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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籍作家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三人在为报刊专栏撰写文章的同时，亦组成“湘辣三人帮”在门户网站上集体开博，以杂文书写现身于当今文坛。他们虽然性别有男有女、居住地有南有北、身份有士有仕，但“楚虽三户能亡秦”之血性与“惟楚有才”之灵秀，作为文化因子不仅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中，而且构建了他们相近的品性与趣味，并以辛辣的文字现诸于笔端。他们针砭时事、品评生活、抨击荒诞、讥讽丑陋，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辣炝社会万象，辣烩浮世百态。
一、还是杂文时代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周湘华说：这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也是一个贫穷的时代。魏剑美说：这是速度时代，过得却是不快乐的“快生活”。刘诚龙说：这是一个技术时代，但是技术反腐却碰壁技术的反反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工具理性得到极大扩展、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全新时代。在这个全新时代里，魏剑美、周湘华和刘诚龙表现出应有的冷静、理智与担当，用分析与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个抒情远去、实用至上、杂语喧嚣的社会现实，以杂文书写撩起时代侧影的一角。
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颠覆了以往的交往规则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用魏剑美的话说是《火星近，隔壁远》，即以往近邻胜远亲的人情被比邻若天涯、以邻为壑的冷漠所取代，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人走对头不相识，“《世说新语》载司马绍几岁时就语出惊人，说‘日近长安远’，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当下人们津津乐道于四海风物天下名流国际风云，乃至于UFO土卫六和火星人，但却对隔壁的人与事茫然无知，按司马绍的推演逻辑，可真正是‘火星近’而‘隔壁远’了”。用周湘华的话说就是《爱情贬值 韩剧通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爱情快餐，第二种感情乃至第三、第四种感情的涌现，导致爱情持续贬值，亲情日益变淡，感情被严重异化、物化、功利化。爱情与亲情的去情化，使得人们越发对情感的饥渴和对纯情的向往，于是，“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渴望并需求的爱情品种居然还在韩剧里幸存：韩剧里的爱情没有交易，皆是电光石火间的心动；韩剧居然能在流动的人生中，为我们展示一份恒久不变的挚爱。除了爱情，韩剧里的亲情亦是那般温馨浓烈，儿女都那么孝顺乖巧，不仅长幼有序、利益周到，而且个个都自觉肩负着家庭的责任”。正是这些虚化飘渺的韩剧，在这个无情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怀旧与凭吊的影像，成为情感的替代品和心灵的抚慰剂。然而这更凸显出情感的缺失。
当前社会另一个特征是成功学的流行，成功学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代表性的能指符號。魏剑美在《远离成功学》中指出，“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是这类‘成功人士’，书店里摆放的是这类‘成功教材’，各种培训机构甚嚣尘上的是这类‘成功培训’，乃至于连《水浒》《三国》都被解读为‘成功学’的活教材，全知全能的各路豪杰教我们‘跟唐僧学管理’、‘向刘备学创业’、‘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最可笑的是，就连《论语》这样的经典人文著作也被肢解为‘成功学’的活学活用读本”。“成功”成为评价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而各种名目的“成功学”，又都是被物化和量化为各种指标，以财富远景作为刺激手段来激发所谓的“内在潜力”。周湘华对此深感忧虑，她在《疯狂的成功学》中指出，“有时，我会杞人忧天地陷入一种莫名的忧虑之中：在一个人人渴望成功，人人渴望抄近道成功的社会里，如果人们只以成败论英雄，只关注成功的结果，却不关心手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如果为了成功这个硬道理，可以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没有自我，甚至没有人性，那么，这样的成功于时代、于社会有何意义？这样的成功是否是一种病态？建立在这种畸形价值观道德观基础上的成功人士，会否越成功越疯狂？这样的成功学熏陶出来的所谓成功人士，会否是心智不健全的废品？”被成功学所主宰的人定是单向度的人，被成功学所引领是社会定是拜物教化的社会，其结果必然迈向疯狂。
