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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髦的文学理论雄辩地宣称“作者已死”，文本具有自足的阐释地位，但面对《离骚》，我们却很难将文本与历史背景、作者身份进行割裂，因为笼罩着它的是一个真正的死亡事件，而且可能是古今中外最知名的诗人自杀事件。
屈原，名平，生于约公元前340年，为楚国公族。据《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任楚国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深受楚怀王信任。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楚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楚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在被楚怀王疏远后，屈原离开郢都，自逐汉北，却仍无法忘怀君国故都，他在《九章·抽思》中写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的悲恻词句。当时秦国势盛，楚国一再见欺，屈原心忧于此，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楚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但都没有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即今天的洞庭湖流域。公元前278年，带着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和解态度，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离骚》是屈原自我放逐于汉北时抒发“忧愁幽思”的作品。文章首先记述自己高贵的出身和美好的修养，继而以“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等句子表明虽然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对君国忍而不能舍，希望君王踵武前贤，施行自己的“美政”理想。在这里，屈原征用了许多香草意象来营造自己光辉高洁的人格形象，但众芳萎绝、与世不容的苦闷终究还是太过沉重了，在《离骚》的后半部分，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的愤懑之后，屈原开始探索另寻寄托的可能性。这种探索以“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写得极其浪漫瑰奇。但这些想象性的自救行动最终却都被屈原自己一一否决，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想要告别故国、远逝他乡的屈原忽然瞥见故土，于是借车夫和马的蜷局不行再次表达出对故国的深情眷恋。在文章最后一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中，屈原再次回到了此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态度，表明愿效法谏其君不听而自投水而死的殷朝大夫彭咸。
整体上，我们可以将《离骚》的前半部分看作是屈原对自己的正写，通过香草美人和昏君佞臣的对照来反复书写爱国忠君却不可得的苦闷；而后半部分则是反写，以去国自疏的尝试和失败来凸显忧国情思。内容上的正写与反写加上楚辞文体上的抑扬顿挫和屈原文思的奔放奇幻，使《离骚》中的愤懑、哀怨愈加强烈悱恻。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解读赏析】这一节中，屈原继续表达了自己对君王昏昧不察、奸臣嫉妒攻击的悲愤之情，然而这种悲愤却并非因为一己之得失，而是出于对民生多艰的悲悯。同时，他还再次表明自己宁死也不妥协、不和解的决然态度，一个高洁、烈性的理想主义人格卓然而出。
①“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对中国文学史来说，《离骚》最重要的贡献有二，其一就是坚贞高洁、不容于世的悲剧性人格典范，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其中丰富的“香草美人”意象来完成的。在《离骚》中，美人既可以是君王，也可以自喻为自己，代表的是具有内在灵修的美好人格。香草意象的运用固然受到《诗经》比兴的启发，但其密集、纷繁却远不为后者所及。通过江离、辟芷、秋兰、留夷、揭车、杜衡等楚地特有风物的装饰，美人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此同时，“世间好物不坚牢”，香草美人形象的另一面则在于其脆弱性。在《离骚》中，造成香草美人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既来自“日月不淹、春秋代序”的时间法则，也来自“竞进贪婪、嫉妒谣诼”的人事倾轧。而正是在这种悲剧性命运的笼罩下，香草美人才更以其卓绝的不屈姿态、激烈的死亡自觉成就一种更高形态的美。总之，通过对美及其毁灭的呈现，《离骚》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中塑造出了一个伟大的悲剧性人格。此后，这一悲剧性人格逐渐成为一种原型，在后世文学中一再得到回响。比如在李商隐的无题诗《锦瑟》中，作者就借美人自比来感慨爱情的难得与易碎，又如李贺的《苏小小墓》也塑造了一个凄清幽怨的女性鬼魂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来的诗人们屡屡在失意和困顿中呼应着屈原，但纵览此后的古典文学，却再也难以找到如《离骚》般具有强烈的死亡自觉意识的作品。说到底，庄子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格原型，从而为古典文人们在生死的二元抉择之外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虚静隐逸、超然物外的逍遙人格。我们在陶渊明、苏轼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人格的彰显。因此，似乎可以这么说，《离骚》既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同时也以其巨大的死亡激情一开始就抵达了死亡自觉意识的高峰。
② 神话玄怪的浪漫美学
