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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以及所产生的江湖习气是植根于重庆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所产生，与当今的法治精神和德治要求相违背，与当今党员干部及群众的价值观追求格格不入，属于落后的文化，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改正。开展对“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反思研究，对肃清不良文化、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和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袍哥”文化 码头文化 江湖习气 反思
一、“袍哥”以及“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
（一）“袍哥”起源及“袍哥”组织概况
“袍哥”是活跃于清朝至民国期间的一个民间组织——哥老会的成员的统称，主要以当时的川渝和西康为活动区域。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袍”出自《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中的“袍”，意思大概是与兄弟同袍泽之意。一种说法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兄弟。刘师亮所写《汉留史》中提到“异姓如同胞，见面称哥弟，取‘胞’、‘袍’谐音之义。”还有一种说法是出自《三国演义》中的典故。《三国演义》中关羽被曹操逼降后，曹操给予他很多金银财帛，他只收下一件锦袍，平时很少穿着，穿时新袍在里，旧袍在外。曹问其原因，关羽说“受丞相新袍，不敢忘大哥旧袍”，因此将这个“袍”字作为帮会名称，意为“兄弟情深，忠义两全”。
“袍哥”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至辛亥革命之前，以“反清复明”为行动宗旨，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作用。“袍哥”在清代只是一个少数人参加的民间秘密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反政府、反社会的倾向，因此长期是统治阶级的打击对象。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至解放前夕，经过长期发展，“袍哥”这个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员遍布各个阶层，对四川近代社会发展尤其是民国时期四川的政治、军事产生重大影响，国共两党都曾利用其力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袍哥”组织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半公开的民间社会组织。“袍哥从清朝统治下的“会匪”变身为革命的“功臣”，从非法的民间秘密结社变成为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各地袍哥“公口”挂牌公开活动，盛极一时。”第三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在全国掀起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活动，“袍哥”组织被取缔，但“袍哥”文化仍在社会中隐秘存在并产生深广影响。
（二）“袍哥”组织的特点
1.规模大、成员结构复杂
关于“袍哥”这个群体的成员规模有多大、在地方人口中占多大比例，在以往研究中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从已有的文献中都显示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袍哥”组织成员结构复杂，尤其是在民国时期，“袍哥”成员广泛分布于四川的各个阶层。“重庆各阶层袍哥的分布，保甲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七十，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八十，军警人员占百分之五十，特务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各行庄商号学徒和店员占百分之二十，土匪、小偷、流氓，妓院、舞厅、茶旅馆、澡堂老板占百分之百。”
2.有严密的组织规范
“袍哥”能够成为一个历经百年的秘密社会组织，就是依靠其内部严密的组织规范，违反帮规者会遭受残酷的惩罚，通常这种惩罚方式是革除“袍哥”会籍、遭受体罚甚至采取自杀方式。这种严密的组织规范在其“行动纲领”——《海底》上有详细记载。
“袍哥”群体内部有着严密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负责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也被称为“爷”）等;下层是小兄弟们，负责服从命令、接受控制。加入“袍哥”者，还要经过一套繁杂的程序，首先考虑身家是否“清白”，尽管三教九流都可以参加，但是妓女、剃头匠、修脚匠这些从事“贱业”者不能参加。其次，新入会者必须要得到若干“袍哥”的支持。先是“恩兄”介绍;再请一位“袍哥”当“引进”，意为引进新人;然后再请一位“保举”，表示愿意为新入会者以后的表现承担责任。最终够资格入会者，还有一套复杂的加盟仪式。
3.崇尚暴力
虽然“袍哥”介入地方社会公共秩序，能够起到一定管理社会治安、调解矛盾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管理和法制规范的不足。瞿秋白认为以袍哥为代表的游民无产阶级，“因为破产失业最受苦痛，他们那种暴动的反抗性是很厉害的”。“袍哥”内部提倡用武力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袍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土匪、强盗，这又对社会秩序以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在蒲殿俊任都督时，这时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絕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他们又无法律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非凡，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
（三）“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内涵
文化的核心形态是信仰、价值观、意识形态，是社会制度的基础，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袍哥’文化是‘袍哥’组织及其成员因其游民化的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的‘反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包括成员的“义字当先”的价值观、严密的行为规范以及其特殊的语言体系——“袍哥”隐语。
大多数“袍哥”将码头设在茶馆，甚至不少“袍哥”自己开办茶馆，把茶馆作为“袍哥”的活动场所。一般挂有“某某社”或者“某某公口”牌子或灯笼的茶馆，就是某个跑个码头。也就是说“码头”并不是真正指的现实意义上的河边的水运、货运码头，而是指的势力范围。“袍哥”在茶馆或者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某地段看作自己的“码头”，并且负责维持那一地段的公共安全、化解矛盾冲突以及保护该“码头”的经济利益。一个“袍哥”新到一个地方，就要拜见当地“袍哥”的公口，这个过程就叫做“拜码头”。码头文化指的就是“旧时帮会划地为界、圈起‘码头’，拉帮结伙，巧取豪夺，无论行商做官，还是卖艺乞讨，不拜‘码头’就难以立足”。“袍哥”各码头或者公口之间均相互照应，将保护和照应兄弟视为理所当然。码头文化的本质，就是为了圈定自身势力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和小团体利益。
