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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峰会谈判让人惊奇地看到非洲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崛起，这些最穷的、应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国家第一次派出他们的谈判小组，甚至在谈判中愤然离席。虽然最终西方世界主导了议程，但非洲让世界知道，它在全球新的气候变化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09年12月中旬，在冰冷的哥本哈根，人们一度渴望奇迹出现，如同好莱坞影片《2012》一样，为了避免全球升温过快导致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中美两国联手领导世界各国拯救地球。然而，全球190多个国家的4.5万名谈判代表，在经过接连两周的艰苦谈判后，仍未能就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继续增长达成一致。大会最后两天举行的领袖峰会黯然落幕，留下一个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力的“有意义的协议”，并把规定各国中期减排目标和明确发达国家援助方式的压力，推给了将于2010年12月在墨西哥举办的全球气候大会。
气候峰会撞上经济萧条
从印尼的巴厘岛到丹麦的哥本哈根，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精心准备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因为2008年秋延续至今的全球经济不振，而有釜底抽薪般的挫败预感。
尽管除英国、西班牙以外的全球大型富裕国家在2009年中再度开始增长，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已接近9％。这些国家很少能够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减排指标，遑论在2012年-2020年接受比第一承诺期减排强度更大的任务摊派。至于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中国提及西方每年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4000亿美元，欧盟则只接受1000亿欧元(1500亿美元)的上限。
尽管按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现在就达成合理的全球协议，为避免全球升温超过2摄氏度所需的花费仅仅占全球年产出的1％，但考虑到一年多来光拯救银行就已花费了全球产能的5％，要再固定每年拿出这1％的开销，的确超出了不少国家的财政负荷极限。例如，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债务额几乎是GDP的两倍；美国国债眼下超过n万亿美元，白宫预计2009财年国债约相当于GDP的56％。即便是中国。国债发行占GDP的比重也达到22％，虽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5％，但完全独立自主减排给财政带来的压力也不会小。
问题不只是财政，私人投资者也在弃清洁能源而去。清洁能源工业在信用紧缩中受害尤甚。一些银行正遭受最严重的危机，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莱曼兄弟、华盛顿互惠银行和富通，他们同时也是清洁能源最大的资金来源。对该部门的投资在2008年末大幅下降，股价同样暴跌。由于化石燃料储存能源的方式，高污染工业的生产过程变得极为诱人的廉价，挤压了低碳产品的生存空间。而在荷包普遍缩水的情况下，没有几个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产品额外付费。比如英航在过去4年里提供碳补偿项目，发现只有3％左右的顾客会购买。
当气候议题撞上经济萧条，遭遇的不仅是资金短缺和民众冷遇，还有对一些国家来说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美国的减排法案被国会参议院拒之门外，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奥巴马当前忙的是医保改革和金融改革，而非为半年前在众院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解套。根据华盛顿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洛·刘易斯的推断，奥巴马上台之后似乎表现出了抛弃克林顿-戈尔对待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外促内”的姿态，希望先在国内形成法案再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谈判。对白宫而言，如果坚持签署协议把美国“京都化”，就将承担全部后果，他们不会这么做。美国众议院全球变暖特别委员会成员哈兰·华生也认为，由于各方分歧巨大，奥巴马出席哥本哈根峰会只是表明美国愿意将有关谈判进行下去。
大会召开前夕的12月2日，澳大利亚参议院第二次否决了政府提出的碳减排计划法案，使澳总理陆克文携减排法案参加哥本哈根大会的计划成为泡影。可见，即使在人均排污量最大、减排计划广受欢迎的澳大利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统一意见也并非易事。
