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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不但大力提倡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身体力行，只要认识到了错误，就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改正。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过去工作特别是“大跃进”工作中所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先后几次作自我批评，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也为当时中国采取紧急措施渡过难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大跃进”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遭遇天灾和苏联逼债双重压力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1959年７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约见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当这些人批评他搞“钢铁元帅升帐，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和“相信亩产万斤粮”等问题时，他很坦然地讲：“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庐山会议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到1959年的年底，中国进入了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城市粮食供应紧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中共中央对工作中的失误再一次进行了思索。1960年６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会议结束那天，也就是６月18日，毛泽东大清早起来，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篇《十年总结》。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10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３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４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二）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集市贸易等。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
当时甘肃省委的一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针对这个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道：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渡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
1961年５月21日至６月12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北京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等文件，决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当年钢产量由原定20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进行甄别平反。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会后，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要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三）
1962年１月11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以及军队负责干部参加，共7118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习惯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６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他还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干部心情比较舒畅，从而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邓小平后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责编郄智）
（一）
“大跃进”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遭遇天灾和苏联逼债双重压力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1959年７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约见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当这些人批评他搞“钢铁元帅升帐，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和“相信亩产万斤粮”等问题时，他很坦然地讲：“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庐山会议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到1959年的年底，中国进入了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城市粮食供应紧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中共中央对工作中的失误再一次进行了思索。1960年６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会议结束那天，也就是６月18日，毛泽东大清早起来，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篇《十年总结》。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10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３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４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二）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集市贸易等。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
当时甘肃省委的一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针对这个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道：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渡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
1961年５月21日至６月12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北京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等文件，决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当年钢产量由原定20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进行甄别平反。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会后，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要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三）
1962年１月11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以及军队负责干部参加，共7118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习惯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６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他还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干部心情比较舒畅，从而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邓小平后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