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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以提升国民幸福总值为施政目标，进而推动建立分享式的民主。这不仅是“中国模式”的转型问题，也是国民生活模式的转型。
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莱恩的《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一书，他研究了市场民主制度下的幸福流失问题，开政治学研究快乐之先河。政治关乎人人的快乐和幸福，各国政治家们的推动，使得婚姻合约、职业转移、环境保护、公民自由等方面显示出更多的制度灵活性和人文关注。
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紧密，一旦超过了一定水平线，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荷兰Erasmus大学的Veenhonen教授对中国做了3次幸福指数调查，1990年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非货币价值财富
快乐经济学家、浙江财经大学教授陈慧雄向记者证实，最近几年国内外调查都显示，中国国民的幸福感没有什么提高，反而是下降的，他将之概括为“经济有发展，快乐无提高”。“归根结底是政府以GDP为中心，传导到企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传导到个人，个人以财富增值最大化为中心，这样就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这样传递的链条。整个社会变成—个功利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陈慧雄说。
痴心研究国民幸福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国栋则对记者说：“在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人的追求必然要向精神层面提升。在追求温饱的年代，人们见面通常问‘吃了没有?’；当达到小康后，人们将更关心‘我幸福吗?’。发展为了人，发展也必须改造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必须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而幸福指数在这方面能起到引导作用。发展要依靠人，只有依靠与时俱进的人，才会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机制不断满足国人的物质需要。进入新时期，“和谐社会”被树立为新目标，反映中国人开始寻找货币价值财富和非货币价值财富的平衡点。2010年中国政协新年茶话会，胡锦涛致词，再次使用了“扩大人民民主”的表述，这种价值定位一旦转换成制度供给，必将有助于增进国民非货币价值财富。
增进国民非货币价值财富，执政者主要从事制度供给，比如积极推进意识形态变迁，为“自由、民主、富强”提供制度构建。
分享式的民主
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何衡量呢?
不丹国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程国栋院士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交提案《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这位科学家将“政治自由”要素排在第一位，“政治自由指尊重广大公民在当前的政体下所拥有的最大政治权益，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提高政治上的透明程度。这对防止腐败和私下交易的作用一目了然。”
当年，现任英国首相布朗发布的一份报告《Eeo-Economy Update》指出，按现有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31年达到美国2004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3.8万美元。如果中国在2031年同美国目前一样消费，则2031年中国将消费13.52亿吨小麦，相当于2004年全世界20亿吨小麦总产量的2／3；中国在2031年肉类消费量将从0.64亿吨增至1.81亿吨，大约是当前全球肉类总产量2.39亿吨的4／5；2031年中国每天将消费0.99亿桶石油，超过当前全世界每天的最高生产量0.79亿桶；中国总的钢铁使用量也将从当前2.58亿吨增长到5.11亿吨，比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前总消费量还要大；中国将在2031年拥有11亿辆汽车——超过当前全世界汽车7.59亿辆。为这些汽车铺设道路、高速公路、停车点所需的土地，接近中国水稻的种植面积。布朗据此指出西方以化石燃料为基础、汽车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并不适合中国。
基于此，程国栋建议国家实施CNH(国民幸福总值)目标战略，并列出四条指导方针，一是聚焦贫困人口，二是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关注文化发展，四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益。程国栋将“聚焦贫困人口”排第一位，又有深意：“消除贫困要求停止对经济增长和消费的迷恋，要求我们改变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关心贫困人口的福利，能使政府更了解贫困人口的需求，才有可能建立分享式的民主，建立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最佳社会政府形式。”
程国栋深谋远虑：以提升国民幸福总值为施政目标，进而推动建立分享式的民主。事实上，根据Veenhoven教授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幸福情况差异巨大，其中80％的差异可以利用社会特征的差异解释，比如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相互信任。在我国，以浙江为例，尽管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但由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城乡居民苦乐体验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这是为何?
