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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一书，全面介绍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发展历程，论述了乐队的管理机构、艺术成就、经营状态等几项专题，对乐队运用现代化传媒手段进行宣传的史实以及乐队与中国音乐家的关系等特色内容具体展开，同时多采用清晰的图表形式使数据一目了然。该书内容全面，史料充分，是通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个案来反映“西乐东渐”历程的一部典范之作。
关键词：王艳莉 《上海工部局乐队》 西乐东渐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07-0023-04
近年来，关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研究专著有：日本学者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2月）、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8月）和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6月）。后两本著作都将第一本著作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列出，但大概因后两本的出版时间太近（王艳莉著作之前身为其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因此没有互相作为参考文献。
宫宏宇博士在《“功夫在诗外”——由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所想到的》（《音乐艺术》2015年第3期）一文中，对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毕可思《苏伊士以东最可贵的文化瑰宝：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梅文诗和蔡金东《红色狂想曲——西方音乐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等文献先后作了介绍，接着对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一书进行了详细点评，指出该书的特点在于理论有高度、体例较完善、时间跨度长、史料坚实等。
相比之下，王艳莉博士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虽然只有220多页，不及前者有340页之多，且未在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和理论深度上超过前者，但该书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共分七章，分别为“工部局乐队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工部局乐队的前期沿革”“工部局管弦乐队的成立”“工部局乐队职业化的完善”“工部局乐队的艺术成就”“工部局乐队的经营状态”“工部局乐队与中国音乐家”，并且具有专题论述思路集中、特色内容具体展现、表格清晰一目了然等特点。
一、专题论述思路集中
如果说汤亚汀教授《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一书的结构大体等同于“编年史”，那么王艳莉博士《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则有“纪事本末体”的风格。一方面，该书前四章基本按时间顺序分别讲述了捕房乐队、公共乐队、柏克时期、梅百器时期乐队的基本状况（主要是乐队规模、乐师组成、指挥、演出活动等）；另一方面，从第四章第三部分起，又分别对工部局乐队的管理机构、艺术成就、经营状态等专题进行了集中论述。这些专题中的内容在之前的几本著作中也出现过，只是多穿插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资料较散，而本书则以条理化的方式系统展现。
（一）工部局乐队的管理机构
书中第四章第三部分从行政运作的角度对工部局乐队进行了剖析。首先指出“上海工部局乐队是工部局最重要的文化事业部门，受工部局专业机构——乐队委员会和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的统一管理”（第60页），并描画出“工部局乐队管理机构组织图”（第61页）。接着，作者分别对工部局乐队委员会、工部局董事会的职能、人员组成、执行情况等问题进行了交代。对于工部局乐队委员会，作者通过表格显示了其组成人员大多为外侨，同时包括指挥、中国委员、旅沪外侨音乐家等不同群体，以此表明委员会潜在的“话语倾向”；其执行情况主要通过会议记录显示，讨论的内容包括乐队各类演出情况、财政危机、指挥职责分配等。对于工部局董事会，作者对其职能以及与乐队委员会的协作分别交代，以此说明乐队职业化完善的历程。
（二）工部局乐队的艺术成就
书中第五章从音乐会设置和演出曲目统计的角度对乐队的艺术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现。音乐会分为夏季露天音乐会和冬季音乐会两大形式。夏季露天音乐会是租界侨民消夏娱乐的特色节目。作者对夏季露天音乐会的场次和规模作了交代，并对外滩公园音乐亭、虹口公园音乐台、兆丰公园音乐台等新颖的演出场所作了介绍并提供图片（图5-1、图5-2、图5-3）。对于冬季音乐会，作者首先分别对名目繁多的特色音乐会（包括星期日交响音乐会、预订交响音乐会、特别音乐会、室内乐及独奏音乐会、为儿童学生的音乐会、广播音乐会、私人聘请音乐会）依次梳理，然后对专门的演出场所（包括大光明剧院、卡尔登剧院、兰心剧院）各自的优缺点和历史贡献作了介绍。在演出曲目的统计方面，作者对工部局管弦乐队的首演作品（包括国籍、作者、首演时间和地点、音乐会类型）列表作了详细说明，对不同主题的专场作品音乐会也分别给予介绍。
