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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一直是陕西户县的一块金字招牌，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块招牌有一天会和乡村旅游结缘，成为当地农民发财致富的一张“名片”。
“有个美国旅行团到村里一看，说导游骗了他们，他们要求看看中国农村，却把他们领到了城市。”
东韩村，陕西户县城郊的一个村庄，在外国游客眼中却成了“城市”。说起这个“典故”，东韩村党支部书记史可训显得很得意。
史可训年近七旬，却依然在为村里的事儿忙活个不停。3月12日下午，送走了好几拨客人之后，本刊记者见到了这位头发灰白却精神饱满的村支书。
老书记的现代梦
东韩新村的布局是统一规划的。每户楼房结构基本相同，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除了厨房外，楼上楼下各有一个客厅、一个卫生间、两间或三间卧室，另外还带一个阳台。
提起当年让村民盖别墅，史可训说，“真是费劲扎了!”新村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工程，支持的人不多，有人说怪话，有人拖后腿，谁也没想到，新村建起来了，却产生了那么多的效应。
史可训当村支书已经几十年了，年轻时他就梦想着咋样让村民过上城里人的日子。那时农民种地还饿肚子，史可训觉得这农民当得太没价值了，他就在村上成立了科研站，请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指导，研制推广“三密一稀”等高产栽培技术和高产优良品种，粮食产量由400斤提高到1000斤。当时村民赞扬说，“李凤兰把丰收的作物画到画上，而史可训把丰收的作物画到了地上。”
不过，虽然村民家家成了余粮户，可家家也是缺钱户。史可训又折腾办起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复式作业机械厂——西安市旋播机厂等三家企业。1990年，国家领导人还把他们生产的30台旋播机作为国礼送给了墨西哥。
村集体有钱了，村民手头活泛了，史可训又思谋着让村民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洋”楼。1994年，新村改造计划开始实施，设计规划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的要求，一步到位。“那时村民阻力相当大，村干部就一户户做工作。”史可训说。
最终，全村248户人家，有220户搬进了新居。新村建成后，吸引了大批城里人和“老外”来参观，买画。于是，史可训有了新想法，城里人往农村跑图啥?不就图吸新鲜空气，看绿色田园，吃绿色农家饭么?很快，经过旅游局挂牌，防疫站查体，发卫生许可证，工商局发营业执照和税票，村上抓硬件，软件服务，70多户“农家乐”办起来了。
“白天观赏农民画，学习农民画和剪纸创作，参观东韩老村，感受新变化，晚上和农民一起做饭，娱乐，住农家屋，体验农村生活。”2003年，美国OAT海外旅游团与东韩村签订合作协议，一起开发了这种参与性很强的“农家乐”旅游，很受外国人的欢迎。从当年开始，每年3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会有一，两个美国团来东韩村旅游，平均每天20多人。
2007年，东韩村“农家乐”共接待中外游客10万人，接待外宾8326人。许多妇女高兴地说：“现在不出门就大把大把地挣回了票子，我们不仅住洋楼，说洋话，还接待洋人，挣洋钱呢!”
