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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金，习仲勋是个传奇人物，他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1岁；在照金，那些仍然健在的红色老人，会将你带回70多年前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照金，薛家寨最为引人注目，如果说照金是北方的“井冈山”，薛家寨就是照金的“黄洋界”。
“南有瑞金，北有照金，这可是毛主席说过的。”陕西钢川的朋友在向记者介绍照金时这么说。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照金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陕北革命力量创建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后落脚陕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前不久，记者一行从西安出发，前往照金。汽车经过铜川市区后，在渭北高原上不断地向西、向北疾驰，地势也变得越来越高。司机告诉我们：“看到山就到照金了。”
习仲勋21岁当主席
在照金，习仲勋的故事很多。
习仲勋的家乡就在与耀县(今耀州区)相邻的宫平县。据资料记载，习仲勋1926年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 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4月，他参与领导了“两当兵变”，兵变失利后，于同年7月经富平到耀县，找到了时任陕甘游击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
刘志丹总结历次兵变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队，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当时，刘志丹带领游击队主力经常在外线活动，由习仲勋担任指导员，带领留守队伍，在横跨陕、甘两省的桥山山地打土豪，分粮食，组建农会和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习伸勋被任命为特委军委书记，开始创建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
据当地人说，习仲勋经常乔装打扮，在照金周边活动，甚至三原、泾阳一带也曾有他的足迹。住在三原北部边缘的一位农民曾经告诉记者，他听村上老辈人说，习仲勋当年经常路过他们那里，总是戴一顶草帽，像个农民。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宣告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陕甘边特委和边区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的习仲勋只有21岁，许多部门的领导都比他年长，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
照金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当年的那段历史很熟悉，他告诉记者，习仲勋虽然年轻，但办事老练，有板有眼，且谦虚和气，大家都很敬重他。当时，边区政府下辖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教等部门，习伸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显示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习仲勋主持发行边币，搞活贸易，创建学校，还创办了边区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法令等。
“毫无疑问，习仲勋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早期为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为边区的革命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和探索性的工作。”这位工作人员评价说。
1 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毛泽东看到很多地方张贴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下面署名为“主席习伸勋”，印象特别深刻。但此时，习仲勋已经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关押起来了。1 935年11月，“刀下留人”之后，习伸勋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18人首先被释放。在瓦窑堡，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非常惊讶：“这么年轻!”
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评价习仲勋“年轻有为”、“能负重任”，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习仲勋与邓小平、刘澜涛、饶漱石和高岗一起调入中央，并被委以重任，时称“五虎进京”。
边区秘密联络员
91岁高龄的南玉常，是记者一行在照金见到的第一位红色老人。
南玉常老人住在照金街道东边的一座院子里，仅几间平房，但收拾得很干净。老人看上去气色很好，除了视力有些减退，身子骨还很硬朗，生活也能自理。老人说，他们兄弟二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从临潼逃荒到这里的，他是老小。大哥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游手好闲，光景过得很惨。
南玉常告诉记者，照金在过去只是山口口上的一个小村子，再往前走就进山了。但是，照金又是一个交通要道，位于耀县(今耀州区)、句邑、淳化三县交界处，每逢赶集上会的时候，山里山外的人都会到这里来。“往北的一条路是去旬邑的，往西的一条路是通淳化的。那时候，照金只有十几家人，住的都是草房和瓦房。”老人说。