（三）工部局乐队的经营状态
书中第六章从乐队的经济运行情况及其“裁撤风波”等问题来说明乐队的经营状态。作者通过工资比例图、乐队收入指向图、乐队演出收费价目表等图表形式，描述了公共乐队时期和管弦乐队时期的收支状况。在乐队的鼎盛时期，由于工部局财政困难，引发了“裁撤乐队”的风波。作者指出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乐队规模扩大和投入乐队经费增多，并用数据予以证明。面对危机，各级管理机构和指挥发挥了作用，通过举办音乐会增加乐队收入、私人演出扩大乐队影响力等方式来扩大演出市场。
二、特色内容具体展现
对于上海工部局乐队借助现代化传媒手段以及乐队与中国音乐家的关系，在以往的著作中虽有提及，但专门并深入研究的很少。王艳莉博士在书中第六章第三部分和第七章，专就这两个现象进行了数据统计并具体展现。
（一）现代化的传媒手段
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历史与音乐传播媒介密切相关，但对该领域的研究往往容易被忽视。作者在绪论中就指出：“音乐社会学专论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音乐生活中音乐传播现象也是音乐社会学关注的课题，而这也正是考察工部局乐队如何在中国传播交响音乐不可或缺的研究視角”（第3-4页）。 上海工部局乐队充分借助了报刊、广播、电影、唱片等近代媒介，为宣传其艺术价值、扩大影响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近代音乐史上极具特色的现象。事实上，当年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外文报纸和《申报》《文汇报》等中文报纸不但起到了重要的广告宣传作用，而且也构成了今天研究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史料来源。同时，“广播资源的存在……改变了以往交响乐仅限于音乐厅的演出模式”（第147页）。“电影及唱片业作为20世纪上海娱乐业的新兴产业，同样为工部局乐队提供了必备的传播空间”（第150页）。
（二）工部局乐队与中国音乐家
研究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探究其对如何影响中国人。因此，这个乐队与中国音乐家的关系，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作者于书中第七章，将这个关系分为“吸纳中国音乐家”“支持中国作曲家”“扶持中国表演艺术家”三个层面来论述。
1.吸纳中国作曲家
这项举措包括两方面：一是工部局乐队委员会中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即黄自和李惟宁。黄自还曾以这个特殊身份为“国立音专”学生争取现场观看交响音乐会排练及演出的机会。二是工部局管弦乐队中加入了中国乐手，包括小提琴手谭抒真、王人艺、陈又新、张贞黻、刘伟佐、徐威麟、毛楚恩、廖玉矶，小号手黄贻钧。“从旁听乐团排练到以见习身份参加演出直至正式加入乐团，华人乐师身份的转变影响了欧洲乐师垄断乐团的局面，并为未来中国交响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第156页）。
2.支持中国作曲家
作者将这项举措也分为两方面介绍：一是首演中国音乐家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包括黄自创作的《怀旧》《都市风光幻想曲》和张昊创作的《民主胜利》。此外，作者还引用《申报》上关于冼星海即将和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的报道，但又没有后续消息的问题，提出了一桩“悬案”，有待今后进一步挖掘。二是频繁上演“中国风格”交响音乐作品，主要是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作者同时引用傅雷、鲁迅、青主等人的评论文章，来说明“工部局乐队为刚刚处于萌芽状态下的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扶持与促进作用，也让中国观众有了更多切实感受中西方音乐文化异同的机会，特别是引发了正在探索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音乐界人士的思考”（第163页）。
3.扶持中国表演艺术家
在这一部分，作者先依次展示了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的中国音乐表演艺术家，包括小提琴家马思聪、王人艺、廖玉矶，钢琴家沈雅琴、夏国琼、吴乐懿、李惟宁、林桥，声乐家胡然、黄友葵、斯义桂、赵梅伯、王文玉、郎毓秀，琵琶与二胡演奏家卫仲乐，以及合唱团上海雅乐社。随后讲述了工部局乐队成员进行专业音乐教学和开展私人音乐教学的事例，其中还包括乐队指挥梅百器筹划在中国建设专业音乐学院的事情，尽管这个梦想因战乱未能实现，但它充分反映了上海工部局乐队音乐家在“西乐东渐”历程中对中国音乐事业的援助。
三、表格清晰一目了然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前述专题及特色内容，书中采用了大量的表格形式，使原本纷繁复杂的数据一目了然。笔者将所有表格大致分为有关人员、音乐会、经营情况、中国音乐家信息四类。有感于作者的方法，笔者于本部分也采用列表形式，将书中表格的名称和基本内容列举如下：
（一）有关人员的统计表
1.指挥一览表
2.乐师分配表
3.工部局乐队委员会
（二）有关音乐会的统计表
1.演出场次统计
2.演出曲目统计
（三）有关乐队经营情况的统计表
（四）有关中国音乐家信息的统计表
四、说不尽的上海工部局乐队