“在户县，李凤兰(西韩村农民画家)的名气比潘晓玲(东韩村农民画家)大得多。李凤兰曾经也想利用农民画在西韩村搞旅游，但他们村没有我们这个实力。”史可训不无自豪地说。
新农家的美丽心情
看着一辆辆旅游车驶进村子，东韩村旅游接待部的刘禄丽脸上笑开了花。
40岁的刘禄丽搞旅游接待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这几年东韩村被省、市海外旅行社确定为“外宾定点旅游村”，游客接待的多了，村民们的热情好客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刘禄丽就是如此。
和刘禄丽一样在东韩村旅游接待部上班的村民有三人，她们负责把游客统一分配到各“农家乐”经营户。虽然没有双休日，天天都很忙，但对村上的事儿，刘禄丽就像操心自家的事儿一样。
和大部分村民一样，刘禄丽搬到新村已有6年。搬进新村前，刘禄丽在村里开了个杂货店，丈夫则在外务工。如今，她家虽然还有二亩地种，但丈夫去年开始搞的“农家乐”却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刘禄丽说她家的“农家乐”搞的迟，去年下半年才拿到经营许可证，年底时虽然挣了两万元，却没落下一分钱，全部还了装修欠下的账。“今年开始能挣钱。”说到这儿，刘禄丽又是一脸的笑容。
一个来自美国的旅游团刚刚抵达东韩村，32岁的村民高小错家分到4名客人。记者走进她家的时候，4位美国客人正在客厅里与主人交换礼物，分享照片，气氛融和。高小错握住其中一位美国老太太的手，指了指照片中的人，然后摸摸自己的额头，老太太会意，细细端详起照片上的高小错，连连称赞“Beauttfui”。高小错虽然只会几个简单的英语句子，但这并不影响她与外国游客的交流。
高小错经营“农家乐”已经整整三年，“三年时间，单是外宾就接待了好几百人。”高小错说，“现在我们村子的人都能说几句英语。”不仅如此，高小错11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也主动要求陪老外吃饭，跟老外进行简单的交流。
“一顿中午饭每人15元，晚饭是20元，住宿是一个标间50元……”经营“农家乐”不仅开阔了东韩人的视野，更给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有的农户一年能收入10多万元，这在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是不敢想的。除了外国客人，本地的城里人更是东韩村的常客，坐在农家小院里，吃着地道的搅团，煎饼，浆水菜……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周末到“农家乐”一游成了城里人新的休闲方式。
高小错告诉记者，“过去人闲，娃一上学就去打麻将，娃回来了就做做饭。”自打搬进新村搞起“农家乐”，她就忙得不亦乐乎，天天都有游客来，有时一天还有好几拨。偶而有一天没人的话，她就赶紧打扫打扫卫生。虽然整天围着忙不完的活转，可一天天富起来的日子还是让她感觉“很踏实”。
曹全堂的市场眼光
在东韩村一个400多平方米的绘画展厅里，记者见到了来自秦渡镇的农民画家曹全堂，在户县众多农民画画家中，曹全堂的市场眼光令史可训称道不已。
2002年，看到东韩村的“农家乐”游人络绎不绝，曹全堂便向东韩村干部提出到村里办个画廊的想法，而当时的东韩村正有以农民画为支撑打造农民画庄这个品牌的思路，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了协议。当时东韩村的礼堂闲置着，土落了厚厚一层，桌椅杂乱地堆积在一起，曹全堂就将这个礼堂租了下来。
户县最早的农民画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当年政府鼓励村民边劳动边创作，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户户五颜六色，村村壁画满墙，景象极为壮观。”曹全堂小时候对农民画的印象，就是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感觉。
