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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组织成立重庆绿色联合会这个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算起，吴登明已风风火火地为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奔波了15年。这个老百姓眼中的“绿林好汉”，却常常被另一些人扣上“影响稳定”、“支持刁民”的帽子。而作为已经72岁的老者，他则称自己为中国最年长的志愿者。
2003年，本刊记者采访他时，正值三峡水库蓄水前夕，他组织10多名志愿者刚刚对库区生态环境进行了一次徒步考察，呼吁有关方面应该把堆在长江岸边的垃圾按要求清理掉，以保障蓄水时不造成污染。不过，这次行动只是他在库区发动更大规模的环保行动的序幕……
一大片翠绿中间，一株株水生美人蕉开得正艳。
这个两亩大的园子，就是王家湿地生态苑。目前，重庆渝北区建有12座这样的生态污水处理场。
“这里原来是被随意排放的生活污水污染了的耕地，后来政府把地征过来，建了这样一个生态苑。”重庆绿色联合会(以下简称绿联会)会长吴登明对记者介绍说。
湿地生态苑是吴登明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峡库区乡镇生物治污项目。在他看来，这样的污水处理场是解决库区乡镇污水随意排放的最好办法。来自面源污染的困扰
从王家镇走出去，有一条100多米长的石板小路，石板下面就是全镇生活污水汇向生态苑的收集渠。
污水进到生态苑后，先进行隔渣处理，再进入厌氧池处理。经过初期处理过的水就被排进人工湿地中。所谓的人工湿地，是利用坡地自然落差形成像梯田样的养殖池，种有莒蒲、水金竹、水生美人蕉、伞草、睡莲和大聚藻等植物。不同植物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水生美人蕉可净化空气，伞草可净化环境，睡莲能净化水体，其根部能吸收水中的铅、汞、苯酚等有毒物质……通过沙石、土壤过滤和植物及其根系的多种微生物分解后，污水便得以净化。
从收集渠上方的水泥板缝隙看下去，是黑乎乎的一片污水。经过长达20个小时在人工湿地的“旅行”，污水到达出水口时，已经变得清澈透明。
吴登明蹲下，从出水口捧起一掬水，自己闻了闻。记者也凑上去闻，的确没有什么味道。
出水口紧挨着一个鱼塘，有时也担当着向鱼塘补水的作用。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里经营鱼塘的是一位王姓村民。以前，他与镇政府关系很紧张。鱼塘被污水污染后，几乎丧失养鱼功能，耕地也被污染，无法种植。无奈之下，他要求政府赔偿，政府答应每年给他3000元的赔偿费，但与实际损失相比远远不够。现在经过污水处理后，鱼塘又可以养鱼了，这位村民仅养鱼一项年收入就可达8万元。
据吴登明介绍，渝北区投资50万元，在玉峰山景区也建了同样的污水处理站。“1吨污水投资1000元到1 500元，一个一万人的乡镇，以每人每天产生100公斤的污水计算，建一个生态污水处理场投资不过在10 0万到1 50万元间。”吴登明给记者算着账。
除了投资少，这样的污水处理场日常运行费用也很低，基建投资只是国家建的污水厂的1／3，而日常运行费用只是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的1／10。
“还有一个好处是，处理过的水就能直排，不必进行消毒、除臭等过程，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符合现在的低碳环保要求。”吴登明说。
吴登明告诉记者，长江70％支流的水质有问题，“有的是Ⅳ类，有的甚至还是V类，丧失水功能。”梁滩河是九龙坡、沙坪坝和北碚三地交界处的一条河，完全是劣V类水，每天排的污水不下10万吨。
在今年6月30日召开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指出：与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实施的平均水平相比，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规划项目完成率低18.6个百分点，项目未动工率高12.9个百分点，库区重点镇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库区支流综合整治项目和船舶流动源污染治理项目尤为缓慢，其中9个船舶流动源污染治理项目全部没有动工；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总体偏低、处理设施闲置现象较突出。
前段时间，吴登明到开县污水处理厂调查，被厂方阻挡，经过一番周折，才被允许进入。吴登明说，他感觉之前设备并没运转。
