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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义的再生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让不同文化间交流更加便利的手段，其本身也属于一种交流。文本相对确定的意义在交流中被产生、交换并且接受，意义对交流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进而在翻译活动中也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意义之所以能在翻译活动中得到再生得益于交流具有社会性。尽管词语本身可能包含许多意义，但在一定的语境下一个词语的意义却是相对固定的，这就成为了意义再生的可行性基础。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该关注意义的再生而不是字对字的转换。
【关键词】翻译； 交流；意义再生
【作者简介】王晓威，福州大学。
一、引言
在翻译学中，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何为翻译的根本任务”。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贯穿了翻译学研究的古今，而对翻译对象的关注则和翻译的根本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上世纪下半页有学者提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意义的再生之后，在相关研究中对于交流与意义的关注便不曾退热。“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也成为了翻译的任务研究中的常谈常新的话题。
二、翻译、交流与意义
“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实践对象的本质”和“翻译的定义”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息息相关且相互牵扯。想要深入地研究翻译的根本任务和其定义，不断更行对翻译实践对象本质的认识显得至关重要。翻译实践的对象是语言，这似乎是不言而喻地共识，但探究其本质却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而对这种的本质的揭示则对如何定义翻译有着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翻译的定义中需要体现出翻译的根本任务，而对翻译根本任务的探究又会得益于对翻译的定义的进一步理解和辨析。对翻译的根本任务的学习研究离不开对翻译定义的学习与分析。
到目前为止，翻译概念不断发展更新，出现了五个类别，包括受传统语文学影响的定义、受现代语言学影响的定义、受交际语言学影响的定义、受文化学影响的定义以及跨学科定义。受交际语言学影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表明“翻译就是交际”的概念；在文化学定义类别中，蓝峰提到“翻译是一种双向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而王克非则提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跨学科定义流派纷呈，侯林平提出翻译要“将源语文本中表达原作者意图的各种信息转换到风格极似的译语中以满足读者特定需要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通过这些定义，可以发现“意义”在翻译的定义中扮演的正是翻译实践的对象这一角色。相比起语言，意义才是翻译实践对象的本质。
同样的，根据近现代翻译学中各类翻译定义，“翻译活动的交际属性” 越来越被翻译学界认可。学界在这点上正形成一种共识。翻译活动与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语言则是人类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更让“跨文化交际”与翻译变得形影不离。将翻译单纯看作是辅助及促进交流的一种手段的看法是十分狭隘的。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总是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对原文作者传达的信息进行选择或者某种程度上的改变（通常是难以避免的改变），而经过这种选择和改变之后的译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作“原文作者和译者交流过后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在很多情况下翻译本身便是一种交流活动。
因此，作为一种交流交际活动，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几乎是所有交流活动的原点与归宿，也同样是翻译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更是翻译评价中不可忽视的依据。然而，“意义”本身的所指却并不确定，“意思”、“内容”、“思想”以及“意”、“辞”、“气”、“神”等等说法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涵盖在“意义”这个概念之下。各类相关学科中对“意义是什么”的讨论也十分之多。
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符号里表达形和音的部分是为“能指”，而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则是“所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然一定的，相反，这种联系是集体习惯促成的。不同语言中，如果能指发生变化，那么很大可能所指的涵义也会产生变化。另外，声音本身并不具备天然的意义，是词语与词语间声音上的差异构成了词语的意义；这种差别只有在系统或整体中才能得到体现，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确定价值或意义；意义依存于价值，却又跟价值有所不同，具有同样意义的词语很可能有不同的价值，例如常见的近义词现象。多个词可能会表达同一意义，但由于程度和情感色彩等不同，这些近义词便都会具有不同价值。同样的，价值也只能在系统中得到体现。根据后来包括释意派在内的一众学者对“意义的分类”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讨，“价值”这个概念和“内涵”、“效果”、“风格”、等概念有着十分天然的联系，而释意派的观点则认为意义是包括“内涵”、“效果”、“风格”以及“信息”等在内的七个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综合产生的。可以说不论是“价值”还是七种因素，都可以算作“意义”的不同种类或者层次。
三、翻译让意义在交流中再生
意义需要在系统中才能被确定，这也意味着一个词语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其意义需要在交流活动中结合上下语境和使用背景才能建立确定。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产出、交换与接收的过程，而作为一种交流活动及其促进手段，翻译的根本任务自然是让用语言A组成的文本的意义在语言B组成的文本中尽可能准确完整的传达出来，即完成意义的再生。
