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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世界上古史中，四个诞生于大河流域的文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小国寡民的城邦到地区性的大国，最后发展成为统一的集权国家。而古代希腊世界地形破碎，并不处于大河流域也从未统一过。自公元前1150年左右迈锡尼文明灭亡之后，成为希腊历史主体的是名为“波里斯”（polis）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广泛分布于希腊世界，数量多达上千个。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马其顿征服希腊时，希腊人仍旧生活在“波里斯”之中，直到罗马人将其征服、并入马其顿行省之后，“波里斯”才从希腊历史舞台中谢幕。
西方学者一般将“波里斯”译为“city-state”，或直接拼写其原文“polis”。但“city-state”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诸如斯巴达这种由五个村庄构成的“波里斯”是没有“city”的。中国学者将其译为“城邦”也并不完全准确，“城”本义是“城墙”，引申为“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即城市；而“邦”在中国上古史中指的是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显然与诸多“波里斯”独立存在的希腊社会相去甚远，也就难以将其称为“邦”。
于是我们首先要问，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是如何起源的？众所周知，希腊文明的源头是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但这两个文明都有大规模的宫殿，带有与东方文明相似的气质，与后来的“城邦”似乎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追寻希腊城邦的起源呢？是晚期迈锡尼文明，还是迈锡尼文明灭亡后的所谓“黑暗时代”？
古希腊城邦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希腊史研究的重點问题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诸多学者都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
1937年，维克多·艾伦伯格发表了一篇名为《城邦兴起于何时？》的文章，这是古史学界第一次提出城邦起源的问题。文中，埃伦伯格将斯巴达 “国家”巩固的时间定位于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前（即公元前8世纪早期），因而将城邦起源的时间定于公元前8世纪前半期“可能会更好”。他同时指出，迈锡尼文明消亡后遗留的防御设施及城镇可能是城邦的先驱，但真正意义上政治组织的出现则是在“迈锡尼时代的王国消亡很久之后”；在分析荷马史诗时，他认为，《伊利亚特》中没有城邦的任何痕迹，而在《奥德赛》中却可以看到相关信息。[1] 作为最先发现并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埃伦伯格将城邦起源的时间定位于公元前8世纪，加之其对荷马史诗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倾向于将城邦起源与迈锡尼文明割裂开来。
1956年，芬利出版了荷马研究的经典之作——《奥德修斯的世界》。他在书中从政治、经济、社会观念等方面对荷马时代的社会进行全面的解析，特别指出荷马史诗中的价值观念，具有高度一致性与极强的连贯性，这显然是无法虚构的，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芬利认为，与迈锡尼文明的专制王权相类似的是埃及与西亚的集权社会，而荷马社会与迈锡尼文明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
对迈锡尼时代国家的考古发掘则似乎证明了芬利这一观点的可靠性。20世纪50年代，迈克尔·文特里斯与约翰·柴德威克合作对线形文字B进行了破译。1976年，柴德威克出版了《迈锡尼时代的世界》一书，书中详细讨论了迈锡尼王国的制度：它以王室宫廷为政治权力中心、瓦那克斯为最高统治者，辅以严密的官僚体系管理国家，同时王室还对部分手工业的社会生产进行严密的控制。[3]这与希腊城邦以公民共同体为基础、公民集体参与管理城邦事务的体制有巨大差异，两者之间毫无关联可言，从侧面论证了芬利观点。
相对于芬利重构荷马社会的论证方法，1961年美国学者切斯特·斯塔尔在《希腊文明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说法。他主要依据墓葬与陶器等考古资料，指出希腊的城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的8世纪左右。他将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定义为一个“革命的年代”，认为这段时间是希腊历史的根本。在这一时期“希腊人以简单而突然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一致又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一体系在希腊人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作用。[4]他将早期城邦萌芽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认为在此之前的社会都是原始而基础的，将公元前8世纪城邦的起源视为希腊历史的“再一次”复兴，否认城邦的起源与迈锡尼文明存在联系。
相对与西方学者而言，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其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考察与分析存在相当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学者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晏绍祥在《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一文中指出，因为迈锡尼文明的灭亡与荷马社会之间相差数百年的时间，二者在政治体制与管理方式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很明显迈锡尼文明与荷马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但他也不赞同否认迈锡尼文明与荷马社会的任何联系，因为两者之间在生产方式及工具、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他以与迈锡尼文明延续性较强的尼科利亚、雅典、阿尔戈斯以及勒夫坎地为例，指出，基本可以认为希腊城邦的起源来自迈锡尼文明解体后的地方共同体，将古代希腊城邦的起源追溯到黑暗时代存在的小共同体。[5]