曹全堂自称是户县第三代农民画家，他1972年开始学画，一年有三，四个月都在户县 文化馆接受培训。1987年，曹全堂不再种地，专以画画为生，“种庄稼根本没有啥意思，我觉得这个(画画)还是潜力大。”这一年，曹全堂背上自己的画出去卖，第一站到了北京的燕翔饭店。当时有人看不起这东西，曹全堂硬推给他们。卖了一段时间，客户觉得很满意，就跟他长期打上交道了。
曹全堂如今的生活是他的父辈们想象不出来的，虽然还是农民身份，但他觉得自己比城里人还“洋气”，有车，有画室(也有人把那叫别墅)。“我没有必要搬到城里去。”他觉得自己的日子比城里人过得还舒服，“一辈子干着自己愿意干的事，不用为了领工资干自己不愿干的事，我没有任何约束。”
曹全堂记得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到美国洛杉矶办画展。那次画展时间短，画卖的一般。现在出国机会多了，曹全堂也开始“挑三拣四”：“加拿大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叫我到那边去办展览，我跟他们说希望不大，脱不开身。”曹全堂说，从户县出去的画，美国人买的量是最大的。
通过东韩村这个平台，曹全堂的画打开了国外市场。东韩村把他当作自己村里的画家一样看，这一点让曹全堂很安心。
“今天就接了三个团，七八十人，能收入3000元。”曹全堂说，像这样的日子，从3月到11月，并不少见。
2002年曹全堂租下东韩村礼堂的时候，一年的房租是2000元。到2006年，曹全堂给村上交的房租是6000元。2007年，户县另外两个画家也想到东韩村来办画廊，村里没有地方，他们就来跟曹全堂竞争这个礼堂，房租一下子涨到两万八。不过，曹全堂觉得，与东韩村旅游给他带来的巨额收入相比，暴涨的房租也不算什么。
如鱼得水潘晓玲
“一边劳动，一边画画。”这是潘晓玲对她嫁到东韩村之前的生活的概括。
1979年嫁到东韩村之后，潘晓玲在外面画广告，她爱人当厨师，日子过得比村里人要宽裕些。
“但和现在比那就差远了。”潘晓玲回忆道。
1989年是潘晓玲意识到“画能变成钱”的一年。“那时在西安半坡博物馆有一个农民画画展，我和另外两个第三代农民画画家现场表演，画完一挂上去就卖掉了，很多人还要求合影。”从那时起，潘晓玲走上了以出售为目的的专业创作生涯。在户县，她第一个出版了个人画册，第一个出版了邮资明信片和信封，多次在美国、新加坡等地办展览。
还在老村住的时候，就有不少外国人通过旅行社等途径找上门来买潘晓玲的画。最多的一次，来了一车老外，有四、五十人，潘晓玲记得满院子都是人。搬到新村后，潘晓玲在家办起画室，去年她售画上万幅，常常一天接待两个旅游团，最多时一天接待上百人。
“外宾来了以后可以参观农民画，可以带回些纪念品。村里可以提供他们住宿，吃饭，逐渐形成了一个配套的服务。”潘晓玲用鱼和水的关系来形容自己和村里的这种关系。
在潘晓玲的画室，记者看到两个纯朴的农村姑娘正在为潘晓玲画的底稿一幅幅地着色，颇似一条龙作业的车间。画室里不仅陈列着潘晓玲精心创作的作品，其中不乏“镇室之宝”，但更多的是由她雇的画工按照她提供的底稿和样稿，重复描摹制作的农民画工艺品。而且，这个近乎作坊式的简单重复制作农民画的过程，是完全公开供游客参观的，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节目”。
这类被批量重复制作的画作，构图、色彩等都比较简单，并没有太多的艺术含量。它们主要被装入尺余见方的画框内，或者直接套入礼品袋，作为旅游纪念品，向游客们出售。价格一般为三、五十元一幅。而画家亲笔创作的较大尺幅的画作，价格就相对较高，有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一位来自非洲的游客在欣赏潘晓玲画作《关中八大怪》时，发现画面上人物全被画成了黑色，十分兴奋。询问为什么把人物画成黑人，潘晓玲笑答：“农村人常讲黑娃勤，白娃懒，黑皮肤代表健康、力量、勤劳，象征着关中汉子的粗犷、豪爽。”这位游客夸赞：“你的想象很巧妙，我们很喜欢。”
在东韩村，潘晓玲还兼任村委会委员和妇联主任，每天有一部分时间要忙村里的事，剩下的时间就是搞创作，接待一些朋友的参观。作为陕西农民画家协会副主席，潘晓玲的创作也没放松过，所以常有新作问世，在市场上的销路也不错。
