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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为研究财产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研究我国企业制度变革必须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我国理论界为了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寻找恰当的理论基础，对产权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西方产权理论虽然为我們提供了宽阔的视域，但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把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轨迹同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相结合，惟有如此，中国特色的企业产权制度才能更加科学化。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科斯定律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日益突出和迫切。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改革成败的关键，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随之，中国国有企业步入了改革的历程。从1978年至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1978年—1993年的“放权让利”与1994年以来的“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两个阶段。回顾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确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是从深层次上看，中国市场经济仍然缺乏自由、公正与民主的神韵。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市场经济的神韵，那么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在承包制、股份制与公司制等改革过程中节节后退。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了，那么，国有资产不应是不断流失，而应是不断的保值增值，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产权制度的真谛，那么，国有企业就不会只在表面上掠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子后，而涛声依旧。因此，重视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的研究，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程，加快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融合的步伐，努力寻求有效的、合理的产权制度，使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作为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产权制度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把产权经济学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与产权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使产权成为制度经济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产权概念入手，以产权的界定、产权的内容、产权的交易以及产权的安排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主要内容来展开其制度经济学理论的。
产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产权分析也早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时代的背景、社会环境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约束，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已有的产权分析和学说，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现代产权理论。现代产权理论的产生是和科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其标志是科斯把交易费用方法运用到产权问题的分析中。为此，科斯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有以下的基本内容。
（一）科斯定律
新制度经济学比传统经济学更重视研究制度问题，同时也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其核心是存在正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制度是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科斯定理就是说明产权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
科斯本人并没有具体为科斯定理下定义，不同经济学家从科斯案例中归纳的科斯定理的表述也不同。科斯本人基本认可的是斯蒂格勒的定义：在理想的交易时间和空间，交易成本是不存在的，也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在这样的标准理论经济学的假定模型中，无论权利的原始归属权为何人，权利如何安排，交易双方都能通过有效的谈判形成良好的契约，以便保证双方权利的最大化。科斯定理规范而又系统的进行了描述：在交易成本为零以及有效对产权加以界定而且能够切实加以实施的前提下，外部性因素不会造成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因为在此场合产生外部性问题双方必然会有一方处于自身因素的考虑，为了不使自身利益受损或者受损以后能够得到合理补偿，就会通过有利于双方的谈判来进行合理解决。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外部性内部化。科斯定理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无论是产权的所有者还是外部性制造者以及相互关联着，每一个交易过程都是可以复制的。
科斯认为，所谓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是一种不符合现实假想的世界，在现实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不仅部不是零，反而可能是提高的。当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就提出了科斯第二定理。所谓科斯第二定理是指：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影响最终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二定律表明，排除理想空间以外的现实世界交易成本是为正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对经济效益的高低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因而必须合理的对产权进行界定，这样就使得资源权利的最初配置尤为重要。科斯通过对交易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规律，交易双方在市场进行产权交易时，产权明晰是非常重要得，惟有明晰的产权，在交易成本不为零得条件下，起始资源权利如何配置，交易得关联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与谈判制度来消除外部性，畅通交易机制，达到资源配置得合理化状态。
（二）产权经济学的发展
现代产权经济学在科斯奠定了基础以后，阿尔奇安、德姆赛茨、诺斯、张五常等人的研究又从不同的方面大大推动了它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产权经济学理论框架。
1、阿尔奇安产权理论
阿尔奇安在《产权：一个经典注释》一文中，对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企业产权结构、政府产权、共有产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关于企业产权结构，阿尔奇安指出，私有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转让性能使在现代法人企业组织这种合作的联系成为可能。合作性的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于私有产权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割和专业化。然而，这一方式常常被误解为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性及社会可接受性的不负责任的限制与削弱。为了澄清这一谬误，有必要理解企业的性质，尤其是它的公司形式。企业是各个合作性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所形成的相关的集合。它提高生产率的一个独特的来源是它的“队”生产率。在队中产出并不是每个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而是由一个团体所生产的不可分割性没有归属的价值。队的生产率取决于那些对企业的一批投入中的转有资源进行了投资的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制约性合约。在企业中，企业特有的投入倾向于共同所有，内部特有资源的各个所有者之间资源合约限制了一批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获取收益的未来选择，它不是对任何个人的限制。在这里，阿尔奇安强调了企业是各个所有者合约的集合，而这种合约则是以产权可分割性为前提的。企业这一产权结构的作用是它带来了“队”生产率，这就是企业产权结构对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效率。 2、德姆赛茨产权理论.