这样，尽管本次气候大会的召集人和协调人、来自荷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夫·德布尔在会议期间偏向替发展中国家说话，有时候甚至用强硬的态度要求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但是除了欧盟，美日澳等国都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就注定了在哥本哈根登场的会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全球“假面”派对。
谈判有如“捉迷藏游戏”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如此靠近地聚在一起，来讨论如此重要的事情。”美国环保协会全球气候项目主任彼得·戈德马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大会也是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联合国会议。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组织的会议。哥本哈根小城根本接待不了世界各地潮涌而来的记者，安保措施过严导致证件没贴相片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几度被拒绝入场；会场外，12月13日一个大型集会现场发生了暴力事件，警方逮捕了968人，16日抗议者试图冲击气候大会会场，警方又逮捕了230人。而从开会程序上说，草案所有条款均需与会国一致同意的表决方式，限制了具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出台；大会倒数第四天，被指偏袒发达国家的丹麦前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辞去大会主席一职，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任，增加了会议组织筹备的草率感。
与会国代表分为几大阵营，如包括美日澳等国的“伞形集团”，由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传统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哥斯达黎加等10国组成的“雨林国家联盟”，由马尔代夫、图瓦卢等国组成的“小岛国联盟”等等。它们彼此攻讦，无论是“丹麦草案”还是“北京文本”，一出台就被对立阵营冷嘲热讽。
混乱吵闹的会议上，“77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卢蒙巴·迪亚平谴责美欧及其盟国试图“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那样”操控谈判，“破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义务平衡”，并称工业化国家负有承担最主要义务的“历史责任”。发达国家则要求中国、印度等在减低碳排放密度方面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使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尽快由上升转为下降，并且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组织的“可量度、可报告与可核实(MRV)，，三可排放认证。而中印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同意抑制碳排放的未来增长，并拒绝接受独立验证。
现场观摩了哥本哈根大会的戈德马克，形容整个会议如同义卖市场一样混乱，又同球赛一样激烈，各国玩尽捉迷藏游戏，互相角力，像幼儿园一样喧闹。戈德马克认为，“这是用一种相当原始和混乱的方式，来讨论这个星球最重要的事情……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高效和公平的做法，但却没有其他选择。”
由于之前部长级会议未能达成共识，12月18日，峰会结束的倒数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出场，并 提出每年1000亿美元的减排援助资金承诺，却未提具体细节，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减排信息透明和检测问题。当天下午，奥巴马和“基础四国”领导人闭门会晤，随后签署一份五国版的临时协议，并得到28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认可。这项协议认同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的科学观点，呼吁发达国家在2010年～2012年每年援助100亿美元，之后一直到2020年每年援助1000亿美元。临时协议没有提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没有提2010年底要达成协议以及监测验证问题。之后各大国元首纷纷离场。
“实际上，从奥巴马宣布协议达成这一刻起，败局已定。这样的协议，没有征求欧盟的意见，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毫不知情。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接受。”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团成员李雁这么回忆道。
她在博客中记录说，“当天午夜，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主席召集媒体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将不会接受这份‘协议’，因为里面既丝毫不能反映全球减排的雄心，也没有对最脆弱国家的关注，宁愿明年从头再谈。而欧盟则宣布他们将维持现有的20％减排目标。至此，之前德、法、英力图提高欧盟减排目标到30％的努力失败。巴罗佐在发布会上苦涩自嘲：都没有人来跟我们提过这个要求。”