除了香草美人的悲剧性人格典范，《离骚》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则在于其中淋漓尽致的浪漫美学。试看下面屈原想象自己出发去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段落：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一路上月神、风神、雷师、凤鸟、飘风、云霓纷纷相随，在太阳洗澡的咸池给马喂水，在太阳升起的扶桑树下总辔启行……这是何等的想落天外、诡艳奇绝，难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不禁感慨“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说，在典雅中正的《诗经》之外，《离骚》以其壮丽奇特的意境经营和热烈高蹈的情感抒发为古典诗人们开创了另外一条浪漫美学的路线。而这条路线的核心可能就在于通过对神话玄怪元素的大量征引，创造出一个与僵死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自由世界。关于这一浪漫美学对后世的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概括得很精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的后继者中成就最高的大概是李白那些最为自由奔放的古体诗歌。从他记述梦境中“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诗句中，我们难道不能看出《离骚》的强烈遗响么？无怪乎李白要高呼“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鲁迅在很大程度上与屈原的精神相通，这一点殆无以疑问。早在1907年，在日本写就的《摩罗诗力说》中，他就曾高度赞扬屈原的露才扬己，说他“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而在精神最为苦闷的1920年，他也一次次重返屈原和《离骚》。鲁迅的北京寓所中挂着的自拟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就出自《离骚》中“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和“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两句。这两句的意思分别是，我劝太阳神羲和慢点走，不要那么快日落；我担心鹈叫得太早，以至春天早逝而花草无芳。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时年已37岁。此时他正经历着人生中少有的适意期，对新文化运动也仍怀有信心，因此，以《离骚》自警，迫切地希望做出更多的实绩。
不过这适意期并不长久，鲁迅在1920年重新跌入漫长的苦闷和绝望中。兄弟的反目和肺病的侵袭暂且不提，这苦闷和绝望更多来自思想上的巨大危机。到了1923年，当年麇集矢志从事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新青年》同人已经瓦解，在这瓦解中，鲁迅再次回到边缘状态。
新文化运动是布不成阵了，但形势很快被证明更加糟糕。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的侵略行为，向北洋政府请愿，段祺瑞政府下令卫兵用步枪大刀包围屠杀徒手的学生，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人不幸罹难。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道：“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而在文章末尾他又质疑道：“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在鲁迅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他第一次袒露出主体认同的危机——他是一名作家，此刻却质疑文字的意义。这些质疑在此后的作品中一再现身，它们明确地表明他此前为自己选取的思想启蒙路线如今正在急遽地陷落。或许正因如此，在1924和1925年间创作的诸篇小说中，他塑造了一系列灵魂被粗暴的风沙吹得寂寞、愁苦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如颓唐的旧日启蒙者吕纬甫，又如自我毁灭着的觉醒者魏连殳。从这些生活中无所寄望、无可信靠的失败者中，从他的文字国度中开始异常密集地出现的死亡意象中，我们再一次读出他对启蒙、对国民性改造事业甚至对自己的文学和生命意义的巨大怀疑。我们甚至惊异地发现，吕纬甫和魏连殳甚至连相貌都与鲁迅自己酷似：短小瘦削的身材，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然而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同。鲁迅的精神底色固然更多的是绝望，但其更重要的却是对绝望的反抗。在《彷徨》中，吕纬甫和魏连殳或颓唐或孤独以至死去，“我”却在小说结尾与吕纬甫生离、与魏连殳死别，踏上了相反的方向。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强悍的求生意志仍在苦苦支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当1926年将这些短篇小说结集命名为“彷徨”而出版时，他又一次重返《离骚》，在扉页中题下这样几句：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的诗人之中，有些人是十分旷达的，像苏东坡就属于这一类。当他遭受打击和贬谪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一类诗人，他们看任何问题都能保持一种历史的眼光和通达的态度，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他们总是能够自己从精神上解脱出来。
可是还有一类诗人与此相反，他们宁可忍受痛苦也不肯放弃，明知无济于事也要坚持。他们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他们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说，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他们说，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他们在用情的态度上固执到极点，那种执着使人感动，使人无可奈何，同时也使人肃然起敬。如果对这两类诗人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前一类诗人用情的态度可以说是出于《庄子》，而后一类诗人用情的态度则可以说是出于《离骚》。