据老人回忆，照金本来地处穷乡僻壤，人少地广，但在1929年那场年馑(民间俗称民国十八年年馑)后，陕西关中及山东、河南、四川、山西等地灾民大量流入，照金人口一下多了起来。“但穷人的日子更难熬了，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不说，土匪还经常出没，许多农家被抢后几乎是家徒四壁，颗粒不剩。”当时，照金地区的土地多为县城几家地主和距这里不远的香山寺的僧人所有，南玉常和大多数当地农民一样，靠佃租土地为生，每年需将总收成的三至五成缴付地租。
1936年后，南玉常成为了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平时和村上的人一样下地干活，上山放牛，暗地里为游击队探听消息，通风报信。
南玉常说，早在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就来到了照金。那是一个元宵节的晚上，照金街头敲锣打鼓，耍闹社火，红军游击队趁机将民团包围，缴了他们的枪。游击队还召集群众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告诉当地老百姓，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为穷人办事”。
资料表明，此后，红军游击队多次来到照金，并在这一带张贴标语，发动群众，领导当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抗捐抗税。在照金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十六军先后摧毁了照金地区及周围反动民团的据点，并出击旬邑、淳化、三原、同官(今铜川)等地，攻打焦坪(宜君)、香山(耀州)，袭击铁王、通润(淳化)等，都是当时很著名的战役，在当地影响很大。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就逐步形成了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高山槐，西抵黄花山，北到王家沟，南至桃渠塬，横跨耀县(耀州)、淳化、甸邑三县的照金红色根据地，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从这时开始，照金渐渐成为一个战略要地。
由于照金的特殊位置，各种势力在这里明争暗斗，形势非常复杂。南玉常说：“住在同一条街上，啥人都有，弄不好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南玉常与游击队一直是单线联系，他说那时街道上肯定还有自 己的人，但互相都不认识。
南玉常老人回忆，他还见过习仲勋。习仲勋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到他家里来过，打扮得像个进山做生意的。很多人过后才知道那就是习仲勋。
照金解放以后，南玉常的身份才公开了，并先后担任过村长、村支部书记、乡长等职。一直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那位同志，后来随部队解放大西北去了，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说起现在的生活，南玉常老人非常满意。他的8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政府每个月给他发300元津贴，逢年过节都会有人来慰问。现在小儿子的两个孩子也大了，一个在镇上的煤矿上班，一个在上海打工。
南玉常的小儿子在街道上有两个宽敞的院子，都是两层楼房，但南玉常老人不愿住楼房，坚持要住老宅子。“这里离街道远些，安静，空气也好。”老人说。
游击队里的神枪手
见到张彦才老人之前，镇上的工作人员已向记者介绍过，这位老人曾经是跟着刘志丹“闹红”的娃娃兵，参加革命时才11岁，今年已是87岁的高龄。
但是，记者来到张彦才家，老人却不在，他的老伴说放羊去了。老人养了两只奶羊，一早一晚都要拉到山上去放。
第二天，记者才见到了张彦才。眼前的老人虽须发皆白，但腰杆笔直，耳聪目明，话语不多，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言谈举止间仍流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军人气质。记者心里暗叹，身体这么好，难怪还能上山放羊。
说起昔日当娃娃兵时的岁月，老人显得很兴奋。他说，娃娃兵大部分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跟着部队到过淳化、旬邑、耀县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除了站岗放哨，跑腿送信，更多的是帮助部队搞后勤和伤员护理，有时也给首长牵马、喂马。“刘志丹、习仲勋和高岗，我都见过，还给他们牵过马。”张彦才说。
其实，当时娃娃兵的正式称呼是“少年先锋团”。据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宣传材料介绍，1 932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陕甘游击队的情况，申请陕西组建正式的红军番号。同年4月，中央批准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到1 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时，部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团长是王世泰，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和少年先锋团等组织，全团共2D0余人。刘志丹曾于1 933年1月至8月担任红二团参谋长。
据张彦才老人回忆，在部队正式改编之前，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一带名声很大，最有名的一次战斗是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