關于城邦起源问题，学术界的主流学者都倾向于将迈锡尼文明与城邦起源割裂开来，但是，随着在希腊城邦起源问题上研究的深入、以及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不断有学者对城邦起源的“断裂说”提出质疑，这些学者大都认为，不能将希腊城邦的起源与迈锡尼文明割裂开来，认为希腊城邦在一定程度上是迈锡尼文明的延续。
1984年，法国学者埃方特尔就提出过，在迈锡尼宫廷政治之外存在某种共同体，其中的某些特征与要素可能是“后来城邦体系的暗示与前兆”。1991年，皮埃尔·卡尔利埃也指出，迈锡尼时期的德莫（damoi）可能是雅典城邦村社的起源。[6]萨克勒瑞欧等学者通过分析城邦形成
的过程，指出古典时代城邦与迈锡尼文明存在某种联系。例如：斯巴达的双王制也可能源自迈锡尼时期的王权；迈锡尼时期的术语德莫（demos）在古希腊城邦时期仍旧被用来指代村落与公民；古希腊城邦中的王（Basileus）与公民大会都在《荷马史诗》中有过明确记载，而荷马时代的国家组织则源于迈锡尼时代王国解体的废墟之上。[7] 以上学者主要提出自己的假设，而萨拉·莫里斯则是对“断裂说”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提出质疑。通过对勒夫坎地遗址、特别是其中墓葬的随葬品的分析，萨拉·莫里斯认为自迈锡尼时代开始，希腊与西亚始终保持着交流与联系，这种联系并没有因为迈锡尼文明衰亡而消失，因此也就不存在希腊文明中所谓中断的“黑暗时代”。没有“黑暗时代”的存在，希腊城邦的起源就不会与迈锡尼文明之间产生断裂。她总结道，希腊城邦作为一个共同体是从“青銅时代后期开始缓慢、逐渐演变而产生的”，所以“不在公元前8世纪的‘爆炸’或‘复兴’”。[8]她明确提出希腊城邦的起源与迈锡尼文明之间存在延续性。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显得较为滞后。持“延续说”的学者以黄洋为代表。他在《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一文中不仅对荷马社会的性质做过详细的分析，更着重探讨了荷马社会的与迈锡尼时代的关联性。他指出，“荷马社会一方面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另一方面发展了新的政治组织，即公民大会和元老会议”[9]，以此说明荷马时代的早期国家组织与迈锡尼王权的相关性。他认为城邦的形成与迈锡尼时代具有延续性，强调荷马时代对迈锡尼时代社会的继承。在《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一文中，他反对将希腊城邦作为迈锡尼文明灭亡之后、沉寂在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后骤然兴起的社会组织，也并不认同“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分析范式。总的来说，希腊城邦的兴起是迈锡尼王国湮灭之后希腊社会逐渐发展的产物，并不是革命性的变革的结果。[10]
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希腊城邦的起源，学者们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和探讨，但由于荷马时代距当今时间十分久远，遗留下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十分有限，故而史学界界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由此引发了学术上的种种争议。在城邦的萌芽与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系上，学术界主流观点“断裂说”将二者割裂开来，但这种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的新发现受到不断的修正与挑战，于是产生了与之相对的“延续说”。笔者认为，希腊城邦与迈锡尼文明的王国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尤其在公民是否能够作为共同体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是否具有平等观念等方面。从这个角度而言，难以在二者之间找到继承性，不能将希腊城邦的起源追溯到迈锡尼时代的中央集权的王国制度上。但是，也并不能将二者完全割裂开，因为迈锡尼社会中的部分术语、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工具都在其文明湮灭之后继续存在，希腊城邦是在迈锡尼国家解体的废墟上逐渐发展而来的。
注释：
[1]Victor Ehrenberg， “When did the polis ris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57， Part 2（1937）， pp. 147-159.
[2]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pp. 25.
John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9-83.
[3]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BC，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pp. 74.
[4]晏绍祥：《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载《外国问题研究》， 2016年第2期。
[5]Ian Morris， Periodization and the Heroes： Inventing a Dark Age， in 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 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 Historicism， Periodizat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6， pp. 96-131.
[6]M. B. Sakellariou， The Polis-State： Definition and Origin， Greek， Europe： Diffusion De Boccard， 2010， pp. 300-301.