“到第二天，除了马尔代夫总统外，所有元首都先后飞走。欧盟也开始接受现实，支持五国临时协议，尽管拉美国家排队发言，反对把它作为大会的决议。苏丹坚决要求不在大会决议里提(五国版协议中的)一个字。马尔代夫则夹在中间，恳求通过某种形式保留住这个共识，里面至少有可以立即执行的300亿美元。”
对于会议最后一天的加时讨论，中国报纸也作了精彩描述：“77国集团”代表卢蒙巴·迪亚平说，美国和“基础四国”达成协议后，径直要求哥本哈根大会通过，这简直是要非洲签署一份自杀协议。“我们不会因为接受1000亿美元的贿款，就去毁灭非洲”。因本国可能最早被海水淹没而要求将全球气候升温严格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图瓦卢代表弗莱则说：“看起来像是有人给我们一些银子，要我们出卖人民和我们的将来。”此后，沙特、马尔代夫、格拉纳达等国的代表们也纷纷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讲，委内瑞拉代表卡尔德拉甚至自残手掌以示不满。结果，这个奥巴马宣布“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协议还是没能成为大会的最终文本。
作为补救性质的文本，大会最后达成的协议只有寥寥数页，不但各国未做出具实质意义的承诺，甚至协议本身都不需要任何缔约国签字，而只是作为一项共识存在，协议附件中还同时罗列了支持和反对协议的国家名单。对此，环保组织痛心不已，“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库米·奈都发表声明称，两年的辛苦准备，两周的艰难磋商，却在最后两小时达成一个缺乏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实乃坐失良机。“过去一年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显示愿意接受减排负担，但在最后，失败却主要由于富有的发达国家，他们在引起气候变化上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特别是美国，没有担当任何领导责任，将整个谈判给拖延下来。”
面对一场精心准备、着力渲染的宴席，各方嘉宾高调出席摆足姿态，吸引全球的注意力，最后却悄然退场，不仅让环保组织和希望减排的民众大失所望，更是让从事减排努力的国际企业丧失动力，给未来蒙上一层阴影。12月22日，欧盟碳排放价格大幅下挫10个百分点，沉重打击了碳交易计划的信心，让企业界对低碳新技术的投资望而却步。
新的多极世界的缩影
“这次会议最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它最终没有以失败告终，193个国家全部都同意认为，气候变化代表着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彻底地改变地球的能源结构。”富布赖特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环境法项目主任罗伯特·佩西瓦尔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他认为，在会议召开前的期望已经很低，过去几年谈判进展缓慢，奥巴马政府曾一度希望不出席最后谈判，因而此次会议未能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国际协议和实际意义的减排承诺并不奇怪，但随着气候变化贻害未来的日渐明显，各国国内政治压力必然要求做出更多的减排行动和努力。
“哥本哈根会议反映了全球政治改变的现实，中国、印度和巴西现在经济快速增长，变得极为重要，而它们与其他G77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不一致。”佩西瓦尔教授表示。
英国《卫报》特别关注到非洲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崛起。这些最穷的、应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国家第一次派出他们的谈判小组，甚至在谈判中愤然离席。他们为这些穷国争取了更多的谈判余地，他们要求发达国家最大限度地减排，虽然最终西方世界主导了议程。但非洲让世界知道，它在全球新的气候变化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英国《金融时报》更进一步地称，此次哥本哈根峰会似乎是新的多极世界的缩影，旧的世界格局也似乎在被颠覆，而吵闹的局面预示的可能是一个混乱的未来。
的确，在会议结束后，各方仍然指责不断，在哥本哈根未能一展风采的英国首相布朗12月22日在继其能源和气候大臣指责中国、苏丹及玻利维亚等国试图“劫持”气候谈判议程后，再次站出来指责说气候变化协议受到威胁，并呼吁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行改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参加完哥本哈根大会接受一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峰会根本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故障，而不是奥巴马总统说的史无前例的突破。”
尽管如此，美国不少外交专家认为，这次峰会让美国重新回归全球气候议题的主导地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外交政策研究员瓦尔特·米德在知名新闻网站politico.com上撰文表示，奥巴马以积极活跃的外交姿态主导了此次国际峰会，证明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也显而易见成为讨论中仅次于美国的最重要的声音，中美两国同印度、南非、巴西一起起草了这次国际气候变化的协议，而欧洲甚至被排除在五国起草哥本哈根协议之外。
未来怎么办?
