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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因为边界争端而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不愿意看到的。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此前曾全面主持了与印度就边界问题举行的各种级别的交涉，为争取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1960年初，他在中印关系全面恶化的形势下亲赴印度谈判，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
中印边境危机四伏，周恩来亲赴新德里
中印边境局势是在1959年西藏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以后开始恶化的。当时，印度尼赫鲁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和支持西藏农奴主叛乱，另一方面又在中印边界蓄意挑起边界冲突并企图将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致使中印关系急转直下，中印边境局势也骤然紧张起来，大规模武装冲突有一触即发的势头。
形势异常危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中国该何去何从？为了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肩负使命出访新德里。
1960年4月19日黄昏，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飞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这是周恩来自1954年6月以来第四次访问印度。
飞机徐徐降落，当中国代表团走下飞机的时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迎风招展的彩旗，更无此起彼伏的欢迎口号，有的只是按照惯例前来迎接的外交人员和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尼赫鲁在这种场合致辞通常是讲英语，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但是这次，为了刻意表明印度欢迎仪式的冷淡，他一反常态地用印地文致辞，而且是事先准备好的。尼赫鲁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中印两国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接着便话锋一转，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应该说，尼赫鲁这种在外交上有失风度的做法，既是由于他本人对周恩来的满腔怨气，也是迫于印度反华势力的巨大压力。这一年的2月16日，印度议员在得知尼赫鲁将邀请周恩来访印的消息后，便怒气冲冲地对此事展开了讨论。自由党议员米奴·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人民社会党领袖阿查里·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出卖了”。报界普遍对尼赫鲁向周恩来的“退让”提出批评。那些怀疑尼赫鲁会利用这次会晤同中国妥协的政界人士，还计划在周恩来访问期间搞“不投降周”的示威游行，企图给中国代表团造成一种使其感到无法待下去的气氛。
周恩来对于印度国内的这种狂躁气氛是早有准备的。他的答辞既优雅大方又不卑不亢。周恩来从其一贯主张的“求同存异”精神出发，指出：“目前，我们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长期经济建设。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周恩来还着重提到了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取得合理的解决。”最后，他满怀真情地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总理会谈，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这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会晤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产生积极的有益的效果。”周恩来的真诚和友好让在场的许多原本对中国心存偏见的人不禁为之动容，短短400个字的讲话，竟被热情的掌声打断了六次!特别是当他讲到“这一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的时候，在场的人们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还连连说道：“好啊，好啊！”
随后，周恩来与尼赫鲁同乘一辆车，飞速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这次印度官方虽然想刻意冷落周恩来，沿途没有悬挂中印两国的国旗，也没有组织群众欢迎，但从机场到总统府的八英里道路的两旁，却挤满了自动前来欢迎的印度群众。当周恩来的车队驶过时，他们热情地挥手、鼓掌，甚至有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盈眶地喊起了两国人民熟悉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朋友）的口号。应该说，这与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态度是截然相反的，这才是广大印度人民真实情感的表露！
尼赫鲁玩空手道，周恩来舌战群雄
周恩来一行于次日一早便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总统府与尼赫鲁举行高级会谈。中国代表团一共在印度待了六天。这六天里双方谈话的时间超过20个小时，即使是算上翻译的时间，这一会谈纪录也是空前的。而且，这还不包括双方的下级官员所重复进行的内容相同的会谈。
双方会谈一开始，尼赫鲁便一本正经地要求中国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周恩来严肃地反问尼赫鲁：“总理先生，麦克马洪是谁？”尼赫鲁一时语塞，只好笑而不答。周恩来进一步问道：“为何在结束了殖民统治的时代，一个前英帝国主义的将军，还能对两个主权国家的议事日程指手画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中印边境问题因为历史问题而复杂化，但中印两国有对付英帝国主义的共同经历，应该很自然地对边境问题具有相同的观点。然而与此相反，印度却要中国接受英帝国主义片面扩展出去的边界，这未免太遗憾了。”周恩来这番话说得可谓入情入理，无懈可击。尼赫鲁虽然是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培养出来的一位能言善辩的政治家，此时此刻也不禁无言以对，自觉十分尴尬。他只好无奈地说：“我深知总理是一位杰出人物，是我见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但你却说印度的独立政府正在从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中寻求自己的利益，这使我深感意外的苦恼。英国占领印度并违反我国人民的意志而统治次大陆是事实，但是印度的边界是几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和传统所决定的，英国出版社出的我的书即是证明。”尼赫鲁居然根据他自己出版的书来作为划分中印边界的根据！这不能不令周恩来感到十分惊讶。
为了让中国代表团成员领教印度政府在边界争端上强硬一致的态度，印方事先计划好要让他们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要尽量按同一口径说话。于是，周恩来和陈毅在新德里的六天中除了与尼赫鲁进行了七次会谈之外，还挨家拜访了印度政府的各重要官员。尽管这些人事先就已确定要在边界问题上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周恩来还是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立场。