“污水厂运行费用高，高在人工成本上。”吴登明说，“我们一直要求污水处理厂公布成本，尤其是管理成本，但就是拖着不公布。”
渝北区肖家河污水处理厂一天的处理量是两万吨，但运行人员却有七、八个，“站长开着本田高级轿车，管理成本咋个不高嘛。”吴登明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现在是一个比较俏的行业，收入不比一般白领低，没关系进不去。
比较而言，生态处理污水的方法更有优势，尤其是在分散的乡镇。“如果在库区各乡镇都能推广湿地植物生态处理污水场，支流污染问题将能得到缓解，也能保证长江干流的水质。”吴登明强调着生态治污的意义。
目前，国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县城的点源污染治理上，对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还无暇顾及。吴登明希望国家能大力支持这项技术在三峡库区乡镇推广使用，最好能把这部分投资纳入到国家三峡治污的总盘子当中，以弥补乡镇污水处理这个空白。
过去的重庆民丰化工厂，号称占据全国铬盐销量30％，生产规模全国第一，世界第五。但在吴登明看来，这个厂子就是一枚安放在嘉陵江边的“定时炸弹”。
2003年前后，吴登明经常领着记者给这家化工厂曝光。2003年8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十大排污案件，民丰化工厂名列榜首。
吴登明之所以与民丰化工厂“过不去”，是因为这个厂所处的位置实在是过于敏感。
民丰化工厂位于重庆几个水厂的上游，其排污口以下10公里是沙坪坝中渡口水厂，8.8公里处是沙坪坝高家花园水厂，4.5公里处是梁沱水厂，离排污口更近的是下游两公里处的红雪饮料厂的取水口，1公里处是红光制药厂的取水口……
吴登明带领绿联会成员从嘉陵江铁路大桥上采集的一份粉尘样本显示，此地区的空气粉尘中接近10％都是六价铬(一种剧毒)；他们在化工厂附近采集的两份水样显示，每升水分别含铬741毫克和320.9毫克，分别超标1 482倍和641倍。
在正式决定搬迁民丰化工厂前，重庆市环保局先后对其作出1 3次行政处罚的决定，但都没能止住污染的步伐。
2003年年底，化工厂终于要搬迁了。同时，作为一项补救措施，在老厂修建一个日处理800吨含铬废水的污水处理厂，同时在嘉陵江江边修筑一道长约1 000米的挡水墙，拦截毒水渗入。
“拦截污水的坝，一直深达河床的岩石。”民丰化工厂污染治理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邹延华对记者说。
记者采访时，看到江边有几个人在钓鱼。“这可不是我安排的。”邹延华说。 过去，每当有人来检查时，厂方就安 排人装作钓鱼，其实是为了搅动江水，让飘在江面上的污水看上去不那么显眼。
2006年9月，民丰化工厂经过技术改造，搬迁至潼南县工业园，终于远离了重庆主城区。吴登明说： “民丰化工厂搬迁后很不错，经验值得推广。”
最早最老的志愿者
“我是一个家破人未亡的人。”吴登明对记者感叹着说。
成立绿联会初期，活动费用都是吴登明自己家的积蓄，前后算下来有20多万元。
2000年后，出了名的吴登明先后得了不少奖，获得的奖金，以及请他去讲演、上课的车马费，都成了他继续投入绿联会的资金来源，包括他担任世行贷款项目监督咨询委员会主席一职获得的津贴1.2万元，林林总总下来也有十几万元。
即使出国，吴登明也会想办法把邀请方给的零花钱省出来。他去美国考察，每天有50美元的零花钱。他早饭在酒店吃，吃完再多拿一个面包和水果，中午就着从龙头接来的直饮水，就是一顿中午饭。晚饭时，他买来简单的食材，自己做着吃。每出一趟国，他就能“挣回”千把元的活动经费。
家里事情甩手不管，还要拿钱去做环保，吴登明的老伴时有抱怨，“你又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但是，对吴登明的工作，她还是支持的。
吴登明则用一首诗来勉励自己：“遮风挡雨夜香眠，饭饱衣足度晚年，万事宽心多笑语，腰包瘪瘪肚儿圆。未挂一丝到世间，走时不带半分钱，何须计较名与利，归路相同一笑缘。”
“我是环保界最老的、也是最早的一个志愿者了。”吴登明这样给自己“定性”。
小时候的吴登明学过一点旧学，从中了解到人与自然应该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后来的一些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人只有保护好环境，才能从中获益。
1 958年大炼钢铁时，川北大量砍伐树木用来炼钢。结果导致水土流失严重，那里的人一度连烧的柴都缺乏，种巴茅做燃料，实在没烧的就只好烧糠壳。
三年大饥荒时，吴登明在部队当文化教员。部队在云南边疆，有很多森林，林中有诸如芭蕉等多种水果，还有野生动物，人能获得食物，几乎没有饥荒发生。
在重庆特钢做军代表时，吴登明有机会看到国家科技情报所的一些国外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他了解到西方一些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事件，开始关注起环境问题。
