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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资机构只是一个小股东，往往在战略的制订和执行方面是被动的角色。想要完成资金配置、资源配置、流动性管理、推动业务发展，都需要拥有一个更大的话语权。”5月31日，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闻（James Gorman）在北京接受《陆家嘴》等媒体专访时，多次表达了对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兴趣和信心。
他称，中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健的政治体系、不断开放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等，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有利因素，摩根士丹利亦将积极投入这场开放大局之中。
拥抱金融开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第11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再开放的重要转折之年。高闻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长，中国企业不断做大做强，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市场开放是必然的选择。
从年初至今，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等等，一系列开放政策接连落地，中国金融业开放之门大举放宽。
摩根士丹利对此已是翘首以待。高闻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透露，摩根士丹利将逐步提高对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持股比例，希望提升到51%，进而最终实现100%持股。
2010年末，摩根士丹利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与中国本土机构华鑫证券成立合资证券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摩根士丹利持有其三分之一的股份。去年9月，公司进一步增持合资公司股份至49%，这是去年监管允许放宽至49%持股比例以来，唯一一家增持的外资银行。
“如果外资机构只是一个小股东，往往在战略的制订和执行方面是被动的角色。想要完成资金配置、资源配置、流动性管理、推动业务发展，都需要拥有一个更大的话语权。”他说，这不但不会削弱中国金融机构本身的竞争力，反而会激发出更多的实力，这在其他市场已经得到验证。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也有突破性进展。近年来，中国加快开放资本市场的步伐，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相继开放。今年，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额度放宽，沪伦通也已在路上。
如今，通道已经打开，摩根士丹利又将以何种姿势拥抱中国市场？“财富管理。”高闻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百姓越来越富有，财富管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项迫切需要的金融服务，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布局这项业务时机成熟。
除此之外，高闻眼中具有开拓潜力的业务板块还包括多个方面：一是中国层出不穷的新技术、高科技公司，它们有大量融资需求，还有一些希望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这方面摩根士丹利作为国际投行具有优势；二是正在经历改革的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国企会更加商业化，摩根士丹利愿意帮助这些企业更好地跟国际资本市场对接；三是能源、采矿、制造、消费、零售等行业的一些优秀公司，它们有意向去国际市场做并购，摩根士丹利可以助其一臂之力。
点赞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高闻在回答《陆家嘴》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关注到，中国为实现去杠杆的目标所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这和金融开放一样，对中国市场都是利好。
“中国监管的环境越来越成熟，监管者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中国监管是有远见卓识的，为他们点赞。”高闻这样评价。
高聞对记者称，在高速成长的市场，监管者的决策尤为艰难，它比慢速增长的市场对监管者提出的要求更高。中国监管层正在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整体的经济政策，最终希望建立一个更公平、诚信、透明的市场。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金融强监管下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政策，不论是将银行理财、同业业务纳入MPA监管，出台资产管理新规，还是升级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核心都在去杠杆、去通道、去非标，让表外回归表内，让金融业务回归金融服务本源。
“中国的监管层更多的关注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尤其是他们的贷款去向和贷款质量。”高闻建议，面对严监管，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应该建立更好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资产质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中国正在快速成长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严监管下的变革：稳健+实力
眼下，中国商业银行在新的监管规则下，传统业务受到冲击，需要寻找新的盈利点。实际上，这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所走过的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处。
当时一些投行没有挺过危机，而活下来的金融机构则面临更严标准的监管，有的机构大大缩减交易业务，有的则将重心转至消费零售等业务上，最终投行整体的杠杆率从危机前的30、40倍，降到目前普遍维持在10倍左右。
“整个投行的业务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高闻在回忆那次危机时表示。
高闻恰于2010年执掌摩根士丹利，他于2006年加入公司，此前历任全球财富管理部总裁及首席运营官、联席总裁，他帮助摩根士丹利实现了后危机时代的转型。
当时，摩根士丹利的危险境遇需要改革，高闻提出了包括削减奖金支出和设置风险底线等措施。
他在收缩公司高杠杆、高风险的业务同时，扩大资产管理的业务。2009年，摩根士丹利达成交易，控制了花旗银行拥有的美邦（Smith Barney）和它的一万一千名咨询师，最后把剩下的股权也全部收购。得益于花旗美邦，目前财富管理贡献了摩根史丹利接近一半的营收，却只占用了四分之一的资本。客户资产从2010年的1.6万亿美元增加到如今2.4万亿美元。那次收购后，公司毛利率从6%提高到现在的26%。
摩根士丹利于近期发布了2018年一季报，净利润和收入都创了纪录。公司的季度净利润增至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涨幅逾40%。其中，资产管理业务收入从去年的5.17亿美元增长至6.26亿美元。