【关键词】 “袍哥”文化 码头文化 江湖习气 反思
一、“袍哥”以及“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
（一）“袍哥”起源及“袍哥”组织概况
“袍哥”是活跃于清朝至民国期间的一个民间组织——哥老会的成员的统称，主要以当时的川渝和西康为活动区域。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袍”出自《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中的“袍”，意思大概是与兄弟同袍泽之意。一种说法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兄弟。刘师亮所写《汉留史》中提到“异姓如同胞，见面称哥弟，取‘胞’、‘袍’谐音之义。”还有一种说法是出自《三国演义》中的典故。《三国演义》中关羽被曹操逼降后，曹操给予他很多金银财帛，他只收下一件锦袍，平时很少穿着，穿时新袍在里，旧袍在外。曹问其原因，关羽说“受丞相新袍，不敢忘大哥旧袍”，因此将这个“袍”字作为帮会名称，意为“兄弟情深，忠义两全”。
“袍哥”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至辛亥革命之前，以“反清复明”为行动宗旨，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作用。“袍哥”在清代只是一个少数人参加的民间秘密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反政府、反社会的倾向，因此长期是统治阶级的打击对象。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至解放前夕，经过长期发展，“袍哥”这个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员遍布各个阶层，对四川近代社会发展尤其是民国时期四川的政治、军事产生重大影响，国共两党都曾利用其力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袍哥”组织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半公开的民间社会组织。“袍哥从清朝统治下的“会匪”变身为革命的“功臣”，从非法的民间秘密结社变成为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各地袍哥“公口”挂牌公开活动，盛极一时。”第三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在全国掀起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活动，“袍哥”组织被取缔，但“袍哥”文化仍在社会中隐秘存在并产生深广影响。
（二）“袍哥”组织的特点
1.规模大、成员结构复杂
关于“袍哥”这个群体的成员规模有多大、在地方人口中占多大比例，在以往研究中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从已有的文献中都显示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袍哥”组织成员结构复杂，尤其是在民国时期，“袍哥”成员广泛分布于四川的各个阶层。“重庆各阶层袍哥的分布，保甲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七十，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八十，军警人员占百分之五十，特务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各行庄商号学徒和店员占百分之二十，土匪、小偷、流氓，妓院、舞厅、茶旅馆、澡堂老板占百分之百。”
2.有严密的组织规范
“袍哥”能够成为一个历经百年的秘密社会组织，就是依靠其内部严密的组织规范，违反帮规者会遭受残酷的惩罚，通常这种惩罚方式是革除“袍哥”会籍、遭受体罚甚至采取自杀方式。这种严密的组织规范在其“行动纲领”——《海底》上有详细记载。
“袍哥”群体内部有着严密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负责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也被称为“爷”）等;下层是小兄弟们，负责服从命令、接受控制。加入“袍哥”者，还要经过一套繁杂的程序，首先考虑身家是否“清白”，尽管三教九流都可以参加，但是妓女、剃头匠、修脚匠这些从事“贱业”者不能参加。其次，新入会者必须要得到若干“袍哥”的支持。先是“恩兄”介绍;再请一位“袍哥”当“引进”，意为引进新人;然后再请一位“保举”，表示愿意为新入会者以后的表现承担责任。最终够资格入会者，还有一套复杂的加盟仪式。
3.崇尚暴力
虽然“袍哥”介入地方社会公共秩序，能够起到一定管理社会治安、调解矛盾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管理和法制规范的不足。瞿秋白认为以袍哥为代表的游民无产阶级，“因为破产失业最受苦痛，他们那种暴动的反抗性是很厉害的”。“袍哥”内部提倡用武力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袍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土匪、强盗，这又对社会秩序以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在蒲殿俊任都督时，这时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絕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他们又无法律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非凡，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
（三）“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内涵
文化的核心形态是信仰、价值观、意识形态，是社会制度的基础，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袍哥’文化是‘袍哥’组织及其成员因其游民化的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的‘反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包括成员的“义字当先”的价值观、严密的行为规范以及其特殊的语言体系——“袍哥”隐语。
大多数“袍哥”将码头设在茶馆，甚至不少“袍哥”自己开办茶馆，把茶馆作为“袍哥”的活动场所。一般挂有“某某社”或者“某某公口”牌子或灯笼的茶馆，就是某个跑个码头。也就是说“码头”并不是真正指的现实意义上的河边的水运、货运码头，而是指的势力范围。“袍哥”在茶馆或者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某地段看作自己的“码头”，并且负责维持那一地段的公共安全、化解矛盾冲突以及保护该“码头”的经济利益。一个“袍哥”新到一个地方，就要拜见当地“袍哥”的公口，这个过程就叫做“拜码头”。码头文化指的就是“旧时帮会划地为界、圈起‘码头’，拉帮结伙，巧取豪夺，无论行商做官，还是卖艺乞讨，不拜‘码头’就难以立足”。“袍哥”各码头或者公口之间均相互照应，将保护和照应兄弟视为理所当然。码头文化的本质，就是为了圈定自身势力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和小团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