最后，神圣东西的亵渎与道德良知的衰落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明显的表征，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消灭理想、淡忘良知的贫乏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对于全体大众来说，《良知是件奢侈品？》（魏剑美）：“手持权柄者在利益的诱使之中，柴米百姓在现实的逼仄之下，纷纷放弃对良知的拷问。如果说先前我们对拉关系、走后门之类的行为尚抱有某种愧然的话，那么今天则肯定可以理直气壮甚至堂而皇之了。”《满城男女尽名流》（魏剑美）：名利之风已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官场来说，《屁股坐上了升职器》（刘诚龙）：干部火箭式升迁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名状的秘密，而且也要跟上时代步伐，《防火防盗 防微博》（周湘华）：微博已成为撼动、暴露官场丑态的又一个利器，“这些混事的人，最近很可能会互发短信彼此提醒转告一声：‘神马地方都可以混，就是少到网络上去浮云。你以为可以在浮云下隐身干点什么呢，谁会想到竟能引发雷电直接劈了你。哥们，防火、防盗、防微博啊！’”对于社会来说，要《赚“愤”钱出“二”名》（周湘华）：“如果一个人能‘二’到不输凤姐或‘愤’才堪比毒舌柯以敏包小柏，甚至直追美国最著名毒舌西蒙·考威尔，瑞奇·热维斯，毋庸置疑，绝对会成为受媒体追捧的‘名潮’人。假若你竟是个难得的‘愤’‘二’全才，那么，恭喜你，你肯定已经名利双收、粉丝百万了！”对于以上种种现象，我们尽可以转身走开视而不见，但这样并不代表它们的不存在以及由此认为“天下太平”了。总之，杂文的时代原本就没有离去过，我们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二、鄙视的就是你
杂文的生命，在于它的锐利与勇敢、幽默与智慧，同时也能带给人以精神的愉悦感和艺术的享受。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一方面把鲁迅的杂文定义为“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另一方面也认为，作家的幽默才能，使得“杂感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可见，社会性与文艺性是杂文发生以来其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特征。 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三人的杂文，以社会分析与文化批评见长，他们继承了“社会论文”的锋芒，并融合了个人学识修养与性格特征，形成了辛辣、犀利的辣帮风格。具体来说，魏剑美的文章文风刚烈、笔力健硕、剑走偏锋，呛辣冲口，有着强劲的思想冲击力和阅读感染力。他以《费加罗报》报头“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为题强调批评的积极意义：“只许赞美的评价不是评价而只是献媚邀宠！正如只准同意的表决不算表决而只是政治道具”，“读史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但凡官方公文谏疏中‘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之时，则必是政治高压、经济濒危、民生困苦之际”；（《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他从“爱国”的角度反思个人的担当及与国家的关系：“要说爱国爱在实处，为国担当，最切实的莫过于为这个国家的现实困境、为这个国度民众的现实苦难勇于承担，比如当前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官员贪腐、社会诚信缺失、强制拆迁、权力暴行……”（《中国，我能为做点什么？》）另外，还有《我们每个人离成为杀人犯都只有一步》、《不要和陌生狗说话》、《懒是一种美德》、《武大郎提案：将烧饼定为“国饼”》、《论屁股同志的核心地位》等，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麻辣生猛、狂诞不羁的风格及讽世劝谕的积极意义。
