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毕生酷爱游泳。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游过湘江。直到耄耋之年，只要有时间和精力，他仍坚持游泳。毛泽东认为游泳不仅是紧张工作之余的最好休息，同时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1956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广州视察期间，提出一定要在年内畅游珠江、湘江和长江的宏愿。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曾经面临诸多阻力。三江之水凶险莫测，尤其是长江天堑，风险更大，因此，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百般劝阻，但毛泽东力排众议，不仅如愿畅游了珠江和湘江，而且最终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横渡了长江。
毛泽东对陶铸说：“如果不游一次珠江，将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啊！”
1956年４月，毛泽东到广州视察。４月中旬，广州气温已高达28度，而且蚊虫肆虐，可是毛泽东仍然没有返京的意思，他似乎在静静等待着什么。４月14日，毛泽东派人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请进了他下榻的招待所。
毛泽东召见陶铸，主要是向他询问珠江的水势。陶铸不知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就把他对珠江了解的概况原原本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后，毛泽东才告诉陶铸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决定:“我想在珠江里游泳。如果我不等待天气转暖游珠江的话，也许早就离开广州了。”陶铸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打算，心里感到压力很大。珠江水流湍急，而且临近港澳，如果毛泽东下水游泳，肯定会引起江面上各种船只的注意。万一这些船只中混有敌特分子，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陶铸委婉地劝阻毛泽东说:“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明显转热了，可是珠江水流仍然湍急，而且水下的温度可能很低，并不适合主席游泳。”不料，毛泽东却把大手一摆，打断了陶铸的陈述。他说：“没关系，如果说清早的江水温度低些，那么到了中午呢，肯定适合我游泳的。你要知道，我来到广州，如果不游一次珠江，将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啊!”陶铸见毛泽东已经下定了游珠江的决心，无法继续劝阻，于是离开毛泽东住所以后，便把毛泽东准备近期游珠江以及他对此举表示担心的想法，委婉地告诉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意在请罗瑞卿劝阻毛泽东游珠江。
得知这一消息，罗瑞卿的心情甚至比陶铸还紧张。他急忙把毛泽东将在珠江游泳的意思转告给随行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和汪东兴。杨尚昆和汪东兴听到这件事，也都显得十分紧张。在他们看来，此次毛泽东如果真在珠江下水游泳，首先有三个不利的因素：一是珠江水流湍急，春末夏初水下温度较低，现在尚不到可以游泳的时节；二是珠江江面渔船较多，很难保证安全；三是珠江附近有许多工厂，难免有大量有害于人体的废水流入珠江。罗瑞卿和汪东兴自知很难劝阻毛泽东，于是建议杨尚昆以中办主任的身份亲自向毛泽东说明这三点不利因素，以期达到让毛泽东改变主意的目的。
但杨尚昆却说：“主席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想劝阻都不会有效果的。”三人认为，想要阻止毛泽东在珠江游泳，仅以安全这一条是很难奏效的。惟一的办法是请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
