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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这些年的奋斗经历中，有很多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很有启示意义的东西，我们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
在理论探索方面，西方的探索中，形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众多的发展非常好的各成系统的理论流派。其中，“市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左派争论的一个主题。”①在这里，本人仅仅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例谈谈我们党在自己的实践中可以从中吸收的一些合理成分。
一、 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特征。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②
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是谁率先提出来的，谁是第一个使用者，这些问题对笔者而言没有什么实质价值，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共产党政党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也没有任何作用。当然，有些学院派的学者为了增加著作的厚度而把这个问题写的很深很透，笔者乐见其成。
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方的各个“大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不同界定。如美国学者保罗 格雷戈里和司徒雷特的界定：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要素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③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则界定为：“运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④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界定中有着共性：大家都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也就是把计划体制或者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分离开来。其实质就是邓小平后来概括的那样——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当然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这里说的公有制有不同的理解，并不简单的等同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在西方不同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界定，在有的西方学者哪里公有制的层级可能比较高，直接等同于国家所有制；有的学者眼中的公有制则比较低，只能等同于劳动者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还有的学者更愿意把公有制说成是全民的股份制。其二，这里所说的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更多的类似于我们的“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当然，在市场化的程度方面不同的西方学者又有不同的看法与主张。（但是总体来说，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原创的看法，而不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只能拿西方的而且很多时候仅仅只是西方的一些很不入流的学者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理论来卖弄，进而炫耀自己对西方人的一些研究成果的了解与熟悉，而不是向西方学者那样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在8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这林林总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提出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 罗默提出的“证卷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三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评论：
一）从理论假设、论证内容等方面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在论证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大家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只是各自的论证角度与重点不一样。大家的论证都明确了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说的那样——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则并没有达成一致，大家各有各的设想。虽然都主张公有制，但是各自设想的公有制化程度、公有制的层次与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每种对于具体模式的设想都有其瑕疵，有些理想化的东西在里面。但总的来说都是自成体系，都可以自圆其说。
二）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来说：各路学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在关注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趋势，同时希望对现有社会的革新（革弊兴利）提出自己独创的理论探讨。从这一点来讲，这种学术研究的习惯值得学习。做学术就要自己研究、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能像国内的很多学者一样，整天跟在西方学者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拿着别人的东西来谈学术研究，研究来研究去，无非是研究别人学术理论上的东西，总也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总也与自己身边的问题解决联系不起来。学术研究完全变成了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又完全变为对于西方学者写东西的“出发点”、“本意”等的研究。除了在学术期刊上露露脸，显显自己对于西方“大家”、大师级人物思想的熟悉外，对于社会进步，对于社会思潮几乎没有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文人学者都把文章弄的和魏晋南北朝时的玄学一样，与社会现实那么遥远，纯粹谈文字，是“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体制”的悲哀。
三）从其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价值来分析：早在1987年，戴维米勒就在自己的《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倡导它？》一文中提出了“市场不过是一种组织经济的手段，它与社会和制度的性质无关，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由此可见，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观点并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有选择地借鉴利用了老外的研究成果。而我们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无不是受到邓小平从外面引进来的这个学说影响，如果不是这个学说的引进，也许目前我们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徘徊。可见市场社会主义学说至少在当时对于我们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道路而不是走回头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使我们的思路更清晰、前途更明朗的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可以理解——马恩他们生活在一个半世纪前，不可能对于现在的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但是为什么是西方的左翼学者，而不是我们国内的整天捧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号称自己是从国情出发的学者？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值得国内文化宣传部门反思、理论学者的反思。 如果我们国内的理论工作者在研究问题时，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目前这种看似谦虚的态度，始终都是以后来者的心态来满足于学习、理解、解释别人现成的研究成果（很多时间还不管这些现成的成果本身是否成熟），满足于拾人牙慧式的学习，而永远缺乏超越前人、超越现实挑战既有理论的勇气；如果国内的文化宣传主管部门，在看待国内学者的研究时还是永远坚持拿马克思那把尺子来衡量是否中规中矩，而不需任何越雷池的观点公开出现在理论界，那么下一次中国遇到类似于“姓资姓社”的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时，我们既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邓小平似的人物所在的年代恰好也有类似于80年代末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学者这批人恰好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理论见解，而如果这些巧合都没有，那么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还能不能过去就需要先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实际上90年代初期的一些提法中，我们也借鉴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公有制企业治理的一些理念，譬如以“职代会”作为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机构来治理各有企业等，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基本归于绝迹了。为什么绝迹了？是不是就是这个理念本身有问题或者不足？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是个小问题，没有高层邓小平似的人物的强力推动与坚持，始终就没有认真去实践过。
