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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亨利·皮朗的著名论断“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将地中海统一性的断裂，西欧文明发展的独立归因于阿拉伯人的入侵。“皮朗命题”提出不久就一直受到各种挑战，论是在具体表现、过程还是在决定因素上。虽然“皮朗命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正，但是它本身以及连同对它的争议所产生的价值会被永载史册，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
【关键词】：“皮朗命题”；亨利·皮朗；争议；价值
七十几年前，亨利·皮朗提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论断，将欧洲中世纪文明追溯到7世纪穆斯林在地中海西部的扩张，阿拉伯人的入侵导致地中海的统一性终结。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交通渠道被阻断，西欧的经济重心由地中海地区向北方地区转移，此时，查理曼帝国的经济形式则是一种与古代地中海经济完全断裂的经济，商业贸易消失，土地是唯一的财富，而且商品流通已降至最低点。[1]这一学术主张被命名为“皮朗命题”。然而，由于西欧早期资料的匮乏和皮朗自身在对资料的使用上存在各种因素的制约，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手段出发，对“皮朗命题”进行了修正。
一个争论点是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西部的贸易往来是否正如亨利·皮朗所言，造成了决定性的摧毁力。地中海中西部的商道长久以来往返着纸草、香料、丝绸等货物。纸草在6世纪或7世纪是大量西方著述的載体，当时的纸草批发贸易规模很大，在亚历山大港装船后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港口。7世纪末，加洛林王朝的书写者不再使用纸草，而用国内生产的兽皮进行代替。同样，香料是当时日常膳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获得这些香料，保持商路的畅通是至关重要的。亨利·皮朗查阅当时的文献，注意到这些受欢迎的香料也在加洛林时期消失，又于12世纪后重返法兰克人的餐桌。具有同等命运的还有加沙葡萄酒、油料和丝绸。这些来自东方的货物在高卢地区的消失时间具有惊人的巧合。皮朗从这些偶然性中得出了必然性的结论：阿拉伯人对地中海商路的阻断使欧洲经济陷入了衰落，并推断地中海东西部的海上往来的衰落大约是在630年前后。7世纪下半叶，整个地中海海域的商业贸易活动都停止了，至8世纪开端竟全部消失。
这一结果导致叙利亚商人的消失，由商人所维系的城市生活也趋于停滞。另外金本位为银本位所取代。在皮朗看来，黄金的大量流通是存在着规模非常可观的国外贸易活动的体现。只有活跃的商业贸易活动，黄金才有流通的可能。银取代金就是地中海长距离贸易衰亡的例证。
皮朗的以上论述得到了许多学者的修正，他们或质疑香料、纸草等这些东方商品消失的决定性因素，像纸草，它的易腐蚀性，使得加洛林的书写者有意识地选择了易保存的羊皮纸；香料的消失可能和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变化，或者是香料的名称改变有关；或对黄金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钱币学家认为用供应充足、质量更高的银币更有利于小规模交易的发展，像重要的地方市场和新的贸易定居点，而且银币取代金币比皮朗所认为的要早一个世纪。
由于这个时期文献资料的匮乏以及撰写者的情感倾向性，迈克尔·麦考密克则另辟蹊径，不再把精力投入在寥寥文献中寻找商人少得可怜的踪影，而选择研究远距离交流。远距离交流是一部往返于地中海东西部的旅行者的“集体传记”，为麦考密克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2]他通过数字化处理方法，发现700年前东西旅行走海路，后来主要改走陆路。在875年，连接东方与西欧的商路不只有地中海这条海路，而至少有6条路线到达中东。麦考密克进一步研究，发现加洛林地区的阿拉伯钱币在时间分布上证明了法兰克帝国和西地中海之间的交往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激增，此后也从未低于750年前。这说明了中东和西欧的贸易并未因阿拉伯人的入侵而造成长时间的中断，甚至交易量在加洛林时期上涨。为何阿拉伯钱币会出现在加洛林时期的西欧？并且运往欧洲的东方货物主要用的是西方船只？因为西欧也有向穆斯林世界输出货物，并且是比从阿拉伯运回的奢侈品价值更为昂贵的奴隶。奴隶贸易解开了东方奢侈品、现金出现在西欧的谜底。西欧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奴隶贸易刺激了欧洲刚刚起步的经济，它是早期欧洲农业、制度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核心环节。
另外，“皮朗命题”相当有争议的是长距离贸易对于城镇兴衰的决定性作用。皮朗指出因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阻断地中海的贸易，再加上查理曼对意大利政策的失败，最终使加洛林彻底失去了地中海。没有出海口后，加洛林帝国沦为一个内陆性国家。其地中海沿岸一带，如今却成为最穷困、最荒凉和受战争威胁最为严重的地区。[3]起源于罗马时期的城镇开始消亡，尚存的也仅留有宗教、行政功能。皮朗推断真正意义上的城镇生活在10世纪才出现，这时国际贸易复兴，大批商人在近东经由威尼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商道上重新活动。皮朗将城镇的兴衰归因于外部因素——国际贸易。