周湘华的文字犀利率性，同时又有着女性的温婉与细腻，因此整体上呈现出辣中带甜、刚柔相济的风格个性。她辣品时代情爱，以自己的敏感与尖锐剖析這个时代的情感走向。她把剩女与空置房相对应：剩女的剩绝非是其不优秀，恰恰相反，她们往往有着出众的才知和骄人的容貌，但其在房子、金钱、社会地位等硬件标准上的精打细算及心理预期使其与空置房一样沦为宁可感情空置也不降嫁的剩女。（《剩女与空置房》）这也是导致“活跃跃的离婚率”的原因。（《“活跃跃”的离婚率》）作为资深报人，周湘华以其职业眼光审视当下社会，辣炝社会万象。她把某些人的“变脸”比作“变天”，（《变天与变脸》）窥测企业文化的“江湖”，（《企业文化的“江湖”》）她呼吁批评家拒绝“红包”批评，做能传递正确消息的真正“信使”，写出真正的批评，（《谁来做真正的信使》）她还关注流行音乐的技术化倾向，（《当音乐成为一种技术制品》）评判经典文学的重复改编问题，（《我看剧二代》、《太欺负熊和猴了》）解读“小清新、萝莉、卖萌”等影视热词背后的社会学内涵。（《这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幼稚”》、《营销时代的“长不大主意”》、《那些破格的艺术》）当下媒体聚焦的热点问题几乎都是周湘华批评的对象，她以杂文书写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和担当。
刘诚龙擅长迂回战术，其文章反话正说、今事古说、亦正亦邪，文风内巧外拙、绵里藏针、辣味无穷。他辣眼看机关，以身在此山中的便利近距离观察官场的庐山真面目。他以公文体格式纪要“关于发展抢劫职业的座谈”：“目前抢劫职业整体态势是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发展并存。一方面抢劫职业方兴未艾，参与抢劫的越来越多，房地产业、教育产业、医疗行业、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等等，一齐加入抢劫职业，拓展了抢劫内容，丰富了抢劫手段，扩大了抢劫领域，提高了抢劫效益，为抢劫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另一方面，抢劫本身却不断边缘化……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子虚市抢劫协会为了复兴这一国学传统，正本清源，扫除社会对抢劫的一些错误认识，统一抢劫思想，树立抢劫正宗地位，经请示相关部门同意，召开这次抢劫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刑名委、狼学会、就业局以及相关产业负责人共同与会，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关于发展抢劫职业的座谈纪要》）他看到“票子里面出民主”，而“民主产生微笑”，（《票子里面出民主》《民主产生微笑》），同时也发现规章制度往往不仅被制定者轻易破坏，（《一则短信消解一则法律》）而且其事后也轻易规避或逃避法律的制裁，成为法律之外的特殊利益者。（《例子在哪？》）在《郑仁凯之德色》、《雍正爱批钱》、《崔部长考察干部》、《鹿传霖的悼词》、《条子的魔力》等“新编故事”中，刘诚龙戏说历史、隐喻今世，辣嘴讽官衙，用以古鉴今的笔法展示和批判了官场丑陋的一面。
三、本性是书生
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三人走到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是书生。他们的道义与情操、责任与担当、炽热与真诚、可爱与可笑，都源于他们的书生本性。在商潮汹涌、思想多元的当下，他们对道德与理想的守望，他们对辣味书写的坚持和以笔为旗毫不妥协的精神，既展示了他们的勇气、智慧与立场，也显示了他们的孤单与不合时宜。
在大学任教的魏剑美崇尚天性、言行无忌，颇似思想与精神界的斗士。他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拒绝向习俗和权力驯服，如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兼工会改选大会上，“主持人就通过选举办法和工作报告让大家举手表决时，我就没有举手，而他居然宣布‘全体通过’，我马上抗议说：我没有同意！”尽管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全场看外星人似地看着我。这种场合当然没有标新立异或者做秀的任何好处，我也不是要对哪个具体的个人表示不满，我只是不想放弃反对的权利，我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如果说我能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从拒绝屈服开始，拒绝对权势、对欠缺公正和正义的游戏规则的屈服。