陶铸很快拿出了一个关于珠江水系不利于游泳的报告来。而就在这时，毛泽东已经正式把他近期将要游珠江的想法告知了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罗瑞卿和杨尚昆把陶铸关于珠江之水不利于现在游泳的意思委婉地向毛泽东作了陈述，其中杨尚昆刻意提到珠江下游水污染较为严重的问题。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些规矩，人就根本不要考虑生存了。同时也不要喝水了。其实大江大河从来都不会那么干净，即便是经过处理的蒸馏水，也未必就没有任何杂质。人活在世上，总是离不开空气、土壤、阳光和水的嘛。土壤就那么干净吗？空气就那么干净吗？阳光也还有紫外线，更何况江水呢？水至清则无鱼，我们不能把水看得那么脏，人可以弄脏水，可是水却无法弄脏人的。至于珠江有排放的污水，这说明广州的生态环境还有待于提高。而我们如果游泳，可以避开下游，到上游去，那里的水总是要少一些污染的嘛。”
４月18日下午３点，毛泽东忽然把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请来，吩咐他们说：“我现在就去珠江游泳。”罗、杨、汪三人大吃一惊，仍然以珠江水污染严重为由，百般劝阻毛泽东下水游泳。见毛泽东执意要去，杨尚昆又说：“至少也要等到珠江水质检验报告出来以后才行啊!”可是毛泽东连准备游泳衣的时间也不给他们了。于是，罗、杨、汪马上安排身边善于游泳的警卫人员组成了一个保卫小组，紧随毛泽东出了招待所，来到江边，上了那艘临时调来的游艇，悄然向珠江的上游驶去。
毛泽东伫立在游艇上显得格外兴奋。一行人开始在下午的烈日下畅游珠江。所幸，他们没有惊动渔民，安全并没有出现问题。不过，珠江的水质恶劣，不时可见污物和粪便。可毛泽东对此却毫不介意，他只是在水流之中安然仰游，让随同他游泳的青年战士们也自愧不如。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的游泳居然顺利地结束了。
回到住地，毛泽东神情愉悦，晚饭也吃得很多。在晚饭桌上，毛泽东又说出了他的一个想法：“游了珠江不算完，这只是开始，我接下去还要游湘江和长江!”
遨游湘江之水，橘子洲头旧貌依然
４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中南几省继续视察。他把主要的行程确定在湖南和湖北。为了实现他去长江游泳的夙愿，在从广州启程之前，毛泽东就派出两位精通水性的警卫战士，悄悄地前往武汉，对长江进行考察式试游。而毛泽东本人则带着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等人乘专列从广州驶向长沙。
当时长沙的气温已达34度。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喜欢到室外游泳的毛泽东当然不肯放弃到湘江游泳的机会。可就在毛泽东前往长沙的前几天，中南地区接连下了几场暴雨，湘江水势飞湍，十分骇人。毛泽东对此非但没有丝毫怯意，反而朗声大笑说:“湘江如果扩展成两三百米，那景致一定非常壮观。我刚好去湘江里游泳呢!”
罗瑞卿、汪东兴等人都希望毛泽东待水势稍退时再去湘江游泳，可是毛泽东哪里肯听。他说在城里热得不行，还是让他到湘江里去凉快凉快为好。这样，罗瑞卿和一些中南局、湖南省的领导同志只能临时决定陪同毛泽东前往湘江游泳。事前，湖南省公安厅早已经派人沿湘江两岸进行实地踏查，并且选定了水势比较平缓的岳麓山对面一段江水作为毛泽东游泳的区域。省公安厅之所以看中这里，一是因为此地段水势平缓，同时派人潜下江水，排除了险情。二是因为这个地段民宅较少，岸上行人也少，便于安全警戒。可是，当毛泽东的车队从长沙驶出，接近湘江不久，毛泽东忽然吩咐停车。因为他见到了一片汪洋泽国深处的一个小小岛屿。那就是有名的橘子洲。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就多次前来这里游泳。并且他在1925年从上海返回湖南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期间，还挥笔写就了《沁园春·长沙》。橘子洲附近的湘江景色，还像他青年时一样秀美壮丽。于是，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在这里下水一游。可就在这时，省公安厅厅长居然发出一声惨叫。原来，一条蛇咬伤了这位厅长。当时即有人劝毛泽东还是前往事前布置好的水域去游泳，可是毛泽东却不为岸边毒蛇的骚扰而却步，仍然决定就在这里下水，因为没有什么比让他马上纵身入水更迫切的了。
跃入湘江，毛泽东感到比在珠江游泳还要惬意。他依然采取仰泳姿态，静静地仰卧在滔滔的激流之中，无论身边涌起何等汹涌的浪峰，他仍然微闭双眼，只是偶尔在水流湍急之时才稍稍挥臂挡水……
在长沙工作的几天里，他利用工余时间，接连几次下湘江游泳，而且每一次都要游得尽兴方归。
