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辽阔的洞庭湖区，农田宽广，因此这里的农民更加辛劳，世代耕种为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牛是重要的耕作动力，因此在一家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6年，一个12岁的娃经常在放学后，到湖边放牛，边放牛，边割草拾柴，有时还要揪点荷叶、藕茎、菱角啥子，傍晚回家时放在牛背上，然后骑牛回家。披着夕阳，哼着歌，还要拍拍牛的背，和它说说话。
他看到父辈乡亲们，哈着腰，弓着背在土地里干活。他对耕作、辛劳有着来自天然的亲切，脚踏在泥土之上，清凉厚重，土气稻香，风吹干了汗渍粘在脸上、凝在背上，这些他再熟悉不过。后来他生命重要的二十几年里，他的工作生活都没离开乡村，做农民的父母官，乡亲们的称呼从张家娃子变成了张以坤县长。他还是常常和农民同吃同住，一起下地插秧、耕地。
如今年近七旬的张以坤仍然对童年的经历念念不忘。他决定将童年的场景还原出来，但是因为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他不得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去借服装和道具，走了湖南浏阳、湘西、怀化，及华容、平江这两个县，尽量还原当时的情景。放牛，在古老的地砖上老鹰捉小鸡，私塾，挑水，走在放学回家路上，这些生动的画面被他定格在镜头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湖区，大家基本还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邻里互助，非常和谐。到了晚上，一盏煤油灯，乡邻们聚在一起，烧壶茶，炒点豆子，泡一点姜盐茶，就是最好的招待。在月光下，老人讲讲故事，像封神榜啊、水浒传啊，活灵活现。
为了还原当年放牛的场景，张以坤居然跑了三个县，拍了三次，都没拍成。一是找牛就很难找，乡村早已不用牛种地，而改用现代化的播种机。现在的牛只是一种肉牛或奶牛，现在的孩子也不用去放牛了，所以人牛不亲了，把孩子抱到牛背上，牛就死命地甩，形成了人怕牛、牛也怕人的局面。这让张以坤很惊讶，索性孩子没有受伤。最后到华容，才拍好牧童骑牛这个场景。
一张教室的照片上，黑板上写着：一个人，两只手，左手右手。张以坤还记的这是他开蒙的第一课课文，当时不叫语文，教国文。那是1952、53年。张以坤读书时是在一个古庙里，把古庙里的菩萨搬出去就变成了一个复式小学，一个教室里各个年级都有。现在拍的学校不是庙，是祠堂。这个祠堂在2000年前，还是学校，后来学校才搬出去。土砖墙、土黑板，张以坤看到那个学校，觉得太梦幻了，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读小人书，在古老的地砖上玩老鹰捉小鸡……拍摄玩耍的镜头，孩子们当然只需要本色出演，开心的笑脸定格在镜头中。拍摄孩子们的片子是张以坤最亢奋的时候。通过镜头，他仿佛穿梭时空，回到从前。感觉我年轻了，好像我才7岁。拍那些小孩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躺在地上拍的，因为只有躺在地上，把镜头降低，小孩才显得高大，如果用俯视、平视去拍，小孩就显得小。把镜头一降低，拍出来的小孩就欢乐，都腾空了。人家都笑我，不顾地上脏不脏，不顾地上有没有水，只要哪一个镜头好过了就无所谓姿势。看到的人，都很惊讶。有时候一个场景，拍一次不成功，就拍第二次，还不行就拍第三次。像那些儿童的场景，有的我是拍过几次的，比如他们玩耍时的场景，跳绳啦，踢毽子，有些我是再把人组织起来补拍的。
这个拍摄过程中，从劳动强度来讲是不小的。要起早贪黑，要去构思，要寻找这些环境，要再现这些场景，要寻找道具，还要去物色这些拍摄对象。这是一个构思创作的过程。这一切的辛勤付出，仅仅是想把童年的一种回忆还原，把曾经的童真、童乐、童趣通过影像诠释和表达出来。但在拍摄过程中越发感觉到光一个童真就受到局限，广袤的农村和古老的农耕文明涉及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就想把它拓展，包括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包括美丽的家园，包括民俗民情，形成一个整体。
“除此之外，也是为了记下农村人民的那些场景，而且给现代人、现代文明找到一个发展痕迹，也是农业发展的一种轨迹。”张以坤说。
Q&A：《芒果画报》对话张以坤：
在变化的时代寻找永恒
《芒果画报》：您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些时期都是在农村里，这种农村生活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张以坤：对我意志的锻炼，对我性格的形成。无论是家庭还是参加工作，我都经历过一些困难，但是我的意志是坚强的。我的性格形成则是跟我的家庭、父母、周围乡亲有关。我的家庭是很和谐的，我的父母待人很宽厚，我周围的父老乡亲相处也很融洽，所以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对农民、对老百姓有种天然的爱。
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当县长当书记的时候，老百姓要信访的要找县长，现在信访是怕，当官的领导还要回避信访，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一天中午，我吃完饭休息了，结果几个信访的老百姓到了我家门口，我住在三楼。他们说，县长很辛苦，中午让他休息一会。12个农民就一个个坐到一楼停了下来，不打扰我。等我睡醒上班时，才找我。我说可以敲我门呀，他们就说让我休息，这让我很感动。实际上他们是为反映他们农村的要求而来，能解决的我当场就解决。所以我当书记、县委时和老百姓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不是老百姓去整我们，而是老百姓还处处关照我们。
《芒果画报》：您童年的许多东西现在没有了，找不到了，您觉得有哪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张以坤：现在农村生产发展，生产力提高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是妇女、老人、小孩，所以有了留守儿童。现在的农村不是那时的农村，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处于大变更时期，广大的农村，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所以矛盾容易生成，所以那种农村人的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的东西少了。它不是人性变了，是客观上发生了变化，做不到了。不变的是，那些年老的农民，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党的信任。