有一次，和几个人摆龙门阵时，吴登明的一句“建设四化，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导致他背了一个党内处分，原来是有人把他给告发了。
1 976年，转业到重庆大学工作的吴登明带学生到龚嘴电站参观，看到的景象可谓触目惊心。大坝过木机道前漂满了从大渡河放漂下来的原木。大渡河两岸高山峡谷，已看不见一棵大树，而泥石流、滑坡却随处可见，大渡河河水变得非常浑浊。
他问电站工作人员：水库排沙的问题如何解决?对方回答，有泄洪道)中沙。吴登明心存狐疑，泥石流)中下的山石大的有几十个立方米，小的有几立方米，如何能冲得走?水库早晚得让泥沙淤满。至今，龚嘴电站淤沙问题，依然是一个”老大难”。
1996年3月，吴登明从峨边县出发，沿大渡河岸向上游走，经石棉、汉源到泸定，所见两岸几乎已没有成片的天然林。随处可见泥石流、滑坡后的堆积层，暴雨冲刷，往往还会形成第二次泥石流。在大渡河支流青衣江，他发现由于沿岸山上植被保存得好，就看不见泥石流和滑坡的踪影。
1998年，当得知川西洪雅县原始森林被砍伐的事情后，吴登明立即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又带央视记者实地暗访。一时间，“川西还在狂砍天然林”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热点，吴登明也被人称为“绿林好汉”。此后，四川出台了禁伐天然林的法规。
洪雅县上百万亩原始天然林被保护下来了，却有3名杀手潜入重庆要暗杀吴登明。在知情人的通报下，吴登明不得不小心从事。那段时间，有些朋友离开了吴登明，他的头上又被一些人扣上了“影响稳定”、“支持刁民”的帽子，一度觉得自己很凄凉。
“我做的都是些很得罪人的事儿。”吴登明说。
环保力量中的“行动派”
2001年，重庆绿联会致函市工商银行，呼吁不要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金佛山索道项目给予贷款。
2003年春节，重庆绿联会的志愿者们对重庆三峡的生态进行了考察，呼吁有关方面应该把堆在长江岸边的垃圾按要求清理掉，以保障三峡蓄水时不造成污染。《新西部》曾对此次民间考察进行了报道。
2003年6月，重庆绿联会向市政府发出呼吁，建议停止该市九龙坡发电厂30万千瓦技改和扩建工程建设，以保护重庆市区空气质量。8月，该工程因未能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而下马。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该电厂解除2000万元的贷款协议；该工程的地基、地下管网设施等前期贷款投资数千万元打了“水漂”。
2003年到2006年，世行在重庆市实施了自来水厂、城市污水厂、垃圾填埋场、铁路、高速公路、防洪堤坝以及小城镇建设等近20个贷款项目，贷款额达数亿美元。这是世行在中国首次试点的遵从赤道原则的项目。根据赤道原则的有关要求和规定，世行在重庆设立由NGO、学者、会计师、教师、村干部、退休人员等组成的项目监督咨询委员会，对项目承担监督、监测、咨询等职能。吴登明被推做委员会主席。
据吴登明介绍，委员会委员认真履行职责，深入项目施工现场和利益相关人群进行调查，召开有公众参与的项目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和咨询会议，先后发现工程项目质量不符要求、破坏森林植被、损毁恐龙自然保护遗迹、对移民实施强行拆迁、随意填埋水井和截断饮用水源、土地征用未给付拆迁费用、安置补偿费用偏低、安置房质量差等问题，并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世行做出反映，使问题逐一得到重视和解决，有效减少了世行在渝贷款项目的负面影响。
同时，绿联会还对亚行在重庆的项目所发现的问题提交报告，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同时，建议应在项目设计论证阶段即介入监督，以真正做到预防为主，未雨绸缪。
吴登明虽然是冲在最前面，但他绝非是一个人在战斗。吴登明说，重庆老年科学工作者协会为绿联会提供技术支持，而且，他们其中诸如人大代表等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则为解决问题提供社会资源。
绿联会还提出老百姓的“四大权利”——呼吸清洁空气权、清洁饮水权、食用安全食品权和生态福利权。“这四项权利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就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用四大权利说服政府，能真正体现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吴登明说。