一）从其所倡导的一些理念与我们国家目前所进行的改革与建设相比较而言的优劣得失来理解。这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工作者之所以提出这么一个既不同于以苏联东欧为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当时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无非是希望这种新模式既能发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自由平等优势又能发挥市场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优势。但是拿我们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这些人所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一）在发挥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一项上，目前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国际上名列前茅。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是机会不平等。二）在发挥市场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与优化配置，进而提高效率的作用方面。与市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所主张的有相同点，我们国家有很多公有制企业。但是差异点更大：我们的公有制企业在很多领域里是因为政策或者制度原因而进行长期的垄断；而市场社会主义者那里似乎也不反对在竞争基础上的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绝对不是通过制度或者政治力量来实现某些企业的垄断进而人为制造收入差距。无论是在我们的革命先烈还是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公有制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人为地制造一些“先富阶层”。
结语：在某些人纠缠于市场社会主义学说与马克思的论述的差异是如何迥异之时，我觉得更应当关注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学说。市场社会主义学说中关于市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的论述彻底解决了当时困扰我们国家改革实践的“姓资姓社”的问题，而刻板地坚持“马克思的论述”非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反而是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社会主义学说的提出对我们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关键。当然，市场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各个市场社会主义学说流派都有它的不完善的地方，有些观点很片面，有些设想甚至还很“乌托邦”。但总的来说，市场社会主义学说的提出无论是其理论本身还是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所坚持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与研究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学习与借鉴的。（作者单位：铁道警察学院公安管理系）
注解
①[美]波特尔 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②段忠桥：[M]当代国外社会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319页
③[美]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20页，上海，三联书社，1988.
④[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1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在理论探索方面，西方的探索中，形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众多的发展非常好的各成系统的理论流派。其中，“市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左派争论的一个主题。”①在这里，本人仅仅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例谈谈我们党在自己的实践中可以从中吸收的一些合理成分。
一、 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特征。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②
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是谁率先提出来的，谁是第一个使用者，这些问题对笔者而言没有什么实质价值，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共产党政党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也没有任何作用。当然，有些学院派的学者为了增加著作的厚度而把这个问题写的很深很透，笔者乐见其成。
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方的各个“大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不同界定。如美国学者保罗 格雷戈里和司徒雷特的界定：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要素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③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则界定为：“运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④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界定中有着共性：大家都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也就是把计划体制或者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分离开来。其实质就是邓小平后来概括的那样——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当然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这里说的公有制有不同的理解，并不简单的等同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在西方不同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界定，在有的西方学者哪里公有制的层级可能比较高，直接等同于国家所有制；有的学者眼中的公有制则比较低，只能等同于劳动者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还有的学者更愿意把公有制说成是全民的股份制。其二，这里所说的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更多的类似于我们的“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当然，在市场化的程度方面不同的西方学者又有不同的看法与主张。（但是总体来说，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原创的看法，而不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只能拿西方的而且很多时候仅仅只是西方的一些很不入流的学者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理论来卖弄，进而炫耀自己对西方人的一些研究成果的了解与熟悉，而不是向西方学者那样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在8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这林林总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提出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 罗默提出的“证卷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三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评论：