德姆赛茨的产权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关于产权的理论》、《一个研究所有者的框架》和与阿尔奇安和写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的论文中。他在论文中就产权理论提出了以下观点。
第一、产权是使一个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因而，在产权制度外部环境不完善的世界里，产权不能有效的得以确立。产权作为一种占有、交易、使用、处置和收益的工具，其核心在于在一个合理的世界里通过交易给与人们适度的预期。权利的市场化交易和合理预期的稳定性必须有相应的游戏规则、长期交往形成的默许以及合理的道德加以维持，只有这样，产权所有者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交易的渠道才会畅通。当人们在产权交易过程中产生不合理的结果时，如果市场交易得不到补偿，法律制度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习俗和道德规范也会维护合理所有者的权力，给与产权偏移度适当的校正。
第二、产权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外部效应的预防性和纠偏性，通过产权的双方谈判交易可以使得外部下内部化，从而形成正相激励。
第三、所有制作为一种外生现象需要考察两种假定的主要变化：第一是了解改变权利所有者的特征所产生的结果。假定在完全竞争得市场中，交易双方对交易权利得界定不充分的话，交易費用的边际效益可能要大幅度提高，交易机会在信息不对称的组合模式下不会自动回归，然而机会成本就会在时间的变化中急速的流失。第二是要了解改变权利束内容的结果。在现实的社会中权利的残缺性会变为常态，国家应该借助制度的外力来校正交易的非正常化趋势。权利的界定回归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手中，校正的任务应有国家和政府来完成。无论权利能否有专门的权利机构来实施和监督，人们一定会有自律能力，这样的情况下，交易的轨迹会对制度的外力产生正向而不是反向的替代，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就依赖于制度和自律的双重作用。
3、诺斯的产权理论
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在产权经济学派中的影响日益提高，成为改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和《经济史中的变迁》等重要著作中，运用产权理论对经济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创立了制度变迁的新理论。诺斯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无法说明经济增长现象的，因为他们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制度因素。正是制度因素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才会导致在同样的技术装备下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由于在经济运行中交易费用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项经济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费用，而且有时这种费用是相当昂贵的，以至于协议无法达成。也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才出现了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的功效在初始意义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之间的相互关，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离不开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诺斯认为，在无序得社会状态下，矫正无序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合理的度环境，一切社会交易才可能有效实施，基本的社会生产秩序会得到维护，制度规范会良性运行，所以制度的合理配置安排则是有效的，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的规则，它内在的规律要求必须合乎大众生活的伦理道德来规范交易行为。因而，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绩及其增长率。
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诺斯方向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着产权结构，因为最终要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他指出，排他性共有产权的建立，扩大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并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国家去界定、裁决和行使产权，因国家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地经济衰退的根源。所以经济增长需要明确地界定产权，但是由于产权创新的成本极为昂贵，这样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的制度安排就应运而生。
诺斯强调，在实现了同样的制度变革以后，由于国家的作用不同，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历史证明，好的政府往往能够促进制度变迁走向好的轨道，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在推行制度变革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目的：一是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政治制度，从而保证政治组织的报酬递增；二是建立一套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保证社会成员的收入最大化与经济组织的报酬递增。但由于国家的上述两个目标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因为政府组织机构的行为往往会成为经济衰退的重要根源，这时政府推行变革就难以实现，只有当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报酬递增相一致时，制度的变迁才会使经济增长。为此，政府必须做到：第一必须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保证交易在有效得竞争制度和环境中进行，达到个体交易成员以及应该获得盈利的组织最大化得收益。第二政府依据公共效益为前提，加以结合经济效益为基础，不能对个体交易成员以及盈利组织的利益产生任何挤出效应，这就要求政府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果不是这样，组织中成员的寻租行为虽然能使自身的报酬增加，但却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导盈利群体的报酬递减。
4、张五常的产权理论
张五常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他对产权经济学的构建有重要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与科斯有广泛的接触，他最早向科斯表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尤其要指出的是张五常对租佃理论的研究，不仅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科斯产权理论的合理性，而且从理论上论证了只要产权明确，无论选择哪种租佃合约都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说张五常从合约选择的角度证明了科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所以，科斯认为，张五常对他的理论了解的最为透彻。
