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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受到了颇具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影响，将至古稀之年的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闲来最大的爱好就是诗词歌赋。他最喜欢曹操在《神龟寿》里的四句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自谦为“布衣常人”的他，见证并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走过的60多年时光，用他自己的话说，“可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一身荣耀伴着一生风雨，诗歌浸润着这位学者的探索路。
平和豁达待人生
“我经历过贫寒和苦难，小时多病，几乎没有人相信我能活到成年。”忆往昔，曹凤岐自己总结成了一句诗：“从小寒家多病体，长大陋室一书生。”
1945年，曹凤岐出生在东北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在他两岁时参军，在他9岁时复员。“全家9口人靠父亲那微薄的工资度日。”1958年，年仅13岁的他患肾结核，仅左肾得以保住。
他从小天资聪颖，名列前茅的成绩让他在1965年顺利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的一名学生。
然而，上大学的第二年就赶上了文革，中断了学业，成为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这一级的学生是被整个社会遗忘的角落”。曹凤岐说，这批学生既不能像文革前的大学生一样安安稳稳在大学里继续学业，也不能像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一样找回失去的10年。“65级的学生是被毁掉的一代”。
回忆总是感慨万千，而在当时，曹凤岐并不甘心，他钻进《资本论》埋头苦读圣贤书，不闻不问风雨声。他的理论基础也越来越扎实。
坐冷板凳不一定好受，但坐图书馆的冷板凳，让曹凤岐内心感到非常踏实，也让他在1970年毕业后，收获到了一份来自知识的眷顾。
深厚的学习积累使他脱颖而出，成为少数留校工作者之一，从学生摇身一变而为北京大学的“新工人”，满腔热血的他对未来的执教人生充满了期待。
然而，仅仅3个月后，一场巨大的打击不期而至，父亲因为医疗事故离世，丧父之痛让25岁的他体味到了何谓百转千回。“我担负起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用46元的工资去供养母亲和4个没有成年的妹妹和弟弟。”
一面过着清苦的日子，另一面，作为班主任的曹凤岐，带领学生下厂、下乡，后来被下放到北京汽车厂、京棉三厂、针织总厂当工人。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我都赶上了。”言笑晏晏的曹凤岐说，正是这些年少经历，磨砺了自己的性格，宠辱不惊、淡泊名利。在网上，他开了两个微博与人分享经济观点和人生体悟，如今已经有了600多万粉丝，熟悉不熟悉的人提起他来，总会说，这是一个和蔼的老先生。
尽心教育四十载
留校以后，曹凤岐对今后如何发展很困惑。“做行政工作不是我的长项，也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搞教学科研自己的底子又很薄。”
于是，他找到了当时的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他鼓励我进军教学和科研，而且他说你要开金融课。”在陈岱孙的帮助下，曹凤岐在人民大学研修了两年，奠定了后来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教学和科研的坚实基础。
在接受北大知识给养的同时，一个问题始终令曹凤岐感到忧心，那就是尽管北大在1985年成立经济学院下设了经济管理系，但对管理学科不够重视。于是，在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支持下，以吴校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报告报给教育部，最终得到了“下一批试点学校肯定有北大”的回复。
在开设金融课、拿下MBA培养试点后，接下来的一件事令曹凤岐倍感骄傲，那就是跟厉以宁教授一手推动成立了如今声名远播的光华管理学院。
1993年3月初，作为《证券法》起草小组主要成员，曹凤岐和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厉以宁教授等人去香港征求《证券法》的修改意见，刚巧吴树青校长也因事在香港。
“我同厉教授商量，能否借机同他们当面谈一次建立工商管理学院之事。厉教授很支持，并授权我去谈。”因吴树青校长时间安排很紧，曹凤岐在其下榻处从半夜12点一直等到凌晨1点，这份诚心感动了吴校长。
“我就谈了为什么北大必须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现在看来条件可能不够，但不建立学院条件永远不够。要先建庙，才能有僧人来。”这场谈话从凌晨1点谈到3点多钟，吴树青校长当即拍板，同意建立工商管理学院。“当夜我兴奋得一宿没睡着觉。”年底，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成立。
1994年春天，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尹衍樑，出资1000万美元资助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曹凤岐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
这场资助也使年近半百的曹凤岐饱受质疑。“光华管理学院因为受资助而被说成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于是，他代学校写了报告，汇报了光华管理学院的社会主义方向，才使风波得以平息。
可以说，在北大执教的40多年，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史就是曹凤岐的奋斗史。令他最为骄傲的是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在我培养的学生中，有银行行长，有校长，有教授，还有更多的是金融、证券和基金行业杰出人士，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退休后的曹凤岐依然在为金融学的发展积极奔走，在学生的倡议下，于2011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为金融研究和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力推改革三十秋