红二团成立后，红军在著名的香山寺为穷苦老百姓开仓分粮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据当地老人说，香山寺当年规模很大，寺中僧尼近千，土地10万余亩，地跨陕、甘两省。该寺以收租为大宗收入，据传“藏粮溢囤，存布盈库”。1 933年初，红二十六军二团路过香山寺，数千饥民聚于寺下，有群众下跪拦道，哭求红军“主持天理”。于是，红二团决定在香山寺开仓济贫，四方群众闻讯赶来，前后约有10万余人分到了粮食。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惊动了当局。1933年5月，国民党调集10个团的兵力，对照金发动了第二次围攻。由于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错误决定，致使部队主力损失惨重。同年10月，敌人再次以4个正规团和6个地方民团共6000余人对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保存实力，红二十六军分路突围，撤出照金，北上南梁(甘肃省华池县)，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新根据地。
“部队开到南山去了，我们太小，跟不上，就留下了。”张彦才老人说。
到解放前夕，张彦才已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老人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亲手击毙了一位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当时，解放区政府命令张彦才除掉这个在当地作恶多端的土匪。“因为只有我能找到他，只有我能对付得了。”张彦才老人说， “他也知道我在找他，我们过去都认识。但这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我不干掉他，他可能就要收拾我。”
张彦才回忆说，他白天晚上，吃饭睡觉，都枪不离身。有一天，他正在床上休息，这个土匪突然推开门，提着枪指着他，要他放过自己。由于距离太近，枪虽然就在床上放着，但他来不及举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匪端着枪跟他说话。土匪最后没敢开枪，一步一步退着出了房门，一路朝山里跑去。他翻身下床提着枪赶紧就追，一直追到耀县的爷台山。在200米开外，他劝说土匪投降，对方不听，继续往山里跑，他手起枪响，土匪应声倒地。
张彦才说，当时很多人追上来，看见土匪倒下了，但到底死没死，谁也不敢断定，更不敢上前去看。最后还是一个放羊的傻子走过去，从草丛中捡起了土匪的枪，大家才知道土匪确已被击毙。
后来，张彦才担任过民兵连长、乡长、县武装部民兵营长等职，是个雷厉风行、办事干脆的人。1976年，全家从下坪寨搬到了照金村。如今张彦才的儿子张志贵已经60岁了，前年花了七、八万元将旧房翻修一新。张彦才老人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自己没有什么困难，政府每月给390元补贴，够自己零花了。
红色“心脏”薛家寨
“如果说照金是北方的井冈山，薛家寨就是照金的黄洋界，那个险呀，简直可以与华山相比。”去过照金的人曾这样对记者说。
薛家寨距照金街道约20余里，是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昔日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其实，薛家寨并非什么村寨，而是一座险要无比、易守难攻的山峰。山峰的东、西、南三面皆为悬崖峭壁，只有北面山根下的一条小路可通山上。山上地无一亩，房无一间，原本无人居住，但山顶有几处天然岩洞，大的有上百平方米，小的仅可容身。当年红军游击队来到这里后，将山上的岩洞加以改造利用，据守天险，安营扎寨，薛家寨从此名声大震。
薛家寨视野开阔，通往照金方向和柳林、庙湾方向的道路尽收眼底。从战略意义上讲，薛家寨进可南下耀县、淳化一带，退可进入宜君、旬邑以及甘肃的正宁、华池一带的山地。而且薛家寨的周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这里竟能看到北方山地很少见到的水田，难怪当年的灾民大量涌入距此不远的庙湾镇香山寺附近。
据当地人说，当年根据地军民据险筑堡，将薛家寨山顶上四处较大的岩洞依次称为一号寨子、二号寨子、三号寨子和四号寨子，每个寨子都是上山的必经之地，分别设置关卡，派兵把守。其中，四号寨子最为险要。此前听向导介绍，四号寨子“比华山还险，平常人看一眼腿都发颤”，记者半信半疑。来到四号寨子跟前，才知向导所言不虚。
要到达四号寨子，必须经过一段峭壁，峭壁上的路极窄，仅容一人通过，最危险处须弓着腰，侧着身，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脚下的山体如刀削斧劈，寸草不生。目前，四号寨子尚未对外开放，这段路也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记者通过后，回头再看，不由得一阵后怕。
向导侯先生告诉记者，四号寨子是薛家寨最后一道寨子，当时游击队的重要领导和边区机关都在这个寨子上。 “游击队在山上还建起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修械所主要是为红军修造枪械、子弹和手榴弹，据说也能配制炸药，最多时山上有六、七十名工人。被服厂有二、三十名妇女，主要负责缝制军服、照顾伤员、浆洗纱布，那时也叫妇女游击队，经常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
在山上，向导还带我们找到了隐没在杂草和树林中的李妙斋的坟墓。据向导介绍，李妙斋是薛家寨游击队的总指挥，一次因叛徒出卖，反动民团偷偷从后山摸上来，袭击了薛家寨，李妙斋率众与敌人展开激战，不章中弹身亡。后来，游击队就将他安葬在山上，他因此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06名烈士中惟一一位长眠在薛家寨的英雄。
如今的薛家寨已经成为照金红色旅游景区的核心景点。为方便游客参观，景区新修了一条台阶山路，可以从山下直通二号寨子。这条台阶路虽然便捷，但直上直下，如同天梯，从山上向下看，不由得让人心惊目眩。据景区建设监理单位的一位张先生介绍，薛家寨的四号寨子有可能要修一条缆车路线，目前正在考察和论证阶段。
作为全国“百个红色经典旅游景区”之一，照金陕甘边革命纪念馆已被陕西省委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国防教育基地，同时也是铜川市党员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廉政教育基地。