５月23日，毛泽东向王任重谈到他想在返回北京之前，去武汉到长江里游泳。王任重见毛泽东游长江的决心早定，无法再行劝阻，索性这样表示：“如果一定要去武汉游长江，最好不要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附近去游。因为那里的水流太急，而且江水中是否有血吸虫，现在也没有作认真的检查，所以最好要慎重一些。”可是毛泽东不等王任重把话说完，就信心十足地把手一摆说：“其实所谓长江天堑，早在近代就已经被人打破了。我已经查阅过有关长江水系的资料了，据说张学良在汉口驻防的时期，他就组织过一次横渡长江的活动。连国民党的将领都敢游长江，我们共产党莫非还有惧怕长江的道理吗？”
５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决定马上离开长沙前往武汉。他们一行清早６点启程，登上了飞往武汉的专机，当天清早７点20分到达南湖机场。
第一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从蛇山下水，险入血吸虫疫区
毛泽东一行到达南湖机场时，王任重、张体学等湖北省领导同志早就等候在机场，毛泽东和他们稍事寒暄，就驱车前往东湖，然后在那里登上了东方红号大型舰艇。毛泽东先在舰艇上召开了汇报会，接见了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省军区负责同志，听取了湖北省长江大桥工程局长关于修建长江大桥新施工方法的汇报。会后，毛泽东在船上品尝了地道的武昌鱼。下午，武汉天气更加炎热，毛泽东决定马上在蛇山附近江面下水，开始他首次长江之游。
虽然是初次游长江，但毛泽东显得轻车熟路，他仍然以仰泳姿势悠闲自在地向长江北岸方向游去。
虽然当时的天气很热，烈日当头，可是江水下面的温度却很低，陪同毛泽东一起畅游长江的王任重在游到一小时时，就不得不中途上了船，而毛泽东却游兴正浓，似乎丝毫没有倦意。其间，罗瑞卿和汪东兴已经几次提醒毛泽东可以上岸了，然而毛泽东依然沉浸在首次畅游长江的兴奋中，根本没有上岸或上船休息的意思。就这样，他在40多名警卫战士围成圈的护卫之下，继续向着汉口方向游来。转眼就过去了两个小时，王任重发现毛泽东如果再向汉口方向游，恐怕体力有问题，于是就派人到江水中悄悄提醒毛泽东说：“如果继续往前游，很可能就进入了血吸虫的疫水区，那样会有危险的。”毛泽东听了，仍然不想马上结束这次游泳。王任重只好再次以许多陪同游泳的战士需要吃饭为借口，劝说毛泽东不要再继续向北游了。毛泽东终于在汉口一个叫丹水池的地方上了岸，这时有人看表，发现毛泽东游了两小时零三分。上岸后的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因为在长江里游泳是他多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毛泽东第二次畅游长江，是在他抵达武汉的第三天——1956年6月2日。6月1日这天上午，毛泽东从８点就开始了工作。按照来武汉前的计划，毛泽东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武汉市区，视察了国棉一厂。视察结束后，他的兴致仍然很高，主张马上就去长江游泳。考虑到他前一天下午才刚刚游了长江，王任重建议在东湖招待所休息一夜以后，翌日再游。毛泽东接受了王任重的意见。2日，武汉天气仍然十分炎热。上午，毛泽东听取湖北重型钢铁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午饭后略作休息，下午两点左右在王任重、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长江岸边。
这一次在长江游泳，毛泽东提出从汉水进入长江，而且提出一定要经过正在修筑的武汉长江大桥。罗瑞卿和王任重听了毛泽东提出的游泳线路，都感到十分担心。因为这是一条十分难行的水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紧张的修筑中，水下有无法看见的铁锚和暗礁；附近有船只不时出没，万一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毛泽东选中横渡长江的水中路线，又要经过几段水势凶险的地区，而且就在不久前那些水域曾经发生过几起沉船事故。所以王任重极力反对，毛泽东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游泳和船只行驶是两回事，只要加些小心，水下即便有暗礁也是可以逾越的。这样，毛泽东的第二次游泳线路被最后确定了下来。
下午近3点，毛泽东从汉阳江边下水。
警卫部队对毛泽东的保护仍然如前次游长江时一样，40多名训练有素的游泳健将们在毛泽东下水之后，自动地在毛泽东四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圈，各自在水中和毛泽东保持着固定的距离。