以研究能源问题闻名的丹尼尔·耶金在《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与权力的斗争》一书中波澜壮阔地描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血液”——石油的历史，从20世纪人类在宾夕法尼亚州打出第一口油井，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石油危机、伊拉克战争，石油成为现代工业的战略命脉和国际冲突的根源。
在世界各国每年浪费数千亿美元用于补贴化石燃料使用的同时，却直接恶化了气候变化局势，为可持续发展设置了人为障碍。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IIED)的新闻发言人迈克·沙拉汉表示，气候变化的根本问题是生存问题，“全球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90亿，实际上气候变化不是根本问题，根源是人类如何有效地使用和管理地球上仅有的资源”。
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最新出版了《地球又热又平又挤》一书，探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革命。在他看来，唯一能够让人们真正保护地球母亲的是运用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引擎自动启动，通过监管和刺激，推动清洁能源创新、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变化。他在最新专栏中写道：“冷战时期我们有太空竞赛，看谁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今天，我们要进行地球竞赛，在市场竞争基础上，一个更可持续、低排放的发展才是最优的。”
美国环保协会全球气候项目主任戈德马克认为，从哥本哈根这个平台出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工作需要继续前进，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而下一步需要逾越的高峰是，让《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一步将完全是由美国人决定，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之后，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上的谈判地位将发生变化。
2009年12月中旬，在冰冷的哥本哈根，人们一度渴望奇迹出现，如同好莱坞影片《2012》一样，为了避免全球升温过快导致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中美两国联手领导世界各国拯救地球。然而，全球190多个国家的4.5万名谈判代表，在经过接连两周的艰苦谈判后，仍未能就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继续增长达成一致。大会最后两天举行的领袖峰会黯然落幕，留下一个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力的“有意义的协议”，并把规定各国中期减排目标和明确发达国家援助方式的压力，推给了将于2010年12月在墨西哥举办的全球气候大会。
气候峰会撞上经济萧条
从印尼的巴厘岛到丹麦的哥本哈根，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精心准备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因为2008年秋延续至今的全球经济不振，而有釜底抽薪般的挫败预感。
尽管除英国、西班牙以外的全球大型富裕国家在2009年中再度开始增长，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已接近9％。这些国家很少能够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减排指标，遑论在2012年-2020年接受比第一承诺期减排强度更大的任务摊派。至于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中国提及西方每年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4000亿美元，欧盟则只接受1000亿欧元(1500亿美元)的上限。
尽管按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现在就达成合理的全球协议，为避免全球升温超过2摄氏度所需的花费仅仅占全球年产出的1％，但考虑到一年多来光拯救银行就已花费了全球产能的5％，要再固定每年拿出这1％的开销，的确超出了不少国家的财政负荷极限。例如，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债务额几乎是GDP的两倍；美国国债眼下超过n万亿美元，白宫预计2009财年国债约相当于GDP的56％。即便是中国。国债发行占GDP的比重也达到22％，虽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5％，但完全独立自主减排给财政带来的压力也不会小。
问题不只是财政，私人投资者也在弃清洁能源而去。清洁能源工业在信用紧缩中受害尤甚。一些银行正遭受最严重的危机，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莱曼兄弟、华盛顿互惠银行和富通，他们同时也是清洁能源最大的资金来源。对该部门的投资在2008年末大幅下降，股价同样暴跌。由于化石燃料储存能源的方式，高污染工业的生产过程变得极为诱人的廉价，挤压了低碳产品的生存空间。而在荷包普遍缩水的情况下，没有几个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产品额外付费。比如英航在过去4年里提供碳补偿项目，发现只有3％左右的顾客会购买。
当气候议题撞上经济萧条，遭遇的不仅是资金短缺和民众冷遇，还有对一些国家来说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美国的减排法案被国会参议院拒之门外，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奥巴马当前忙的是医保改革和金融改革，而非为半年前在众院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解套。根据华盛顿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洛·刘易斯的推断，奥巴马上台之后似乎表现出了抛弃克林顿-戈尔对待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外促内”的姿态，希望先在国内形成法案再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谈判。对白宫而言，如果坚持签署协议把美国“京都化”，就将承担全部后果，他们不会这么做。美国众议院全球变暖特别委员会成员哈兰·华生也认为，由于各方分歧巨大，奥巴马出席哥本哈根峰会只是表明美国愿意将有关谈判进行下去。
大会召开前夕的12月2日，澳大利亚参议院第二次否决了政府提出的碳减排计划法案，使澳总理陆克文携减排法案参加哥本哈根大会的计划成为泡影。可见，即使在人均排污量最大、减排计划广受欢迎的澳大利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统一意见也并非易事。