屈原在《离骚》中反反复复地陈述他希望楚国美好强盛的愿望，在愿望不能实现的苦闷之中，他曾设想过退而自保，独善其身，也有人劝他去国远游，另寻出路。但经过一番上天入地的追寻之后他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愿望，最后终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相传是殷时的贤大夫，谏其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说，在楚国既然已经实现不了美好的政治愿望，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宁可从古人于地下，也不能与那些龌龊的小人同存于混浊的世间！在这首长诗里，诗人用情的态度之中包含着一种殉身无悔的执着感情，即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后世诗人继承了《离骚》的这种精神，他们在诗歌中不但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理想的社会，也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爱情，从而在世上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诗篇。
与殉身无悔的态度相联系的，就是上下求索的精神。屈原说：“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要寻求的是什么？是能使楚国繁荣强盛的贤君贤臣、开明的政治和美好的品德。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失望的悲哀——“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屈原所追求的理想是最高远、最完美的，因此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但正是因为人类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人类才有希望。
在中国的诗歌里，追求的精神也被诗人們从《离骚》那里继承下来了。陶渊明说“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他所追求的乃是人格的操守；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所追求的乃是天下百姓的温饱；李商隐说“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 他所追求的，乃是在春风中苏醒的一份活跃的春心。
其实，诗歌本是一种感发的生命，像曹操的“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像李白的“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像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像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又何尝不给人一种追求的感发与联想！诗人，与一般人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一般人比较偏重于现实，而诗人往往更偏重于理想。尤其是中国的旧诗，它们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对象、美好的理想的追求与怀思。这个传统应该说是从屈原的《离骚》那里继承下来的。
（本文选自徐晓莉《中国古代经典诗词文赋选讲》）
屈原，名平，生于约公元前340年，为楚国公族。据《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任楚国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深受楚怀王信任。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楚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楚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在被楚怀王疏远后，屈原离开郢都，自逐汉北，却仍无法忘怀君国故都，他在《九章·抽思》中写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的悲恻词句。当时秦国势盛，楚国一再见欺，屈原心忧于此，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楚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但都没有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即今天的洞庭湖流域。公元前278年，带着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和解态度，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离骚》是屈原自我放逐于汉北时抒发“忧愁幽思”的作品。文章首先记述自己高贵的出身和美好的修养，继而以“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等句子表明虽然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对君国忍而不能舍，希望君王踵武前贤，施行自己的“美政”理想。在这里，屈原征用了许多香草意象来营造自己光辉高洁的人格形象，但众芳萎绝、与世不容的苦闷终究还是太过沉重了，在《离骚》的后半部分，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的愤懑之后，屈原开始探索另寻寄托的可能性。这种探索以“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写得极其浪漫瑰奇。但这些想象性的自救行动最终却都被屈原自己一一否决，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想要告别故国、远逝他乡的屈原忽然瞥见故土，于是借车夫和马的蜷局不行再次表达出对故国的深情眷恋。在文章最后一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中，屈原再次回到了此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态度，表明愿效法谏其君不听而自投水而死的殷朝大夫彭咸。