吴登明认为，绿联会应该属于环保力量中的“行动派”。“我们不光指出环境存在什么问题，还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觉得，这是绿联会与很多环保组织不同的地方。
2003年，本刊记者采访他时，正值三峡水库蓄水前夕，他组织10多名志愿者刚刚对库区生态环境进行了一次徒步考察，呼吁有关方面应该把堆在长江岸边的垃圾按要求清理掉，以保障蓄水时不造成污染。不过，这次行动只是他在库区发动更大规模的环保行动的序幕……
一大片翠绿中间，一株株水生美人蕉开得正艳。
这个两亩大的园子，就是王家湿地生态苑。目前，重庆渝北区建有12座这样的生态污水处理场。
“这里原来是被随意排放的生活污水污染了的耕地，后来政府把地征过来，建了这样一个生态苑。”重庆绿色联合会(以下简称绿联会)会长吴登明对记者介绍说。
湿地生态苑是吴登明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峡库区乡镇生物治污项目。在他看来，这样的污水处理场是解决库区乡镇污水随意排放的最好办法。来自面源污染的困扰
从王家镇走出去，有一条100多米长的石板小路，石板下面就是全镇生活污水汇向生态苑的收集渠。
污水进到生态苑后，先进行隔渣处理，再进入厌氧池处理。经过初期处理过的水就被排进人工湿地中。所谓的人工湿地，是利用坡地自然落差形成像梯田样的养殖池，种有莒蒲、水金竹、水生美人蕉、伞草、睡莲和大聚藻等植物。不同植物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水生美人蕉可净化空气，伞草可净化环境，睡莲能净化水体，其根部能吸收水中的铅、汞、苯酚等有毒物质……通过沙石、土壤过滤和植物及其根系的多种微生物分解后，污水便得以净化。
从收集渠上方的水泥板缝隙看下去，是黑乎乎的一片污水。经过长达20个小时在人工湿地的“旅行”，污水到达出水口时，已经变得清澈透明。
吴登明蹲下，从出水口捧起一掬水，自己闻了闻。记者也凑上去闻，的确没有什么味道。
出水口紧挨着一个鱼塘，有时也担当着向鱼塘补水的作用。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里经营鱼塘的是一位王姓村民。以前，他与镇政府关系很紧张。鱼塘被污水污染后，几乎丧失养鱼功能，耕地也被污染，无法种植。无奈之下，他要求政府赔偿，政府答应每年给他3000元的赔偿费，但与实际损失相比远远不够。现在经过污水处理后，鱼塘又可以养鱼了，这位村民仅养鱼一项年收入就可达8万元。
据吴登明介绍，渝北区投资50万元，在玉峰山景区也建了同样的污水处理站。“1吨污水投资1000元到1 500元，一个一万人的乡镇，以每人每天产生100公斤的污水计算，建一个生态污水处理场投资不过在10 0万到1 50万元间。”吴登明给记者算着账。
除了投资少，这样的污水处理场日常运行费用也很低，基建投资只是国家建的污水厂的1／3，而日常运行费用只是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的1／10。
“还有一个好处是，处理过的水就能直排，不必进行消毒、除臭等过程，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符合现在的低碳环保要求。”吴登明说。
吴登明告诉记者，长江70％支流的水质有问题，“有的是Ⅳ类，有的甚至还是V类，丧失水功能。”梁滩河是九龙坡、沙坪坝和北碚三地交界处的一条河，完全是劣V类水，每天排的污水不下10万吨。
在今年6月30日召开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指出：与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实施的平均水平相比，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规划项目完成率低18.6个百分点，项目未动工率高12.9个百分点，库区重点镇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库区支流综合整治项目和船舶流动源污染治理项目尤为缓慢，其中9个船舶流动源污染治理项目全部没有动工；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总体偏低、处理设施闲置现象较突出。
前段时间，吴登明到开县污水处理厂调查，被厂方阻挡，经过一番周折，才被允许进入。吴登明说，他感觉之前设备并没运转。
“污水厂运行费用高，高在人工成本上。”吴登明说，“我们一直要求污水处理厂公布成本，尤其是管理成本，但就是拖着不公布。”
渝北区肖家河污水处理厂一天的处理量是两万吨，但运行人员却有七、八个，“站长开着本田高级轿车，管理成本咋个不高嘛。”吴登明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现在是一个比较俏的行业，收入不比一般白领低，没关系进不去。