上海工部局乐队作为今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学界对其研究范围多集中于1879-1942年间，王艳莉的著作也不例外。也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延伸，例如汤亚汀教授的书向前追溯至1864-1878年“欧洲帝国的远东‘飞地’及其音乐生活”，向后延续至1942-1949年“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与第三帝国的犹太音乐王国”以及“帝国飞散的终结与上海公民社会的后殖民情结”。可见，从时间范围看，上海工部局乐队仍有向前后挖掘的余地，作为研究“西樂东渐”历程的一个窗口，至少应说明它的历史影响。
在《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一书的结构方面，存在着部分章内体例不统一的问题。例如第四章“工部局乐队职业化的完善”，前两节是接续之前两章对工部局乐队史的梳理，包括乐队编制扩大和指挥的更替；第三部分则论述“工部局乐队的管理机构”，而该内容作为一项专题，其时间范围从1881年就开始了，显然针对的不止前两部分所述的那段历史。事实上，第四章前两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内容，本质上不是同一性质的，笔者认为不宜归入同一章。
此外，该书在图表设置方面可有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附录六的“工部局乐队收支情况统计表”没有对各项名目的数额统计出比例，有失直观。又如表3-1、表4-1等乐师人数表以及图6-1、图6-3、图6-5这类工资比例图，如果能采用扇形统计图取代原表格或条形统计图，或许会更形象。当然，作者可能是考虑到涉及年份多会占用空间大的缘故而未采用。
应该说，《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是一部忠实记录历史、充分呈现数据信息的著作。如果能在理论层面有所提升，例如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当中的某项具体理论、模式作为解读历史现象的钥匙，效果会更好。当然，该书作为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无论在内容叙述还是史料搜集上，功夫都是过硬的，能体现作者为探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个案所花费的心血。从叙述来看，研究对象要点完整，条理清楚；从参考资料来看，档案、报刊、图书、论文都很丰富，尤其是档案中包含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事处的一系列文件；从图片史料来看，附录中提供了音乐家照片集锦、节目单、音乐会广告、评论文章的拍摄资料。可以说，该书是通过上海工部局乐队这个经典个案来管窥“西乐东渐”历程的一部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1]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
[2]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3]宫宏宇.“功夫在诗外”——由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所想到的[J].音乐艺术，2015，（03）.
[4] [日]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5]韩国鐄.韩国鐄音乐文集（四）[M].台北：乐韵出版社，1999.
关键词：王艳莉 《上海工部局乐队》 西乐东渐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07-0023-04
近年来，关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研究专著有：日本学者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2月）、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8月）和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6月）。后两本著作都将第一本著作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列出，但大概因后两本的出版时间太近（王艳莉著作之前身为其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因此没有互相作为参考文献。
宫宏宇博士在《“功夫在诗外”——由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所想到的》（《音乐艺术》2015年第3期）一文中，对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毕可思《苏伊士以东最可贵的文化瑰宝：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梅文诗和蔡金东《红色狂想曲——西方音乐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等文献先后作了介绍，接着对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一书进行了详细点评，指出该书的特点在于理论有高度、体例较完善、时间跨度长、史料坚实等。
相比之下，王艳莉博士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虽然只有220多页，不及前者有340页之多，且未在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和理论深度上超过前者，但该书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共分七章，分别为“工部局乐队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工部局乐队的前期沿革”“工部局管弦乐队的成立”“工部局乐队职业化的完善”“工部局乐队的艺术成就”“工部局乐队的经营状态”“工部局乐队与中国音乐家”，并且具有专题论述思路集中、特色内容具体展现、表格清晰一目了然等特点。