这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仍然采用仰泳方式。下水不久，一行人就来到了正在施工中的武汉长江大桥下面。这里的水势果然十分汹涌，即便精熟水性的渔民们在经过这里时也必须屏着一口气方才可以冲过。然而，毛泽东对眼前一派滔滔巨澜视若等闲，他不仅从长江大桥的第一号桥墩下面绕游而过，而且又折了回来，再游过二号桥墩。面对滔滔巨澜竟然面不改色。在和王任重并肩游泳时，毛泽东还不时风趣地说：“长江就好比天然的大浴场啊，应当号召人们都到大江大河里来游泳，因为这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毛泽东游了一个半小时，水路长达30多里，在下午4点半游到徐家棚附近的预定地点上岸。
毛泽东第三次游长江，时间是6月3日。当天下午，武汉天空多云，有些闷热。午睡后，毛泽东在罗瑞卿、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武汉造船厂的码头。这里早已经准备好了渡船和游艇。３点30分，毛泽东在码头下水。在午后的长江波涛中，毛泽东兴致勃勃，他对随游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游泳也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毛泽东还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次由于毛泽东是在造船厂码头下水，所以船厂内的职工们发现了毛泽东的行踪。当毛泽东在长江游泳的时候，江南岸上开始集聚着一些围观的群众，后来连江北岸也有群众围观。这些奔走相告越聚越多的群众，自动围起了黑压压的人墙，面向着滔滔长江中的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而毛泽东在登上船时也振臂向两岸的群众高声挥手回应“人民万岁”。本来，毛泽东这次仍想畅游两个小时，只因他的行踪被发现了，所以只游了一个小时便结束了。
6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飞返北京。正是在武汉考察期间，毛泽东挥笔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责编晋源）
1956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广州视察期间，提出一定要在年内畅游珠江、湘江和长江的宏愿。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曾经面临诸多阻力。三江之水凶险莫测，尤其是长江天堑，风险更大，因此，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百般劝阻，但毛泽东力排众议，不仅如愿畅游了珠江和湘江，而且最终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横渡了长江。
毛泽东对陶铸说：“如果不游一次珠江，将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啊！”
1956年４月，毛泽东到广州视察。４月中旬，广州气温已高达28度，而且蚊虫肆虐，可是毛泽东仍然没有返京的意思，他似乎在静静等待着什么。４月14日，毛泽东派人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请进了他下榻的招待所。
毛泽东召见陶铸，主要是向他询问珠江的水势。陶铸不知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就把他对珠江了解的概况原原本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后，毛泽东才告诉陶铸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决定:“我想在珠江里游泳。如果我不等待天气转暖游珠江的话，也许早就离开广州了。”陶铸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打算，心里感到压力很大。珠江水流湍急，而且临近港澳，如果毛泽东下水游泳，肯定会引起江面上各种船只的注意。万一这些船只中混有敌特分子，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陶铸委婉地劝阻毛泽东说:“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明显转热了，可是珠江水流仍然湍急，而且水下的温度可能很低，并不适合主席游泳。”不料，毛泽东却把大手一摆，打断了陶铸的陈述。他说：“没关系，如果说清早的江水温度低些，那么到了中午呢，肯定适合我游泳的。你要知道，我来到广州，如果不游一次珠江，将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啊!”陶铸见毛泽东已经下定了游珠江的决心，无法继续劝阻，于是离开毛泽东住所以后，便把毛泽东准备近期游珠江以及他对此举表示担心的想法，委婉地告诉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意在请罗瑞卿劝阻毛泽东游珠江。