阿德里安·费尔哈斯则在《低地国家的城镇起源和’皮朗命题’》中通过对低地国家城镇早期历史源流的探讨，重新审视查理曼帝国时期的城镇性质。他认为墨洛温时期的城镇虽然在位置上与罗马时期的城镇具有一致性，但此时的城镇普遍作为教会和下级行政的中心，而作为贸易、工业中心实则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8、9世纪，在莱茵河—默兹河—斯凯尔特河三角洲地带出现了具有贸易特征的定居点——港口（portus）或市镇（emporium）。虽然它们的存在仅是昙花一现，大约于9世纪中期消失，却促进了内陆的城镇中心的发展。10世纪，得益于一些新的贸易点和附近定居点为其提供的推动力，这些内陆中心幸免于维京人的入侵和其他的外部因素。不迟于11世纪或12世纪初，工业已经在一些城镇出现。[4]费尔哈斯在对低地国家城镇的发展过程的详细阐释中，论证了低地国家最早期的城市，在早期阶段还是日后都是中世纪城市发展的核心。[5]中世紀西欧的经济发展呈现的是一个持续过程，它并没有在9世纪发生断裂。
因此，一方面，皮朗夸大了阿拉伯入侵对地中海贸易所造成的致命影响。地中海的贸易生活实则在3世纪末已出现缓慢衰落的过程。6世纪拜占庭的军事行动和伦巴第对意大利的占领对贸易实则形成了程度更大的损害。另一方面，认为北海贸易的命运并没有皮朗所认为的那么消极。相反，北海贸易在加洛林时期得到了扩张。7世纪末，在地中海西部贸易出现低潮的同时，西北欧中心呈现出经济复兴的迹象，加洛林经济复兴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此时，这种复兴并不来自于外部刺激，主要在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 在对斯堪的纳维亚贸易重要性的认识上也存在异议。皮朗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过分强调斯堪的纳维亚人在8世纪地中海被封闭后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地区的贸易虽然有过繁荣时期，但是9世纪下半叶维京人的入侵造成了这一地区贸易的终结。[6]理查德·霍奇思（Richard Hodges）和大卫·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尽管同意皮朗有关于地中海贸易在查理曼时期已经衰落的说法，但是在对斯堪的纳维亚问题的认识上大相径庭。通过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考古挖掘，证明在查理曼时期，北欧沿着“北部弧线”——斯堪的纳维亚经由俄罗斯到达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进行贸易往来。他们全然否定了“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观点，并作出了“穆罕默德和查理曼都是古代世界崩溃的结果”。[7]批评皮朗过于乐观地判断了罗马政治体制生命力的顽强，地中海地区的转型在阿拉伯入侵之前就已开始。在600年时，西欧的政治、经济衰败已经步入了最后阶段。
虽然“皮朗命题”的许多论点都得到了修正，但如果对它进行全盘否定，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说，略显鲁莽、极端。无论如何，就“皮朗命题”所引发的争议，从而带动西欧文明起源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足以使“皮朗命题”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承前启后的“皮朗命题”——对西欧文明起源的再思考
在中世纪起源的问题上，以往史学界一直由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奠定的“旧中世纪观”——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國衰亡是“黑暗中世纪“的开端——占据统治地位。皮朗则将古典世纪的终止时间向后推迟到7世纪。强调罗马文明的延续性。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从长途贸易与经济转型的角度强调罗马帝国文明的长期延续，成功挑战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8] 这是对常规历史分期的突破，打破了旧中世纪观的束缚。它不是把深刻变化与表面的政治危机联系起来，而是与更长期的、根本性的贸易结构问题联系起来。[9] “皮朗命题”的学术贡献还不止于此，由它引发的争议更使有关于中世纪欧洲早期的研究硕果累累。虽然，对“皮朗命题”提出挑战的学者，各自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努力拓宽史料，创新研究路径的做法无疑有利于构成更接近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使人们对中世纪的起源有更科学的认识。皮朗不仅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相关学科与历史学的结合。“皮朗命题”已超越命题本身。伟大的历史学家已成为他们写作的历史的一部分。
二、“皮朗问题”的前瞻性
对“皮朗命题”的批驳至今已发展得相当成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它束之高阁？我想其蕴含的学术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它的“新”在于对全球史的启迪。
皮朗将视野投放到整个地中海，关注的是“社会空间”，而不是基本单位——“国家”。这正是全球史学家所倡导的抛弃“国家本位”，从微观走向宏观的史学观。并且首先看到了欧洲以外的“它”文明，全面、系统地审视了阿拉伯文明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参与。肯定了阿拉伯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塑造。“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是两种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两种文明的变型。可以说，亨利·皮朗的思想散发着原始的全球史学观。