我无力改变什么，但我至少可以要求自己：拒——绝——屈——服！”（《中国，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敢于坚持和高扬高贵的品质：“在流行以权势、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的当下，‘高贵’这样一个原本用于称颂心灵的词汇，正在被迅速物化，乃至于房地产广告中铺天盖地都是‘高贵品质’、‘高尚住宅’这样恶俗不堪的说法……如果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没有一种超越自我的高贵品质与高贵境界，甚至都没有自责和悔罪意识，那么迟早我们自身也将毁于他人的自保之手，而我们整个人类也将因贪婪、自私而变得冷酷无比，直至完全堕落和湮灭。”（《还有多少人该为历史谢罪》）在“拒绝屈服”与坚持高贵中，他探索到了真正文学的意义：“真正的文学是弱者对于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一种记录、表白和呼告！如果它与权势用着同一的节奏，那就失却了它真正的生命。” 周湘华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人文传统的印痕，她呼吁真情，期盼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丰富，因而更像是一位文化的守护者。她批评这个时代缺乏经典的爱情：“无论哪个年代的经典爱情都应该是纯粹、坚定、自然的，都应该是虽肌肤遥远却心灵偎依恒久专注的一种深度情感，用一辈子时间与空间来守候打造并互吸营养共同成长的苦乐体验。只可惜，在我们这个将‘效率’与‘速度’视作第一追求的年代里，在这个满是诱惑与欲望的社会中，世人已很难做到恒久地一心一用了，在一份爱情面前，大多失去了执著，没有耐性，更谈不上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了。”（《活在缺乏经典爱情的年代》）她自嘲不会脑筋急转弯：“进入中年后，对于各种新生事物的适应能力本已大打折扣，岂料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年代又兜头盖脸地呼啸而来。于是跟不上年代变轨的我便时常短路、脱节：心中坚守了几十年的价值判断标准，似乎一夜之間，便被这个功利主义、投机主义盛行的年代突然切割，自己一直视若‘美好’的东西不知何时已在不少人眼中显得滑稽可笑、愚不可及，令我陡生‘父母何不早生我一百年’的感喟与悲情。”（《不会“脑筋急转弯”》）尽管社会价值标准已经发生变化，但她仍坚持自己的人生准则：“而我，觉得人生圆满的标准似乎永远都是：有懒觉可睡，有实体书店可逛、有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纸质书可读，有不太事儿妈心宽体瘦的知己可聚，有能遮风挡雨安身立命的暖家可归……这些传统的事物与形态，是我感受到人生丰富而美好的动力与源泉。”（《我有几个拧巴的小妄想》）
刘诚龙深谙官场三昧且饱读史书，他在嬉笑怒骂的文字、圆熟泼辣的文风和出古入今的悠游中展现了一个行走在官场边上读书人的形象。他忧心所谓的“周期律”：“让人慨叹的，不是周期律路途的长与短，而是周期律血口的大与小；这个周期律血口之大，让人惊叹，小到个人，中到组织，大到政党，再大大大，大到朝廷与政权，周期律都是一口吞，顺之者，周期律让你昌；逆之者，周期律让你亡；世界上真正的包公是谁？是这个周期律，他不管个人过去如何英雄，也不顾政权当年如何合法与牢固，只要进入了周期律之口，他张口就吞，文强他吞了，汪大田他吞了，秦汉唐宋元明清，他都给吞了。”（《当英雄走上权力之路》）他痛心利益集团对百姓的盘剥：“这个新农合，农民多出一块钱，问题真小；而利益集团从中高得两成利润，这问题大了；而如果多得两成的利润成了正当，成了理所当然，成了一种制度寻租，这问题也就大而又大了。到头来，这所谓‘政府得名声，农民得实惠，医院得发展’，会不会成为‘政府当冤大头，农民当案板肉，医院与其他利益集团当店老大’？不好说，自然不可乱说的了。”（《对一块钱的追问》）刘诚龙更痛恨“强盗逻辑接榫被盗逻辑”的社会：“在强道社会，强盗占不到便宜，他们就使劲建设强盗社会，别以为强盗社会不会稳定，如果他既创造了强盗逻辑，又推广了被盗逻辑，那么‘凸’‘凹’接榫，也是稳固得很的——杀了你的头，你还得向他磕头，如此社会也是很安定团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单是懂得弯弓射大雕，也是蛮晓得要一些文采，蛮晓得要一些风骚，蛮晓得要打造一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理论。效果真不错，还整成一种模式了。”（《强调逻辑接榫被盗逻辑》）