产权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对土地制度安排的分析，在对不同的土地合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上，以往经济学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分成制与固定租约以及所有者自种相比，会导致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其理由是在分成制条件下，佃农生产的产出中有一部分会被作为地租拿走，这类似向生产者征收一笔税一样，从而是佃农劳动和投资的激励减弱。张五常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的情况下，分成和约与固定租约以及所有者自种一样，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只要是在私有产权下，就能形成一种有利于生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资源的高效率。 张五常得出的上述结论可以看作是对科斯定理的具体运用和证明。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会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但是私有产权的效率是最高的。张五常则认为，只要产权是明确地界定为私有，那么，无论是采取哪一种合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就从合约选择的角度证明了明确界定产权的重要性。正如张五常自己对这一结论所作的总结：不管是什么合约安排，可以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只要产权是排他性的合约和可以转让的，这些安排就不存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二、中国关于产权理论的研究
中国制度经济学的起步同西方相比较为晚些，但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理论的研究和文献比比皆是，在吸收西方产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使得中国产权理论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内学者有关产权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三类：
第一类以张维迎、樊纲、刘小玄等为代表的“民营化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比重较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因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关系不明确或者不清晰所导致的，因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路径在于国有企业民营化。主要理论依据在于：国有企业由于缺乏企业家资本产权的明晰度，企业的所有人员均占有名义上的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但实际上产权制度是不明晰的。民营企业由于具有完全清晰的产权制度，权力和责任是完全对称的，具有明确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产权的所有者在法律地位上和实际对产权的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是一个有机的集合体，具有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特殊机制。周其仁极力倡导国有企业民营化，把民营企业的效率无限放大，将国有企业的低下效率大大提升，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完全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的有序机制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市场不仅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然而市场也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市场也会失灵）。周其仁教授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国经济和企业的现实状况，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异化的设计。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然而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有关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可以进行民营化的产权制度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可以通过绩效制度改革，通过有限的产权制度改革来激励企业的发展。
第二类是对“民营化”否定。这是同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相对立的观点，这是以公有制产权制度的不变革为主题和核心的。主要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产权结构的不断完善为期提，强调随着公有制产权制度的内部调整，赋予经营者以广泛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监督体系，公有制是完全可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但是公有制的产权主体地位不能变动。在公有制单一的产权主体下，可以实现资本的联合、兼并以及重组，实现资本的联合发展，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式存在。公有制产权制度存在残缺性，然而可以通过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优化组合，降低产权残缺性的幅度，以使公有制产权制度完整性的回归，通过产权制度的完整性来实现公有制产权结构的优化，提高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类就是汪丁丁的“产权博弈”构思。通过产权的博弈来降低公有制产权的交易费用，完善公有制产权的主体地位。交易费用的降低，内部制度的完善，可以促进公有制产权制度的适应性。在这个产权理论的体系中，另外的分支理论诠释到，公有制产权制度对于企业的治理机制的联系性不是直接相关的。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特殊的国情形成的外部环境的惰性，由于惰性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没有充分的外部竞争环境。为此，可以通过改变目前的竞争环境，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就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的效率低下问题。以上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依靠充分有效的竞争环境仅仅可以维持国有企业短时期效率的改善，而不能完全改善内部产权制度的不合性性，不能完全释放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效率。
三、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在庞大的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不仅建立了自己完整的所有制理论，同时也建立了丰富的产权理论。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对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一）关于产权的定义和起源。马克思把产权定义为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建立和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在这里，产权首先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及一定的经济主体对物质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或使用，其次人们对财产履行一定职能的同时，必须围绕财产同周围有关的人发生一定的关系或者要以一定的关系为前提。所以，产权所规定的不仅仅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
关于产权的起源。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水平及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中，原始公社产权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这种原始公有财产关系不存在人为的安排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这种原始公有产权是共同体成员不可分割的产权，而且原始共有产权是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而不是对消费条件的关系。
关于私有产权为什么会产生，马克思认为，第一、人类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家庭这一经济单位。家庭的出现，产生了私有产权的最初萌芽。可以说，私有产权最初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家庭是最早的私有产权主体，或者说，家庭私有制是人类私有制的最早的一种形式。第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推动原始公社產权关系向家庭私有产权关系转变的社会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这种动力一方面表现为财富的增加为社会向前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人们观念发生着变化。这两方面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原始共同体的解体和家庭制度的确立。当历史发展到生产出来的新的财富成为家庭的特殊财产，成为一家之长或氏族首长有权处理的财产的时候，私有产权也就开始产生了。
