要把保护生态利益，视为对人类和生产力的保护，更需要把生态利益看作一切公共利益存在的基础。因为人类构建任何价值体系，都无法把自身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去。美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这种社会意识。当年，田纳西州一个造价1.16亿美元的水利工程在修建中，美国最高法院为了挽救一种体长不及三英寸的蜗鲈，曾命令其停止施工。眼看建了一半的大坝将半途而废，当时的田纳西州长曾哀叹：“这可能是给世界上最小的鱼建造的最大的纪念碑。” 后来，直到国会证实蜗鲈移植成功，国会才通过修建的议案。可见当年的美国，已把生态利益看作是公共决策和公共利益的基础。
重建这种生态文化是一个长远而艰巨的工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公共决策要体现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和尊重，已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意味着在论证这类重大工程时，仅有以人为本的视角还不够，还需要有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有对大自然的敬畏。或许只有少数人能真正理解生态利益的重要，那我们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法律就应当保障这部分人的合法诉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种尊重生态利益的公共决策机制，让人们不再为他们做出的选择而后悔。
编辑/独渚
叶匡政文化学者，主要关注儒家现代性、现当代史常识重建。主编过“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等丛书。为《醒狮国学》《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从三峡目前遇到的生态问题来看，我们还需要形成一种文化共识，也就是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应把生态利益当作一切公共利益的基础。
生态环境的各种要素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制约，改变其中一个部分，往往会对其他部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客观地看，人类当下的科学认知，对整个自然系统的理解和把握还很浮浅，也很不全面。对它的起源和动力机制，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所以，人类在从事大型公共项目，应尽量避免对自然生态做任何不可逆的改变。这条戒律应当成为我们进行公共决策和讨论公共利益时的第一要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把生态看作一切价值基础。儒家说的“天人合一”“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家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都是奉行生态第一的哲学。值得一谈的是《礼记》的《月令》篇，它的核心就是强调顺时而动，一切以尊重生态利益为最高原则。这些思想虽然朴素，却成为指导古人日常生态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律法。比如春季“天子命祀山林川泽，禁止伐木”，夏季“无伐大树”，只有到了深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月令》对保护动物也有清晰的规定，对鸟禽，要求“不覆巢”“不卵”，对走兽要求“不歼夭”“不杀胎”，在春夏两季，因动物繁衍，更是禁止对动物进行捕捞、猎杀。中国古代典籍中，这样的字句比比皆是。比如《齐民要术》中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吕氏春秋》也要求人的一切行动遵循 “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的原则。
今天人们讨论公共利益时，不能忽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共识。不仅要把保护生态利益，视为对人类和生产力的保护，更需要把生态利益看作一切公共利益存在的基础。因为人类构建任何价值体系，都无法把自身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去。美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这种社会意识。当年，田纳西州一个造价1.16亿美元的水利工程在修建中，美国最高法院为了挽救一种体长不及三英寸的蜗鲈，曾命令其停止施工。眼看建了一半的大坝将半途而废，当时的田纳西州长曾哀叹：“这可能是给世界上最小的鱼建造的最大的纪念碑。” 后来，直到国会证实蜗鲈移植成功，国会才通过修建的议案。可见当年的美国，已把生态利益看作是公共决策和公共利益的基础。
重建这种生态文化是一个长远而艰巨的工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公共决策要体现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和尊重，已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意味着在论证这类重大工程时，仅有以人为本的视角还不够，还需要有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有对大自然的敬畏。或许只有少数人能真正理解生态利益的重要，那我们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法律就应当保障这部分人的合法诉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种尊重生态利益的公共决策机制，让人们不再为他们做出的选择而后悔。
编辑/独渚
叶匡政文化学者，主要关注儒家现代性、现当代史常识重建。主编过“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等丛书。为《醒狮国学》《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