对于农民画逐渐蜕变为“农民画旅游纪念品”的现状，潘晓玲并不担忧。她认为，商品画就是“商品”，不必吹毛求疵，商品就是用来赚钱养人养事业的。而精品画，才是画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艺术的范畴。二者相互依存并不矛盾。
自从建了新村，旧村没有搬迁的20多户人家，一直是东韩村向游客展示新老对比的标本。不过，对旧村进行改造，却是史可训一直想干的一件大事。史可训告诉记者，村里计划把老村的20多户搬到新村来，腾出的200多亩地搞文化娱乐、商住会展为一体的“农民画风情苑”，采取股份制的办法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来旅游，争取把一些会议也从西安吸引到村里来开。
“老村改造时间不会远。”潘晓玲相信，只要村里在发展三产上力度加大一些，来的人会更多，“因为我们这里的东西是很受世界关注的。”
“有个美国旅行团到村里一看，说导游骗了他们，他们要求看看中国农村，却把他们领到了城市。”
东韩村，陕西户县城郊的一个村庄，在外国游客眼中却成了“城市”。说起这个“典故”，东韩村党支部书记史可训显得很得意。
史可训年近七旬，却依然在为村里的事儿忙活个不停。3月12日下午，送走了好几拨客人之后，本刊记者见到了这位头发灰白却精神饱满的村支书。
老书记的现代梦
东韩新村的布局是统一规划的。每户楼房结构基本相同，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除了厨房外，楼上楼下各有一个客厅、一个卫生间、两间或三间卧室，另外还带一个阳台。
提起当年让村民盖别墅，史可训说，“真是费劲扎了!”新村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工程，支持的人不多，有人说怪话，有人拖后腿，谁也没想到，新村建起来了，却产生了那么多的效应。
史可训当村支书已经几十年了，年轻时他就梦想着咋样让村民过上城里人的日子。那时农民种地还饿肚子，史可训觉得这农民当得太没价值了，他就在村上成立了科研站，请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指导，研制推广“三密一稀”等高产栽培技术和高产优良品种，粮食产量由400斤提高到1000斤。当时村民赞扬说，“李凤兰把丰收的作物画到画上，而史可训把丰收的作物画到了地上。”
不过，虽然村民家家成了余粮户，可家家也是缺钱户。史可训又折腾办起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复式作业机械厂——西安市旋播机厂等三家企业。1990年，国家领导人还把他们生产的30台旋播机作为国礼送给了墨西哥。
村集体有钱了，村民手头活泛了，史可训又思谋着让村民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洋”楼。1994年，新村改造计划开始实施，设计规划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的要求，一步到位。“那时村民阻力相当大，村干部就一户户做工作。”史可训说。
最终，全村248户人家，有220户搬进了新居。新村建成后，吸引了大批城里人和“老外”来参观，买画。于是，史可训有了新想法，城里人往农村跑图啥?不就图吸新鲜空气，看绿色田园，吃绿色农家饭么?很快，经过旅游局挂牌，防疫站查体，发卫生许可证，工商局发营业执照和税票，村上抓硬件，软件服务，70多户“农家乐”办起来了。
“白天观赏农民画，学习农民画和剪纸创作，参观东韩老村，感受新变化，晚上和农民一起做饭，娱乐，住农家屋，体验农村生活。”2003年，美国OAT海外旅游团与东韩村签订合作协议，一起开发了这种参与性很强的“农家乐”旅游，很受外国人的欢迎。从当年开始，每年3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会有一，两个美国团来东韩村旅游，平均每天20多人。
2007年，东韩村“农家乐”共接待中外游客10万人，接待外宾8326人。许多妇女高兴地说：“现在不出门就大把大把地挣回了票子，我们不仅住洋楼，说洋话，还接待洋人，挣洋钱呢!”
