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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媒体时代，面对众声喧哗的传媒语境，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既要坚守新闻职业理想，又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以“为什么强调媒体社会责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记者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三个议题展开思考和探索，体现出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对新闻主体性的实践，彰显出对新闻公共性的坚守和对新闻价值观的重塑，具有典型的社会实践意义。
得益于传播技术的便捷性和移动媒体的伴随性，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用户构造了彻底迥然于以往精英时代的舆论格局。在这一格局下，新旧媒体交互联动、官方草根集体进发，信息传播众声喧哗，议程设置多维并举。但是，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和用户创造新闻现象的涌现，是否意味着传统媒体及职业记者的黄昏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新闻实践的最新动向来看，由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引发了不少积极的社会反响，这似乎可以印证传统媒体依然具有很强的议题建构力和话语阐释力，这也同样意味着在崭新的传媒环境下，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应该也能够担当和履行其必然的社会责任。
一、“我是建设者”对新闻主体性的实践
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介技术的广泛采用，每个公民个体都成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通过社交媒体的节点式运作，每个人都能够在网络上建构社会现实。这种拼图式的信息生产成为当下公众认知外部世界图景的重要源泉，与之相随的是社会化媒体中的把关人角色正在缺失，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交叉涌现，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影响力正逐渐地演变为旨在吸引眼球的注意力经济。如果说社交媒体诞生之前的时代，传统媒体是话语权的垄断者和掌控者的话，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成为信息言说和价值阐释的主体。多个主体的共时性存在，颠覆了信息传统的传播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力和价值阐释力。
由此，部分传统媒体主动探索媒介融合的方式，试图通过加强新传播技术的使用来实现自媒体时代的自我救赎。但遗憾的是，在琳琅满目的新闻线索面前，在滚滚而来的公民新闻面前，部分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自信力、独立性、阐释力正一步步面临着极大的考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化媒体裹挟，变成了社会化媒体的扩音器。
传统媒体如何在这一背景下保持其审慎的态度，遵循媒介融合的趋势又不至于演变为网络媒体的传声筒？职业记者又如何在众人皆在贡献信息和意见的背景下，既要充分尊重公众个人化的意见表达，又不至于被极化的网络民意所裹挟？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为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考路径：强调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主体性，厘清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摆脱旁观者的漠视姿态，远离批判者的对抗姿态，以敢于担当的精神深入新闻采编工作的一线，强调对新闻正能量的贡献力量，强调信息采集中的人文关怀，强调信息传播中的观点阐释，将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信息贡献提升为对社会建设有益的意义贡献和价值贡献。
二、“我是建设者”对新闻开放性的探索
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理想定位应该是以其专业的职业素养、担当精神、使命理念完成对公众的理性启蒙，建构起一个理性讨论、公众参与、形成共识的开放空间。开放空间的特质也在于其参与的理性，它允许公开的辩论，却不能忽视背后的讨论秩序：它允许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但不能将批判转化为非理性的对抗。换言之，社会舆论需要注重参与和批判，但更需要重视理性与建设，尤其通过理性、审慎的辩论建构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舆论氛围。
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开放空间，但在发挥其作用、彰显其角色的同时，却面临着一种群体极化的现象，而“网络义和团运动”不时涌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为公众关注社会焦点话题提供了一些思考，但在思考之后，却没有相应给出更为理性的分析和对策。对于公民记者而言，信息的采集、发布，观点的阐释和传播往往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个体的理性，而新闻记者对信息的采集、发布，观点的阐释和传播往往先是社会性的，进而才是个人性的。大众媒介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其所传播的观点往往以社会上最为普遍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为直接服务对象。
网络语境下百家争鸣的舆论态势，使信息和观点越来越多元化，其结果必然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这种形态利于公众舆论表达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整体观念的分裂和断层。因此，开放的舆论空间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捍卫者、话题的引领者和共识的建构者角色，唯有如此，一切公开的辩论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其对社会发展的建设意义。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记者和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新闻媒体能够做到。
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强调对开放空间进行“建设”的主动性和贡献力，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调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对合法、理性的开放空间的建构——以一种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提出社会议题，再现社会现实，培育公众的理性参与意识，服务于正能量传播的大局。这一实践充分说明：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只有秉持开放性，并且有效地将社会价值放在首要位置，摒弃私人性的观点和见解，才能实现与自媒体和公民记者的差异性，也才能充分体现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