这样，尽管本次气候大会的召集人和协调人、来自荷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夫·德布尔在会议期间偏向替发展中国家说话，有时候甚至用强硬的态度要求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但是除了欧盟，美日澳等国都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就注定了在哥本哈根登场的会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全球“假面”派对。
谈判有如“捉迷藏游戏”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如此靠近地聚在一起，来讨论如此重要的事情。”美国环保协会全球气候项目主任彼得·戈德马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大会也是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联合国会议。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组织的会议。哥本哈根小城根本接待不了世界各地潮涌而来的记者，安保措施过严导致证件没贴相片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几度被拒绝入场；会场外，12月13日一个大型集会现场发生了暴力事件，警方逮捕了968人，16日抗议者试图冲击气候大会会场，警方又逮捕了230人。而从开会程序上说，草案所有条款均需与会国一致同意的表决方式，限制了具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出台；大会倒数第四天，被指偏袒发达国家的丹麦前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辞去大会主席一职，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任，增加了会议组织筹备的草率感。
与会国代表分为几大阵营，如包括美日澳等国的“伞形集团”，由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传统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哥斯达黎加等10国组成的“雨林国家联盟”，由马尔代夫、图瓦卢等国组成的“小岛国联盟”等等。它们彼此攻讦，无论是“丹麦草案”还是“北京文本”，一出台就被对立阵营冷嘲热讽。
混乱吵闹的会议上，“77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卢蒙巴·迪亚平谴责美欧及其盟国试图“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那样”操控谈判，“破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义务平衡”，并称工业化国家负有承担最主要义务的“历史责任”。发达国家则要求中国、印度等在减低碳排放密度方面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使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尽快由上升转为下降，并且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组织的“可量度、可报告与可核实(MRV)，，三可排放认证。而中印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同意抑制碳排放的未来增长，并拒绝接受独立验证。
现场观摩了哥本哈根大会的戈德马克，形容整个会议如同义卖市场一样混乱，又同球赛一样激烈，各国玩尽捉迷藏游戏，互相角力，像幼儿园一样喧闹。戈德马克认为，“这是用一种相当原始和混乱的方式，来讨论这个星球最重要的事情……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高效和公平的做法，但却没有其他选择。”
由于之前部长级会议未能达成共识，12月18日，峰会结束的倒数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出场，并 提出每年1000亿美元的减排援助资金承诺，却未提具体细节，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减排信息透明和检测问题。当天下午，奥巴马和“基础四国”领导人闭门会晤，随后签署一份五国版的临时协议，并得到28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认可。这项协议认同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的科学观点，呼吁发达国家在2010年～2012年每年援助100亿美元，之后一直到2020年每年援助1000亿美元。临时协议没有提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没有提2010年底要达成协议以及监测验证问题。之后各大国元首纷纷离场。
“实际上，从奥巴马宣布协议达成这一刻起，败局已定。这样的协议，没有征求欧盟的意见，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毫不知情。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接受。”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团成员李雁这么回忆道。
她在博客中记录说，“当天午夜，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主席召集媒体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将不会接受这份‘协议’，因为里面既丝毫不能反映全球减排的雄心，也没有对最脆弱国家的关注，宁愿明年从头再谈。而欧盟则宣布他们将维持现有的20％减排目标。至此，之前德、法、英力图提高欧盟减排目标到30％的努力失败。巴罗佐在发布会上苦涩自嘲：都没有人来跟我们提过这个要求。”
“到第二天，除了马尔代夫总统外，所有元首都先后飞走。欧盟也开始接受现实，支持五国临时协议，尽管拉美国家排队发言，反对把它作为大会的决议。苏丹坚决要求不在大会决议里提(五国版协议中的)一个字。马尔代夫则夹在中间，恳求通过某种形式保留住这个共识，里面至少有可以立即执行的300亿美元。”
对于会议最后一天的加时讨论，中国报纸也作了精彩描述：“77国集团”代表卢蒙巴·迪亚平说，美国和“基础四国”达成协议后，径直要求哥本哈根大会通过，这简直是要非洲签署一份自杀协议。“我们不会因为接受1000亿美元的贿款，就去毁灭非洲”。因本国可能最早被海水淹没而要求将全球气候升温严格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图瓦卢代表弗莱则说：“看起来像是有人给我们一些银子，要我们出卖人民和我们的将来。”此后，沙特、马尔代夫、格拉纳达等国的代表们也纷纷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讲，委内瑞拉代表卡尔德拉甚至自残手掌以示不满。结果，这个奥巴马宣布“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协议还是没能成为大会的最终文本。