“在户县，李凤兰(西韩村农民画家)的名气比潘晓玲(东韩村农民画家)大得多。李凤兰曾经也想利用农民画在西韩村搞旅游，但他们村没有我们这个实力。”史可训不无自豪地说。
新农家的美丽心情
看着一辆辆旅游车驶进村子，东韩村旅游接待部的刘禄丽脸上笑开了花。
40岁的刘禄丽搞旅游接待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这几年东韩村被省、市海外旅行社确定为“外宾定点旅游村”，游客接待的多了，村民们的热情好客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刘禄丽就是如此。
和刘禄丽一样在东韩村旅游接待部上班的村民有三人，她们负责把游客统一分配到各“农家乐”经营户。虽然没有双休日，天天都很忙，但对村上的事儿，刘禄丽就像操心自家的事儿一样。
和大部分村民一样，刘禄丽搬到新村已有6年。搬进新村前，刘禄丽在村里开了个杂货店，丈夫则在外务工。如今，她家虽然还有二亩地种，但丈夫去年开始搞的“农家乐”却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刘禄丽说她家的“农家乐”搞的迟，去年下半年才拿到经营许可证，年底时虽然挣了两万元，却没落下一分钱，全部还了装修欠下的账。“今年开始能挣钱。”说到这儿，刘禄丽又是一脸的笑容。
一个来自美国的旅游团刚刚抵达东韩村，32岁的村民高小错家分到4名客人。记者走进她家的时候，4位美国客人正在客厅里与主人交换礼物，分享照片，气氛融和。高小错握住其中一位美国老太太的手，指了指照片中的人，然后摸摸自己的额头，老太太会意，细细端详起照片上的高小错，连连称赞“Beauttfui”。高小错虽然只会几个简单的英语句子，但这并不影响她与外国游客的交流。
高小错经营“农家乐”已经整整三年，“三年时间，单是外宾就接待了好几百人。”高小错说，“现在我们村子的人都能说几句英语。”不仅如此，高小错11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也主动要求陪老外吃饭，跟老外进行简单的交流。
“一顿中午饭每人15元，晚饭是20元，住宿是一个标间50元……”经营“农家乐”不仅开阔了东韩人的视野，更给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有的农户一年能收入10多万元，这在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是不敢想的。除了外国客人，本地的城里人更是东韩村的常客，坐在农家小院里，吃着地道的搅团，煎饼，浆水菜……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周末到“农家乐”一游成了城里人新的休闲方式。
高小错告诉记者，“过去人闲，娃一上学就去打麻将，娃回来了就做做饭。”自打搬进新村搞起“农家乐”，她就忙得不亦乐乎，天天都有游客来，有时一天还有好几拨。偶而有一天没人的话，她就赶紧打扫打扫卫生。虽然整天围着忙不完的活转，可一天天富起来的日子还是让她感觉“很踏实”。
曹全堂的市场眼光
在东韩村一个400多平方米的绘画展厅里，记者见到了来自秦渡镇的农民画家曹全堂，在户县众多农民画画家中，曹全堂的市场眼光令史可训称道不已。
2002年，看到东韩村的“农家乐”游人络绎不绝，曹全堂便向东韩村干部提出到村里办个画廊的想法，而当时的东韩村正有以农民画为支撑打造农民画庄这个品牌的思路，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了协议。当时东韩村的礼堂闲置着，土落了厚厚一层，桌椅杂乱地堆积在一起，曹全堂就将这个礼堂租了下来。
户县最早的农民画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当年政府鼓励村民边劳动边创作，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户户五颜六色，村村壁画满墙，景象极为壮观。”曹全堂小时候对农民画的印象，就是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感觉。
曹全堂自称是户县第三代农民画家，他1972年开始学画，一年有三，四个月都在户县 文化馆接受培训。1987年，曹全堂不再种地，专以画画为生，“种庄稼根本没有啥意思，我觉得这个(画画)还是潜力大。”这一年，曹全堂背上自己的画出去卖，第一站到了北京的燕翔饭店。当时有人看不起这东西，曹全堂硬推给他们。卖了一段时间，客户觉得很满意，就跟他长期打上交道了。