（二）关于产权的历史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方式运行以前，人类社会的财产制度以三种方式存在：其一是人类社会处于萌芽状态的财产所有制。在这种历史状态下，所有制以公共所有的方式产生并存在，所有权不为私人所有。因为此时国家和法律还没有萌发，没有办法以制度的形式对产权的私有化加以有效界定；其二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产生以后，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融为一体。对劳动工具的占有加速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等资源的有效占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加速发展。在第二个历史状态中，所有权和所有制同时产生，这样就产生了对财产实际占有的阶层，只不过这个阶层没有形成独立的群体，仍然可以说是半自然状态下的财产占有体制；其三是独立占有财产的阶层开始出现，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这时期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有限占有者，仅仅能够满足较低的层次的生命延续，而他们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和地位，自身的劳动权利也处于被依附程度下。第一种状态是原始公有制；第二种状态是以劳动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私人所有权；第三种是以无偿占有他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私有制和私人所有权。 （三）关于产权的统一与分离
从财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产权不是单一权利的简单叠加，而是各种不同权利和利益统一体合理有效的组合，各种权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马克思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入手，对不同历史状态下产权的各种组合形态给予了科学的研究。
马克思是以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发展形态作为起点进行考察的，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中，由于没有对私人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的社会基础，因此所有权和占有权、处置权以及收益权是处在一个统一体中的。全体社会居民共同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和私有制的理想社会状态下，制度的美好是同生产力的绝对低下相伴而生的。虽然没有产权的个人完全独立占有的基础，但是财产权的私人占有的制度萌芽已经奠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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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民英（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市场经济与辩证法。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为研究财产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研究我国企业制度变革必须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我国理论界为了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寻找恰当的理论基础，对产权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西方产权理论虽然为我們提供了宽阔的视域，但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把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轨迹同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相结合，惟有如此，中国特色的企业产权制度才能更加科学化。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科斯定律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日益突出和迫切。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改革成败的关键，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随之，中国国有企业步入了改革的历程。从1978年至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1978年—1993年的“放权让利”与1994年以来的“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两个阶段。回顾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确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是从深层次上看，中国市场经济仍然缺乏自由、公正与民主的神韵。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市场经济的神韵，那么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在承包制、股份制与公司制等改革过程中节节后退。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了，那么，国有资产不应是不断流失，而应是不断的保值增值，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产权制度的真谛，那么，国有企业就不会只在表面上掠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子后，而涛声依旧。因此，重视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的研究，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程，加快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融合的步伐，努力寻求有效的、合理的产权制度，使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作为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产权制度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把产权经济学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与产权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使产权成为制度经济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产权概念入手，以产权的界定、产权的内容、产权的交易以及产权的安排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主要内容来展开其制度经济学理论的。
产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产权分析也早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时代的背景、社会环境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约束，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已有的产权分析和学说，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现代产权理论。现代产权理论的产生是和科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其标志是科斯把交易费用方法运用到产权问题的分析中。为此，科斯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有以下的基本内容。
（一）科斯定律