三、“我是建设者”对新闻价值观的重塑
在日渐为消费主义思潮和机械工业渗透的传媒语境下，公众公开表达诉求、多样化的信息使用诉求、多元化的声音表达等都成为舆论的重要组成，信息的高度碎片化、非主流化和娱乐化日益蚕食着权威、主流信息的传播，在这一背景下，重塑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新闻价值观，是对偏离主流方向的新闻导向进行的修正，也是对新闻传播正能量的有效呼吁。
在社会化媒介语境下，比信息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意义的建构和价值的分享，一味追求眼球效应的注意力经济必然导致各种低俗、庸俗、媚俗的消息不断涌现，这虽然有助于将硬性的新闻以“变软”的方式吸引公众的关注度，但久而久之，媒介文化的狂欢色彩必然会带来受众的审美疲劳，不仅挤压了重要新闻信息的传播空间，而且会导致媒介“涵化”作用的负效果积累下去。传统媒体、传统记者在新的传媒语境下，其角色和职责有何不同？通俗地讲，记者的身份是在媒体作为一种稀有资源的背景下，因专业的技能和精良的知识储备被赋予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和闭合性，使公众获得“加冕”，但在人人都是编辑或记者的时代，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新媒体的把关人和传话筒，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以积极的姿态传播信息、建构现实，强调媒体和职业记者的存在感和使命感。
社会化媒体以加冕的方式赋予公众公开表达个人意见和情绪的权力，这些日益汇集的权力构成了一支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平行的舆论力量，在这一语境下，只有增强传统媒体对符合当前主流价值的议题进行阐释的能力，增强对风险信息的规避能力，增强对有害信息的抵制能力，增强对对抗性信息的识别能力，才有可能更好地彰显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及实践活动，围绕“为什么强调媒体社会责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记者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这三个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是在自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急需重振其影响力、公信力的一次有益尝试。从弘扬今天的主旋律，阐释社会主流价值观，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视角看，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整体来说，“我是建设者”的讨论及实践区分了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角色，厘清了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职责范畴，重新界定了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主体性，强化了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的公众理性启蒙者、社会动向守望者和社会议题建构者的角色，强调了新闻记者在新闻实践与舆论建构工作中应该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以建构者的姿态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尝试，也是以正能量的议程设置建构和谐舆论生态的尝试。这诚如中央领导最近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那样；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树立政治意识，对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重大原则问题、重要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要树立服务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得益于传播技术的便捷性和移动媒体的伴随性，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用户构造了彻底迥然于以往精英时代的舆论格局。在这一格局下，新旧媒体交互联动、官方草根集体进发，信息传播众声喧哗，议程设置多维并举。但是，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和用户创造新闻现象的涌现，是否意味着传统媒体及职业记者的黄昏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新闻实践的最新动向来看，由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引发了不少积极的社会反响，这似乎可以印证传统媒体依然具有很强的议题建构力和话语阐释力，这也同样意味着在崭新的传媒环境下，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应该也能够担当和履行其必然的社会责任。
一、“我是建设者”对新闻主体性的实践
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介技术的广泛采用，每个公民个体都成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通过社交媒体的节点式运作，每个人都能够在网络上建构社会现实。这种拼图式的信息生产成为当下公众认知外部世界图景的重要源泉，与之相随的是社会化媒体中的把关人角色正在缺失，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交叉涌现，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影响力正逐渐地演变为旨在吸引眼球的注意力经济。如果说社交媒体诞生之前的时代，传统媒体是话语权的垄断者和掌控者的话，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成为信息言说和价值阐释的主体。多个主体的共时性存在，颠覆了信息传统的传播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力和价值阐释力。
由此，部分传统媒体主动探索媒介融合的方式，试图通过加强新传播技术的使用来实现自媒体时代的自我救赎。但遗憾的是，在琳琅满目的新闻线索面前，在滚滚而来的公民新闻面前，部分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自信力、独立性、阐释力正一步步面临着极大的考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化媒体裹挟，变成了社会化媒体的扩音器。
传统媒体如何在这一背景下保持其审慎的态度，遵循媒介融合的趋势又不至于演变为网络媒体的传声筒？职业记者又如何在众人皆在贡献信息和意见的背景下，既要充分尊重公众个人化的意见表达，又不至于被极化的网络民意所裹挟？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为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考路径：强调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主体性，厘清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摆脱旁观者的漠视姿态，远离批判者的对抗姿态，以敢于担当的精神深入新闻采编工作的一线，强调对新闻正能量的贡献力量，强调信息采集中的人文关怀，强调信息传播中的观点阐释，将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信息贡献提升为对社会建设有益的意义贡献和价值贡献。
