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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中国威胁论”突然变得沸沸扬扬起来。当时日本的议论反映了一种“一厢情愿”的逃避现实的心理，即“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对自己不想看的则视而不见”。那时常常听到“工资过低”、“汇率被不合理地操纵”等说法。回过头来看，20年前当日本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日本也曾有“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有什么不好”的反对意见，但当年对美国的指责持反对意见的人，今天却对中国做出类似的指责。
对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成长抱有危机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种危机感的矛头应首先指向日本自身。因逃避现实而遭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找到正确的药方。
错误百出的中国经济论
“由于对华贸易逆差导致了日本的产业空洞化”是世间流传的看法。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日本海关的通关统计方式。
2002年，中日之间确实存在2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日本与其他国家的逆差中最大的一个。若仅仅看这个数字，则会导出对中贸易有害无益的结论，但同时应看到，日本对香港有2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仅有700万人口的香港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顺差呢？其原因在于日本在进口时要确认进口货物的原产地，即便从香港运进，但只要是原产于大陆就作为从中国的进口进行统计。另一方面，日本向香港出口货物的大部分有可能被再度出口到大陆，但由于日本的海关并不了解出口的货物被转销到了哪里，所以只是作为“对香港出口”而加以统计。持有这种不平衡性来考察日本与韩国、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关系，日本方面通常在贸易中是顺差。而且韩国及台湾在对华贸易中都存在相当大的顺差。这些都可以视为“日本对中国的间接贸易”。将这些因素合并起来考虑，对华贸易绝非是巨大的逆差。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日本的对华出口大幅度的增长。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即便在中国投资也赚不到钱，假使赚到钱也不让汇款回来”的说法。然而，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2002年所做的问卷调查，从事进出口的企业八成以上有赢利，近三成企业保持9%以上的经常利润率。
“假使赚到钱也不让汇款回来”的情况也不是事实。确实一些企业很多资金没有回到日本。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赚到钱的公司大抵上都计划在当地追加投资，因此作为投资资金将现金留在手边。第二，这大都是中小企业所为，因为日本的法人税过高，而将资金留存于税率较低的香港。总而言之是日本企业方面为了“节税”而不汇款。
看看真实的中国
中国是非常多样化的国家，作为整体虽然很难理解，但中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①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答案是人才。尤其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大约35到45岁，是既吃过过去的苦，又在拼命学习的一代人，是对从海外吸取先进的思想有着非常强烈欲望的人。这些人的精力十分旺盛，是支撑着当今中国的一代人。
中国的“劣势”主要有4点：
1.过重的潜在财政负担。中国有许多需要处理的不良债权和养老金债务。今后必须支付许多人的养老金，却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若加上这两种潜在债务，国家负债比率估计已经超过100%。日本已经接近140%，所以说起来已经不是别人的事，只有维持长期高速的发展，才能使腰包越来越鼓，一点一点返还所欠债务。
2.失业问题。中国每年都会增加约1200万的20岁左右的求职者，按7%的增长率算每年可以创造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即便这样已经有近400万人的差距。而且，过去由于国有企业的重组等原因，失业者已经有数百万人。今后还要解决将农民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这样一来，从整体看，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中国今后的发展是前途多难的。
3.人口老龄化。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采取了“独生子女”政策，2015年以后求职者人数开始减少，骤然降临的将是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样一来和日本因出生率降低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所担心的状况一样，会出现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和贸易收支顺差的缩小。所以，现在势如朝日的中国经济，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后，大概会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4.无法预料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的农业虽然看上去似乎具有竞争力，但小麦、大豆、玉米等基础农业的竞争力则十分薄弱。正如中日之间的大葱、蘑菇纠纷所显示的那样，沿海条件优越的地区，农业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但农业作为整体，由于过去为提高农民收入而采取十分不合理的价格支持手段，农产品价格有比国际市场上高几成的内外价格差。随着中国加入WTO而开放市场，农产品价格下降，在恶劣条件下耕作的农民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这就需要让他们向城市转移。由于中国内地拥有廉价劳动力，即便高速增长也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我想到2010年情况会发生变化，向城市移动的人口过去10年增加了很多，现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7%。再过10年，城市人口应该超过农村人口。廉价的劳动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日本的前进方向：亚洲经济一体化