杂文时代的杂文书写未必兴盛，因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钮的时代”。（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骆驼草》1930年9月第21期）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三人以其书生本性高扬批评的旗帜，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公、愚昧与丑陋，以杂文书写为当前时代烩了一锅湘辣菜。滋味如何，还需你细细品味。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一、还是杂文时代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周湘华说：这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也是一个贫穷的时代。魏剑美说：这是速度时代，过得却是不快乐的“快生活”。刘诚龙说：这是一个技术时代，但是技术反腐却碰壁技术的反反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工具理性得到极大扩展、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全新时代。在这个全新时代里，魏剑美、周湘华和刘诚龙表现出应有的冷静、理智与担当，用分析与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个抒情远去、实用至上、杂语喧嚣的社会现实，以杂文书写撩起时代侧影的一角。
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颠覆了以往的交往规则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用魏剑美的话说是《火星近，隔壁远》，即以往近邻胜远亲的人情被比邻若天涯、以邻为壑的冷漠所取代，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人走对头不相识，“《世说新语》载司马绍几岁时就语出惊人，说‘日近长安远’，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当下人们津津乐道于四海风物天下名流国际风云，乃至于UFO土卫六和火星人，但却对隔壁的人与事茫然无知，按司马绍的推演逻辑，可真正是‘火星近’而‘隔壁远’了”。用周湘华的话说就是《爱情贬值 韩剧通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爱情快餐，第二种感情乃至第三、第四种感情的涌现，导致爱情持续贬值，亲情日益变淡，感情被严重异化、物化、功利化。爱情与亲情的去情化，使得人们越发对情感的饥渴和对纯情的向往，于是，“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渴望并需求的爱情品种居然还在韩剧里幸存：韩剧里的爱情没有交易，皆是电光石火间的心动；韩剧居然能在流动的人生中，为我们展示一份恒久不变的挚爱。除了爱情，韩剧里的亲情亦是那般温馨浓烈，儿女都那么孝顺乖巧，不仅长幼有序、利益周到，而且个个都自觉肩负着家庭的责任”。正是这些虚化飘渺的韩剧，在这个无情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怀旧与凭吊的影像，成为情感的替代品和心灵的抚慰剂。然而这更凸显出情感的缺失。
当前社会另一个特征是成功学的流行，成功学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代表性的能指符號。魏剑美在《远离成功学》中指出，“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是这类‘成功人士’，书店里摆放的是这类‘成功教材’，各种培训机构甚嚣尘上的是这类‘成功培训’，乃至于连《水浒》《三国》都被解读为‘成功学’的活教材，全知全能的各路豪杰教我们‘跟唐僧学管理’、‘向刘备学创业’、‘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最可笑的是，就连《论语》这样的经典人文著作也被肢解为‘成功学’的活学活用读本”。“成功”成为评价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而各种名目的“成功学”，又都是被物化和量化为各种指标，以财富远景作为刺激手段来激发所谓的“内在潜力”。周湘华对此深感忧虑，她在《疯狂的成功学》中指出，“有时，我会杞人忧天地陷入一种莫名的忧虑之中：在一个人人渴望成功，人人渴望抄近道成功的社会里，如果人们只以成败论英雄，只关注成功的结果，却不关心手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如果为了成功这个硬道理，可以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没有自我，甚至没有人性，那么，这样的成功于时代、于社会有何意义？这样的成功是否是一种病态？建立在这种畸形价值观道德观基础上的成功人士，会否越成功越疯狂？这样的成功学熏陶出来的所谓成功人士，会否是心智不健全的废品？”被成功学所主宰的人定是单向度的人，被成功学所引领是社会定是拜物教化的社会，其结果必然迈向疯狂。