[7]Sara Morris， Daidalos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Art，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
[8]黃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9]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何仙玲，女，汉族，籍贯：安徽宣城，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单位：武汉大学，研究方向：希腊罗马史。
在世界上古史中，四个诞生于大河流域的文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小国寡民的城邦到地区性的大国，最后发展成为统一的集权国家。而古代希腊世界地形破碎，并不处于大河流域也从未统一过。自公元前1150年左右迈锡尼文明灭亡之后，成为希腊历史主体的是名为“波里斯”（polis）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广泛分布于希腊世界，数量多达上千个。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马其顿征服希腊时，希腊人仍旧生活在“波里斯”之中，直到罗马人将其征服、并入马其顿行省之后，“波里斯”才从希腊历史舞台中谢幕。
西方学者一般将“波里斯”译为“city-state”，或直接拼写其原文“polis”。但“city-state”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诸如斯巴达这种由五个村庄构成的“波里斯”是没有“city”的。中国学者将其译为“城邦”也并不完全准确，“城”本义是“城墙”，引申为“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即城市；而“邦”在中国上古史中指的是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显然与诸多“波里斯”独立存在的希腊社会相去甚远，也就难以将其称为“邦”。
于是我们首先要问，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是如何起源的？众所周知，希腊文明的源头是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但这两个文明都有大规模的宫殿，带有与东方文明相似的气质，与后来的“城邦”似乎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追寻希腊城邦的起源呢？是晚期迈锡尼文明，还是迈锡尼文明灭亡后的所谓“黑暗时代”？
古希腊城邦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希腊史研究的重點问题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诸多学者都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
1937年，维克多·艾伦伯格发表了一篇名为《城邦兴起于何时？》的文章，这是古史学界第一次提出城邦起源的问题。文中，埃伦伯格将斯巴达 “国家”巩固的时间定位于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前（即公元前8世纪早期），因而将城邦起源的时间定于公元前8世纪前半期“可能会更好”。他同时指出，迈锡尼文明消亡后遗留的防御设施及城镇可能是城邦的先驱，但真正意义上政治组织的出现则是在“迈锡尼时代的王国消亡很久之后”；在分析荷马史诗时，他认为，《伊利亚特》中没有城邦的任何痕迹，而在《奥德赛》中却可以看到相关信息。[1] 作为最先发现并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埃伦伯格将城邦起源的时间定位于公元前8世纪，加之其对荷马史诗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倾向于将城邦起源与迈锡尼文明割裂开来。
1956年，芬利出版了荷马研究的经典之作——《奥德修斯的世界》。他在书中从政治、经济、社会观念等方面对荷马时代的社会进行全面的解析，特别指出荷马史诗中的价值观念，具有高度一致性与极强的连贯性，这显然是无法虚构的，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芬利认为，与迈锡尼文明的专制王权相类似的是埃及与西亚的集权社会，而荷马社会与迈锡尼文明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
对迈锡尼时代国家的考古发掘则似乎证明了芬利这一观点的可靠性。20世纪50年代，迈克尔·文特里斯与约翰·柴德威克合作对线形文字B进行了破译。1976年，柴德威克出版了《迈锡尼时代的世界》一书，书中详细讨论了迈锡尼王国的制度：它以王室宫廷为政治权力中心、瓦那克斯为最高统治者，辅以严密的官僚体系管理国家，同时王室还对部分手工业的社会生产进行严密的控制。[3]这与希腊城邦以公民共同体为基础、公民集体参与管理城邦事务的体制有巨大差异，两者之间毫无关联可言，从侧面论证了芬利观点。
相对于芬利重构荷马社会的论证方法，1961年美国学者切斯特·斯塔尔在《希腊文明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说法。他主要依据墓葬与陶器等考古资料，指出希腊的城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的8世纪左右。他将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定义为一个“革命的年代”，认为这段时间是希腊历史的根本。在这一时期“希腊人以简单而突然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一致又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一体系在希腊人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作用。[4]他将早期城邦萌芽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认为在此之前的社会都是原始而基础的，将公元前8世纪城邦的起源视为希腊历史的“再一次”复兴，否认城邦的起源与迈锡尼文明存在联系。
相对与西方学者而言，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其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考察与分析存在相当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学者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晏绍祥在《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一文中指出，因为迈锡尼文明的灭亡与荷马社会之间相差数百年的时间，二者在政治体制与管理方式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很明显迈锡尼文明与荷马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但他也不赞同否认迈锡尼文明与荷马社会的任何联系，因为两者之间在生产方式及工具、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他以与迈锡尼文明延续性较强的尼科利亚、雅典、阿尔戈斯以及勒夫坎地为例，指出，基本可以认为希腊城邦的起源来自迈锡尼文明解体后的地方共同体，将古代希腊城邦的起源追溯到黑暗时代存在的小共同体。[5]