改革开放之初，曹凤岐是最早提出建立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1981年7月，36岁的曹凤岐在烟台开过中央银行研讨会后，同厉以宁开始了对股份制的深入探讨。
“当时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1982年到1983年曹凤岐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发现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
“七五”期间，在厉以宁的支持和帮助下，曹凤岐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項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1989年出版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其他具体内容，在股份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此时，反对改革的呼声给曹凤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一个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的会议上，有人就他写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批评和讨论，认为他歪曲马克思主义，对其观点上纲上线。
“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1990年，曹凤岐申请正教授职称，但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提倡股份制而被取消了教授资格。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他才获得教授职称。
“八五”期间，同样在厉以宁的大力支持下，曹凤岐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股份制理论与实践”，1998年出版了《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一书，对我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讨。
改革有了方向，还需要法制来保驾护航。在进行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后，曹凤岐在厉以宁的带领下，参与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和制订工作。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他体味到了种种苦辣酸甜，为了使《证券法》能够真正起到规范作用，宁可丢面子、失风度。最终，这部从1992年酝酿的法律在1999年最终出台，历时7年之久。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风风雨雨梦终成。”
自谦为“布衣常人”的他，见证并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走过的60多年时光，用他自己的话说，“可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一身荣耀伴着一生风雨，诗歌浸润着这位学者的探索路。
平和豁达待人生
“我经历过贫寒和苦难，小时多病，几乎没有人相信我能活到成年。”忆往昔，曹凤岐自己总结成了一句诗：“从小寒家多病体，长大陋室一书生。”
1945年，曹凤岐出生在东北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在他两岁时参军，在他9岁时复员。“全家9口人靠父亲那微薄的工资度日。”1958年，年仅13岁的他患肾结核，仅左肾得以保住。
他从小天资聪颖，名列前茅的成绩让他在1965年顺利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的一名学生。
然而，上大学的第二年就赶上了文革，中断了学业，成为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这一级的学生是被整个社会遗忘的角落”。曹凤岐说，这批学生既不能像文革前的大学生一样安安稳稳在大学里继续学业，也不能像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一样找回失去的10年。“65级的学生是被毁掉的一代”。
回忆总是感慨万千，而在当时，曹凤岐并不甘心，他钻进《资本论》埋头苦读圣贤书，不闻不问风雨声。他的理论基础也越来越扎实。
坐冷板凳不一定好受，但坐图书馆的冷板凳，让曹凤岐内心感到非常踏实，也让他在1970年毕业后，收获到了一份来自知识的眷顾。
深厚的学习积累使他脱颖而出，成为少数留校工作者之一，从学生摇身一变而为北京大学的“新工人”，满腔热血的他对未来的执教人生充满了期待。
然而，仅仅3个月后，一场巨大的打击不期而至，父亲因为医疗事故离世，丧父之痛让25岁的他体味到了何谓百转千回。“我担负起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用46元的工资去供养母亲和4个没有成年的妹妹和弟弟。”
一面过着清苦的日子，另一面，作为班主任的曹凤岐，带领学生下厂、下乡，后来被下放到北京汽车厂、京棉三厂、针织总厂当工人。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我都赶上了。”言笑晏晏的曹凤岐说，正是这些年少经历，磨砺了自己的性格，宠辱不惊、淡泊名利。在网上，他开了两个微博与人分享经济观点和人生体悟，如今已经有了600多万粉丝，熟悉不熟悉的人提起他来，总会说，这是一个和蔼的老先生。
尽心教育四十载
留校以后，曹凤岐对今后如何发展很困惑。“做行政工作不是我的长项，也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搞教学科研自己的底子又很薄。”