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呢？据《印度时报》报道，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领导人会谈期间，曾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段边界的现状，并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但是这个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建议遭到了印度方面的拒绝。周恩来看到包括尼赫鲁总理、内政部长潘特、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财政部长德赛在内的印度领导层，均顽固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便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另一项建议：双方应同意维持边界现状，停止在边界全线进行巡逻，以避免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直至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应该说，这一建议是十分公正合理的，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建议，也在实际上遭到印度方面的拒绝，尽管这种拒绝是含糊其辞的。高级会谈彻底失败了，也没有对下一步的安排达成协议。为了使外交接触继续下去，以保留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最后一点希望，周恩来又建议双方举行官员会晤，核对各自用以支持其边界主张的历史材料，然后形成报告，递交两国政府。这一点总算没有为印度政府拒绝，实际上成为本次中印边界会谈所取得的惟一成果。
新德里记者刁难，周恩来游刃有余
在周恩来一行访印期间，印度政府不为他们举行公众集会活动，甚至尽力不让中国代表团与新闻界和私人朋友接触。一些外国记者曾向印度外交部提出，希望能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但他们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为了让外界了解中国政府对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诚意，周恩来毅然决定在离开新德里的前一天晚上自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个意外的消息像一阵风，使大部分外国记者着实兴奋了一阵。印度本国的新闻记者更是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们以为可以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以便暴露他们所认为的所谓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让周恩来下不了台。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自从他（周恩来）进入大厅的那个时候起，周恩来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而印度记者的种种尖锐的提问，反而给周恩来提供了更有力地宣传中国立场和观点的机会。
4月25日晚上，离记者招待会的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印度总统府内专门用于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圆柱形大厅，就已经挤满了150多名来自印度和其他各国的记者。晚上10点30分，周恩来准时步入会场。他首先发表了书面谈话，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随后，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回答记者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只是希望他们的报刊和通讯能够全文发表，或者发表他们各自报刊提问的内容。
记者提问一开始，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拉加凡便抢着问道：“在印度，你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已经都全文发表了，但是尼赫鲁总理给你的信，中国报纸却没有发表。讲到言论自由，你是不是准备让中国报纸全文发表这些信？”对于这名印度记者明显的挑衅性的提问，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这位先生可能没有读过中国报纸，中国报纸早就把尼赫鲁总理给我的信和我给尼赫鲁总理的信都全文发表了。”这一来一往，一下子使一向以尖刻著称的印度记者在铁的事实面前讨了个没趣，弄得在场的印度记者都颇显窘迫，跃跃欲试的心理一下子消失了不少。
印度《政治家报》记者钱德拉并不甘心：“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阻碍你回到边界一两年以前的情况，因为行动是在一两年以前采取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指责中国在过去的一两年中进行了所谓侵略。周恩来很明确地回答：“在中国方面，这一两年和过去一样，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采取行动去改变边界现状。”
英国《每日邮报》记者阿特金森接着问：“你对你在新德里的会谈，是否感到高兴？因为中国没有放弃一寸土地给印度。我愿意提醒阁下，印度举行这次会谈的基础，就是要中国洗刷侵略。”周恩来两道剑眉飞扬，神情严肃地回答：“中国从来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土地，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人侵略，现在中国还有土地被别人侵占，例如台湾。我很高兴，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谈中完全同意以双方不提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证明会谈是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说到侵略别人的土地，这位先生代表英国报纸，当然会知道，英国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国的什么地方。”周恩来话音未落，所有记者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阿特金森身上，似乎这位英国记者一下子反倒成了侵略者。阿特金森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人们当然都知道英国当时仍侵占着中国的香港。
一位美国女记者问周恩来，是否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如果这并不牵涉到美国承认红色中国的问题”。周恩来略带笑意地回答：“你的好意却被你提出的条件打消了。因为既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中国如何能够邀请美国的国家元首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呢？”不知是这位女记者被周恩来的精彩回答搞得不好意思，还是出于对眼前这位文武全才的东方美男子的崇拜，她在周恩来回答完她的问题后，竟然脱口提出第二个问题：“你作为一个62岁的人看上去气色很好，你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周恩来似乎不愿在这些问题上多费时间，但还是友好地回答：“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在招待会的最后，印度《组织家报》记者问周恩来：“如果双方的官员会谈也像两国总理一样达不成协议，那将怎么样？”周恩来诚恳地回答说：“我不愿作这种悲观的设想。我们是抱着中印友好的信心的，事情总是会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当然这需要一些时间。”他顿了一顿，接着说：“如果我们没有真诚的愿望和信心，我们就不会到新德里来。如果需要的话，为了伟大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我，或者其他人，还会再来新德里的！”
这次招待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直到次日凌晨1点才结束，这在记者招待会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周恩来面对各种刁钻尖刻的问题，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充分阐明了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合理立场，维护了中印人民的友谊，也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的马牧鸣回忆说：“十多年后，还有记者向我表示，这是外国领导人在印度举行的一次最精彩的记者招待会。”
周恩来的这一次印度之行，虽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它仍然是一次意义极为深远的外交行动。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与和解的态度，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了中国是愿意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不想解决问题的是尼赫鲁，不要和平的也是尼赫鲁——这就为中国政府赢得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权。
( 责编 兴 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