目前，东亚形成了一股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潮。日本也脱离了原来一贯坚持的WTO至上主义，与新加坡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开始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展开谈判。
然而，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以更快的速度展开。在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7月开始将进入实施阶段。这种状况使日本有了“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的排挤对象”这样一种不安。然而，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最早使中国感到“会成为受排挤的对象”这种不安的恰恰是在东亚点燃自由贸易协定之火的日本。
倘若中日间不缔结相应协定，中日双方都会蒙受损失。倘若中日间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由于中国一方是高关税，所以在理论上对日本有利，但双方的政治代价都过于高昂，因而有些勉强。日本的农业、中国的汽车等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然而我认为，可以建立 “将来中日之间也要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这样一种长期的方针。以免中日关系的这种不透明性阻碍了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虽然，中日自由贸易协定还不能立刻成为一种制度，通过技术革新和完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成本的下降将不断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所以，类似工厂迁移等对日本不利的情况也在持续发生，对日本性命攸关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取能够获得的利益。
所以，日本首先应该努力保护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其次，重视吸引来自亚洲的外国投资。日本大企业放弃了一些非核心业务部门，亚洲的企业从中看到了价值，希望收购（这种需要实际上相当高）。日本吸收这样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以2001年破产的印刷机制造商为例，由于被上海的企业收购而重新开始经营，又召回了原来解雇的雇员，结果皆大欢喜。
日本需要直面现实
日本 人在论及中国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关键词是“中华思想”。不管什么都是“中国因为是中华思想……”，但这种语汇，中国人并不理解。日本人设想的“中华思想”至少当前中国知识界主流人士是不支持的。为什么呢？我想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使他们获得了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使他们能采取谦虚的态度面对世界。
反过来，日本的课题则在于将“国际关系”观由纵向向横向转变。日本应从自认为“世界第二”这种意识（虽然不敌美国，但比中国还是要强得多）里摆脱出来，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对话关系，在经济领域实现互惠的双赢关系，在政治上向“竞争和协调的关系”方向努力。
对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成长抱有危机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种危机感的矛头应首先指向日本自身。因逃避现实而遭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找到正确的药方。
错误百出的中国经济论
“由于对华贸易逆差导致了日本的产业空洞化”是世间流传的看法。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日本海关的通关统计方式。
2002年，中日之间确实存在2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日本与其他国家的逆差中最大的一个。若仅仅看这个数字，则会导出对中贸易有害无益的结论，但同时应看到，日本对香港有2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仅有700万人口的香港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顺差呢？其原因在于日本在进口时要确认进口货物的原产地，即便从香港运进，但只要是原产于大陆就作为从中国的进口进行统计。另一方面，日本向香港出口货物的大部分有可能被再度出口到大陆，但由于日本的海关并不了解出口的货物被转销到了哪里，所以只是作为“对香港出口”而加以统计。持有这种不平衡性来考察日本与韩国、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关系，日本方面通常在贸易中是顺差。而且韩国及台湾在对华贸易中都存在相当大的顺差。这些都可以视为“日本对中国的间接贸易”。将这些因素合并起来考虑，对华贸易绝非是巨大的逆差。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日本的对华出口大幅度的增长。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即便在中国投资也赚不到钱，假使赚到钱也不让汇款回来”的说法。然而，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2002年所做的问卷调查，从事进出口的企业八成以上有赢利，近三成企业保持9%以上的经常利润率。
“假使赚到钱也不让汇款回来”的情况也不是事实。确实一些企业很多资金没有回到日本。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赚到钱的公司大抵上都计划在当地追加投资，因此作为投资资金将现金留在手边。第二，这大都是中小企业所为，因为日本的法人税过高，而将资金留存于税率较低的香港。总而言之是日本企业方面为了“节税”而不汇款。
看看真实的中国
中国是非常多样化的国家，作为整体虽然很难理解，但中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①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答案是人才。尤其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大约35到45岁，是既吃过过去的苦，又在拼命学习的一代人，是对从海外吸取先进的思想有着非常强烈欲望的人。这些人的精力十分旺盛，是支撑着当今中国的一代人。