二、“我是建设者”对新闻开放性的探索
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理想定位应该是以其专业的职业素养、担当精神、使命理念完成对公众的理性启蒙，建构起一个理性讨论、公众参与、形成共识的开放空间。开放空间的特质也在于其参与的理性，它允许公开的辩论，却不能忽视背后的讨论秩序：它允许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但不能将批判转化为非理性的对抗。换言之，社会舆论需要注重参与和批判，但更需要重视理性与建设，尤其通过理性、审慎的辩论建构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舆论氛围。
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开放空间，但在发挥其作用、彰显其角色的同时，却面临着一种群体极化的现象，而“网络义和团运动”不时涌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为公众关注社会焦点话题提供了一些思考，但在思考之后，却没有相应给出更为理性的分析和对策。对于公民记者而言，信息的采集、发布，观点的阐释和传播往往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个体的理性，而新闻记者对信息的采集、发布，观点的阐释和传播往往先是社会性的，进而才是个人性的。大众媒介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其所传播的观点往往以社会上最为普遍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为直接服务对象。
网络语境下百家争鸣的舆论态势，使信息和观点越来越多元化，其结果必然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这种形态利于公众舆论表达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整体观念的分裂和断层。因此，开放的舆论空间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捍卫者、话题的引领者和共识的建构者角色，唯有如此，一切公开的辩论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其对社会发展的建设意义。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记者和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新闻媒体能够做到。
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强调对开放空间进行“建设”的主动性和贡献力，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调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对合法、理性的开放空间的建构——以一种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提出社会议题，再现社会现实，培育公众的理性参与意识，服务于正能量传播的大局。这一实践充分说明：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只有秉持开放性，并且有效地将社会价值放在首要位置，摒弃私人性的观点和见解，才能实现与自媒体和公民记者的差异性，也才能充分体现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
三、“我是建设者”对新闻价值观的重塑
在日渐为消费主义思潮和机械工业渗透的传媒语境下，公众公开表达诉求、多样化的信息使用诉求、多元化的声音表达等都成为舆论的重要组成，信息的高度碎片化、非主流化和娱乐化日益蚕食着权威、主流信息的传播，在这一背景下，重塑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的新闻价值观，是对偏离主流方向的新闻导向进行的修正，也是对新闻传播正能量的有效呼吁。
在社会化媒介语境下，比信息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意义的建构和价值的分享，一味追求眼球效应的注意力经济必然导致各种低俗、庸俗、媚俗的消息不断涌现，这虽然有助于将硬性的新闻以“变软”的方式吸引公众的关注度，但久而久之，媒介文化的狂欢色彩必然会带来受众的审美疲劳，不仅挤压了重要新闻信息的传播空间，而且会导致媒介“涵化”作用的负效果积累下去。传统媒体、传统记者在新的传媒语境下，其角色和职责有何不同？通俗地讲，记者的身份是在媒体作为一种稀有资源的背景下，因专业的技能和精良的知识储备被赋予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和闭合性，使公众获得“加冕”，但在人人都是编辑或记者的时代，传统媒体和职业记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新媒体的把关人和传话筒，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以积极的姿态传播信息、建构现实，强调媒体和职业记者的存在感和使命感。
社会化媒体以加冕的方式赋予公众公开表达个人意见和情绪的权力，这些日益汇集的权力构成了一支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平行的舆论力量，在这一语境下，只有增强传统媒体对符合当前主流价值的议题进行阐释的能力，增强对风险信息的规避能力，增强对有害信息的抵制能力，增强对对抗性信息的识别能力，才有可能更好地彰显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湖北新闻界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及实践活动，围绕“为什么强调媒体社会责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记者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这三个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是在自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急需重振其影响力、公信力的一次有益尝试。从弘扬今天的主旋律，阐释社会主流价值观，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视角看，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整体来说，“我是建设者”的讨论及实践区分了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角色，厘清了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职责范畴，重新界定了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的主体性，强化了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的公众理性启蒙者、社会动向守望者和社会议题建构者的角色，强调了新闻记者在新闻实践与舆论建构工作中应该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以建构者的姿态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尝试，也是以正能量的议程设置建构和谐舆论生态的尝试。这诚如中央领导最近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那样；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树立政治意识，对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重大原则问题、重要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要树立服务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