2006年，照金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陕西省发改委批准立项，项目总投资2880万元，其中一期工程计划投资2000万元。目前，通往薛家寨、陈家坡、香山景区的道路建设，照金纪念碑等项目已全部完成。景区工作人员说，随着景区设施的不断完善，现在到照金旅游观光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多。
“南有瑞金，北有照金，这可是毛主席说过的。”陕西钢川的朋友在向记者介绍照金时这么说。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照金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陕北革命力量创建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后落脚陕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前不久，记者一行从西安出发，前往照金。汽车经过铜川市区后，在渭北高原上不断地向西、向北疾驰，地势也变得越来越高。司机告诉我们：“看到山就到照金了。”
习仲勋21岁当主席
在照金，习仲勋的故事很多。
习仲勋的家乡就在与耀县(今耀州区)相邻的宫平县。据资料记载，习仲勋1926年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 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4月，他参与领导了“两当兵变”，兵变失利后，于同年7月经富平到耀县，找到了时任陕甘游击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
刘志丹总结历次兵变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队，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当时，刘志丹带领游击队主力经常在外线活动，由习仲勋担任指导员，带领留守队伍，在横跨陕、甘两省的桥山山地打土豪，分粮食，组建农会和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习伸勋被任命为特委军委书记，开始创建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
据当地人说，习仲勋经常乔装打扮，在照金周边活动，甚至三原、泾阳一带也曾有他的足迹。住在三原北部边缘的一位农民曾经告诉记者，他听村上老辈人说，习仲勋当年经常路过他们那里，总是戴一顶草帽，像个农民。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宣告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陕甘边特委和边区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的习仲勋只有21岁，许多部门的领导都比他年长，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
照金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当年的那段历史很熟悉，他告诉记者，习仲勋虽然年轻，但办事老练，有板有眼，且谦虚和气，大家都很敬重他。当时，边区政府下辖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教等部门，习伸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显示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习仲勋主持发行边币，搞活贸易，创建学校，还创办了边区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法令等。
“毫无疑问，习仲勋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早期为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为边区的革命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和探索性的工作。”这位工作人员评价说。
1 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毛泽东看到很多地方张贴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下面署名为“主席习伸勋”，印象特别深刻。但此时，习仲勋已经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关押起来了。1 935年11月，“刀下留人”之后，习伸勋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18人首先被释放。在瓦窑堡，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非常惊讶：“这么年轻!”
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评价习仲勋“年轻有为”、“能负重任”，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习仲勋与邓小平、刘澜涛、饶漱石和高岗一起调入中央，并被委以重任，时称“五虎进京”。
边区秘密联络员
91岁高龄的南玉常，是记者一行在照金见到的第一位红色老人。
南玉常老人住在照金街道东边的一座院子里，仅几间平房，但收拾得很干净。老人看上去气色很好，除了视力有些减退，身子骨还很硬朗，生活也能自理。老人说，他们兄弟二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从临潼逃荒到这里的，他是老小。大哥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游手好闲，光景过得很惨。
南玉常告诉记者，照金在过去只是山口口上的一个小村子，再往前走就进山了。但是，照金又是一个交通要道，位于耀县(今耀州区)、句邑、淳化三县交界处，每逢赶集上会的时候，山里山外的人都会到这里来。“往北的一条路是去旬邑的，往西的一条路是通淳化的。那时候，照金只有十几家人，住的都是草房和瓦房。”老人说。