一、专题论述思路集中
如果说汤亚汀教授《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一书的结构大体等同于“编年史”，那么王艳莉博士《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则有“纪事本末体”的风格。一方面，该书前四章基本按时间顺序分别讲述了捕房乐队、公共乐队、柏克时期、梅百器时期乐队的基本状况（主要是乐队规模、乐师组成、指挥、演出活动等）；另一方面，从第四章第三部分起，又分别对工部局乐队的管理机构、艺术成就、经营状态等专题进行了集中论述。这些专题中的内容在之前的几本著作中也出现过，只是多穿插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资料较散，而本书则以条理化的方式系统展现。
（一）工部局乐队的管理机构
书中第四章第三部分从行政运作的角度对工部局乐队进行了剖析。首先指出“上海工部局乐队是工部局最重要的文化事业部门，受工部局专业机构——乐队委员会和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的统一管理”（第60页），并描画出“工部局乐队管理机构组织图”（第61页）。接着，作者分别对工部局乐队委员会、工部局董事会的职能、人员组成、执行情况等问题进行了交代。对于工部局乐队委员会，作者通过表格显示了其组成人员大多为外侨，同时包括指挥、中国委员、旅沪外侨音乐家等不同群体，以此表明委员会潜在的“话语倾向”；其执行情况主要通过会议记录显示，讨论的内容包括乐队各类演出情况、财政危机、指挥职责分配等。对于工部局董事会，作者对其职能以及与乐队委员会的协作分别交代，以此说明乐队职业化完善的历程。
（二）工部局乐队的艺术成就
书中第五章从音乐会设置和演出曲目统计的角度对乐队的艺术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现。音乐会分为夏季露天音乐会和冬季音乐会两大形式。夏季露天音乐会是租界侨民消夏娱乐的特色节目。作者对夏季露天音乐会的场次和规模作了交代，并对外滩公园音乐亭、虹口公园音乐台、兆丰公园音乐台等新颖的演出场所作了介绍并提供图片（图5-1、图5-2、图5-3）。对于冬季音乐会，作者首先分别对名目繁多的特色音乐会（包括星期日交响音乐会、预订交响音乐会、特别音乐会、室内乐及独奏音乐会、为儿童学生的音乐会、广播音乐会、私人聘请音乐会）依次梳理，然后对专门的演出场所（包括大光明剧院、卡尔登剧院、兰心剧院）各自的优缺点和历史贡献作了介绍。在演出曲目的统计方面，作者对工部局管弦乐队的首演作品（包括国籍、作者、首演时间和地点、音乐会类型）列表作了详细说明，对不同主题的专场作品音乐会也分别给予介绍。
（三）工部局乐队的经营状态
书中第六章从乐队的经济运行情况及其“裁撤风波”等问题来说明乐队的经营状态。作者通过工资比例图、乐队收入指向图、乐队演出收费价目表等图表形式，描述了公共乐队时期和管弦乐队时期的收支状况。在乐队的鼎盛时期，由于工部局财政困难，引发了“裁撤乐队”的风波。作者指出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乐队规模扩大和投入乐队经费增多，并用数据予以证明。面对危机，各级管理机构和指挥发挥了作用，通过举办音乐会增加乐队收入、私人演出扩大乐队影响力等方式来扩大演出市场。
二、特色内容具体展现
对于上海工部局乐队借助现代化传媒手段以及乐队与中国音乐家的关系，在以往的著作中虽有提及，但专门并深入研究的很少。王艳莉博士在书中第六章第三部分和第七章，专就这两个现象进行了数据统计并具体展现。
（一）现代化的传媒手段
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历史与音乐传播媒介密切相关，但对该领域的研究往往容易被忽视。作者在绪论中就指出：“音乐社会学专论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音乐生活中音乐传播现象也是音乐社会学关注的课题，而这也正是考察工部局乐队如何在中国传播交响音乐不可或缺的研究視角”（第3-4页）。 上海工部局乐队充分借助了报刊、广播、电影、唱片等近代媒介，为宣传其艺术价值、扩大影响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近代音乐史上极具特色的现象。事实上，当年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外文报纸和《申报》《文汇报》等中文报纸不但起到了重要的广告宣传作用，而且也构成了今天研究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史料来源。同时，“广播资源的存在……改变了以往交响乐仅限于音乐厅的演出模式”（第147页）。“电影及唱片业作为20世纪上海娱乐业的新兴产业，同样为工部局乐队提供了必备的传播空间”（第150页）。
（二）工部局乐队与中国音乐家
研究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探究其对如何影响中国人。因此，这个乐队与中国音乐家的关系，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作者于书中第七章，将这个关系分为“吸纳中国音乐家”“支持中国作曲家”“扶持中国表演艺术家”三个层面来论述。
1.吸纳中国作曲家
这项举措包括两方面：一是工部局乐队委员会中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即黄自和李惟宁。黄自还曾以这个特殊身份为“国立音专”学生争取现场观看交响音乐会排练及演出的机会。二是工部局管弦乐队中加入了中国乐手，包括小提琴手谭抒真、王人艺、陈又新、张贞黻、刘伟佐、徐威麟、毛楚恩、廖玉矶，小号手黄贻钧。“从旁听乐团排练到以见习身份参加演出直至正式加入乐团，华人乐师身份的转变影响了欧洲乐师垄断乐团的局面，并为未来中国交响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第156页）。
2.支持中国作曲家