最后，神圣东西的亵渎与道德良知的衰落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明显的表征，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消灭理想、淡忘良知的贫乏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对于全体大众来说，《良知是件奢侈品？》（魏剑美）：“手持权柄者在利益的诱使之中，柴米百姓在现实的逼仄之下，纷纷放弃对良知的拷问。如果说先前我们对拉关系、走后门之类的行为尚抱有某种愧然的话，那么今天则肯定可以理直气壮甚至堂而皇之了。”《满城男女尽名流》（魏剑美）：名利之风已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官场来说，《屁股坐上了升职器》（刘诚龙）：干部火箭式升迁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名状的秘密，而且也要跟上时代步伐，《防火防盗 防微博》（周湘华）：微博已成为撼动、暴露官场丑态的又一个利器，“这些混事的人，最近很可能会互发短信彼此提醒转告一声：‘神马地方都可以混，就是少到网络上去浮云。你以为可以在浮云下隐身干点什么呢，谁会想到竟能引发雷电直接劈了你。哥们，防火、防盗、防微博啊！’”对于社会来说，要《赚“愤”钱出“二”名》（周湘华）：“如果一个人能‘二’到不输凤姐或‘愤’才堪比毒舌柯以敏包小柏，甚至直追美国最著名毒舌西蒙·考威尔，瑞奇·热维斯，毋庸置疑，绝对会成为受媒体追捧的‘名潮’人。假若你竟是个难得的‘愤’‘二’全才，那么，恭喜你，你肯定已经名利双收、粉丝百万了！”对于以上种种现象，我们尽可以转身走开视而不见，但这样并不代表它们的不存在以及由此认为“天下太平”了。总之，杂文的时代原本就没有离去过，我们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二、鄙视的就是你
杂文的生命，在于它的锐利与勇敢、幽默与智慧，同时也能带给人以精神的愉悦感和艺术的享受。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一方面把鲁迅的杂文定义为“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另一方面也认为，作家的幽默才能，使得“杂感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可见，社会性与文艺性是杂文发生以来其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特征。 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三人的杂文，以社会分析与文化批评见长，他们继承了“社会论文”的锋芒，并融合了个人学识修养与性格特征，形成了辛辣、犀利的辣帮风格。具体来说，魏剑美的文章文风刚烈、笔力健硕、剑走偏锋，呛辣冲口，有着强劲的思想冲击力和阅读感染力。他以《费加罗报》报头“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为题强调批评的积极意义：“只许赞美的评价不是评价而只是献媚邀宠！正如只准同意的表决不算表决而只是政治道具”，“读史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但凡官方公文谏疏中‘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之时，则必是政治高压、经济濒危、民生困苦之际”；（《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他从“爱国”的角度反思个人的担当及与国家的关系：“要说爱国爱在实处，为国担当，最切实的莫过于为这个国家的现实困境、为这个国度民众的现实苦难勇于承担，比如当前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官员贪腐、社会诚信缺失、强制拆迁、权力暴行……”（《中国，我能为做点什么？》）另外，还有《我们每个人离成为杀人犯都只有一步》、《不要和陌生狗说话》、《懒是一种美德》、《武大郎提案：将烧饼定为“国饼”》、《论屁股同志的核心地位》等，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麻辣生猛、狂诞不羁的风格及讽世劝谕的积极意义。
