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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代性”，早在清朝初年石涛就提出过“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的观点，而现在来看，成功的美术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反应了当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它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画家都必然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气息，描绘讴歌他生活时代的风物人情，无论是谁都不愿也不能成为先贤的附庸。从美术的发展史来看，每当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都会产生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画风。如，隋唐之前，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均以线描为主，宋元之后，随着禅宗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写意的艺术风格。此后历代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本时代的人文思想与艺术特色。综合起来看，这些变化包括有技法风格的变化、题材的变化、人文精神的变化，以及绢本与纸本的变化等，这些变化无不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代表时代变化的艺术特点，其作品才得以传世，并且成为代表一个时代风貌的艺术珍品。反之，那些抄袭前人、摹仿前人，脱离时代、毫无艺术建树的作品，由于毫无保留价值在千百年来人为的筛选中遭到遗弃，逐渐被历史所淘汰。
由此可见，关于“时代性”，每一件艺术作品必然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现在我们来看古代绘画遗存，能很清楚地看出时代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面貌，因为每一个历史时代有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同一的精神思想，有共同的创作审美要求，因此反映在画面上尽管有微妙的不同，但总能表达着同一的信息，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美术的形态既有恒定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所谓恒定，就是在各个时代它有一以贯之的面貌、样态，以及体现出来的一种基本精神，这些面貌、样态和基本精神，不以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变化。所谓变化，就是指它受时代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形式和内容上必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异而刻上时代的印记。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在研究美术作品时所必须注意到的。恒定与变化相结合就是“时代性”，也是对美术作品发展问题提出的原则与标准，即在传统下不能失去时代的气息与风貌，否则将会使其发展失去新意，乃至停滞。
首先，中国现代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仅在表现形式、技巧和材质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所表现的主题，都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当下人类所面临的、所关注的、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并且表现得如此自然、贴切、完整。
例如，早期北大荒版画作品依靠广阔的时代，抓住了开发北大荒这一主题，通过表现北大荒的面貌的改变来反映出时代变迁，把宏阔的时代变迁和北大荒建设者的生产生活相结合，作品情节饱满、冲突性强，内涵丰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早期北大荒版画所记录的故事以及生活的历史年代，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是陌生而遥远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只会想到它的思想内涵、艺术特点、人物命运，更会关心她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风貌，还有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紧扣时代背景，创造性、艺术性地表达了开拓意识和创业精神，是早期北大荒版画的成功之处也是其特点之一。
又如，罗中立的《父亲》，它实际上是宣布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开始。这幅画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经历过一场浩劫之后，画家以深沉的感情，用巨幅画的形式，借超写实主义手法，刻画出一个勤劳、朴实、善良、贫穷的老农的形象。他咄咄逼人，发人深省。因为这位老农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农民。正是他们辛勤劳动，才养育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他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此画问世后，便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在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十年浩劫这个重大灾难之后，它所激起的不只是观者对老农个人身世的悬想，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农业大国命运的深深思索。
再如，欣赏北大荒版画家晁楣先生的作品。感觉最大的特色是具有“时代性”。每一个艺术家都不能跨越时代，更不能摆脱时代的约束，个人的艺术实践必然离不开其时代的影响。晁先生那一代艺术家是“社会化”的艺术家，他们热爱生活，并发自内心地去发掘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真实素材。先生在刻画形象时，强调艺术家不能只注重技法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情感的投入，虽然这种情感有时也带有某些盲目性，但他深信只有感动自己才能去打动别人。这在先生刻画的那些贴近生活的形象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些形象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化”时代的烙印，丝毫没有戏剧的编造感，人物朴实、敦厚。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可以感受到先生深入刻画对象内在精神时那种真挚的感情和朴素的真实。
有了上述例证，我就能够说出我的观点了——艺术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是由艺术家的心灵和技巧共同构建而成的，而艺术家的心灵状态又直接来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时代的任何位移都会改变艺术品的总体风格和面貌，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体现在艺术品中的精神是不可复制的，也是决定一部作品艺术价值所在，这也就是很多美术作品直到今天仍然能够激动人心的原因，也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品站稳脚跟并且与世长存的根本原因。
