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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9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那些曾经耳熟能详，如今只在课本里、政治考试中才能看到的政治名词，重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群众路线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一个。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到重庆、河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迎来90岁生日的时候，群众工作又成为最强势的政治话语和最时髦的政治潮流。
事实上，如何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90年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核心的命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群众”还是“共产党”，这些名词的内涵到外延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官民矛盾加剧、极端冲突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重塑新型党群关系，不仅决定着共产党未来执政之路能否一帆风顺，更关涉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
群众路线的变迁
6月15日，海南省对外公布的一项机构改革的消息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海南省委新设立了一个群众工作部，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党委的群众工作部。事实上，在此之前，类似的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各地已经遍地开花，不过大都集中在市、县一级，尤以河南起步最早，成立最多。
这些群众工作部主要是由原有的各级信访部门转化而来，在党内的宣传汇报中，也多被归为信访改革的一部分，比如河南，全省18个市、158个县（市、区）全部挂牌成立党委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群众工作部作为同级党委的工作机构，信访局作为同级政府的工作机构。
海南的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所效仿，也得到了高层的赞许。由政府的信访局提升至党委的群众工作部，这样的机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信访体制已经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得不提升到执政高度来考量。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群众路线——这个共产党赖以发展、壮大的最有效武器如今遇到了一些麻烦，民众与官员的矛盾，直接针对党政机关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维稳力量持续加强，形势却不见好转。
翻开90年党史，党与民众的关系，有过鱼水情深，也有过剑拔弩张，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历任领导人始终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着同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对于脱离群众的担忧贯穿90年党史，并且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整党整风运动。可以说，今天所遭遇的危机并不是第一次，但随着时代变迁，党群关系的复杂性和弥合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最简单明晰的要属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个时候，刚刚在中国的西北角站稳脚跟，有了稳固的区域的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自信而大胆，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用军事武器和政治理论武装他们，让他们尽快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邓小平1943年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所阐述的：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弥补了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上与国民党的全面差距。
那个时代的群众一词保有着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指涉的主要是与权贵阶层对立的工农大众等劳动阶层，群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后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论断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内涵：“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在取得政权之后，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群众定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前30年的执政实践中，共产党藉此发挥出了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勒紧裤腰带，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教育、医疗的普及，铸就了强大的国防能力和重工业体系，为走上强国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党群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些官僚政治的顽疾在共产党所建设的政权中同样无法避免，那些当年的革命战士、如今的各级干部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毛泽东曾经痛斥的“老爷”、“贵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教授对那段历史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当年，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此问题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都下了大工夫要解决，但是，二者的思路却存在分歧，刘少奇希望借助官僚系统自我整顿和更新，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这样的手段，在革命年代，曾经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完成了党机器本身的净化，但在今天看来，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严苛的战争环境中，对于共产党而言，如果不依靠群众，就意味着灭亡。在取得政权后，没有了强大的外敌和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官僚系统内部整顿也变得不再有效，甚至在很多地方，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很轻易地找到替罪羊，应对来自高层的整顿。毛泽东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更极端的做法：群众运动，最终引发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但同样归于失败，在他逝世后，群众运动烟消云散。“文革”除了留给中国长达10年的社会秩序动荡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僚政治的顽疾。
新时代，老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在党的最高层，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对脱离群众的担忧，不断开会、发文等用各种形式敲打各级官员。比如，在1979年，邓小平刚复出不久，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现在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1990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名字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此后，改善党风之类的文件也越来越多，问题指向基本都是党群关系。但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在经济建设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这些文件和党内的种种整顿，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使党群关系不断得到改善。
当中国共产党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时，党与民众的关系，重新又成为思考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进程的自然演进所致，也是一个有生命力和反省能力的政党应有之表现。但是，今天的党群关系其内涵和外延，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是那个只代表工农大众、代表劳动者的革命党，而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了，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等等大量入党，并且在党和党主导下的各种代表大会中占据了相当地位；群众也早已不再是那个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的整体，而是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冲突，阶层地位纷繁复杂的各个社会群体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提党群关系，首要的困境在于，党要处理的是与狭义群众的关系，还是广义公众的关系？在不同的层面思考党群关系，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路径选择。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群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对于那些过去30多年里在官僚和资本两大阶层挤压下，生活艰难、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而言，毛泽东时代阶级属性强烈的群众路线，显然仍然具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也因此，当2010年前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重庆模式横空出世时，虽然受到知识阶层的诸多非议，却在底层民众那里赢得了无数欢呼。
但即使是如火如荼进行着的重庆试验，仍旧无法回避的现实是：90年来，无论党的高层和各种文件多么强调要求各级党政官员贴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去督促这个目标的实现。
对官僚体系的有效约束，是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有效破解的难题，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做到，而这个问题，也正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矛盾加剧、冲突频发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经动用大智慧和非凡的手段，试图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能够驱使庞大的官僚队伍不脱离群众的道路，但他们穷其一生也没有找到。
在杨凤春看来，今天要寻找这样一条道路，比30多年前的中国更加困难，“在过去的30年里，虽然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政治领域，却是‘去政治化’的30年。”杨凤春说， 在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后，我们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在前30年，人民在个人生活领域没有太多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权利，至少在这个体系内，拥有很多政治权利，他们可以行之有效地批判那些官员，可以表达政治诉求，甚至在《宪法》中，也明确地赋予了公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类的自由，如果去除污名化的成分，这类有中国特色的、土生土长的政治参与形式，历史上也有其存在的积极因素。但当“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这些东西一并被抛弃。