周湘华的文字犀利率性，同时又有着女性的温婉与细腻，因此整体上呈现出辣中带甜、刚柔相济的风格个性。她辣品时代情爱，以自己的敏感与尖锐剖析這个时代的情感走向。她把剩女与空置房相对应：剩女的剩绝非是其不优秀，恰恰相反，她们往往有着出众的才知和骄人的容貌，但其在房子、金钱、社会地位等硬件标准上的精打细算及心理预期使其与空置房一样沦为宁可感情空置也不降嫁的剩女。（《剩女与空置房》）这也是导致“活跃跃的离婚率”的原因。（《“活跃跃”的离婚率》）作为资深报人，周湘华以其职业眼光审视当下社会，辣炝社会万象。她把某些人的“变脸”比作“变天”，（《变天与变脸》）窥测企业文化的“江湖”，（《企业文化的“江湖”》）她呼吁批评家拒绝“红包”批评，做能传递正确消息的真正“信使”，写出真正的批评，（《谁来做真正的信使》）她还关注流行音乐的技术化倾向，（《当音乐成为一种技术制品》）评判经典文学的重复改编问题，（《我看剧二代》、《太欺负熊和猴了》）解读“小清新、萝莉、卖萌”等影视热词背后的社会学内涵。（《这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幼稚”》、《营销时代的“长不大主意”》、《那些破格的艺术》）当下媒体聚焦的热点问题几乎都是周湘华批评的对象，她以杂文书写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和担当。
刘诚龙擅长迂回战术，其文章反话正说、今事古说、亦正亦邪，文风内巧外拙、绵里藏针、辣味无穷。他辣眼看机关，以身在此山中的便利近距离观察官场的庐山真面目。他以公文体格式纪要“关于发展抢劫职业的座谈”：“目前抢劫职业整体态势是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发展并存。一方面抢劫职业方兴未艾，参与抢劫的越来越多，房地产业、教育产业、医疗行业、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等等，一齐加入抢劫职业，拓展了抢劫内容，丰富了抢劫手段，扩大了抢劫领域，提高了抢劫效益，为抢劫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另一方面，抢劫本身却不断边缘化……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子虚市抢劫协会为了复兴这一国学传统，正本清源，扫除社会对抢劫的一些错误认识，统一抢劫思想，树立抢劫正宗地位，经请示相关部门同意，召开这次抢劫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刑名委、狼学会、就业局以及相关产业负责人共同与会，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关于发展抢劫职业的座谈纪要》）他看到“票子里面出民主”，而“民主产生微笑”，（《票子里面出民主》《民主产生微笑》），同时也发现规章制度往往不仅被制定者轻易破坏，（《一则短信消解一则法律》）而且其事后也轻易规避或逃避法律的制裁，成为法律之外的特殊利益者。（《例子在哪？》）在《郑仁凯之德色》、《雍正爱批钱》、《崔部长考察干部》、《鹿传霖的悼词》、《条子的魔力》等“新编故事”中，刘诚龙戏说历史、隐喻今世，辣嘴讽官衙，用以古鉴今的笔法展示和批判了官场丑陋的一面。
三、本性是书生
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三人走到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是书生。他们的道义与情操、责任与担当、炽热与真诚、可爱与可笑，都源于他们的书生本性。在商潮汹涌、思想多元的当下，他们对道德与理想的守望，他们对辣味书写的坚持和以笔为旗毫不妥协的精神，既展示了他们的勇气、智慧与立场，也显示了他们的孤单与不合时宜。
在大学任教的魏剑美崇尚天性、言行无忌，颇似思想与精神界的斗士。他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拒绝向习俗和权力驯服，如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兼工会改选大会上，“主持人就通过选举办法和工作报告让大家举手表决时，我就没有举手，而他居然宣布‘全体通过’，我马上抗议说：我没有同意！”尽管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全场看外星人似地看着我。这种场合当然没有标新立异或者做秀的任何好处，我也不是要对哪个具体的个人表示不满，我只是不想放弃反对的权利，我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如果说我能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从拒绝屈服开始，拒绝对权势、对欠缺公正和正义的游戏规则的屈服。我无力改变什么，但我至少可以要求自己：拒——绝——屈——服！”