關于城邦起源问题，学术界的主流学者都倾向于将迈锡尼文明与城邦起源割裂开来，但是，随着在希腊城邦起源问题上研究的深入、以及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不断有学者对城邦起源的“断裂说”提出质疑，这些学者大都认为，不能将希腊城邦的起源与迈锡尼文明割裂开来，认为希腊城邦在一定程度上是迈锡尼文明的延续。
1984年，法国学者埃方特尔就提出过，在迈锡尼宫廷政治之外存在某种共同体，其中的某些特征与要素可能是“后来城邦体系的暗示与前兆”。1991年，皮埃尔·卡尔利埃也指出，迈锡尼时期的德莫（damoi）可能是雅典城邦村社的起源。[6]萨克勒瑞欧等学者通过分析城邦形成
的过程，指出古典时代城邦与迈锡尼文明存在某种联系。例如：斯巴达的双王制也可能源自迈锡尼时期的王权；迈锡尼时期的术语德莫（demos）在古希腊城邦时期仍旧被用来指代村落与公民；古希腊城邦中的王（Basileus）与公民大会都在《荷马史诗》中有过明确记载，而荷马时代的国家组织则源于迈锡尼时代王国解体的废墟之上。[7] 以上学者主要提出自己的假设，而萨拉·莫里斯则是对“断裂说”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提出质疑。通过对勒夫坎地遗址、特别是其中墓葬的随葬品的分析，萨拉·莫里斯认为自迈锡尼时代开始，希腊与西亚始终保持着交流与联系，这种联系并没有因为迈锡尼文明衰亡而消失，因此也就不存在希腊文明中所谓中断的“黑暗时代”。没有“黑暗时代”的存在，希腊城邦的起源就不会与迈锡尼文明之间产生断裂。她总结道，希腊城邦作为一个共同体是从“青銅时代后期开始缓慢、逐渐演变而产生的”，所以“不在公元前8世纪的‘爆炸’或‘复兴’”。[8]她明确提出希腊城邦的起源与迈锡尼文明之间存在延续性。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显得较为滞后。持“延续说”的学者以黄洋为代表。他在《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一文中不仅对荷马社会的性质做过详细的分析，更着重探讨了荷马社会的与迈锡尼时代的关联性。他指出，“荷马社会一方面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另一方面发展了新的政治组织，即公民大会和元老会议”[9]，以此说明荷马时代的早期国家组织与迈锡尼王权的相关性。他认为城邦的形成与迈锡尼时代具有延续性，强调荷马时代对迈锡尼时代社会的继承。在《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一文中，他反对将希腊城邦作为迈锡尼文明灭亡之后、沉寂在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后骤然兴起的社会组织，也并不认同“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分析范式。总的来说，希腊城邦的兴起是迈锡尼王国湮灭之后希腊社会逐渐发展的产物，并不是革命性的变革的结果。[10]
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希腊城邦的起源，学者们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和探讨，但由于荷马时代距当今时间十分久远，遗留下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十分有限，故而史学界界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由此引发了学术上的种种争议。在城邦的萌芽与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系上，学术界主流观点“断裂说”将二者割裂开来，但这种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的新发现受到不断的修正与挑战，于是产生了与之相对的“延续说”。笔者认为，希腊城邦与迈锡尼文明的王国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尤其在公民是否能够作为共同体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是否具有平等观念等方面。从这个角度而言，难以在二者之间找到继承性，不能将希腊城邦的起源追溯到迈锡尼时代的中央集权的王国制度上。但是，也并不能将二者完全割裂开，因为迈锡尼社会中的部分术语、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工具都在其文明湮灭之后继续存在，希腊城邦是在迈锡尼国家解体的废墟上逐渐发展而来的。
注释：
[1]Victor Ehrenberg， “When did the polis ris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57， Part 2（1937）， pp. 147-159.
[2]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pp. 25.
John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9-83.
[3]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BC，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pp. 74.
[4]晏绍祥：《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载《外国问题研究》， 2016年第2期。
[5]Ian Morris， Periodization and the Heroes： Inventing a Dark Age， in 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 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 Historicism， Periodizat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6， pp. 96-131.
[6]M. B. Sakellariou， The Polis-State： Definition and Origin， Greek， Europe： Diffusion De Boccard， 2010， pp. 300-301.
[7]Sara Morris， Daidalos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Art，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
[8]黃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9]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何仙玲，女，汉族，籍贯：安徽宣城，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单位：武汉大学，研究方向：希腊罗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