它启发了历史动力学的新兴观点，形成了历史研究的物质生活取向。“皮朗的证据全部来自对民众物质生活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如何谋生，他们是否可以拥有土地或打官司。”[10] 这对年鉴学派产生重要影响，像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十分强调分析人们生活的物质因素。费尔南·布尔代尔则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其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部分专门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将事件的发生置于整个物质环境中进行考察。可以说皮朗推动了20世纪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转型。
因此，“皮朗命题”应当作为历史学者和历史学习者体会历史研究精神的经典案例。
注释：
[1]亨利·皮朗：《穆斯林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48页。
[2]Michael McCormick ， New Light on the ‘Dark Ages’： How the Slave Trade Fuelled The Carolingian Economy ，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No.177 （Nov. 2002） ， pp. 28-33.
[3]亨利·皮朗：《穆斯林和查理曼》，王晋新译，第188页。
[4]Adriaan Verhulst， The Origins of Town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Pirenne Thesis，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No.122 （Feb 1989） ， pp. 34-35.
[5]Adriaan Verhulst， The Origins of Town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Pirenne Thesis， ， p. 35.
[6]亨利·皮朗：《穆斯林和查理曼》，第250-251页。
[7]Richard Hodges and Davi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Duckworth， 1983， p. 175.
[8]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9]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 刘义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81页。
[10]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 第82页。
【摘要】：亨利·皮朗的著名论断“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将地中海统一性的断裂，西欧文明发展的独立归因于阿拉伯人的入侵。“皮朗命题”提出不久就一直受到各种挑战，论是在具体表现、过程还是在决定因素上。虽然“皮朗命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正，但是它本身以及连同对它的争议所产生的价值会被永载史册，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
【关键词】：“皮朗命题”；亨利·皮朗；争议；价值
七十几年前，亨利·皮朗提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论断，将欧洲中世纪文明追溯到7世纪穆斯林在地中海西部的扩张，阿拉伯人的入侵导致地中海的统一性终结。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交通渠道被阻断，西欧的经济重心由地中海地区向北方地区转移，此时，查理曼帝国的经济形式则是一种与古代地中海经济完全断裂的经济，商业贸易消失，土地是唯一的财富，而且商品流通已降至最低点。[1]这一学术主张被命名为“皮朗命题”。然而，由于西欧早期资料的匮乏和皮朗自身在对资料的使用上存在各种因素的制约，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手段出发，对“皮朗命题”进行了修正。
一个争论点是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西部的贸易往来是否正如亨利·皮朗所言，造成了决定性的摧毁力。地中海中西部的商道长久以来往返着纸草、香料、丝绸等货物。纸草在6世纪或7世纪是大量西方著述的載体，当时的纸草批发贸易规模很大，在亚历山大港装船后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港口。7世纪末，加洛林王朝的书写者不再使用纸草，而用国内生产的兽皮进行代替。同样，香料是当时日常膳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获得这些香料，保持商路的畅通是至关重要的。亨利·皮朗查阅当时的文献，注意到这些受欢迎的香料也在加洛林时期消失，又于12世纪后重返法兰克人的餐桌。具有同等命运的还有加沙葡萄酒、油料和丝绸。这些来自东方的货物在高卢地区的消失时间具有惊人的巧合。皮朗从这些偶然性中得出了必然性的结论：阿拉伯人对地中海商路的阻断使欧洲经济陷入了衰落，并推断地中海东西部的海上往来的衰落大约是在630年前后。7世纪下半叶，整个地中海海域的商业贸易活动都停止了，至8世纪开端竟全部消失。
这一结果导致叙利亚商人的消失，由商人所维系的城市生活也趋于停滞。另外金本位为银本位所取代。在皮朗看来，黄金的大量流通是存在着规模非常可观的国外贸易活动的体现。只有活跃的商业贸易活动，黄金才有流通的可能。银取代金就是地中海长距离贸易衰亡的例证。