新制度经济学比传统经济学更重视研究制度问题，同时也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其核心是存在正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制度是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科斯定理就是说明产权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
科斯本人并没有具体为科斯定理下定义，不同经济学家从科斯案例中归纳的科斯定理的表述也不同。科斯本人基本认可的是斯蒂格勒的定义：在理想的交易时间和空间，交易成本是不存在的，也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在这样的标准理论经济学的假定模型中，无论权利的原始归属权为何人，权利如何安排，交易双方都能通过有效的谈判形成良好的契约，以便保证双方权利的最大化。科斯定理规范而又系统的进行了描述：在交易成本为零以及有效对产权加以界定而且能够切实加以实施的前提下，外部性因素不会造成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因为在此场合产生外部性问题双方必然会有一方处于自身因素的考虑，为了不使自身利益受损或者受损以后能够得到合理补偿，就会通过有利于双方的谈判来进行合理解决。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外部性内部化。科斯定理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无论是产权的所有者还是外部性制造者以及相互关联着，每一个交易过程都是可以复制的。
科斯认为，所谓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是一种不符合现实假想的世界，在现实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不仅部不是零，反而可能是提高的。当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就提出了科斯第二定理。所谓科斯第二定理是指：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影响最终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二定律表明，排除理想空间以外的现实世界交易成本是为正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对经济效益的高低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因而必须合理的对产权进行界定，这样就使得资源权利的最初配置尤为重要。科斯通过对交易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规律，交易双方在市场进行产权交易时，产权明晰是非常重要得，惟有明晰的产权，在交易成本不为零得条件下，起始资源权利如何配置，交易得关联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与谈判制度来消除外部性，畅通交易机制，达到资源配置得合理化状态。
（二）产权经济学的发展
现代产权经济学在科斯奠定了基础以后，阿尔奇安、德姆赛茨、诺斯、张五常等人的研究又从不同的方面大大推动了它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产权经济学理论框架。
1、阿尔奇安产权理论
阿尔奇安在《产权：一个经典注释》一文中，对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企业产权结构、政府产权、共有产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关于企业产权结构，阿尔奇安指出，私有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转让性能使在现代法人企业组织这种合作的联系成为可能。合作性的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于私有产权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割和专业化。然而，这一方式常常被误解为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性及社会可接受性的不负责任的限制与削弱。为了澄清这一谬误，有必要理解企业的性质，尤其是它的公司形式。企业是各个合作性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所形成的相关的集合。它提高生产率的一个独特的来源是它的“队”生产率。在队中产出并不是每个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而是由一个团体所生产的不可分割性没有归属的价值。队的生产率取决于那些对企业的一批投入中的转有资源进行了投资的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制约性合约。在企业中，企业特有的投入倾向于共同所有，内部特有资源的各个所有者之间资源合约限制了一批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获取收益的未来选择，它不是对任何个人的限制。在这里，阿尔奇安强调了企业是各个所有者合约的集合，而这种合约则是以产权可分割性为前提的。企业这一产权结构的作用是它带来了“队”生产率，这就是企业产权结构对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效率。 2、德姆赛茨产权理论.
德姆赛茨的产权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关于产权的理论》、《一个研究所有者的框架》和与阿尔奇安和写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的论文中。他在论文中就产权理论提出了以下观点。
第一、产权是使一个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因而，在产权制度外部环境不完善的世界里，产权不能有效的得以确立。产权作为一种占有、交易、使用、处置和收益的工具，其核心在于在一个合理的世界里通过交易给与人们适度的预期。权利的市场化交易和合理预期的稳定性必须有相应的游戏规则、长期交往形成的默许以及合理的道德加以维持，只有这样，产权所有者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交易的渠道才会畅通。当人们在产权交易过程中产生不合理的结果时，如果市场交易得不到补偿，法律制度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习俗和道德规范也会维护合理所有者的权力，给与产权偏移度适当的校正。
第二、产权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外部效应的预防性和纠偏性，通过产权的双方谈判交易可以使得外部下内部化，从而形成正相激励。
第三、所有制作为一种外生现象需要考察两种假定的主要变化：第一是了解改变权利所有者的特征所产生的结果。假定在完全竞争得市场中，交易双方对交易权利得界定不充分的话，交易費用的边际效益可能要大幅度提高，交易机会在信息不对称的组合模式下不会自动回归，然而机会成本就会在时间的变化中急速的流失。第二是要了解改变权利束内容的结果。在现实的社会中权利的残缺性会变为常态，国家应该借助制度的外力来校正交易的非正常化趋势。权利的界定回归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手中，校正的任务应有国家和政府来完成。无论权利能否有专门的权利机构来实施和监督，人们一定会有自律能力，这样的情况下，交易的轨迹会对制度的外力产生正向而不是反向的替代，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就依赖于制度和自律的双重作用。
3、诺斯的产权理论
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在产权经济学派中的影响日益提高，成为改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和《经济史中的变迁》等重要著作中，运用产权理论对经济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创立了制度变迁的新理论。诺斯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无法说明经济增长现象的，因为他们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制度因素。正是制度因素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才会导致在同样的技术装备下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由于在经济运行中交易费用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项经济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费用，而且有时这种费用是相当昂贵的，以至于协议无法达成。也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才出现了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的功效在初始意义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之间的相互关，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离不开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诺斯认为，在无序得社会状态下，矫正无序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合理的度环境，一切社会交易才可能有效实施，基本的社会生产秩序会得到维护，制度规范会良性运行，所以制度的合理配置安排则是有效的，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的规则，它内在的规律要求必须合乎大众生活的伦理道德来规范交易行为。因而，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绩及其增长率。