比较而言，生态处理污水的方法更有优势，尤其是在分散的乡镇。“如果在库区各乡镇都能推广湿地植物生态处理污水场，支流污染问题将能得到缓解，也能保证长江干流的水质。”吴登明强调着生态治污的意义。
目前，国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县城的点源污染治理上，对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还无暇顾及。吴登明希望国家能大力支持这项技术在三峡库区乡镇推广使用，最好能把这部分投资纳入到国家三峡治污的总盘子当中，以弥补乡镇污水处理这个空白。
过去的重庆民丰化工厂，号称占据全国铬盐销量30％，生产规模全国第一，世界第五。但在吴登明看来，这个厂子就是一枚安放在嘉陵江边的“定时炸弹”。
2003年前后，吴登明经常领着记者给这家化工厂曝光。2003年8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十大排污案件，民丰化工厂名列榜首。
吴登明之所以与民丰化工厂“过不去”，是因为这个厂所处的位置实在是过于敏感。
民丰化工厂位于重庆几个水厂的上游，其排污口以下10公里是沙坪坝中渡口水厂，8.8公里处是沙坪坝高家花园水厂，4.5公里处是梁沱水厂，离排污口更近的是下游两公里处的红雪饮料厂的取水口，1公里处是红光制药厂的取水口……
吴登明带领绿联会成员从嘉陵江铁路大桥上采集的一份粉尘样本显示，此地区的空气粉尘中接近10％都是六价铬(一种剧毒)；他们在化工厂附近采集的两份水样显示，每升水分别含铬741毫克和320.9毫克，分别超标1 482倍和641倍。
在正式决定搬迁民丰化工厂前，重庆市环保局先后对其作出1 3次行政处罚的决定，但都没能止住污染的步伐。
2003年年底，化工厂终于要搬迁了。同时，作为一项补救措施，在老厂修建一个日处理800吨含铬废水的污水处理厂，同时在嘉陵江江边修筑一道长约1 000米的挡水墙，拦截毒水渗入。
“拦截污水的坝，一直深达河床的岩石。”民丰化工厂污染治理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邹延华对记者说。
记者采访时，看到江边有几个人在钓鱼。“这可不是我安排的。”邹延华说。 过去，每当有人来检查时，厂方就安 排人装作钓鱼，其实是为了搅动江水，让飘在江面上的污水看上去不那么显眼。
2006年9月，民丰化工厂经过技术改造，搬迁至潼南县工业园，终于远离了重庆主城区。吴登明说： “民丰化工厂搬迁后很不错，经验值得推广。”
最早最老的志愿者
“我是一个家破人未亡的人。”吴登明对记者感叹着说。
成立绿联会初期，活动费用都是吴登明自己家的积蓄，前后算下来有20多万元。
2000年后，出了名的吴登明先后得了不少奖，获得的奖金，以及请他去讲演、上课的车马费，都成了他继续投入绿联会的资金来源，包括他担任世行贷款项目监督咨询委员会主席一职获得的津贴1.2万元，林林总总下来也有十几万元。
即使出国，吴登明也会想办法把邀请方给的零花钱省出来。他去美国考察，每天有50美元的零花钱。他早饭在酒店吃，吃完再多拿一个面包和水果，中午就着从龙头接来的直饮水，就是一顿中午饭。晚饭时，他买来简单的食材，自己做着吃。每出一趟国，他就能“挣回”千把元的活动经费。
家里事情甩手不管，还要拿钱去做环保，吴登明的老伴时有抱怨，“你又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但是，对吴登明的工作，她还是支持的。
吴登明则用一首诗来勉励自己：“遮风挡雨夜香眠，饭饱衣足度晚年，万事宽心多笑语，腰包瘪瘪肚儿圆。未挂一丝到世间，走时不带半分钱，何须计较名与利，归路相同一笑缘。”
“我是环保界最老的、也是最早的一个志愿者了。”吴登明这样给自己“定性”。
小时候的吴登明学过一点旧学，从中了解到人与自然应该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后来的一些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人只有保护好环境，才能从中获益。
1 958年大炼钢铁时，川北大量砍伐树木用来炼钢。结果导致水土流失严重，那里的人一度连烧的柴都缺乏，种巴茅做燃料，实在没烧的就只好烧糠壳。
三年大饥荒时，吴登明在部队当文化教员。部队在云南边疆，有很多森林，林中有诸如芭蕉等多种水果，还有野生动物，人能获得食物，几乎没有饥荒发生。
在重庆特钢做军代表时，吴登明有机会看到国家科技情报所的一些国外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他了解到西方一些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事件，开始关注起环境问题。
有一次，和几个人摆龙门阵时，吴登明的一句“建设四化，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导致他背了一个党内处分，原来是有人把他给告发了。