皮朗的以上论述得到了许多学者的修正，他们或质疑香料、纸草等这些东方商品消失的决定性因素，像纸草，它的易腐蚀性，使得加洛林的书写者有意识地选择了易保存的羊皮纸；香料的消失可能和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变化，或者是香料的名称改变有关；或对黄金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钱币学家认为用供应充足、质量更高的银币更有利于小规模交易的发展，像重要的地方市场和新的贸易定居点，而且银币取代金币比皮朗所认为的要早一个世纪。
由于这个时期文献资料的匮乏以及撰写者的情感倾向性，迈克尔·麦考密克则另辟蹊径，不再把精力投入在寥寥文献中寻找商人少得可怜的踪影，而选择研究远距离交流。远距离交流是一部往返于地中海东西部的旅行者的“集体传记”，为麦考密克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2]他通过数字化处理方法，发现700年前东西旅行走海路，后来主要改走陆路。在875年，连接东方与西欧的商路不只有地中海这条海路，而至少有6条路线到达中东。麦考密克进一步研究，发现加洛林地区的阿拉伯钱币在时间分布上证明了法兰克帝国和西地中海之间的交往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激增，此后也从未低于750年前。这说明了中东和西欧的贸易并未因阿拉伯人的入侵而造成长时间的中断，甚至交易量在加洛林时期上涨。为何阿拉伯钱币会出现在加洛林时期的西欧？并且运往欧洲的东方货物主要用的是西方船只？因为西欧也有向穆斯林世界输出货物，并且是比从阿拉伯运回的奢侈品价值更为昂贵的奴隶。奴隶贸易解开了东方奢侈品、现金出现在西欧的谜底。西欧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奴隶贸易刺激了欧洲刚刚起步的经济，它是早期欧洲农业、制度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核心环节。
另外，“皮朗命题”相当有争议的是长距离贸易对于城镇兴衰的决定性作用。皮朗指出因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阻断地中海的贸易，再加上查理曼对意大利政策的失败，最终使加洛林彻底失去了地中海。没有出海口后，加洛林帝国沦为一个内陆性国家。其地中海沿岸一带，如今却成为最穷困、最荒凉和受战争威胁最为严重的地区。[3]起源于罗马时期的城镇开始消亡，尚存的也仅留有宗教、行政功能。皮朗推断真正意义上的城镇生活在10世纪才出现，这时国际贸易复兴，大批商人在近东经由威尼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商道上重新活动。皮朗将城镇的兴衰归因于外部因素——国际贸易。
阿德里安·费尔哈斯则在《低地国家的城镇起源和’皮朗命题’》中通过对低地国家城镇早期历史源流的探讨，重新审视查理曼帝国时期的城镇性质。他认为墨洛温时期的城镇虽然在位置上与罗马时期的城镇具有一致性，但此时的城镇普遍作为教会和下级行政的中心，而作为贸易、工业中心实则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8、9世纪，在莱茵河—默兹河—斯凯尔特河三角洲地带出现了具有贸易特征的定居点——港口（portus）或市镇（emporium）。虽然它们的存在仅是昙花一现，大约于9世纪中期消失，却促进了内陆的城镇中心的发展。10世纪，得益于一些新的贸易点和附近定居点为其提供的推动力，这些内陆中心幸免于维京人的入侵和其他的外部因素。不迟于11世纪或12世纪初，工业已经在一些城镇出现。[4]费尔哈斯在对低地国家城镇的发展过程的详细阐释中，论证了低地国家最早期的城市，在早期阶段还是日后都是中世纪城市发展的核心。[5]中世紀西欧的经济发展呈现的是一个持续过程，它并没有在9世纪发生断裂。
因此，一方面，皮朗夸大了阿拉伯入侵对地中海贸易所造成的致命影响。地中海的贸易生活实则在3世纪末已出现缓慢衰落的过程。6世纪拜占庭的军事行动和伦巴第对意大利的占领对贸易实则形成了程度更大的损害。另一方面，认为北海贸易的命运并没有皮朗所认为的那么消极。相反，北海贸易在加洛林时期得到了扩张。7世纪末，在地中海西部贸易出现低潮的同时，西北欧中心呈现出经济复兴的迹象，加洛林经济复兴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此时，这种复兴并不来自于外部刺激，主要在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 在对斯堪的纳维亚贸易重要性的认识上也存在异议。皮朗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过分强调斯堪的纳维亚人在8世纪地中海被封闭后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地区的贸易虽然有过繁荣时期，但是9世纪下半叶维京人的入侵造成了这一地区贸易的终结。[6]理查德·霍奇思（Richard Hodges）和大卫·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尽管同意皮朗有关于地中海贸易在查理曼时期已经衰落的说法，但是在对斯堪的纳维亚问题的认识上大相径庭。通过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考古挖掘，证明在查理曼时期，北欧沿着“北部弧线”——斯堪的纳维亚经由俄罗斯到达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进行贸易往来。他们全然否定了“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观点，并作出了“穆罕默德和查理曼都是古代世界崩溃的结果”。[7]批评皮朗过于乐观地判断了罗马政治体制生命力的顽强，地中海地区的转型在阿拉伯入侵之前就已开始。在600年时，西欧的政治、经济衰败已经步入了最后阶段。
虽然“皮朗命题”的许多论点都得到了修正，但如果对它进行全盘否定，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说，略显鲁莽、极端。无论如何，就“皮朗命题”所引发的争议，从而带动西欧文明起源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足以使“皮朗命题”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承前启后的“皮朗命题”——对西欧文明起源的再思考