得知这一消息，罗瑞卿的心情甚至比陶铸还紧张。他急忙把毛泽东将在珠江游泳的意思转告给随行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和汪东兴。杨尚昆和汪东兴听到这件事，也都显得十分紧张。在他们看来，此次毛泽东如果真在珠江下水游泳，首先有三个不利的因素：一是珠江水流湍急，春末夏初水下温度较低，现在尚不到可以游泳的时节；二是珠江江面渔船较多，很难保证安全；三是珠江附近有许多工厂，难免有大量有害于人体的废水流入珠江。罗瑞卿和汪东兴自知很难劝阻毛泽东，于是建议杨尚昆以中办主任的身份亲自向毛泽东说明这三点不利因素，以期达到让毛泽东改变主意的目的。
但杨尚昆却说：“主席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想劝阻都不会有效果的。”三人认为，想要阻止毛泽东在珠江游泳，仅以安全这一条是很难奏效的。惟一的办法是请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
陶铸很快拿出了一个关于珠江水系不利于游泳的报告来。而就在这时，毛泽东已经正式把他近期将要游珠江的想法告知了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罗瑞卿和杨尚昆把陶铸关于珠江之水不利于现在游泳的意思委婉地向毛泽东作了陈述，其中杨尚昆刻意提到珠江下游水污染较为严重的问题。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些规矩，人就根本不要考虑生存了。同时也不要喝水了。其实大江大河从来都不会那么干净，即便是经过处理的蒸馏水，也未必就没有任何杂质。人活在世上，总是离不开空气、土壤、阳光和水的嘛。土壤就那么干净吗？空气就那么干净吗？阳光也还有紫外线，更何况江水呢？水至清则无鱼，我们不能把水看得那么脏，人可以弄脏水，可是水却无法弄脏人的。至于珠江有排放的污水，这说明广州的生态环境还有待于提高。而我们如果游泳，可以避开下游，到上游去，那里的水总是要少一些污染的嘛。”
４月18日下午３点，毛泽东忽然把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请来，吩咐他们说：“我现在就去珠江游泳。”罗、杨、汪三人大吃一惊，仍然以珠江水污染严重为由，百般劝阻毛泽东下水游泳。见毛泽东执意要去，杨尚昆又说：“至少也要等到珠江水质检验报告出来以后才行啊!”可是毛泽东连准备游泳衣的时间也不给他们了。于是，罗、杨、汪马上安排身边善于游泳的警卫人员组成了一个保卫小组，紧随毛泽东出了招待所，来到江边，上了那艘临时调来的游艇，悄然向珠江的上游驶去。
毛泽东伫立在游艇上显得格外兴奋。一行人开始在下午的烈日下畅游珠江。所幸，他们没有惊动渔民，安全并没有出现问题。不过，珠江的水质恶劣，不时可见污物和粪便。可毛泽东对此却毫不介意，他只是在水流之中安然仰游，让随同他游泳的青年战士们也自愧不如。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的游泳居然顺利地结束了。
回到住地，毛泽东神情愉悦，晚饭也吃得很多。在晚饭桌上，毛泽东又说出了他的一个想法：“游了珠江不算完，这只是开始，我接下去还要游湘江和长江!”
遨游湘江之水，橘子洲头旧貌依然
４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中南几省继续视察。他把主要的行程确定在湖南和湖北。为了实现他去长江游泳的夙愿，在从广州启程之前，毛泽东就派出两位精通水性的警卫战士，悄悄地前往武汉，对长江进行考察式试游。而毛泽东本人则带着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等人乘专列从广州驶向长沙。
当时长沙的气温已达34度。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喜欢到室外游泳的毛泽东当然不肯放弃到湘江游泳的机会。可就在毛泽东前往长沙的前几天，中南地区接连下了几场暴雨，湘江水势飞湍，十分骇人。毛泽东对此非但没有丝毫怯意，反而朗声大笑说:“湘江如果扩展成两三百米，那景致一定非常壮观。我刚好去湘江里游泳呢!”