据老人回忆，照金本来地处穷乡僻壤，人少地广，但在1929年那场年馑(民间俗称民国十八年年馑)后，陕西关中及山东、河南、四川、山西等地灾民大量流入，照金人口一下多了起来。“但穷人的日子更难熬了，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不说，土匪还经常出没，许多农家被抢后几乎是家徒四壁，颗粒不剩。”当时，照金地区的土地多为县城几家地主和距这里不远的香山寺的僧人所有，南玉常和大多数当地农民一样，靠佃租土地为生，每年需将总收成的三至五成缴付地租。
1936年后，南玉常成为了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平时和村上的人一样下地干活，上山放牛，暗地里为游击队探听消息，通风报信。
南玉常说，早在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就来到了照金。那是一个元宵节的晚上，照金街头敲锣打鼓，耍闹社火，红军游击队趁机将民团包围，缴了他们的枪。游击队还召集群众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告诉当地老百姓，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为穷人办事”。
资料表明，此后，红军游击队多次来到照金，并在这一带张贴标语，发动群众，领导当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抗捐抗税。在照金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十六军先后摧毁了照金地区及周围反动民团的据点，并出击旬邑、淳化、三原、同官(今铜川)等地，攻打焦坪(宜君)、香山(耀州)，袭击铁王、通润(淳化)等，都是当时很著名的战役，在当地影响很大。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就逐步形成了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高山槐，西抵黄花山，北到王家沟，南至桃渠塬，横跨耀县(耀州)、淳化、甸邑三县的照金红色根据地，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从这时开始，照金渐渐成为一个战略要地。
由于照金的特殊位置，各种势力在这里明争暗斗，形势非常复杂。南玉常说：“住在同一条街上，啥人都有，弄不好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南玉常与游击队一直是单线联系，他说那时街道上肯定还有自 己的人，但互相都不认识。
南玉常老人回忆，他还见过习仲勋。习仲勋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到他家里来过，打扮得像个进山做生意的。很多人过后才知道那就是习仲勋。
照金解放以后，南玉常的身份才公开了，并先后担任过村长、村支部书记、乡长等职。一直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那位同志，后来随部队解放大西北去了，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说起现在的生活，南玉常老人非常满意。他的8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政府每个月给他发300元津贴，逢年过节都会有人来慰问。现在小儿子的两个孩子也大了，一个在镇上的煤矿上班，一个在上海打工。
南玉常的小儿子在街道上有两个宽敞的院子，都是两层楼房，但南玉常老人不愿住楼房，坚持要住老宅子。“这里离街道远些，安静，空气也好。”老人说。
游击队里的神枪手
见到张彦才老人之前，镇上的工作人员已向记者介绍过，这位老人曾经是跟着刘志丹“闹红”的娃娃兵，参加革命时才11岁，今年已是87岁的高龄。
但是，记者来到张彦才家，老人却不在，他的老伴说放羊去了。老人养了两只奶羊，一早一晚都要拉到山上去放。
第二天，记者才见到了张彦才。眼前的老人虽须发皆白，但腰杆笔直，耳聪目明，话语不多，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言谈举止间仍流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军人气质。记者心里暗叹，身体这么好，难怪还能上山放羊。
说起昔日当娃娃兵时的岁月，老人显得很兴奋。他说，娃娃兵大部分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跟着部队到过淳化、旬邑、耀县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除了站岗放哨，跑腿送信，更多的是帮助部队搞后勤和伤员护理，有时也给首长牵马、喂马。“刘志丹、习仲勋和高岗，我都见过，还给他们牵过马。”张彦才说。
其实，当时娃娃兵的正式称呼是“少年先锋团”。据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宣传材料介绍，1 932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陕甘游击队的情况，申请陕西组建正式的红军番号。同年4月，中央批准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到1 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时，部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团长是王世泰，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和少年先锋团等组织，全团共2D0余人。刘志丹曾于1 933年1月至8月担任红二团参谋长。
据张彦才老人回忆，在部队正式改编之前，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一带名声很大，最有名的一次战斗是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
红二团成立后，红军在著名的香山寺为穷苦老百姓开仓分粮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据当地老人说，香山寺当年规模很大，寺中僧尼近千，土地10万余亩，地跨陕、甘两省。该寺以收租为大宗收入，据传“藏粮溢囤，存布盈库”。1 933年初，红二十六军二团路过香山寺，数千饥民聚于寺下，有群众下跪拦道，哭求红军“主持天理”。于是，红二团决定在香山寺开仓济贫，四方群众闻讯赶来，前后约有10万余人分到了粮食。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惊动了当局。1933年5月，国民党调集10个团的兵力，对照金发动了第二次围攻。由于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错误决定，致使部队主力损失惨重。同年10月，敌人再次以4个正规团和6个地方民团共6000余人对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保存实力，红二十六军分路突围，撤出照金，北上南梁(甘肃省华池县)，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新根据地。