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诺斯方向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着产权结构，因为最终要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他指出，排他性共有产权的建立，扩大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并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国家去界定、裁决和行使产权，因国家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地经济衰退的根源。所以经济增长需要明确地界定产权，但是由于产权创新的成本极为昂贵，这样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的制度安排就应运而生。
诺斯强调，在实现了同样的制度变革以后，由于国家的作用不同，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历史证明，好的政府往往能够促进制度变迁走向好的轨道，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在推行制度变革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目的：一是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政治制度，从而保证政治组织的报酬递增；二是建立一套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保证社会成员的收入最大化与经济组织的报酬递增。但由于国家的上述两个目标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因为政府组织机构的行为往往会成为经济衰退的重要根源，这时政府推行变革就难以实现，只有当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报酬递增相一致时，制度的变迁才会使经济增长。为此，政府必须做到：第一必须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保证交易在有效得竞争制度和环境中进行，达到个体交易成员以及应该获得盈利的组织最大化得收益。第二政府依据公共效益为前提，加以结合经济效益为基础，不能对个体交易成员以及盈利组织的利益产生任何挤出效应，这就要求政府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果不是这样，组织中成员的寻租行为虽然能使自身的报酬增加，但却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导盈利群体的报酬递减。
4、张五常的产权理论
张五常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他对产权经济学的构建有重要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与科斯有广泛的接触，他最早向科斯表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尤其要指出的是张五常对租佃理论的研究，不仅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科斯产权理论的合理性，而且从理论上论证了只要产权明确，无论选择哪种租佃合约都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说张五常从合约选择的角度证明了科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所以，科斯认为，张五常对他的理论了解的最为透彻。
产权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对土地制度安排的分析，在对不同的土地合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上，以往经济学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分成制与固定租约以及所有者自种相比，会导致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其理由是在分成制条件下，佃农生产的产出中有一部分会被作为地租拿走，这类似向生产者征收一笔税一样，从而是佃农劳动和投资的激励减弱。张五常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的情况下，分成和约与固定租约以及所有者自种一样，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只要是在私有产权下，就能形成一种有利于生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资源的高效率。 张五常得出的上述结论可以看作是对科斯定理的具体运用和证明。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会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但是私有产权的效率是最高的。张五常则认为，只要产权是明确地界定为私有，那么，无论是采取哪一种合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就从合约选择的角度证明了明确界定产权的重要性。正如张五常自己对这一结论所作的总结：不管是什么合约安排，可以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只要产权是排他性的合约和可以转让的，这些安排就不存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二、中国关于产权理论的研究
中国制度经济学的起步同西方相比较为晚些，但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理论的研究和文献比比皆是，在吸收西方产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使得中国产权理论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内学者有关产权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三类：
第一类以张维迎、樊纲、刘小玄等为代表的“民营化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比重较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因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关系不明确或者不清晰所导致的，因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路径在于国有企业民营化。主要理论依据在于：国有企业由于缺乏企业家资本产权的明晰度，企业的所有人员均占有名义上的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但实际上产权制度是不明晰的。民营企业由于具有完全清晰的产权制度，权力和责任是完全对称的，具有明确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产权的所有者在法律地位上和实际对产权的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是一个有机的集合体，具有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特殊机制。周其仁极力倡导国有企业民营化，把民营企业的效率无限放大，将国有企业的低下效率大大提升，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完全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的有序机制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市场不仅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然而市场也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市场也会失灵）。周其仁教授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国经济和企业的现实状况，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异化的设计。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然而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有关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可以进行民营化的产权制度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可以通过绩效制度改革，通过有限的产权制度改革来激励企业的发展。