整体上，我们可以将《离骚》的前半部分看作是屈原对自己的正写，通过香草美人和昏君佞臣的对照来反复书写爱国忠君却不可得的苦闷；而后半部分则是反写，以去国自疏的尝试和失败来凸显忧国情思。内容上的正写与反写加上楚辞文体上的抑扬顿挫和屈原文思的奔放奇幻，使《离骚》中的愤懑、哀怨愈加强烈悱恻。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解读赏析】这一节中，屈原继续表达了自己对君王昏昧不察、奸臣嫉妒攻击的悲愤之情，然而这种悲愤却并非因为一己之得失，而是出于对民生多艰的悲悯。同时，他还再次表明自己宁死也不妥协、不和解的决然态度，一个高洁、烈性的理想主义人格卓然而出。
①“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对中国文学史来说，《离骚》最重要的贡献有二，其一就是坚贞高洁、不容于世的悲剧性人格典范，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其中丰富的“香草美人”意象来完成的。在《离骚》中，美人既可以是君王，也可以自喻为自己，代表的是具有内在灵修的美好人格。香草意象的运用固然受到《诗经》比兴的启发，但其密集、纷繁却远不为后者所及。通过江离、辟芷、秋兰、留夷、揭车、杜衡等楚地特有风物的装饰，美人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此同时，“世间好物不坚牢”，香草美人形象的另一面则在于其脆弱性。在《离骚》中，造成香草美人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既来自“日月不淹、春秋代序”的时间法则，也来自“竞进贪婪、嫉妒谣诼”的人事倾轧。而正是在这种悲剧性命运的笼罩下，香草美人才更以其卓绝的不屈姿态、激烈的死亡自觉成就一种更高形态的美。总之，通过对美及其毁灭的呈现，《离骚》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中塑造出了一个伟大的悲剧性人格。此后，这一悲剧性人格逐渐成为一种原型，在后世文学中一再得到回响。比如在李商隐的无题诗《锦瑟》中，作者就借美人自比来感慨爱情的难得与易碎，又如李贺的《苏小小墓》也塑造了一个凄清幽怨的女性鬼魂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来的诗人们屡屡在失意和困顿中呼应着屈原，但纵览此后的古典文学，却再也难以找到如《离骚》般具有强烈的死亡自觉意识的作品。说到底，庄子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格原型，从而为古典文人们在生死的二元抉择之外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虚静隐逸、超然物外的逍遙人格。我们在陶渊明、苏轼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人格的彰显。因此，似乎可以这么说，《离骚》既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同时也以其巨大的死亡激情一开始就抵达了死亡自觉意识的高峰。
② 神话玄怪的浪漫美学
除了香草美人的悲剧性人格典范，《离骚》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则在于其中淋漓尽致的浪漫美学。试看下面屈原想象自己出发去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段落：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一路上月神、风神、雷师、凤鸟、飘风、云霓纷纷相随，在太阳洗澡的咸池给马喂水，在太阳升起的扶桑树下总辔启行……这是何等的想落天外、诡艳奇绝，难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不禁感慨“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说，在典雅中正的《诗经》之外，《离骚》以其壮丽奇特的意境经营和热烈高蹈的情感抒发为古典诗人们开创了另外一条浪漫美学的路线。而这条路线的核心可能就在于通过对神话玄怪元素的大量征引，创造出一个与僵死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自由世界。关于这一浪漫美学对后世的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概括得很精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的后继者中成就最高的大概是李白那些最为自由奔放的古体诗歌。从他记述梦境中“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诗句中，我们难道不能看出《离骚》的强烈遗响么？无怪乎李白要高呼“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鲁迅在很大程度上与屈原的精神相通，这一点殆无以疑问。早在1907年，在日本写就的《摩罗诗力说》中，他就曾高度赞扬屈原的露才扬己，说他“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而在精神最为苦闷的1920年，他也一次次重返屈原和《离骚》。鲁迅的北京寓所中挂着的自拟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就出自《离骚》中“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和“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两句。这两句的意思分别是，我劝太阳神羲和慢点走，不要那么快日落；我担心鹈叫得太早，以至春天早逝而花草无芳。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时年已37岁。此时他正经历着人生中少有的适意期，对新文化运动也仍怀有信心，因此，以《离骚》自警，迫切地希望做出更多的实绩。
不过这适意期并不长久，鲁迅在1920年重新跌入漫长的苦闷和绝望中。兄弟的反目和肺病的侵袭暂且不提，这苦闷和绝望更多来自思想上的巨大危机。到了1923年，当年麇集矢志从事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新青年》同人已经瓦解，在这瓦解中，鲁迅再次回到边缘状态。