罗瑞卿、汪东兴等人都希望毛泽东待水势稍退时再去湘江游泳，可是毛泽东哪里肯听。他说在城里热得不行，还是让他到湘江里去凉快凉快为好。这样，罗瑞卿和一些中南局、湖南省的领导同志只能临时决定陪同毛泽东前往湘江游泳。事前，湖南省公安厅早已经派人沿湘江两岸进行实地踏查，并且选定了水势比较平缓的岳麓山对面一段江水作为毛泽东游泳的区域。省公安厅之所以看中这里，一是因为此地段水势平缓，同时派人潜下江水，排除了险情。二是因为这个地段民宅较少，岸上行人也少，便于安全警戒。可是，当毛泽东的车队从长沙驶出，接近湘江不久，毛泽东忽然吩咐停车。因为他见到了一片汪洋泽国深处的一个小小岛屿。那就是有名的橘子洲。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就多次前来这里游泳。并且他在1925年从上海返回湖南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期间，还挥笔写就了《沁园春·长沙》。橘子洲附近的湘江景色，还像他青年时一样秀美壮丽。于是，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在这里下水一游。可就在这时，省公安厅厅长居然发出一声惨叫。原来，一条蛇咬伤了这位厅长。当时即有人劝毛泽东还是前往事前布置好的水域去游泳，可是毛泽东却不为岸边毒蛇的骚扰而却步，仍然决定就在这里下水，因为没有什么比让他马上纵身入水更迫切的了。
跃入湘江，毛泽东感到比在珠江游泳还要惬意。他依然采取仰泳姿态，静静地仰卧在滔滔的激流之中，无论身边涌起何等汹涌的浪峰，他仍然微闭双眼，只是偶尔在水流湍急之时才稍稍挥臂挡水……
在长沙工作的几天里，他利用工余时间，接连几次下湘江游泳，而且每一次都要游得尽兴方归。
５月23日，毛泽东向王任重谈到他想在返回北京之前，去武汉到长江里游泳。王任重见毛泽东游长江的决心早定，无法再行劝阻，索性这样表示：“如果一定要去武汉游长江，最好不要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附近去游。因为那里的水流太急，而且江水中是否有血吸虫，现在也没有作认真的检查，所以最好要慎重一些。”可是毛泽东不等王任重把话说完，就信心十足地把手一摆说：“其实所谓长江天堑，早在近代就已经被人打破了。我已经查阅过有关长江水系的资料了，据说张学良在汉口驻防的时期，他就组织过一次横渡长江的活动。连国民党的将领都敢游长江，我们共产党莫非还有惧怕长江的道理吗？”
５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决定马上离开长沙前往武汉。他们一行清早６点启程，登上了飞往武汉的专机，当天清早７点20分到达南湖机场。
第一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从蛇山下水，险入血吸虫疫区
毛泽东一行到达南湖机场时，王任重、张体学等湖北省领导同志早就等候在机场，毛泽东和他们稍事寒暄，就驱车前往东湖，然后在那里登上了东方红号大型舰艇。毛泽东先在舰艇上召开了汇报会，接见了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省军区负责同志，听取了湖北省长江大桥工程局长关于修建长江大桥新施工方法的汇报。会后，毛泽东在船上品尝了地道的武昌鱼。下午，武汉天气更加炎热，毛泽东决定马上在蛇山附近江面下水，开始他首次长江之游。
虽然是初次游长江，但毛泽东显得轻车熟路，他仍然以仰泳姿势悠闲自在地向长江北岸方向游去。
虽然当时的天气很热，烈日当头，可是江水下面的温度却很低，陪同毛泽东一起畅游长江的王任重在游到一小时时，就不得不中途上了船，而毛泽东却游兴正浓，似乎丝毫没有倦意。其间，罗瑞卿和汪东兴已经几次提醒毛泽东可以上岸了，然而毛泽东依然沉浸在首次畅游长江的兴奋中，根本没有上岸或上船休息的意思。就这样，他在40多名警卫战士围成圈的护卫之下，继续向着汉口方向游来。转眼就过去了两个小时，王任重发现毛泽东如果再向汉口方向游，恐怕体力有问题，于是就派人到江水中悄悄提醒毛泽东说：“如果继续往前游，很可能就进入了血吸虫的疫水区，那样会有危险的。”毛泽东听了，仍然不想马上结束这次游泳。王任重只好再次以许多陪同游泳的战士需要吃饭为借口，劝说毛泽东不要再继续向北游了。毛泽东终于在汉口一个叫丹水池的地方上了岸，这时有人看表，发现毛泽东游了两小时零三分。上岸后的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因为在长江里游泳是他多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毛泽东第二次畅游长江，是在他抵达武汉的第三天——1956年6月2日。