在中世纪起源的问题上，以往史学界一直由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奠定的“旧中世纪观”——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國衰亡是“黑暗中世纪“的开端——占据统治地位。皮朗则将古典世纪的终止时间向后推迟到7世纪。强调罗马文明的延续性。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从长途贸易与经济转型的角度强调罗马帝国文明的长期延续，成功挑战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8] 这是对常规历史分期的突破，打破了旧中世纪观的束缚。它不是把深刻变化与表面的政治危机联系起来，而是与更长期的、根本性的贸易结构问题联系起来。[9] “皮朗命题”的学术贡献还不止于此，由它引发的争议更使有关于中世纪欧洲早期的研究硕果累累。虽然，对“皮朗命题”提出挑战的学者，各自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努力拓宽史料，创新研究路径的做法无疑有利于构成更接近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使人们对中世纪的起源有更科学的认识。皮朗不仅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相关学科与历史学的结合。“皮朗命题”已超越命题本身。伟大的历史学家已成为他们写作的历史的一部分。
二、“皮朗问题”的前瞻性
对“皮朗命题”的批驳至今已发展得相当成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它束之高阁？我想其蕴含的学术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它的“新”在于对全球史的启迪。
皮朗将视野投放到整个地中海，关注的是“社会空间”，而不是基本单位——“国家”。这正是全球史学家所倡导的抛弃“国家本位”，从微观走向宏观的史学观。并且首先看到了欧洲以外的“它”文明，全面、系统地审视了阿拉伯文明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参与。肯定了阿拉伯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塑造。“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是两种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两种文明的变型。可以说，亨利·皮朗的思想散发着原始的全球史学观。
它启发了历史动力学的新兴观点，形成了历史研究的物质生活取向。“皮朗的证据全部来自对民众物质生活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如何谋生，他们是否可以拥有土地或打官司。”[10] 这对年鉴学派产生重要影响，像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十分强调分析人们生活的物质因素。费尔南·布尔代尔则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其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部分专门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将事件的发生置于整个物质环境中进行考察。可以说皮朗推动了20世纪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转型。
因此，“皮朗命题”应当作为历史学者和历史学习者体会历史研究精神的经典案例。
注释：
[1]亨利·皮朗：《穆斯林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48页。
[2]Michael McCormick ， New Light on the ‘Dark Ages’： How the Slave Trade Fuelled The Carolingian Economy ，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No.177 （Nov. 2002） ， pp. 28-33.
[3]亨利·皮朗：《穆斯林和查理曼》，王晋新译，第188页。
[4]Adriaan Verhulst， The Origins of Town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Pirenne Thesis，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No.122 （Feb 1989） ， pp. 34-35.
[5]Adriaan Verhulst， The Origins of Town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Pirenne Thesis， ， p. 35.
[6]亨利·皮朗：《穆斯林和查理曼》，第250-251页。
[7]Richard Hodges and Davi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Duckworth， 1983， p. 175.
[8]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9]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 刘义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81页。
[10]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 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