陈慧雄分析道：“中国过往的改革，明显表现出‘强势主体利益’主导下的发展方向，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过度受损。强势主体利用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倾向于强势主体一边。资本是强势的，权力也是强势的，所有强势的力量形成一股合力，一齐欺压弱势群体，结果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本质上，这是—个政治民主问题。
事实上，专家们都已经意识到，中国下一步改革，关于幸福的发展战略，开放公民自由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成为核心议题。这不仅是“中国模式”的转型问题，也是国民生活模式的转型，民主也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分蛋糕”的方法。正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言，民主决定经济的品质，产业升级需要制度环境；民主决定生活的品质，更少的辛劳与更公平的机会；民主决定精神的品质，更有尊严更具责任。
价值中枢
陈慧雄曾研究日本人的快乐指数。在日本大阪时，陈慧雄参观福井大学附近的医院、公园。陪同的凌星光教授对他介绍，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相当普及，农民工人，应保尽保。而公园则免费开放，自划船不用付费。凌星光说，日本已经是一个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国家了。许多东西都可以供免费享用，这是公共福利的改善。
“这大大地有利于快乐指数的提高。”陈慧雄指出，日本的基尼系数较低，收入比较平等，加上劳动保障制度比较完善。老人的后顾之忧较少。日本老人很多，看上去却很健康。不过，陈慧雄也观察到，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中国高约30倍，人均储蓄12万美元，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储蓄水平是7万美元，显示了日本国民的偏于保守的消费心理。“日本人在用钱问题上的快乐指数不是很高，钱多的不一定快乐，在日本得到了一定应验。”
反观中国，执政党提出“和谐社会”施政目标时，定了6个方面内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间则广为流传一则“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二者具有则“和谐”达矣。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评价这个“拆字解释”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全民共识”。
“和谐社会”法国思想家傅立叶早就提出来过。他给人类描绘了这样一种制度图景：未来社会中，人们的三大类十二种欲望将形成一种统一的和谐欲望。这是一种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的欲望。在这种欲望满足之中，社会形成一种和谐制度，它使妇女彻底解放，使个人幸福与一切人的幸福相一致，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情欲与爱好之中。
中国必将面临一场执政理念的拓展、蜕变和重建，以GDP为中心的时代转向以CNH(国民幸福总值)为中心的时代。施政将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向度，注重道德境界含义，真正走向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世界大国。“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目标，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应该成为我们立法和道德的基础，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应该成为我们最高的宗旨和法则。”陈慧雄说。
“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这应成为中国的“价值中枢”。
中国必将面临一场执政理念的拓展、蜕变和重建，以GDP为中心的时代转向以GNH(国民幸福总值)为中心的时代，施政将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向度，注重道德境界含义。
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莱恩的《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一书，他研究了市场民主制度下的幸福流失问题，开政治学研究快乐之先河。政治关乎人人的快乐和幸福，各国政治家们的推动，使得婚姻合约、职业转移、环境保护、公民自由等方面显示出更多的制度灵活性和人文关注。
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紧密，一旦超过了一定水平线，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荷兰Erasmus大学的Veenhonen教授对中国做了3次幸福指数调查，1990年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非货币价值财富
快乐经济学家、浙江财经大学教授陈慧雄向记者证实，最近几年国内外调查都显示，中国国民的幸福感没有什么提高，反而是下降的，他将之概括为“经济有发展，快乐无提高”。“归根结底是政府以GDP为中心，传导到企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传导到个人，个人以财富增值最大化为中心，这样就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这样传递的链条。整个社会变成—个功利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陈慧雄说。
痴心研究国民幸福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国栋则对记者说：“在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人的追求必然要向精神层面提升。在追求温饱的年代，人们见面通常问‘吃了没有?’；当达到小康后，人们将更关心‘我幸福吗?’。发展为了人，发展也必须改造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必须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而幸福指数在这方面能起到引导作用。发展要依靠人，只有依靠与时俱进的人，才会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机制不断满足国人的物质需要。进入新时期，“和谐社会”被树立为新目标，反映中国人开始寻找货币价值财富和非货币价值财富的平衡点。2010年中国政协新年茶话会，胡锦涛致词，再次使用了“扩大人民民主”的表述，这种价值定位一旦转换成制度供给，必将有助于增进国民非货币价值财富。
增进国民非货币价值财富，执政者主要从事制度供给，比如积极推进意识形态变迁，为“自由、民主、富强”提供制度构建。
分享式的民主
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何衡量呢?