“部队开到南山去了，我们太小，跟不上，就留下了。”张彦才老人说。
到解放前夕，张彦才已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老人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亲手击毙了一位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当时，解放区政府命令张彦才除掉这个在当地作恶多端的土匪。“因为只有我能找到他，只有我能对付得了。”张彦才老人说， “他也知道我在找他，我们过去都认识。但这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我不干掉他，他可能就要收拾我。”
张彦才回忆说，他白天晚上，吃饭睡觉，都枪不离身。有一天，他正在床上休息，这个土匪突然推开门，提着枪指着他，要他放过自己。由于距离太近，枪虽然就在床上放着，但他来不及举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匪端着枪跟他说话。土匪最后没敢开枪，一步一步退着出了房门，一路朝山里跑去。他翻身下床提着枪赶紧就追，一直追到耀县的爷台山。在200米开外，他劝说土匪投降，对方不听，继续往山里跑，他手起枪响，土匪应声倒地。
张彦才说，当时很多人追上来，看见土匪倒下了，但到底死没死，谁也不敢断定，更不敢上前去看。最后还是一个放羊的傻子走过去，从草丛中捡起了土匪的枪，大家才知道土匪确已被击毙。
后来，张彦才担任过民兵连长、乡长、县武装部民兵营长等职，是个雷厉风行、办事干脆的人。1976年，全家从下坪寨搬到了照金村。如今张彦才的儿子张志贵已经60岁了，前年花了七、八万元将旧房翻修一新。张彦才老人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自己没有什么困难，政府每月给390元补贴，够自己零花了。
红色“心脏”薛家寨
“如果说照金是北方的井冈山，薛家寨就是照金的黄洋界，那个险呀，简直可以与华山相比。”去过照金的人曾这样对记者说。
薛家寨距照金街道约20余里，是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昔日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其实，薛家寨并非什么村寨，而是一座险要无比、易守难攻的山峰。山峰的东、西、南三面皆为悬崖峭壁，只有北面山根下的一条小路可通山上。山上地无一亩，房无一间，原本无人居住，但山顶有几处天然岩洞，大的有上百平方米，小的仅可容身。当年红军游击队来到这里后，将山上的岩洞加以改造利用，据守天险，安营扎寨，薛家寨从此名声大震。
薛家寨视野开阔，通往照金方向和柳林、庙湾方向的道路尽收眼底。从战略意义上讲，薛家寨进可南下耀县、淳化一带，退可进入宜君、旬邑以及甘肃的正宁、华池一带的山地。而且薛家寨的周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这里竟能看到北方山地很少见到的水田，难怪当年的灾民大量涌入距此不远的庙湾镇香山寺附近。
据当地人说，当年根据地军民据险筑堡，将薛家寨山顶上四处较大的岩洞依次称为一号寨子、二号寨子、三号寨子和四号寨子，每个寨子都是上山的必经之地，分别设置关卡，派兵把守。其中，四号寨子最为险要。此前听向导介绍，四号寨子“比华山还险，平常人看一眼腿都发颤”，记者半信半疑。来到四号寨子跟前，才知向导所言不虚。
要到达四号寨子，必须经过一段峭壁，峭壁上的路极窄，仅容一人通过，最危险处须弓着腰，侧着身，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脚下的山体如刀削斧劈，寸草不生。目前，四号寨子尚未对外开放，这段路也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记者通过后，回头再看，不由得一阵后怕。
向导侯先生告诉记者，四号寨子是薛家寨最后一道寨子，当时游击队的重要领导和边区机关都在这个寨子上。 “游击队在山上还建起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修械所主要是为红军修造枪械、子弹和手榴弹，据说也能配制炸药，最多时山上有六、七十名工人。被服厂有二、三十名妇女，主要负责缝制军服、照顾伤员、浆洗纱布，那时也叫妇女游击队，经常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
在山上，向导还带我们找到了隐没在杂草和树林中的李妙斋的坟墓。据向导介绍，李妙斋是薛家寨游击队的总指挥，一次因叛徒出卖，反动民团偷偷从后山摸上来，袭击了薛家寨，李妙斋率众与敌人展开激战，不章中弹身亡。后来，游击队就将他安葬在山上，他因此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06名烈士中惟一一位长眠在薛家寨的英雄。
如今的薛家寨已经成为照金红色旅游景区的核心景点。为方便游客参观，景区新修了一条台阶山路，可以从山下直通二号寨子。这条台阶路虽然便捷，但直上直下，如同天梯，从山上向下看，不由得让人心惊目眩。据景区建设监理单位的一位张先生介绍，薛家寨的四号寨子有可能要修一条缆车路线，目前正在考察和论证阶段。
作为全国“百个红色经典旅游景区”之一，照金陕甘边革命纪念馆已被陕西省委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国防教育基地，同时也是铜川市党员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廉政教育基地。
2006年，照金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陕西省发改委批准立项，项目总投资2880万元，其中一期工程计划投资2000万元。目前，通往薛家寨、陈家坡、香山景区的道路建设，照金纪念碑等项目已全部完成。景区工作人员说，随着景区设施的不断完善，现在到照金旅游观光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