可见，画家首先要对时代有所认识和把握，这就是画家对民族、时代、社会、自然、文化的深刻体察之总和，因此可以说，美术作品最重要的是反映人对社会、自然的认识、是人的精神的反映，时代性是与作品共生同在的。古人曾反映了自己的时代，而我们也完全可以反映我们当前的时代。所以对于美术作品的“时代性”应该从理性上去认识，不能单从表面与形式上去理解，只有作到这一点，美术作品才可跟上时代的变化，创作出赋有现实感的美术佳作。
其次，美术作品永远在推陈出新中向前变革发展着，历代绘画的发展，可以说是自发的，听其自然演变的。当前各方面都在迅猛发展和飞速前进，当代艺术家则要遵循时代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实践，创作出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号角声中，美术家们将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奋发豪情，响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唤，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的美术作品。这不由的使我们想到2008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30年社会变革的历程中，美术创作见证并记录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辉煌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值得一提的是“时代”部分展出的36件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并讴歌了时代的精神。例如，李秀实1979年创作的油画作品《疾风》、程允贤1987年的雕塑作品《邓小平胸像》、刘大为1991年创作的中国画作品《晚风》等，是艺术家用画笔表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形象，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表现一代伟人的丰采；田金铎1995年的作品《走向世界》、袁武1998年的作品《九八记事》、黄永玉2004年的作品《我的祖国我的人民》、杨华2008年的作品《抗震组画——大爱人间》等，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能够表现特定时代之下特定的文化精神，更体现出艺术家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美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它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写照，记录了30年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美术与时俱进的艺术创造精神和崭新的时代风格。
综上所述，如果美术作品想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就必然要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创作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时期，这就需要画家对“时代性”的文化内涵，要有更加深入的理性认识，以哲学思想来认识“一切事物的变化与发展都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与渊源，并且以此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无论是美术作品的恒定性还是变化性，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哲学理念，画家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也不可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性的艺术作品，更谈不上传世或代表一个时代的佳作。艺术家应该在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所关注的中心，这样的艺术活动才会具有时代文化气息。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顺应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期待，振奋精神、开拓进取，谱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美术事业新篇章。
编辑/刘文捷
由此可见，关于“时代性”，每一件艺术作品必然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现在我们来看古代绘画遗存，能很清楚地看出时代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面貌，因为每一个历史时代有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同一的精神思想，有共同的创作审美要求，因此反映在画面上尽管有微妙的不同，但总能表达着同一的信息，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美术的形态既有恒定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所谓恒定，就是在各个时代它有一以贯之的面貌、样态，以及体现出来的一种基本精神，这些面貌、样态和基本精神，不以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变化。所谓变化，就是指它受时代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形式和内容上必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异而刻上时代的印记。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在研究美术作品时所必须注意到的。恒定与变化相结合就是“时代性”，也是对美术作品发展问题提出的原则与标准，即在传统下不能失去时代的气息与风貌，否则将会使其发展失去新意，乃至停滞。
首先，中国现代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仅在表现形式、技巧和材质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所表现的主题，都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当下人类所面临的、所关注的、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并且表现得如此自然、贴切、完整。
例如，早期北大荒版画作品依靠广阔的时代，抓住了开发北大荒这一主题，通过表现北大荒的面貌的改变来反映出时代变迁，把宏阔的时代变迁和北大荒建设者的生产生活相结合，作品情节饱满、冲突性强，内涵丰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早期北大荒版画所记录的故事以及生活的历史年代，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是陌生而遥远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只会想到它的思想内涵、艺术特点、人物命运，更会关心她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风貌，还有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紧扣时代背景，创造性、艺术性地表达了开拓意识和创业精神，是早期北大荒版画的成功之处也是其特点之一。
