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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贸易理念相比，全球产业链是个相对年轻的概念。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自由贸易的思想土壤，就不可能有全球产业链的诞生。
以国与国之间政治文件形式出现的自由贸易协定，正是自由贸易理念与全球产业链正向促进的结果。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自贸协定在量上的增长与质上的提升，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把自由贸易的存在视为想当然，甚至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历史地看，自由贸易从来不是国际贸易的常态，而是例外。
很少有人怀疑特朗普是自由贸易的敌人，但他不太可能成为自由贸易的终结者。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现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在自由贸易实践中扮演何种角色？
自大英帝国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都带有明显的权力政治色彩。国际贸易体系的任何一次进化，国家角色从来没有缺位。一方面，国家一直在为资本的逐利保驾护航；但另一方面，在需要的时候，资本的逐利也与国家的外交战略相配合。预判未来自贸协定的分布格局和进化方向，不能忽视这个逻辑。
现代意义上双边与多边（区域）自贸协定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起初，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贸易的践行者，主要是公司和个人。比如，1708年法国人让·德拉罗克率领法属东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首次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也门的摩卡港，越过垄断咖啡豆贸易的阿拉伯中间商，直接从当时最大的原产地也门购买咖啡豆。
德拉罗克的那次远航，彻底改变了咖啡贸易的形态，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当时咖啡豆主产地非洲的产量满足不了西欧市场的需求，路易十四后期的法国人，把咖啡种子带到拉美殖民地。不到半个世纪，拉美就形成了奴隶劳作、成规模的咖啡种植园。19世纪中期，拉美咖啡豆大量返销非洲，主导那时咖啡豆的非洲主要市场—开罗。咖啡贸易演进到当时那种形态，已经明显带有国家力量的因素。在规模种植、远程贸易和行销世界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殖民强国法兰西的身影。
除了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强国，都曾经在国际贸易上彰显国家的力量。但国家力量对生产链开始产生影响，英国才是先行者。19世纪早期，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坚船利炮，确保了英国在争夺原料市场、海外商品市场上领先其他欧洲殖民强国的优势。
不过，英国能从欧洲列强中成长为历史上首个塑造国际贸易结构的世界主导国家，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政治模式的成功实践，即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言人，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
1月7日至9日，中美在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长级磋商，这是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两国政府间经贸团队首次面对面的高级别会谈。由于比此前预期的两天会谈时间延长了一天，外界有了些许乐观预期。图为美国纽约港，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堆满码头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这个1860年签署的英法双边贸易条约，从内容细节到谈判推动力，伦敦都是主导者。这个条约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英法两国对对方的特定商品降低和免除关税，而在于它具备了现代自由贸易的特征。
在此之前，国家间贸易条约的主流形式是关税同盟。也就是说，同盟内成员“自由贸易”，但对外实行统一的高关税。根据《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如果法国对葡萄牙的葡萄酒实行进口关税优惠，那这个优惠也适用于法国对英国葡萄酒的进口。这就是最惠国待遇的普适性，而这正是如今世贸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不过，英国历史上对自由贸易的实践并非从一而终，而是“有收有放”，其中起主导作用就是国家之手。1860年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签署之后，欧洲曾出现了一波自由贸易的小高潮。但随着法国、德国、美国等工业革命后起之秀制造业的崛起，国家实力的排序出现变化。对贸易是否自由的考虑，让位给国家是否能通过贸易获得竞争优势。
一战前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多次贸易战，最终将世界经济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段历史中，英国的角色尤为值得关注。早在一战前，英国的工业实力已被美国超越。但直到二战爆发前，英国都还是当时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实力更强的美国对规则塑造兴趣不大。长期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角色的英国，在1932年建立了“帝国特惠制”—英联邦国家之间减免关税，对外则统一征收高关税。这事实上回到了关税同盟时代，也是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英国的这种“返祖”现象，美國学者斯蒂芬·克莱斯勒在《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结构》一文中给出了解释。他梳理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贸易格局后发现，世界主导国家对国际贸易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处于上升期过程中。“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利益和资源，去创造一个低关税率、高贸易额、少区域保护主义的国际性贸易结构。”
美国学者理查德·查克维克和卡尔·多伊奇，在《国际贸易与经济融合》一文中的研究显示，1820年至1900年，国际贸易结构的特征是逐步走向开放。而1900年至1939年，态势是开放与闭合交替出现，并总体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结构的这个趋势，与英国作为世界主导国的成长与衰落曲线基本吻合。
作为首个对国际贸易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英国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书写了自由贸易的“前传”，美国才是“正剧”的主要推动者。
