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感之外,更要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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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朔先生在《精英阶层要有该有的样子》一文中强调“当个统治阶级,在言行举止和道德标准上就要有个统治阶级的样子”,这当然没错。可问题是,如果他们“没有样子”怎么办?南先生说让他们“自杀谢罪”;可如果他们不自杀呢?不但不自杀,而且还洋洋得意地写到日记里,把每笔贪污来的款项都记得清清楚楚,把和每个情妇做爱的感受都写得详详细细,甚至把她们每个人的阴毛和裤头都收集起来,作为今后学术研究的标本,怎么办?
  南先生举例说:“1992年4月,意大利司法大肃贪,从中央到地方有数百人被侦讯或究办,至少有一打的人因为涉及腐弊案而羞愧自裁。前几年日本禽流感,有对养鸡场的老夫妇,因为贪侥幸而将死鸡出售,后来被揭发,这对老夫妇也自杀谢罪。”这当然令人感动,可令人不明白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到“被侦讯或究办”,“被揭发”时才“羞愧自裁”呢?早先时为什么不“羞愧”呢?如果到“被侦讯或究办”,“被揭发”时才“自杀谢罪”的话,那么究竟是法律的力量呢,还是道德的力量呢?我认为是法律的力量。如果“荣耀感”、“廉耻心”真有南先生说的那么神的话,世上就不会有法律,更不会有死刑、监禁等强制措施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创设法律,恰好是因为道德不足以收伏人心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因为伤势太重截了肢,而你却对他大谈吃药的好处,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认为传统文化里的“礼义廉耻”不好,更没有人认为“恬不知耻”比“知耻后勇”还好;问题是当一个时代或社会的统治者普遍失去廉耻,他们不但没有“统治阶级的样子”,连“被统治阶级的样子”也没有时,只谈“荣耀感”和廉耻,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实际上即使在英美那些“绅士风度”、“骑士传统”很深厚的国家,人们也主要依靠法治的力量,而不是空谈什么“文化心理的价值建构”。如果“荣誉感”、“礼义廉耻”真能解决问题的话,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西方也用不着搞弹劾、舆论监督以及分权制衡等制度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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