“我认为现行的战略是正确的，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但不增加风险。”高闻表示，稳健和实力是“新摩根士丹利”的“铭牌”。
他称，中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健的政治体系、不断开放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等，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有利因素，摩根士丹利亦将积极投入这场开放大局之中。
拥抱金融开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第11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再开放的重要转折之年。高闻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长，中国企业不断做大做强，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市场开放是必然的选择。
从年初至今，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等等，一系列开放政策接连落地，中国金融业开放之门大举放宽。
摩根士丹利对此已是翘首以待。高闻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透露，摩根士丹利将逐步提高对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持股比例，希望提升到51%，进而最终实现100%持股。
2010年末，摩根士丹利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与中国本土机构华鑫证券成立合资证券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摩根士丹利持有其三分之一的股份。去年9月，公司进一步增持合资公司股份至49%，这是去年监管允许放宽至49%持股比例以来，唯一一家增持的外资银行。
“如果外资机构只是一个小股东，往往在战略的制订和执行方面是被动的角色。想要完成资金配置、资源配置、流动性管理、推动业务发展，都需要拥有一个更大的话语权。”他说，这不但不会削弱中国金融机构本身的竞争力，反而会激发出更多的实力，这在其他市场已经得到验证。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也有突破性进展。近年来，中国加快开放资本市场的步伐，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相继开放。今年，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额度放宽，沪伦通也已在路上。
如今，通道已经打开，摩根士丹利又将以何种姿势拥抱中国市场？“财富管理。”高闻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百姓越来越富有，财富管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项迫切需要的金融服务，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布局这项业务时机成熟。
除此之外，高闻眼中具有开拓潜力的业务板块还包括多个方面：一是中国层出不穷的新技术、高科技公司，它们有大量融资需求，还有一些希望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这方面摩根士丹利作为国际投行具有优势；二是正在经历改革的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国企会更加商业化，摩根士丹利愿意帮助这些企业更好地跟国际资本市场对接；三是能源、采矿、制造、消费、零售等行业的一些优秀公司，它们有意向去国际市场做并购，摩根士丹利可以助其一臂之力。
点赞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高闻在回答《陆家嘴》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关注到，中国为实现去杠杆的目标所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这和金融开放一样，对中国市场都是利好。
“中国监管的环境越来越成熟，监管者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中国监管是有远见卓识的，为他们点赞。”高闻这样评价。
高聞对记者称，在高速成长的市场，监管者的决策尤为艰难，它比慢速增长的市场对监管者提出的要求更高。中国监管层正在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整体的经济政策，最终希望建立一个更公平、诚信、透明的市场。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金融强监管下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政策，不论是将银行理财、同业业务纳入MPA监管，出台资产管理新规，还是升级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核心都在去杠杆、去通道、去非标，让表外回归表内，让金融业务回归金融服务本源。
“中国的监管层更多的关注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尤其是他们的贷款去向和贷款质量。”高闻建议，面对严监管，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应该建立更好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资产质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中国正在快速成长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严监管下的变革：稳健+实力
眼下，中国商业银行在新的监管规则下，传统业务受到冲击，需要寻找新的盈利点。实际上，这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所走过的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处。
当时一些投行没有挺过危机，而活下来的金融机构则面临更严标准的监管，有的机构大大缩减交易业务，有的则将重心转至消费零售等业务上，最终投行整体的杠杆率从危机前的30、40倍，降到目前普遍维持在10倍左右。
“整个投行的业务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高闻在回忆那次危机时表示。
高闻恰于2010年执掌摩根士丹利，他于2006年加入公司，此前历任全球财富管理部总裁及首席运营官、联席总裁，他帮助摩根士丹利实现了后危机时代的转型。
当时，摩根士丹利的危险境遇需要改革，高闻提出了包括削减奖金支出和设置风险底线等措施。
他在收缩公司高杠杆、高风险的业务同时，扩大资产管理的业务。2009年，摩根士丹利达成交易，控制了花旗银行拥有的美邦（Smith Barney）和它的一万一千名咨询师，最后把剩下的股权也全部收购。得益于花旗美邦，目前财富管理贡献了摩根史丹利接近一半的营收，却只占用了四分之一的资本。客户资产从2010年的1.6万亿美元增加到如今2.4万亿美元。那次收购后，公司毛利率从6%提高到现在的26%。
摩根士丹利于近期发布了2018年一季报，净利润和收入都创了纪录。公司的季度净利润增至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涨幅逾40%。其中，资产管理业务收入从去年的5.17亿美元增长至6.26亿美元。
“我认为现行的战略是正确的，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但不增加风险。”高闻表示，稳健和实力是“新摩根士丹利”的“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