不丹国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程国栋院士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交提案《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这位科学家将“政治自由”要素排在第一位，“政治自由指尊重广大公民在当前的政体下所拥有的最大政治权益，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提高政治上的透明程度。这对防止腐败和私下交易的作用一目了然。”
当年，现任英国首相布朗发布的一份报告《Eeo-Economy Update》指出，按现有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31年达到美国2004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3.8万美元。如果中国在2031年同美国目前一样消费，则2031年中国将消费13.52亿吨小麦，相当于2004年全世界20亿吨小麦总产量的2／3；中国在2031年肉类消费量将从0.64亿吨增至1.81亿吨，大约是当前全球肉类总产量2.39亿吨的4／5；2031年中国每天将消费0.99亿桶石油，超过当前全世界每天的最高生产量0.79亿桶；中国总的钢铁使用量也将从当前2.58亿吨增长到5.11亿吨，比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前总消费量还要大；中国将在2031年拥有11亿辆汽车——超过当前全世界汽车7.59亿辆。为这些汽车铺设道路、高速公路、停车点所需的土地，接近中国水稻的种植面积。布朗据此指出西方以化石燃料为基础、汽车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并不适合中国。
基于此，程国栋建议国家实施CNH(国民幸福总值)目标战略，并列出四条指导方针，一是聚焦贫困人口，二是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关注文化发展，四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益。程国栋将“聚焦贫困人口”排第一位，又有深意：“消除贫困要求停止对经济增长和消费的迷恋，要求我们改变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关心贫困人口的福利，能使政府更了解贫困人口的需求，才有可能建立分享式的民主，建立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最佳社会政府形式。”
程国栋深谋远虑：以提升国民幸福总值为施政目标，进而推动建立分享式的民主。事实上，根据Veenhoven教授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幸福情况差异巨大，其中80％的差异可以利用社会特征的差异解释，比如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相互信任。在我国，以浙江为例，尽管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但由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城乡居民苦乐体验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这是为何?
陈慧雄分析道：“中国过往的改革，明显表现出‘强势主体利益’主导下的发展方向，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过度受损。强势主体利用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倾向于强势主体一边。资本是强势的，权力也是强势的，所有强势的力量形成一股合力，一齐欺压弱势群体，结果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本质上，这是—个政治民主问题。
事实上，专家们都已经意识到，中国下一步改革，关于幸福的发展战略，开放公民自由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成为核心议题。这不仅是“中国模式”的转型问题，也是国民生活模式的转型，民主也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分蛋糕”的方法。正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言，民主决定经济的品质，产业升级需要制度环境；民主决定生活的品质，更少的辛劳与更公平的机会；民主决定精神的品质，更有尊严更具责任。
价值中枢
陈慧雄曾研究日本人的快乐指数。在日本大阪时，陈慧雄参观福井大学附近的医院、公园。陪同的凌星光教授对他介绍，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相当普及，农民工人，应保尽保。而公园则免费开放，自划船不用付费。凌星光说，日本已经是一个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国家了。许多东西都可以供免费享用，这是公共福利的改善。
“这大大地有利于快乐指数的提高。”陈慧雄指出，日本的基尼系数较低，收入比较平等，加上劳动保障制度比较完善。老人的后顾之忧较少。日本老人很多，看上去却很健康。不过，陈慧雄也观察到，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中国高约30倍，人均储蓄12万美元，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储蓄水平是7万美元，显示了日本国民的偏于保守的消费心理。“日本人在用钱问题上的快乐指数不是很高，钱多的不一定快乐，在日本得到了一定应验。”
反观中国，执政党提出“和谐社会”施政目标时，定了6个方面内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间则广为流传一则“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二者具有则“和谐”达矣。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评价这个“拆字解释”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全民共识”。
“和谐社会”法国思想家傅立叶早就提出来过。他给人类描绘了这样一种制度图景：未来社会中，人们的三大类十二种欲望将形成一种统一的和谐欲望。这是一种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的欲望。在这种欲望满足之中，社会形成一种和谐制度，它使妇女彻底解放，使个人幸福与一切人的幸福相一致，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情欲与爱好之中。
中国必将面临一场执政理念的拓展、蜕变和重建，以GDP为中心的时代转向以CNH(国民幸福总值)为中心的时代。施政将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向度，注重道德境界含义，真正走向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世界大国。“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目标，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应该成为我们立法和道德的基础，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应该成为我们最高的宗旨和法则。”陈慧雄说。
“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这应成为中国的“价值中枢”。
中国必将面临一场执政理念的拓展、蜕变和重建，以GDP为中心的时代转向以GNH(国民幸福总值)为中心的时代，施政将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向度，注重道德境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