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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古巴。但古巴是什么，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是雪茄和女人的翘屁股，或许，是女人的翘屁股上摇晃的康加鼓？那片土地灵魂的密码就存于这两部电影——温·文德斯的纪录片《乐满哈瓦那》(Buena Vista Social Club)和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纪录片风格的电影《我是古巴》(I am Cuba)——之中，你很容易据此得出结论：哦，那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国度。在《乐满哈瓦那》末尾，当莱·库德(Ry Cooder)和他儿子开车驰过哈瓦那海滨，这座卡斯特罗的红色城市终于闪现那激动人心的标语：革命是永恒的。但有没有比革命永恒的东西？
第一次听到古巴民谣迟至1999年。那天傍晚和街头民谣歌手杨一走进一家唱片小店，我将Buena Vista Social Club那张CD塞进破旧的机子，当那首“Chan Chan”响起，杨一冒出一句：“妈的，再苦也比中国的(民歌)甜！”我说：“是啊，比你的《烤白薯》甜多了。”因此，我决定把Compay Segundo译为喜甘多，把Ibrahim Ferrer译为福乐。
后来我才看到文德斯那部纪录片，我前后看过3遍。前几天，从报上看到喜甘多死了，又看第四遍--我甚至向我的父亲推荐。通过粗略的中文字幕，我才知道“Chan Chan”是一首献给翘屁股的伟大情歌，和中国西北流传最广的一些民歌一样，伟大的乡土情歌往往有一股质朴可亲的“荤”味，一张嘴就直奔下三路。喜甘多很容易让中国人想到王洛宾，但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的深沉旷远不同，他完全是一个老不正经的老顽童，与王洛宾与三毛的忘年精神苦恋有别，90岁的喜甘多的名言是：“我有5个孩子，我正准备生第六个。”最终喜甘多活到95岁，因为这部电影他一生的最后5年享尽荣耀，堪称世纪歌王。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服老的卡斯特罗还得向这位父辈看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喜甘多录歌出碟的速度堪比卡斯特罗滔滔不绝的演讲……卡斯特罗的演讲和喜甘多的歌，似乎都已成了古巴的某种日常生活用品，究竟哪一个更耐久？
《乐满哈瓦那》淡化了政治背景。一般说来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就是古巴的代名词，其形象无处不在，成为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的符号和背景。在描写古巴小号手桑多瓦尔流亡经历的纪实电影《为国还是为爱》中，卡斯特罗演讲的电视画面一直作为革命专制的典型背景存在，桑多瓦尔不得不用他的小号声来抵御，在他练习的时候，他甚至不耐烦地让桌子上那张格瓦拉著名肖像掉过头去，在我们这些隔岸观火的人看来，格瓦拉肖像代表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极致之美，但对于那些身陷其中、被革命浪漫主义压得无处喘息的人来说，格瓦拉的目光无异于某种末日审判的火刑。但这种二元对立的处理还稍嫌简单，意识形态倾向性过于明显，而另一部描写古巴诗人的纪实电影《日落黄昏前》对人物的刻划要细腻得多。《为国还是为爱》与《日落黄昏前》都力图突出比革命更为永恒的价值：艺术和爱。
但在这一点上，这两部电影都不如《乐满哈瓦那》有力，纪录片自有真实自然的魅力，从中非但看不到一点抗议色彩，甚至找不到卡斯特罗的人影，格瓦拉头像也只是在片末街角的墙上闪了一下。与其说这是导演有意淡化政治，还不如说更接近真实：意识形态对这班普通的民间音乐家对庶民百姓未必真有多少触及心灵的影响力，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并未改变他们血液中固有的东西，或者说民族性。片中最有趣的细节是两位音乐家流连于纽约繁华街头，伫立在商店橱窗前细认里面的名人小蜡像，他们认出了查理·卓别林却叫不出玛莉莲·梦露的名字，因为在梦露当红的年代古巴已经完全封闭了。他们认出了迪齐·吉列斯皮(对迪齐的描述如此诗意：“就是那个在星空下演奏的人。”)却认不出政治家，“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总之是伟大领袖。”而被他淡忘的这位伟大领袖就是当年古巴的头号敌人约翰·肯尼迪！在他们身上似乎看不到任何政治痕迹，作为古巴一个世纪的见证人，喜甘多似乎一生下来就一路唱到死，不理会这一个世纪的血与火，他的一生像一根长长的甘蔗一样纯粹；福乐年轻的时候正当古巴革命的高潮，但他的追忆却没有一丝革命的火药味，只有他自己的穷人宗教和母亲留给他的一根佑命的木棒。福乐家中供奉着一个小小的拉撒路，他每天都给这个《圣经》中的穷人喂酒喝。在我看来易卜拉欣·福乐是这群古巴音乐家最有光彩的一个，从他的眼神、他的歌声可以真切感受到：生命就是感恩，就是苦难被净化为幸福、泪水成蜜的过程。这，或许就是古巴音乐和古巴灵魂的奥秘。
曾经，古巴是美苏争霸冷战的牺牲品，但不管是美国1998年拍的《乐满哈瓦那》，还是苏联1964年拍的《我是古巴》，都充满对古巴的理解和深情。《雁南飞》的导演卡拉托佐夫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焕发出前卫的光彩，《我是古巴》彻底解放了摄影机，也解放了那片魔幻的革命的土地。在革命后的古巴拍摄革命前的古巴，这却是一个悖论，因为不管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贫民窟的人们眼神都是一样的。“我是古巴/有时我的体内流淌着棕榈树汁/有时又流淌着幽怨的声音/我不知道体内流淌的是棕榈树汁还是泪水/谁来为我们体内的泪水负责？”
去年，卡斯特罗在美国电视记者前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古巴辩解，宣称古巴医生的平均拥有量为全球之冠。可惜卡斯特罗热爱文学和棒球却对音乐缺乏兴趣，否则他更应该自豪地说：“古巴音乐家的平均拥有量是世界最多的！”喜甘多和福乐并不是想当音乐家，他们只不过生来就要歌唱！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成为格瓦拉所号召的“新人”，他们只是那片土地黝黑而闪亮的古老灵魂。正如《我是古巴》史诗般的开篇：我是古巴/哥伦布到达时曾在日记中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一片土地/哥伦布先生，当你到来时/我还在欢唱/陌生的事物，蔗糖，哥伦布先生/我们的身边不是海洋/是泪，它流了下来/变成了蜜。
这就是我热爱的喜甘多和福乐，他们的歌声中流淌着棕榈树汁、蔗糖和蜜……是的，我是古巴，我不仅仅是格瓦拉，苦难女神有不同的路要走，反抗，或者感恩；牺牲，或者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