第二类是对“民营化”否定。这是同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相对立的观点，这是以公有制产权制度的不变革为主题和核心的。主要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产权结构的不断完善为期提，强调随着公有制产权制度的内部调整，赋予经营者以广泛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监督体系，公有制是完全可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但是公有制的产权主体地位不能变动。在公有制单一的产权主体下，可以实现资本的联合、兼并以及重组，实现资本的联合发展，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式存在。公有制产权制度存在残缺性，然而可以通过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优化组合，降低产权残缺性的幅度，以使公有制产权制度完整性的回归，通过产权制度的完整性来实现公有制产权结构的优化，提高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类就是汪丁丁的“产权博弈”构思。通过产权的博弈来降低公有制产权的交易费用，完善公有制产权的主体地位。交易费用的降低，内部制度的完善，可以促进公有制产权制度的适应性。在这个产权理论的体系中，另外的分支理论诠释到，公有制产权制度对于企业的治理机制的联系性不是直接相关的。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特殊的国情形成的外部环境的惰性，由于惰性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没有充分的外部竞争环境。为此，可以通过改变目前的竞争环境，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就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的效率低下问题。以上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依靠充分有效的竞争环境仅仅可以维持国有企业短时期效率的改善，而不能完全改善内部产权制度的不合性性，不能完全释放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效率。
三、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在庞大的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不仅建立了自己完整的所有制理论，同时也建立了丰富的产权理论。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对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一）关于产权的定义和起源。马克思把产权定义为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建立和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在这里，产权首先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及一定的经济主体对物质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或使用，其次人们对财产履行一定职能的同时，必须围绕财产同周围有关的人发生一定的关系或者要以一定的关系为前提。所以，产权所规定的不仅仅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
关于产权的起源。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水平及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中，原始公社产权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这种原始公有财产关系不存在人为的安排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这种原始公有产权是共同体成员不可分割的产权，而且原始共有产权是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而不是对消费条件的关系。
关于私有产权为什么会产生，马克思认为，第一、人类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家庭这一经济单位。家庭的出现，产生了私有产权的最初萌芽。可以说，私有产权最初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家庭是最早的私有产权主体，或者说，家庭私有制是人类私有制的最早的一种形式。第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推动原始公社產权关系向家庭私有产权关系转变的社会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这种动力一方面表现为财富的增加为社会向前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人们观念发生着变化。这两方面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原始共同体的解体和家庭制度的确立。当历史发展到生产出来的新的财富成为家庭的特殊财产，成为一家之长或氏族首长有权处理的财产的时候，私有产权也就开始产生了。
（二）关于产权的历史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方式运行以前，人类社会的财产制度以三种方式存在：其一是人类社会处于萌芽状态的财产所有制。在这种历史状态下，所有制以公共所有的方式产生并存在，所有权不为私人所有。因为此时国家和法律还没有萌发，没有办法以制度的形式对产权的私有化加以有效界定；其二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产生以后，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融为一体。对劳动工具的占有加速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等资源的有效占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加速发展。在第二个历史状态中，所有权和所有制同时产生，这样就产生了对财产实际占有的阶层，只不过这个阶层没有形成独立的群体，仍然可以说是半自然状态下的财产占有体制；其三是独立占有财产的阶层开始出现，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这时期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有限占有者，仅仅能够满足较低的层次的生命延续，而他们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和地位，自身的劳动权利也处于被依附程度下。第一种状态是原始公有制；第二种状态是以劳动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私人所有权；第三种是以无偿占有他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私有制和私人所有权。 （三）关于产权的统一与分离
从财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产权不是单一权利的简单叠加，而是各种不同权利和利益统一体合理有效的组合，各种权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马克思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入手，对不同历史状态下产权的各种组合形态给予了科学的研究。
马克思是以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发展形态作为起点进行考察的，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中，由于没有对私人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的社会基础，因此所有权和占有权、处置权以及收益权是处在一个统一体中的。全体社会居民共同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和私有制的理想社会状态下，制度的美好是同生产力的绝对低下相伴而生的。虽然没有产权的个人完全独立占有的基础，但是财产权的私人占有的制度萌芽已经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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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民英（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市场经济与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