交流具有社会性，这是意义可以再生的基础。在一门语言中，每个词语单独陈述的意义都不是确定的，但在交流时，一个词语是被放置于语境当中来理解的，这就使得词语意思的明确变得有可能且相对容易。讲话者发出陈述时的环境以及听话人对该陈述的反应是每个语境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想要科学地、准确地了解特定语言中的某个特定陈述的意义，那么科学地、准确地了解讲话者的语境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经之路，而了解讲话者的语境便意味着了解该该讲话者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人类依靠语言进行交流，而这种交流的顺利完成是建立在交流的社会性上的。词的“能指”的变化会引发词的“所指”的改变，这使得两种不同语言无法在词语层面上建立一一对应关系，但交流的社会性却是相似的。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同文化间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却意味着在不同的语言中会存在各种相似的交流，而在这些交流中，每个词语、句子甚至文段所传达的意义就被赋予了相对而言的恒定性和特殊性。通过这种共通点，尽管跨语言间无法实现词语层面的严格对应，但翻译在交流之中让意义再生却变得可能。
尽管在意义再生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困难，例如一些文本类型，特别是文学文本，常常会故意追求表达所蕴含的多义性，在语义含混的情况下译者容易对作品出现“误读”，而且在多义的情况下不论是想要保留原文中所有层次的语义还是决定多层次语义的取舍方案都十分困难，另外原作中作者有意或无意为之的“意义缺乏”或“意义过剩”的现象也是意义再生的典型难题之一，但这些困难本身就是译者在处理“意义”时所要面对的那题，是在交流让意义再生可行的前提下进行翻译活动才会遇到的困难。这些障碍本身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意义的再生是翻译的根本任务”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人类多年来的翻译实践已经证明成功的翻译作品大都跨越了这些障碍，在跨语言的交流中使意义得到了再生。
四、结语
意义的再生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对于这个观点的学习、讨论和理解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指导。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更多地关注文本的意义，而不是去追求字对字的转换，并且还需要关注翻译时原文和译文各自对应的社会及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输出更加准确通达的译文。
参考文献：
[1]郑声衡，鄭声滔.翻译的概念与文化交流[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10：65-67.
[2]Nida，Eugene A.，William D.Reyburn.Meaning Across Cultures[M].Maryknoll of N.Y.Orbis Book，1981：81.
[3]蓝峰.观念与方法-翻译研究刍议[J].中国翻译，1986，06：2-6.
[4]王克非.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4：45-48.
[5]侯林平.翻译定义新探[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04：59-63.
[6]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2.
[7]许钧.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0-172.
【关键词】翻译； 交流；意义再生
【作者简介】王晓威，福州大学。
一、引言
在翻译学中，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何为翻译的根本任务”。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贯穿了翻译学研究的古今，而对翻译对象的关注则和翻译的根本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上世纪下半页有学者提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意义的再生之后，在相关研究中对于交流与意义的关注便不曾退热。“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也成为了翻译的任务研究中的常谈常新的话题。
二、翻译、交流与意义
“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实践对象的本质”和“翻译的定义”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息息相关且相互牵扯。想要深入地研究翻译的根本任务和其定义，不断更行对翻译实践对象本质的认识显得至关重要。翻译实践的对象是语言，这似乎是不言而喻地共识，但探究其本质却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而对这种的本质的揭示则对如何定义翻译有着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翻译的定义中需要体现出翻译的根本任务，而对翻译根本任务的探究又会得益于对翻译的定义的进一步理解和辨析。对翻译的根本任务的学习研究离不开对翻译定义的学习与分析。
到目前为止，翻译概念不断发展更新，出现了五个类别，包括受传统语文学影响的定义、受现代语言学影响的定义、受交际语言学影响的定义、受文化学影响的定义以及跨学科定义。受交际语言学影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表明“翻译就是交际”的概念；在文化学定义类别中，蓝峰提到“翻译是一种双向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而王克非则提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跨学科定义流派纷呈，侯林平提出翻译要“将源语文本中表达原作者意图的各种信息转换到风格极似的译语中以满足读者特定需要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通过这些定义，可以发现“意义”在翻译的定义中扮演的正是翻译实践的对象这一角色。相比起语言，意义才是翻译实践对象的本质。