一）从理论假设、论证内容等方面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在论证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大家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只是各自的论证角度与重点不一样。大家的论证都明确了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说的那样——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则并没有达成一致，大家各有各的设想。虽然都主张公有制，但是各自设想的公有制化程度、公有制的层次与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每种对于具体模式的设想都有其瑕疵，有些理想化的东西在里面。但总的来说都是自成体系，都可以自圆其说。
二）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来说：各路学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在关注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趋势，同时希望对现有社会的革新（革弊兴利）提出自己独创的理论探讨。从这一点来讲，这种学术研究的习惯值得学习。做学术就要自己研究、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能像国内的很多学者一样，整天跟在西方学者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拿着别人的东西来谈学术研究，研究来研究去，无非是研究别人学术理论上的东西，总也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总也与自己身边的问题解决联系不起来。学术研究完全变成了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又完全变为对于西方学者写东西的“出发点”、“本意”等的研究。除了在学术期刊上露露脸，显显自己对于西方“大家”、大师级人物思想的熟悉外，对于社会进步，对于社会思潮几乎没有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文人学者都把文章弄的和魏晋南北朝时的玄学一样，与社会现实那么遥远，纯粹谈文字，是“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体制”的悲哀。
三）从其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价值来分析：早在1987年，戴维米勒就在自己的《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倡导它？》一文中提出了“市场不过是一种组织经济的手段，它与社会和制度的性质无关，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由此可见，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观点并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有选择地借鉴利用了老外的研究成果。而我们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无不是受到邓小平从外面引进来的这个学说影响，如果不是这个学说的引进，也许目前我们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徘徊。可见市场社会主义学说至少在当时对于我们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道路而不是走回头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使我们的思路更清晰、前途更明朗的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可以理解——马恩他们生活在一个半世纪前，不可能对于现在的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但是为什么是西方的左翼学者，而不是我们国内的整天捧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号称自己是从国情出发的学者？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值得国内文化宣传部门反思、理论学者的反思。 如果我们国内的理论工作者在研究问题时，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目前这种看似谦虚的态度，始终都是以后来者的心态来满足于学习、理解、解释别人现成的研究成果（很多时间还不管这些现成的成果本身是否成熟），满足于拾人牙慧式的学习，而永远缺乏超越前人、超越现实挑战既有理论的勇气；如果国内的文化宣传主管部门，在看待国内学者的研究时还是永远坚持拿马克思那把尺子来衡量是否中规中矩，而不需任何越雷池的观点公开出现在理论界，那么下一次中国遇到类似于“姓资姓社”的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时，我们既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邓小平似的人物所在的年代恰好也有类似于80年代末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学者这批人恰好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理论见解，而如果这些巧合都没有，那么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还能不能过去就需要先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实际上90年代初期的一些提法中，我们也借鉴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公有制企业治理的一些理念，譬如以“职代会”作为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机构来治理各有企业等，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基本归于绝迹了。为什么绝迹了？是不是就是这个理念本身有问题或者不足？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是个小问题，没有高层邓小平似的人物的强力推动与坚持，始终就没有认真去实践过。
一）从其所倡导的一些理念与我们国家目前所进行的改革与建设相比较而言的优劣得失来理解。这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工作者之所以提出这么一个既不同于以苏联东欧为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当时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无非是希望这种新模式既能发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自由平等优势又能发挥市场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优势。但是拿我们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这些人所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一）在发挥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一项上，目前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国际上名列前茅。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是机会不平等。二）在发挥市场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与优化配置，进而提高效率的作用方面。与市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所主张的有相同点，我们国家有很多公有制企业。但是差异点更大：我们的公有制企业在很多领域里是因为政策或者制度原因而进行长期的垄断；而市场社会主义者那里似乎也不反对在竞争基础上的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绝对不是通过制度或者政治力量来实现某些企业的垄断进而人为制造收入差距。无论是在我们的革命先烈还是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公有制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人为地制造一些“先富阶层”。
结语：在某些人纠缠于市场社会主义学说与马克思的论述的差异是如何迥异之时，我觉得更应当关注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学说。市场社会主义学说中关于市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的论述彻底解决了当时困扰我们国家改革实践的“姓资姓社”的问题，而刻板地坚持“马克思的论述”非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反而是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社会主义学说的提出对我们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关键。当然，市场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各个市场社会主义学说流派都有它的不完善的地方，有些观点很片面，有些设想甚至还很“乌托邦”。但总的来说，市场社会主义学说的提出无论是其理论本身还是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所坚持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与研究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学习与借鉴的。（作者单位：铁道警察学院公安管理系）
注解
①[美]波特尔 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②段忠桥：[M]当代国外社会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319页
③[美]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20页，上海，三联书社，1988.
④[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1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