（《中国，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敢于坚持和高扬高贵的品质：“在流行以权势、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的当下，‘高贵’这样一个原本用于称颂心灵的词汇，正在被迅速物化，乃至于房地产广告中铺天盖地都是‘高贵品质’、‘高尚住宅’这样恶俗不堪的说法……如果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没有一种超越自我的高贵品质与高贵境界，甚至都没有自责和悔罪意识，那么迟早我们自身也将毁于他人的自保之手，而我们整个人类也将因贪婪、自私而变得冷酷无比，直至完全堕落和湮灭。”（《还有多少人该为历史谢罪》）在“拒绝屈服”与坚持高贵中，他探索到了真正文学的意义：“真正的文学是弱者对于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一种记录、表白和呼告！如果它与权势用着同一的节奏，那就失却了它真正的生命。” 周湘华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人文传统的印痕，她呼吁真情，期盼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丰富，因而更像是一位文化的守护者。她批评这个时代缺乏经典的爱情：“无论哪个年代的经典爱情都应该是纯粹、坚定、自然的，都应该是虽肌肤遥远却心灵偎依恒久专注的一种深度情感，用一辈子时间与空间来守候打造并互吸营养共同成长的苦乐体验。只可惜，在我们这个将‘效率’与‘速度’视作第一追求的年代里，在这个满是诱惑与欲望的社会中，世人已很难做到恒久地一心一用了，在一份爱情面前，大多失去了执著，没有耐性，更谈不上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了。”（《活在缺乏经典爱情的年代》）她自嘲不会脑筋急转弯：“进入中年后，对于各种新生事物的适应能力本已大打折扣，岂料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年代又兜头盖脸地呼啸而来。于是跟不上年代变轨的我便时常短路、脱节：心中坚守了几十年的价值判断标准，似乎一夜之間，便被这个功利主义、投机主义盛行的年代突然切割，自己一直视若‘美好’的东西不知何时已在不少人眼中显得滑稽可笑、愚不可及，令我陡生‘父母何不早生我一百年’的感喟与悲情。”（《不会“脑筋急转弯”》）尽管社会价值标准已经发生变化，但她仍坚持自己的人生准则：“而我，觉得人生圆满的标准似乎永远都是：有懒觉可睡，有实体书店可逛、有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纸质书可读，有不太事儿妈心宽体瘦的知己可聚，有能遮风挡雨安身立命的暖家可归……这些传统的事物与形态，是我感受到人生丰富而美好的动力与源泉。”（《我有几个拧巴的小妄想》）
刘诚龙深谙官场三昧且饱读史书，他在嬉笑怒骂的文字、圆熟泼辣的文风和出古入今的悠游中展现了一个行走在官场边上读书人的形象。他忧心所谓的“周期律”：“让人慨叹的，不是周期律路途的长与短，而是周期律血口的大与小；这个周期律血口之大，让人惊叹，小到个人，中到组织，大到政党，再大大大，大到朝廷与政权，周期律都是一口吞，顺之者，周期律让你昌；逆之者，周期律让你亡；世界上真正的包公是谁？是这个周期律，他不管个人过去如何英雄，也不顾政权当年如何合法与牢固，只要进入了周期律之口，他张口就吞，文强他吞了，汪大田他吞了，秦汉唐宋元明清，他都给吞了。”（《当英雄走上权力之路》）他痛心利益集团对百姓的盘剥：“这个新农合，农民多出一块钱，问题真小；而利益集团从中高得两成利润，这问题大了；而如果多得两成的利润成了正当，成了理所当然，成了一种制度寻租，这问题也就大而又大了。到头来，这所谓‘政府得名声，农民得实惠，医院得发展’，会不会成为‘政府当冤大头，农民当案板肉，医院与其他利益集团当店老大’？不好说，自然不可乱说的了。”（《对一块钱的追问》）刘诚龙更痛恨“强盗逻辑接榫被盗逻辑”的社会：“在强道社会，强盗占不到便宜，他们就使劲建设强盗社会，别以为强盗社会不会稳定，如果他既创造了强盗逻辑，又推广了被盗逻辑，那么‘凸’‘凹’接榫，也是稳固得很的——杀了你的头，你还得向他磕头，如此社会也是很安定团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单是懂得弯弓射大雕，也是蛮晓得要一些文采，蛮晓得要一些风骚，蛮晓得要打造一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理论。效果真不错，还整成一种模式了。”（《强调逻辑接榫被盗逻辑》）
杂文时代的杂文书写未必兴盛，因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钮的时代”。（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骆驼草》1930年9月第21期）魏剑美、周湘华、刘诚龙三人以其书生本性高扬批评的旗帜，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公、愚昧与丑陋，以杂文书写为当前时代烩了一锅湘辣菜。滋味如何，还需你细细品味。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