克莱斯勒的分析能解释英国为何“返祖”，也能解释美国为何“进化”。而美国“进化”的结果，就是取代英国扛起国际自由贸易的大旗。美国扛起这面大旗，是从“矫正”英国的“返祖”倾向开始的。标志性的事件是1934年，也就是英国“帝国特惠制”诞生两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这个法案倡导非歧视的无条件最惠国条款，指向的正是英国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
以国与国之间政治文件形式出现的自由贸易协定，正是自由贸易理念与全球产业链正向促进的结果。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自贸协定在量上的增长与质上的提升，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把自由贸易的存在视为想当然，甚至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历史地看，自由贸易从来不是国际贸易的常态，而是例外。
很少有人怀疑特朗普是自由贸易的敌人，但他不太可能成为自由贸易的终结者。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现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在自由贸易实践中扮演何种角色？
自大英帝国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都带有明显的权力政治色彩。国际贸易体系的任何一次进化，国家角色从来没有缺位。一方面，国家一直在为资本的逐利保驾护航；但另一方面，在需要的时候，资本的逐利也与国家的外交战略相配合。预判未来自贸协定的分布格局和进化方向，不能忽视这个逻辑。
国家权力与自由贸易的摇摆
现代意义上双边与多边（区域）自贸协定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起初，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贸易的践行者，主要是公司和个人。比如，1708年法国人让·德拉罗克率领法属东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首次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也门的摩卡港，越过垄断咖啡豆贸易的阿拉伯中间商，直接从当时最大的原产地也门购买咖啡豆。
德拉罗克的那次远航，彻底改变了咖啡贸易的形态，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当时咖啡豆主产地非洲的产量满足不了西欧市场的需求，路易十四后期的法国人，把咖啡种子带到拉美殖民地。不到半个世纪，拉美就形成了奴隶劳作、成规模的咖啡种植园。19世纪中期，拉美咖啡豆大量返销非洲，主导那时咖啡豆的非洲主要市场—开罗。咖啡贸易演进到当时那种形态，已经明显带有国家力量的因素。在规模种植、远程贸易和行销世界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殖民强国法兰西的身影。
他梳理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贸易格局后发现，世界主导国家对国际贸易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处于上升期过程中。
除了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强国，都曾经在国际贸易上彰显国家的力量。但国家力量对生产链开始产生影响，英国才是先行者。19世纪早期，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坚船利炮，确保了英国在争夺原料市场、海外商品市场上领先其他欧洲殖民强国的优势。
不过，英国能从欧洲列强中成长为历史上首个塑造国际贸易结构的世界主导国家，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政治模式的成功实践，即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言人，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这个1860年签署的英法双边贸易条约，从内容细节到谈判推动力，伦敦都是主导者。这个条约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英法两国对对方的特定商品降低和免除关税，而在于它具备了现代自由贸易的特征。
在此之前，国家间贸易条约的主流形式是关税同盟。也就是说，同盟内成员“自由贸易”，但对外实行统一的高关税。根据《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如果法国对葡萄牙的葡萄酒实行进口关税优惠，那这个优惠也适用于法国对英国葡萄酒的进口。这就是最惠国待遇的普适性，而这正是如今世贸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不过，英国历史上对自由贸易的实践并非从一而终，而是“有收有放”，其中起主导作用就是国家之手。1860年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签署之后，欧洲曾出现了一波自由贸易的小高潮。但随着法国、德国、美国等工业革命后起之秀制造业的崛起，国家实力的排序出现变化。对贸易是否自由的考虑，让位给国家是否能通过贸易获得竞争优势。
一战前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多次贸易战，最终将世界经济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段历史中，英国的角色尤为值得关注。早在一战前，英国的工业实力已被美国超越。但直到二战爆发前，英国都还是当时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实力更强的美国对规则塑造兴趣不大。长期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角色的英国，在1932年建立了“帝国特惠制”—英联邦国家之间减免关税，对外则统一征收高关税。这事实上回到了关税同盟时代，也是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英国的这种“返祖”现象，美國学者斯蒂芬·克莱斯勒在《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结构》一文中给出了解释。他梳理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贸易格局后发现，世界主导国家对国际贸易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处于上升期过程中。“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利益和资源，去创造一个低关税率、高贸易额、少区域保护主义的国际性贸易结构。”
美国学者理查德·查克维克和卡尔·多伊奇，在《国际贸易与经济融合》一文中的研究显示，1820年至1900年，国际贸易结构的特征是逐步走向开放。而1900年至1939年，态势是开放与闭合交替出现，并总体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结构的这个趋势，与英国作为世界主导国的成长与衰落曲线基本吻合。
美国主导的贸易博弈时代
作为首个对国际贸易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英国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书写了自由贸易的“前传”，美国才是“正剧”的主要推动者。
克莱斯勒的分析能解释英国为何“返祖”，也能解释美国为何“进化”。而美国“进化”的结果，就是取代英国扛起国际自由贸易的大旗。美国扛起这面大旗，是从“矫正”英国的“返祖”倾向开始的。标志性的事件是1934年，也就是英国“帝国特惠制”诞生两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这个法案倡导非歧视的无条件最惠国条款，指向的正是英国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