于是，他找到了当时的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他鼓励我进军教学和科研，而且他说你要开金融课。”在陈岱孙的帮助下，曹凤岐在人民大学研修了两年，奠定了后来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教学和科研的坚实基础。
在接受北大知识给养的同时，一个问题始终令曹凤岐感到忧心，那就是尽管北大在1985年成立经济学院下设了经济管理系，但对管理学科不够重视。于是，在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支持下，以吴校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报告报给教育部，最终得到了“下一批试点学校肯定有北大”的回复。
在开设金融课、拿下MBA培养试点后，接下来的一件事令曹凤岐倍感骄傲，那就是跟厉以宁教授一手推动成立了如今声名远播的光华管理学院。
1993年3月初，作为《证券法》起草小组主要成员，曹凤岐和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厉以宁教授等人去香港征求《证券法》的修改意见，刚巧吴树青校长也因事在香港。
“我同厉教授商量，能否借机同他们当面谈一次建立工商管理学院之事。厉教授很支持，并授权我去谈。”因吴树青校长时间安排很紧，曹凤岐在其下榻处从半夜12点一直等到凌晨1点，这份诚心感动了吴校长。
“我就谈了为什么北大必须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现在看来条件可能不够，但不建立学院条件永远不够。要先建庙，才能有僧人来。”这场谈话从凌晨1点谈到3点多钟，吴树青校长当即拍板，同意建立工商管理学院。“当夜我兴奋得一宿没睡着觉。”年底，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成立。
1994年春天，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尹衍樑，出资1000万美元资助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曹凤岐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
这场资助也使年近半百的曹凤岐饱受质疑。“光华管理学院因为受资助而被说成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于是，他代学校写了报告，汇报了光华管理学院的社会主义方向，才使风波得以平息。
可以说，在北大执教的40多年，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史就是曹凤岐的奋斗史。令他最为骄傲的是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在我培养的学生中，有银行行长，有校长，有教授，还有更多的是金融、证券和基金行业杰出人士，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退休后的曹凤岐依然在为金融学的发展积极奔走，在学生的倡议下，于2011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为金融研究和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力推改革三十秋
改革开放之初，曹凤岐是最早提出建立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1981年7月，36岁的曹凤岐在烟台开过中央银行研讨会后，同厉以宁开始了对股份制的深入探讨。
“当时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1982年到1983年曹凤岐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发现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
“七五”期间，在厉以宁的支持和帮助下，曹凤岐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項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1989年出版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其他具体内容，在股份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此时，反对改革的呼声给曹凤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一个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的会议上，有人就他写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批评和讨论，认为他歪曲马克思主义，对其观点上纲上线。
“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1990年，曹凤岐申请正教授职称，但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提倡股份制而被取消了教授资格。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他才获得教授职称。
“八五”期间，同样在厉以宁的大力支持下，曹凤岐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股份制理论与实践”，1998年出版了《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一书，对我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讨。
改革有了方向，还需要法制来保驾护航。在进行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后，曹凤岐在厉以宁的带领下，参与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和制订工作。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他体味到了种种苦辣酸甜，为了使《证券法》能够真正起到规范作用，宁可丢面子、失风度。最终，这部从1992年酝酿的法律在1999年最终出台，历时7年之久。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风风雨雨梦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