又如，罗中立的《父亲》，它实际上是宣布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开始。这幅画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经历过一场浩劫之后，画家以深沉的感情，用巨幅画的形式，借超写实主义手法，刻画出一个勤劳、朴实、善良、贫穷的老农的形象。他咄咄逼人，发人深省。因为这位老农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农民。正是他们辛勤劳动，才养育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他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此画问世后，便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在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十年浩劫这个重大灾难之后，它所激起的不只是观者对老农个人身世的悬想，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农业大国命运的深深思索。
再如，欣赏北大荒版画家晁楣先生的作品。感觉最大的特色是具有“时代性”。每一个艺术家都不能跨越时代，更不能摆脱时代的约束，个人的艺术实践必然离不开其时代的影响。晁先生那一代艺术家是“社会化”的艺术家，他们热爱生活，并发自内心地去发掘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真实素材。先生在刻画形象时，强调艺术家不能只注重技法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情感的投入，虽然这种情感有时也带有某些盲目性，但他深信只有感动自己才能去打动别人。这在先生刻画的那些贴近生活的形象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些形象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化”时代的烙印，丝毫没有戏剧的编造感，人物朴实、敦厚。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可以感受到先生深入刻画对象内在精神时那种真挚的感情和朴素的真实。
有了上述例证，我就能够说出我的观点了——艺术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是由艺术家的心灵和技巧共同构建而成的，而艺术家的心灵状态又直接来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时代的任何位移都会改变艺术品的总体风格和面貌，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体现在艺术品中的精神是不可复制的，也是决定一部作品艺术价值所在，这也就是很多美术作品直到今天仍然能够激动人心的原因，也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品站稳脚跟并且与世长存的根本原因。
可见，画家首先要对时代有所认识和把握，这就是画家对民族、时代、社会、自然、文化的深刻体察之总和，因此可以说，美术作品最重要的是反映人对社会、自然的认识、是人的精神的反映，时代性是与作品共生同在的。古人曾反映了自己的时代，而我们也完全可以反映我们当前的时代。所以对于美术作品的“时代性”应该从理性上去认识，不能单从表面与形式上去理解，只有作到这一点，美术作品才可跟上时代的变化，创作出赋有现实感的美术佳作。
其次，美术作品永远在推陈出新中向前变革发展着，历代绘画的发展，可以说是自发的，听其自然演变的。当前各方面都在迅猛发展和飞速前进，当代艺术家则要遵循时代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实践，创作出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号角声中，美术家们将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奋发豪情，响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唤，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的美术作品。这不由的使我们想到2008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30年社会变革的历程中，美术创作见证并记录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辉煌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值得一提的是“时代”部分展出的36件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并讴歌了时代的精神。例如，李秀实1979年创作的油画作品《疾风》、程允贤1987年的雕塑作品《邓小平胸像》、刘大为1991年创作的中国画作品《晚风》等，是艺术家用画笔表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形象，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表现一代伟人的丰采；田金铎1995年的作品《走向世界》、袁武1998年的作品《九八记事》、黄永玉2004年的作品《我的祖国我的人民》、杨华2008年的作品《抗震组画——大爱人间》等，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能够表现特定时代之下特定的文化精神，更体现出艺术家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美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它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写照，记录了30年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美术与时俱进的艺术创造精神和崭新的时代风格。
综上所述，如果美术作品想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就必然要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创作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时期，这就需要画家对“时代性”的文化内涵，要有更加深入的理性认识，以哲学思想来认识“一切事物的变化与发展都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与渊源，并且以此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无论是美术作品的恒定性还是变化性，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哲学理念，画家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也不可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性的艺术作品，更谈不上传世或代表一个时代的佳作。艺术家应该在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所关注的中心，这样的艺术活动才会具有时代文化气息。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顺应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期待，振奋精神、开拓进取，谱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美术事业新篇章。
编辑/刘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