曹全堂如今的生活是他的父辈们想象不出来的，虽然还是农民身份，但他觉得自己比城里人还“洋气”，有车，有画室(也有人把那叫别墅)。“我没有必要搬到城里去。”他觉得自己的日子比城里人过得还舒服，“一辈子干着自己愿意干的事，不用为了领工资干自己不愿干的事，我没有任何约束。”
曹全堂记得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到美国洛杉矶办画展。那次画展时间短，画卖的一般。现在出国机会多了，曹全堂也开始“挑三拣四”：“加拿大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叫我到那边去办展览，我跟他们说希望不大，脱不开身。”曹全堂说，从户县出去的画，美国人买的量是最大的。
通过东韩村这个平台，曹全堂的画打开了国外市场。东韩村把他当作自己村里的画家一样看，这一点让曹全堂很安心。
“今天就接了三个团，七八十人，能收入3000元。”曹全堂说，像这样的日子，从3月到11月，并不少见。
2002年曹全堂租下东韩村礼堂的时候，一年的房租是2000元。到2006年，曹全堂给村上交的房租是6000元。2007年，户县另外两个画家也想到东韩村来办画廊，村里没有地方，他们就来跟曹全堂竞争这个礼堂，房租一下子涨到两万八。不过，曹全堂觉得，与东韩村旅游给他带来的巨额收入相比，暴涨的房租也不算什么。
如鱼得水潘晓玲
“一边劳动，一边画画。”这是潘晓玲对她嫁到东韩村之前的生活的概括。
1979年嫁到东韩村之后，潘晓玲在外面画广告，她爱人当厨师，日子过得比村里人要宽裕些。
“但和现在比那就差远了。”潘晓玲回忆道。
1989年是潘晓玲意识到“画能变成钱”的一年。“那时在西安半坡博物馆有一个农民画画展，我和另外两个第三代农民画画家现场表演，画完一挂上去就卖掉了，很多人还要求合影。”从那时起，潘晓玲走上了以出售为目的的专业创作生涯。在户县，她第一个出版了个人画册，第一个出版了邮资明信片和信封，多次在美国、新加坡等地办展览。
还在老村住的时候，就有不少外国人通过旅行社等途径找上门来买潘晓玲的画。最多的一次，来了一车老外，有四、五十人，潘晓玲记得满院子都是人。搬到新村后，潘晓玲在家办起画室，去年她售画上万幅，常常一天接待两个旅游团，最多时一天接待上百人。
“外宾来了以后可以参观农民画，可以带回些纪念品。村里可以提供他们住宿，吃饭，逐渐形成了一个配套的服务。”潘晓玲用鱼和水的关系来形容自己和村里的这种关系。
在潘晓玲的画室，记者看到两个纯朴的农村姑娘正在为潘晓玲画的底稿一幅幅地着色，颇似一条龙作业的车间。画室里不仅陈列着潘晓玲精心创作的作品，其中不乏“镇室之宝”，但更多的是由她雇的画工按照她提供的底稿和样稿，重复描摹制作的农民画工艺品。而且，这个近乎作坊式的简单重复制作农民画的过程，是完全公开供游客参观的，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节目”。
这类被批量重复制作的画作，构图、色彩等都比较简单，并没有太多的艺术含量。它们主要被装入尺余见方的画框内，或者直接套入礼品袋，作为旅游纪念品，向游客们出售。价格一般为三、五十元一幅。而画家亲笔创作的较大尺幅的画作，价格就相对较高，有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一位来自非洲的游客在欣赏潘晓玲画作《关中八大怪》时，发现画面上人物全被画成了黑色，十分兴奋。询问为什么把人物画成黑人，潘晓玲笑答：“农村人常讲黑娃勤，白娃懒，黑皮肤代表健康、力量、勤劳，象征着关中汉子的粗犷、豪爽。”这位游客夸赞：“你的想象很巧妙，我们很喜欢。”
在东韩村，潘晓玲还兼任村委会委员和妇联主任，每天有一部分时间要忙村里的事，剩下的时间就是搞创作，接待一些朋友的参观。作为陕西农民画家协会副主席，潘晓玲的创作也没放松过，所以常有新作问世，在市场上的销路也不错。
对于农民画逐渐蜕变为“农民画旅游纪念品”的现状，潘晓玲并不担忧。她认为，商品画就是“商品”，不必吹毛求疵，商品就是用来赚钱养人养事业的。而精品画，才是画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艺术的范畴。二者相互依存并不矛盾。
自从建了新村，旧村没有搬迁的20多户人家，一直是东韩村向游客展示新老对比的标本。不过，对旧村进行改造，却是史可训一直想干的一件大事。史可训告诉记者，村里计划把老村的20多户搬到新村来，腾出的200多亩地搞文化娱乐、商住会展为一体的“农民画风情苑”，采取股份制的办法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来旅游，争取把一些会议也从西安吸引到村里来开。
“老村改造时间不会远。”潘晓玲相信，只要村里在发展三产上力度加大一些，来的人会更多，“因为我们这里的东西是很受世界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