作为补救性质的文本，大会最后达成的协议只有寥寥数页，不但各国未做出具实质意义的承诺，甚至协议本身都不需要任何缔约国签字，而只是作为一项共识存在，协议附件中还同时罗列了支持和反对协议的国家名单。对此，环保组织痛心不已，“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库米·奈都发表声明称，两年的辛苦准备，两周的艰难磋商，却在最后两小时达成一个缺乏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实乃坐失良机。“过去一年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显示愿意接受减排负担，但在最后，失败却主要由于富有的发达国家，他们在引起气候变化上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特别是美国，没有担当任何领导责任，将整个谈判给拖延下来。”
面对一场精心准备、着力渲染的宴席，各方嘉宾高调出席摆足姿态，吸引全球的注意力，最后却悄然退场，不仅让环保组织和希望减排的民众大失所望，更是让从事减排努力的国际企业丧失动力，给未来蒙上一层阴影。12月22日，欧盟碳排放价格大幅下挫10个百分点，沉重打击了碳交易计划的信心，让企业界对低碳新技术的投资望而却步。
新的多极世界的缩影
“这次会议最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它最终没有以失败告终，193个国家全部都同意认为，气候变化代表着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彻底地改变地球的能源结构。”富布赖特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环境法项目主任罗伯特·佩西瓦尔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他认为，在会议召开前的期望已经很低，过去几年谈判进展缓慢，奥巴马政府曾一度希望不出席最后谈判，因而此次会议未能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国际协议和实际意义的减排承诺并不奇怪，但随着气候变化贻害未来的日渐明显，各国国内政治压力必然要求做出更多的减排行动和努力。
“哥本哈根会议反映了全球政治改变的现实，中国、印度和巴西现在经济快速增长，变得极为重要，而它们与其他G77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不一致。”佩西瓦尔教授表示。
英国《卫报》特别关注到非洲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崛起。这些最穷的、应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国家第一次派出他们的谈判小组，甚至在谈判中愤然离席。他们为这些穷国争取了更多的谈判余地，他们要求发达国家最大限度地减排，虽然最终西方世界主导了议程。但非洲让世界知道，它在全球新的气候变化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英国《金融时报》更进一步地称，此次哥本哈根峰会似乎是新的多极世界的缩影，旧的世界格局也似乎在被颠覆，而吵闹的局面预示的可能是一个混乱的未来。
的确，在会议结束后，各方仍然指责不断，在哥本哈根未能一展风采的英国首相布朗12月22日在继其能源和气候大臣指责中国、苏丹及玻利维亚等国试图“劫持”气候谈判议程后，再次站出来指责说气候变化协议受到威胁，并呼吁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行改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参加完哥本哈根大会接受一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峰会根本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故障，而不是奥巴马总统说的史无前例的突破。”
尽管如此，美国不少外交专家认为，这次峰会让美国重新回归全球气候议题的主导地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外交政策研究员瓦尔特·米德在知名新闻网站politico.com上撰文表示，奥巴马以积极活跃的外交姿态主导了此次国际峰会，证明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也显而易见成为讨论中仅次于美国的最重要的声音，中美两国同印度、南非、巴西一起起草了这次国际气候变化的协议，而欧洲甚至被排除在五国起草哥本哈根协议之外。
未来怎么办?
以研究能源问题闻名的丹尼尔·耶金在《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与权力的斗争》一书中波澜壮阔地描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血液”——石油的历史，从20世纪人类在宾夕法尼亚州打出第一口油井，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石油危机、伊拉克战争，石油成为现代工业的战略命脉和国际冲突的根源。
在世界各国每年浪费数千亿美元用于补贴化石燃料使用的同时，却直接恶化了气候变化局势，为可持续发展设置了人为障碍。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IIED)的新闻发言人迈克·沙拉汉表示，气候变化的根本问题是生存问题，“全球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90亿，实际上气候变化不是根本问题，根源是人类如何有效地使用和管理地球上仅有的资源”。
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最新出版了《地球又热又平又挤》一书，探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革命。在他看来，唯一能够让人们真正保护地球母亲的是运用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引擎自动启动，通过监管和刺激，推动清洁能源创新、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变化。他在最新专栏中写道：“冷战时期我们有太空竞赛，看谁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今天，我们要进行地球竞赛，在市场竞争基础上，一个更可持续、低排放的发展才是最优的。”
美国环保协会全球气候项目主任戈德马克认为，从哥本哈根这个平台出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工作需要继续前进，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而下一步需要逾越的高峰是，让《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一步将完全是由美国人决定，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之后，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上的谈判地位将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