中国的“劣势”主要有4点：
1.过重的潜在财政负担。中国有许多需要处理的不良债权和养老金债务。今后必须支付许多人的养老金，却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若加上这两种潜在债务，国家负债比率估计已经超过100%。日本已经接近140%，所以说起来已经不是别人的事，只有维持长期高速的发展，才能使腰包越来越鼓，一点一点返还所欠债务。
2.失业问题。中国每年都会增加约1200万的20岁左右的求职者，按7%的增长率算每年可以创造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即便这样已经有近400万人的差距。而且，过去由于国有企业的重组等原因，失业者已经有数百万人。今后还要解决将农民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这样一来，从整体看，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中国今后的发展是前途多难的。
3.人口老龄化。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采取了“独生子女”政策，2015年以后求职者人数开始减少，骤然降临的将是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样一来和日本因出生率降低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所担心的状况一样，会出现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和贸易收支顺差的缩小。所以，现在势如朝日的中国经济，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后，大概会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4.无法预料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的农业虽然看上去似乎具有竞争力，但小麦、大豆、玉米等基础农业的竞争力则十分薄弱。正如中日之间的大葱、蘑菇纠纷所显示的那样，沿海条件优越的地区，农业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但农业作为整体，由于过去为提高农民收入而采取十分不合理的价格支持手段，农产品价格有比国际市场上高几成的内外价格差。随着中国加入WTO而开放市场，农产品价格下降，在恶劣条件下耕作的农民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这就需要让他们向城市转移。由于中国内地拥有廉价劳动力，即便高速增长也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我想到2010年情况会发生变化，向城市移动的人口过去10年增加了很多，现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7%。再过10年，城市人口应该超过农村人口。廉价的劳动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日本的前进方向：亚洲经济一体化
目前，东亚形成了一股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潮。日本也脱离了原来一贯坚持的WTO至上主义，与新加坡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开始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展开谈判。
然而，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以更快的速度展开。在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7月开始将进入实施阶段。这种状况使日本有了“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的排挤对象”这样一种不安。然而，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最早使中国感到“会成为受排挤的对象”这种不安的恰恰是在东亚点燃自由贸易协定之火的日本。
倘若中日间不缔结相应协定，中日双方都会蒙受损失。倘若中日间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由于中国一方是高关税，所以在理论上对日本有利，但双方的政治代价都过于高昂，因而有些勉强。日本的农业、中国的汽车等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然而我认为，可以建立 “将来中日之间也要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这样一种长期的方针。以免中日关系的这种不透明性阻碍了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虽然，中日自由贸易协定还不能立刻成为一种制度，通过技术革新和完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成本的下降将不断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所以，类似工厂迁移等对日本不利的情况也在持续发生，对日本性命攸关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取能够获得的利益。
所以，日本首先应该努力保护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其次，重视吸引来自亚洲的外国投资。日本大企业放弃了一些非核心业务部门，亚洲的企业从中看到了价值，希望收购（这种需要实际上相当高）。日本吸收这样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以2001年破产的印刷机制造商为例，由于被上海的企业收购而重新开始经营，又召回了原来解雇的雇员，结果皆大欢喜。
日本需要直面现实
日本 人在论及中国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关键词是“中华思想”。不管什么都是“中国因为是中华思想……”，但这种语汇，中国人并不理解。日本人设想的“中华思想”至少当前中国知识界主流人士是不支持的。为什么呢？我想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使他们获得了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使他们能采取谦虚的态度面对世界。
反过来，日本的课题则在于将“国际关系”观由纵向向横向转变。日本应从自认为“世界第二”这种意识（虽然不敌美国，但比中国还是要强得多）里摆脱出来，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对话关系，在经济领域实现互惠的双赢关系，在政治上向“竞争和协调的关系”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