6月1日这天上午，毛泽东从８点就开始了工作。按照来武汉前的计划，毛泽东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武汉市区，视察了国棉一厂。视察结束后，他的兴致仍然很高，主张马上就去长江游泳。考虑到他前一天下午才刚刚游了长江，王任重建议在东湖招待所休息一夜以后，翌日再游。毛泽东接受了王任重的意见。2日，武汉天气仍然十分炎热。上午，毛泽东听取湖北重型钢铁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午饭后略作休息，下午两点左右在王任重、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长江岸边。
这一次在长江游泳，毛泽东提出从汉水进入长江，而且提出一定要经过正在修筑的武汉长江大桥。罗瑞卿和王任重听了毛泽东提出的游泳线路，都感到十分担心。因为这是一条十分难行的水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紧张的修筑中，水下有无法看见的铁锚和暗礁；附近有船只不时出没，万一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毛泽东选中横渡长江的水中路线，又要经过几段水势凶险的地区，而且就在不久前那些水域曾经发生过几起沉船事故。所以王任重极力反对，毛泽东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游泳和船只行驶是两回事，只要加些小心，水下即便有暗礁也是可以逾越的。这样，毛泽东的第二次游泳线路被最后确定了下来。
下午近3点，毛泽东从汉阳江边下水。
警卫部队对毛泽东的保护仍然如前次游长江时一样，40多名训练有素的游泳健将们在毛泽东下水之后，自动地在毛泽东四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圈，各自在水中和毛泽东保持着固定的距离。
这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仍然采用仰泳方式。下水不久，一行人就来到了正在施工中的武汉长江大桥下面。这里的水势果然十分汹涌，即便精熟水性的渔民们在经过这里时也必须屏着一口气方才可以冲过。然而，毛泽东对眼前一派滔滔巨澜视若等闲，他不仅从长江大桥的第一号桥墩下面绕游而过，而且又折了回来，再游过二号桥墩。面对滔滔巨澜竟然面不改色。在和王任重并肩游泳时，毛泽东还不时风趣地说：“长江就好比天然的大浴场啊，应当号召人们都到大江大河里来游泳，因为这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毛泽东游了一个半小时，水路长达30多里，在下午4点半游到徐家棚附近的预定地点上岸。
毛泽东第三次游长江，时间是6月3日。当天下午，武汉天空多云，有些闷热。午睡后，毛泽东在罗瑞卿、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武汉造船厂的码头。这里早已经准备好了渡船和游艇。３点30分，毛泽东在码头下水。在午后的长江波涛中，毛泽东兴致勃勃，他对随游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游泳也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毛泽东还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次由于毛泽东是在造船厂码头下水，所以船厂内的职工们发现了毛泽东的行踪。当毛泽东在长江游泳的时候，江南岸上开始集聚着一些围观的群众，后来连江北岸也有群众围观。这些奔走相告越聚越多的群众，自动围起了黑压压的人墙，面向着滔滔长江中的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而毛泽东在登上船时也振臂向两岸的群众高声挥手回应“人民万岁”。本来，毛泽东这次仍想畅游两个小时，只因他的行踪被发现了，所以只游了一个小时便结束了。
6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飞返北京。正是在武汉考察期间，毛泽东挥笔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责编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