他看到父辈乡亲们，哈着腰，弓着背在土地里干活。他对耕作、辛劳有着来自天然的亲切，脚踏在泥土之上，清凉厚重，土气稻香，风吹干了汗渍粘在脸上、凝在背上，这些他再熟悉不过。后来他生命重要的二十几年里，他的工作生活都没离开乡村，做农民的父母官，乡亲们的称呼从张家娃子变成了张以坤县长。他还是常常和农民同吃同住，一起下地插秧、耕地。
如今年近七旬的张以坤仍然对童年的经历念念不忘。他决定将童年的场景还原出来，但是因为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他不得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去借服装和道具，走了湖南浏阳、湘西、怀化，及华容、平江这两个县，尽量还原当时的情景。放牛，在古老的地砖上老鹰捉小鸡，私塾，挑水，走在放学回家路上，这些生动的画面被他定格在镜头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湖区，大家基本还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邻里互助，非常和谐。到了晚上，一盏煤油灯，乡邻们聚在一起，烧壶茶，炒点豆子，泡一点姜盐茶，就是最好的招待。在月光下，老人讲讲故事，像封神榜啊、水浒传啊，活灵活现。
为了还原当年放牛的场景，张以坤居然跑了三个县，拍了三次，都没拍成。一是找牛就很难找，乡村早已不用牛种地，而改用现代化的播种机。现在的牛只是一种肉牛或奶牛，现在的孩子也不用去放牛了，所以人牛不亲了，把孩子抱到牛背上，牛就死命地甩，形成了人怕牛、牛也怕人的局面。这让张以坤很惊讶，索性孩子没有受伤。最后到华容，才拍好牧童骑牛这个场景。
一张教室的照片上，黑板上写着：一个人，两只手，左手右手。张以坤还记的这是他开蒙的第一课课文，当时不叫语文，教国文。那是1952、53年。张以坤读书时是在一个古庙里，把古庙里的菩萨搬出去就变成了一个复式小学，一个教室里各个年级都有。现在拍的学校不是庙，是祠堂。这个祠堂在2000年前，还是学校，后来学校才搬出去。土砖墙、土黑板，张以坤看到那个学校，觉得太梦幻了，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读小人书，在古老的地砖上玩老鹰捉小鸡……拍摄玩耍的镜头，孩子们当然只需要本色出演，开心的笑脸定格在镜头中。拍摄孩子们的片子是张以坤最亢奋的时候。通过镜头，他仿佛穿梭时空，回到从前。感觉我年轻了，好像我才7岁。拍那些小孩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躺在地上拍的，因为只有躺在地上，把镜头降低，小孩才显得高大，如果用俯视、平视去拍，小孩就显得小。把镜头一降低，拍出来的小孩就欢乐，都腾空了。人家都笑我，不顾地上脏不脏，不顾地上有没有水，只要哪一个镜头好过了就无所谓姿势。看到的人，都很惊讶。有时候一个场景，拍一次不成功，就拍第二次，还不行就拍第三次。像那些儿童的场景，有的我是拍过几次的，比如他们玩耍时的场景，跳绳啦，踢毽子，有些我是再把人组织起来补拍的。
这个拍摄过程中，从劳动强度来讲是不小的。要起早贪黑，要去构思，要寻找这些环境，要再现这些场景，要寻找道具，还要去物色这些拍摄对象。这是一个构思创作的过程。这一切的辛勤付出，仅仅是想把童年的一种回忆还原，把曾经的童真、童乐、童趣通过影像诠释和表达出来。但在拍摄过程中越发感觉到光一个童真就受到局限，广袤的农村和古老的农耕文明涉及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就想把它拓展，包括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包括美丽的家园，包括民俗民情，形成一个整体。
“除此之外，也是为了记下农村人民的那些场景，而且给现代人、现代文明找到一个发展痕迹，也是农业发展的一种轨迹。”张以坤说。
Q&A：《芒果画报》对话张以坤：
在变化的时代寻找永恒
《芒果画报》：您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些时期都是在农村里，这种农村生活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张以坤：对我意志的锻炼，对我性格的形成。无论是家庭还是参加工作，我都经历过一些困难，但是我的意志是坚强的。我的性格形成则是跟我的家庭、父母、周围乡亲有关。我的家庭是很和谐的，我的父母待人很宽厚，我周围的父老乡亲相处也很融洽，所以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对农民、对老百姓有种天然的爱。
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当县长当书记的时候，老百姓要信访的要找县长，现在信访是怕，当官的领导还要回避信访，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一天中午，我吃完饭休息了，结果几个信访的老百姓到了我家门口，我住在三楼。他们说，县长很辛苦，中午让他休息一会。12个农民就一个个坐到一楼停了下来，不打扰我。等我睡醒上班时，才找我。我说可以敲我门呀，他们就说让我休息，这让我很感动。实际上他们是为反映他们农村的要求而来，能解决的我当场就解决。所以我当书记、县委时和老百姓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不是老百姓去整我们，而是老百姓还处处关照我们。
《芒果画报》：您童年的许多东西现在没有了，找不到了，您觉得有哪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张以坤：现在农村生产发展，生产力提高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是妇女、老人、小孩，所以有了留守儿童。现在的农村不是那时的农村，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处于大变更时期，广大的农村，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所以矛盾容易生成，所以那种农村人的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的东西少了。它不是人性变了，是客观上发生了变化，做不到了。不变的是，那些年老的农民，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