新文化运动是布不成阵了，但形势很快被证明更加糟糕。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的侵略行为，向北洋政府请愿，段祺瑞政府下令卫兵用步枪大刀包围屠杀徒手的学生，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人不幸罹难。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道：“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而在文章末尾他又质疑道：“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在鲁迅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他第一次袒露出主体认同的危机——他是一名作家，此刻却质疑文字的意义。这些质疑在此后的作品中一再现身，它们明确地表明他此前为自己选取的思想启蒙路线如今正在急遽地陷落。或许正因如此，在1924和1925年间创作的诸篇小说中，他塑造了一系列灵魂被粗暴的风沙吹得寂寞、愁苦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如颓唐的旧日启蒙者吕纬甫，又如自我毁灭着的觉醒者魏连殳。从这些生活中无所寄望、无可信靠的失败者中，从他的文字国度中开始异常密集地出现的死亡意象中，我们再一次读出他对启蒙、对国民性改造事业甚至对自己的文学和生命意义的巨大怀疑。我们甚至惊异地发现，吕纬甫和魏连殳甚至连相貌都与鲁迅自己酷似：短小瘦削的身材，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然而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同。鲁迅的精神底色固然更多的是绝望，但其更重要的却是对绝望的反抗。在《彷徨》中，吕纬甫和魏连殳或颓唐或孤独以至死去，“我”却在小说结尾与吕纬甫生离、与魏连殳死别，踏上了相反的方向。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强悍的求生意志仍在苦苦支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当1926年将这些短篇小说结集命名为“彷徨”而出版时，他又一次重返《离骚》，在扉页中题下这样几句：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的诗人之中，有些人是十分旷达的，像苏东坡就属于这一类。当他遭受打击和贬谪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一类诗人，他们看任何问题都能保持一种历史的眼光和通达的态度，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他们总是能够自己从精神上解脱出来。
可是还有一类诗人与此相反，他们宁可忍受痛苦也不肯放弃，明知无济于事也要坚持。他们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他们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说，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他们说，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他们在用情的态度上固执到极点，那种执着使人感动，使人无可奈何，同时也使人肃然起敬。如果对这两类诗人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前一类诗人用情的态度可以说是出于《庄子》，而后一类诗人用情的态度则可以说是出于《离骚》。
屈原在《离骚》中反反复复地陈述他希望楚国美好强盛的愿望，在愿望不能实现的苦闷之中，他曾设想过退而自保，独善其身，也有人劝他去国远游，另寻出路。但经过一番上天入地的追寻之后他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愿望，最后终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相传是殷时的贤大夫，谏其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说，在楚国既然已经实现不了美好的政治愿望，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宁可从古人于地下，也不能与那些龌龊的小人同存于混浊的世间！在这首长诗里，诗人用情的态度之中包含着一种殉身无悔的执着感情，即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后世诗人继承了《离骚》的这种精神，他们在诗歌中不但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理想的社会，也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爱情，从而在世上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诗篇。
与殉身无悔的态度相联系的，就是上下求索的精神。屈原说：“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要寻求的是什么？是能使楚国繁荣强盛的贤君贤臣、开明的政治和美好的品德。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失望的悲哀——“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屈原所追求的理想是最高远、最完美的，因此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但正是因为人类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人类才有希望。
在中国的诗歌里，追求的精神也被诗人們从《离骚》那里继承下来了。陶渊明说“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他所追求的乃是人格的操守；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所追求的乃是天下百姓的温饱；李商隐说“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 他所追求的，乃是在春风中苏醒的一份活跃的春心。
其实，诗歌本是一种感发的生命，像曹操的“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像李白的“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像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像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又何尝不给人一种追求的感发与联想！诗人，与一般人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一般人比较偏重于现实，而诗人往往更偏重于理想。尤其是中国的旧诗，它们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对象、美好的理想的追求与怀思。这个传统应该说是从屈原的《离骚》那里继承下来的。
（本文选自徐晓莉《中国古代经典诗词文赋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