作者将这项举措也分为两方面介绍：一是首演中国音乐家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包括黄自创作的《怀旧》《都市风光幻想曲》和张昊创作的《民主胜利》。此外，作者还引用《申报》上关于冼星海即将和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的报道，但又没有后续消息的问题，提出了一桩“悬案”，有待今后进一步挖掘。二是频繁上演“中国风格”交响音乐作品，主要是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作者同时引用傅雷、鲁迅、青主等人的评论文章，来说明“工部局乐队为刚刚处于萌芽状态下的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扶持与促进作用，也让中国观众有了更多切实感受中西方音乐文化异同的机会，特别是引发了正在探索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音乐界人士的思考”（第163页）。
3.扶持中国表演艺术家
在这一部分，作者先依次展示了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的中国音乐表演艺术家，包括小提琴家马思聪、王人艺、廖玉矶，钢琴家沈雅琴、夏国琼、吴乐懿、李惟宁、林桥，声乐家胡然、黄友葵、斯义桂、赵梅伯、王文玉、郎毓秀，琵琶与二胡演奏家卫仲乐，以及合唱团上海雅乐社。随后讲述了工部局乐队成员进行专业音乐教学和开展私人音乐教学的事例，其中还包括乐队指挥梅百器筹划在中国建设专业音乐学院的事情，尽管这个梦想因战乱未能实现，但它充分反映了上海工部局乐队音乐家在“西乐东渐”历程中对中国音乐事业的援助。
三、表格清晰一目了然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前述专题及特色内容，书中采用了大量的表格形式，使原本纷繁复杂的数据一目了然。笔者将所有表格大致分为有关人员、音乐会、经营情况、中国音乐家信息四类。有感于作者的方法，笔者于本部分也采用列表形式，将书中表格的名称和基本内容列举如下：
（一）有关人员的统计表
1.指挥一览表
2.乐师分配表
3.工部局乐队委员会
（二）有关音乐会的统计表
1.演出场次统计
2.演出曲目统计
（三）有关乐队经营情况的统计表
（四）有关中国音乐家信息的统计表
四、说不尽的上海工部局乐队
上海工部局乐队作为今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学界对其研究范围多集中于1879-1942年间，王艳莉的著作也不例外。也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延伸，例如汤亚汀教授的书向前追溯至1864-1878年“欧洲帝国的远东‘飞地’及其音乐生活”，向后延续至1942-1949年“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与第三帝国的犹太音乐王国”以及“帝国飞散的终结与上海公民社会的后殖民情结”。可见，从时间范围看，上海工部局乐队仍有向前后挖掘的余地，作为研究“西樂东渐”历程的一个窗口，至少应说明它的历史影响。
在《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一书的结构方面，存在着部分章内体例不统一的问题。例如第四章“工部局乐队职业化的完善”，前两节是接续之前两章对工部局乐队史的梳理，包括乐队编制扩大和指挥的更替；第三部分则论述“工部局乐队的管理机构”，而该内容作为一项专题，其时间范围从1881年就开始了，显然针对的不止前两部分所述的那段历史。事实上，第四章前两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内容，本质上不是同一性质的，笔者认为不宜归入同一章。
此外，该书在图表设置方面可有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附录六的“工部局乐队收支情况统计表”没有对各项名目的数额统计出比例，有失直观。又如表3-1、表4-1等乐师人数表以及图6-1、图6-3、图6-5这类工资比例图，如果能采用扇形统计图取代原表格或条形统计图，或许会更形象。当然，作者可能是考虑到涉及年份多会占用空间大的缘故而未采用。
应该说，《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是一部忠实记录历史、充分呈现数据信息的著作。如果能在理论层面有所提升，例如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当中的某项具体理论、模式作为解读历史现象的钥匙，效果会更好。当然，该书作为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无论在内容叙述还是史料搜集上，功夫都是过硬的，能体现作者为探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个案所花费的心血。从叙述来看，研究对象要点完整，条理清楚；从参考资料来看，档案、报刊、图书、论文都很丰富，尤其是档案中包含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事处的一系列文件；从图片史料来看，附录中提供了音乐家照片集锦、节目单、音乐会广告、评论文章的拍摄资料。可以说，该书是通过上海工部局乐队这个经典个案来管窥“西乐东渐”历程的一部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1]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
[2]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3]宫宏宇.“功夫在诗外”——由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所想到的[J].音乐艺术，2015，（03）.
[4] [日]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5]韩国鐄.韩国鐄音乐文集（四）[M].台北：乐韵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