同样的，根据近现代翻译学中各类翻译定义，“翻译活动的交际属性” 越来越被翻译学界认可。学界在这点上正形成一种共识。翻译活动与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语言则是人类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更让“跨文化交际”与翻译变得形影不离。将翻译单纯看作是辅助及促进交流的一种手段的看法是十分狭隘的。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总是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对原文作者传达的信息进行选择或者某种程度上的改变（通常是难以避免的改变），而经过这种选择和改变之后的译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作“原文作者和译者交流过后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在很多情况下翻译本身便是一种交流活动。
因此，作为一种交流交际活动，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几乎是所有交流活动的原点与归宿，也同样是翻译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更是翻译评价中不可忽视的依据。然而，“意义”本身的所指却并不确定，“意思”、“内容”、“思想”以及“意”、“辞”、“气”、“神”等等说法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涵盖在“意义”这个概念之下。各类相关学科中对“意义是什么”的讨论也十分之多。
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符号里表达形和音的部分是为“能指”，而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则是“所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然一定的，相反，这种联系是集体习惯促成的。不同语言中，如果能指发生变化，那么很大可能所指的涵义也会产生变化。另外，声音本身并不具备天然的意义，是词语与词语间声音上的差异构成了词语的意义；这种差别只有在系统或整体中才能得到体现，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确定价值或意义；意义依存于价值，却又跟价值有所不同，具有同样意义的词语很可能有不同的价值，例如常见的近义词现象。多个词可能会表达同一意义，但由于程度和情感色彩等不同，这些近义词便都会具有不同价值。同样的，价值也只能在系统中得到体现。根据后来包括释意派在内的一众学者对“意义的分类”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讨，“价值”这个概念和“内涵”、“效果”、“风格”、等概念有着十分天然的联系，而释意派的观点则认为意义是包括“内涵”、“效果”、“风格”以及“信息”等在内的七个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综合产生的。可以说不论是“价值”还是七种因素，都可以算作“意义”的不同种类或者层次。
三、翻译让意义在交流中再生
意义需要在系统中才能被确定，这也意味着一个词语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其意义需要在交流活动中结合上下语境和使用背景才能建立确定。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产出、交换与接收的过程，而作为一种交流活动及其促进手段，翻译的根本任务自然是让用语言A组成的文本的意义在语言B组成的文本中尽可能准确完整的传达出来，即完成意义的再生。
交流具有社会性，这是意义可以再生的基础。在一门语言中，每个词语单独陈述的意义都不是确定的，但在交流时，一个词语是被放置于语境当中来理解的，这就使得词语意思的明确变得有可能且相对容易。讲话者发出陈述时的环境以及听话人对该陈述的反应是每个语境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想要科学地、准确地了解特定语言中的某个特定陈述的意义，那么科学地、准确地了解讲话者的语境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经之路，而了解讲话者的语境便意味着了解该该讲话者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人类依靠语言进行交流，而这种交流的顺利完成是建立在交流的社会性上的。词的“能指”的变化会引发词的“所指”的改变，这使得两种不同语言无法在词语层面上建立一一对应关系，但交流的社会性却是相似的。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同文化间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却意味着在不同的语言中会存在各种相似的交流，而在这些交流中，每个词语、句子甚至文段所传达的意义就被赋予了相对而言的恒定性和特殊性。通过这种共通点，尽管跨语言间无法实现词语层面的严格对应，但翻译在交流之中让意义再生却变得可能。
尽管在意义再生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困难，例如一些文本类型，特别是文学文本，常常会故意追求表达所蕴含的多义性，在语义含混的情况下译者容易对作品出现“误读”，而且在多义的情况下不论是想要保留原文中所有层次的语义还是决定多层次语义的取舍方案都十分困难，另外原作中作者有意或无意为之的“意义缺乏”或“意义过剩”的现象也是意义再生的典型难题之一，但这些困难本身就是译者在处理“意义”时所要面对的那题，是在交流让意义再生可行的前提下进行翻译活动才会遇到的困难。这些障碍本身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意义的再生是翻译的根本任务”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人类多年来的翻译实践已经证明成功的翻译作品大都跨越了这些障碍，在跨语言的交流中使意义得到了再生。
四、结语
意义的再生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对于这个观点的学习、讨论和理解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指导。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更多地关注文本的意义，而不是去追求字对字的转换，并且还需要关注翻译时原文和译文各自对应的社会及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输出更加准确通达的译文。
参考文献：
[1]郑声衡，鄭声滔.翻译的概念与文化交流[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10：65-67.
[2]Nida，Eugene A.，William D.Reyburn.Meaning Across Cultures[M].Maryknoll of N.Y.Orbis Book，1981：81.
[3]蓝峰.观念与方法-翻译研究刍议[J].中国翻译，1986，06：2-6.
[4]王克非.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4：45-48.
[5]侯林平.翻译定义新探[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04：59-63.
[6]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2.
[7]许钧.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