1 976年，转业到重庆大学工作的吴登明带学生到龚嘴电站参观，看到的景象可谓触目惊心。大坝过木机道前漂满了从大渡河放漂下来的原木。大渡河两岸高山峡谷，已看不见一棵大树，而泥石流、滑坡却随处可见，大渡河河水变得非常浑浊。
他问电站工作人员：水库排沙的问题如何解决?对方回答，有泄洪道)中沙。吴登明心存狐疑，泥石流)中下的山石大的有几十个立方米，小的有几立方米，如何能冲得走?水库早晚得让泥沙淤满。至今，龚嘴电站淤沙问题，依然是一个”老大难”。
1996年3月，吴登明从峨边县出发，沿大渡河岸向上游走，经石棉、汉源到泸定，所见两岸几乎已没有成片的天然林。随处可见泥石流、滑坡后的堆积层，暴雨冲刷，往往还会形成第二次泥石流。在大渡河支流青衣江，他发现由于沿岸山上植被保存得好，就看不见泥石流和滑坡的踪影。
1998年，当得知川西洪雅县原始森林被砍伐的事情后，吴登明立即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又带央视记者实地暗访。一时间，“川西还在狂砍天然林”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热点，吴登明也被人称为“绿林好汉”。此后，四川出台了禁伐天然林的法规。
洪雅县上百万亩原始天然林被保护下来了，却有3名杀手潜入重庆要暗杀吴登明。在知情人的通报下，吴登明不得不小心从事。那段时间，有些朋友离开了吴登明，他的头上又被一些人扣上了“影响稳定”、“支持刁民”的帽子，一度觉得自己很凄凉。
“我做的都是些很得罪人的事儿。”吴登明说。
环保力量中的“行动派”
2001年，重庆绿联会致函市工商银行，呼吁不要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金佛山索道项目给予贷款。
2003年春节，重庆绿联会的志愿者们对重庆三峡的生态进行了考察，呼吁有关方面应该把堆在长江岸边的垃圾按要求清理掉，以保障三峡蓄水时不造成污染。《新西部》曾对此次民间考察进行了报道。
2003年6月，重庆绿联会向市政府发出呼吁，建议停止该市九龙坡发电厂30万千瓦技改和扩建工程建设，以保护重庆市区空气质量。8月，该工程因未能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而下马。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该电厂解除2000万元的贷款协议；该工程的地基、地下管网设施等前期贷款投资数千万元打了“水漂”。
2003年到2006年，世行在重庆市实施了自来水厂、城市污水厂、垃圾填埋场、铁路、高速公路、防洪堤坝以及小城镇建设等近20个贷款项目，贷款额达数亿美元。这是世行在中国首次试点的遵从赤道原则的项目。根据赤道原则的有关要求和规定，世行在重庆设立由NGO、学者、会计师、教师、村干部、退休人员等组成的项目监督咨询委员会，对项目承担监督、监测、咨询等职能。吴登明被推做委员会主席。
据吴登明介绍，委员会委员认真履行职责，深入项目施工现场和利益相关人群进行调查，召开有公众参与的项目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和咨询会议，先后发现工程项目质量不符要求、破坏森林植被、损毁恐龙自然保护遗迹、对移民实施强行拆迁、随意填埋水井和截断饮用水源、土地征用未给付拆迁费用、安置补偿费用偏低、安置房质量差等问题，并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世行做出反映，使问题逐一得到重视和解决，有效减少了世行在渝贷款项目的负面影响。
同时，绿联会还对亚行在重庆的项目所发现的问题提交报告，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同时，建议应在项目设计论证阶段即介入监督，以真正做到预防为主，未雨绸缪。
吴登明虽然是冲在最前面，但他绝非是一个人在战斗。吴登明说，重庆老年科学工作者协会为绿联会提供技术支持，而且，他们其中诸如人大代表等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则为解决问题提供社会资源。
绿联会还提出老百姓的“四大权利”——呼吸清洁空气权、清洁饮水权、食用安全食品权和生态福利权。“这四项权利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就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用四大权利说服政府，能真正体现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吴登明说。
吴登明认为，绿联会应该属于环保力量中的“行动派”。“我们不光指出环境存在什么问题，还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觉得，这是绿联会与很多环保组织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