重建政治生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崛起，政治进步和经济繁荣从来都是同步进行的，将政治和经济割裂开的做法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中国过往3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打破了这一点。“所以，前些年，有人抛出了一个‘北京共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认为中国将经济自由和政治封闭结合起来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杨凤春说，但最近几年，很少人再提及此事了，因为人们发现，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依赖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解决矛盾，日益显现和被感受到的正义、公平和价值的缺失，使得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发展模式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和道义基础，这也是执政党和民众关系难以处理的一大原因。
在杨凤春看来，执政党要想真正重塑党群关系，只有重建人民的政治生活。对于个体来说，政治生活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道德境界和责任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对于整体而言，则能提升一个民族精神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上，大众参与的政治活动，从来都是一种有效的精神洗礼。
事实上，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公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一点点在萌发。2011年，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的热潮，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而且，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政治性内容，这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世界也都是一道奇特的景观，中国之外的互联网，商业的、娱乐的和社交的内容才是真正的主流。“别人的政治都在街上，在现实生活中。”杨凤春说。
当一个领导整个国家取得民族独立、迎接现代化转型的执政党走到90周年的时候，除了回顾历史，认真地思考一下当下国人的政治生活，恐怕是有价值的纪念。 即使回归到执政党内部事务而言，没有有序的政治参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就没有有效的载体可以承担，党群关系的重构应该从政治生活的重建开始。
在杨凤春看来，今天重塑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的高度组织化与公众的无组织化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割裂。“中国政治的未来应当是权力阶层组织化程度的降低与公众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以使二者不至太过悬殊，从而导致社会崩溃。”
一个已经成立90年，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党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自己亲自出面去为以工农大众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代言，更要从制度建构上，为他们创造条件，就像1940年代做的那样， 让他们真正成长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汇集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各个时期领导人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里边那些阐述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振奋人心：
1941年的时候，邓小平就说：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做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1942年的时候，毛泽东就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这些充满着朴素真理的论述，不仅具有理想主义的光彩，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更有着深切的现实意义。而那句最简单却又深刻的浓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伟大智慧的结晶，是留给这个国家，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它不应当被演绎成大而无当的口号，而应被重新赋予时代的灵魂，用以指导政党革新、国家建设。
事实上，如何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90年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核心的命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群众”还是“共产党”，这些名词的内涵到外延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官民矛盾加剧、极端冲突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重塑新型党群关系，不仅决定着共产党未来执政之路能否一帆风顺，更关涉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
群众路线的变迁
6月15日，海南省对外公布的一项机构改革的消息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海南省委新设立了一个群众工作部，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党委的群众工作部。事实上，在此之前，类似的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各地已经遍地开花，不过大都集中在市、县一级，尤以河南起步最早，成立最多。
这些群众工作部主要是由原有的各级信访部门转化而来，在党内的宣传汇报中，也多被归为信访改革的一部分，比如河南，全省18个市、158个县（市、区）全部挂牌成立党委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群众工作部作为同级党委的工作机构，信访局作为同级政府的工作机构。
海南的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所效仿，也得到了高层的赞许。由政府的信访局提升至党委的群众工作部，这样的机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信访体制已经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得不提升到执政高度来考量。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群众路线——这个共产党赖以发展、壮大的最有效武器如今遇到了一些麻烦，民众与官员的矛盾，直接针对党政机关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维稳力量持续加强，形势却不见好转。
翻开90年党史，党与民众的关系，有过鱼水情深，也有过剑拔弩张，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历任领导人始终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着同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对于脱离群众的担忧贯穿90年党史，并且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整党整风运动。可以说，今天所遭遇的危机并不是第一次，但随着时代变迁，党群关系的复杂性和弥合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最简单明晰的要属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个时候，刚刚在中国的西北角站稳脚跟，有了稳固的区域的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自信而大胆，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用军事武器和政治理论武装他们，让他们尽快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邓小平1943年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所阐述的：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弥补了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上与国民党的全面差距。
那个时代的群众一词保有着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指涉的主要是与权贵阶层对立的工农大众等劳动阶层，群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后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论断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内涵：“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在取得政权之后，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群众定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前30年的执政实践中，共产党藉此发挥出了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勒紧裤腰带，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教育、医疗的普及，铸就了强大的国防能力和重工业体系，为走上强国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党群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些官僚政治的顽疾在共产党所建设的政权中同样无法避免，那些当年的革命战士、如今的各级干部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毛泽东曾经痛斥的“老爷”、“贵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教授对那段历史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当年，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此问题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都下了大工夫要解决，但是，二者的思路却存在分歧，刘少奇希望借助官僚系统自我整顿和更新，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这样的手段，在革命年代，曾经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完成了党机器本身的净化，但在今天看来，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严苛的战争环境中，对于共产党而言，如果不依靠群众，就意味着灭亡。在取得政权后，没有了强大的外敌和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官僚系统内部整顿也变得不再有效，甚至在很多地方，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很轻易地找到替罪羊，应对来自高层的整顿。毛泽东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更极端的做法：群众运动，最终引发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但同样归于失败，在他逝世后，群众运动烟消云散。“文革”除了留给中国长达10年的社会秩序动荡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僚政治的顽疾。
新时代，老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在党的最高层，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对脱离群众的担忧，不断开会、发文等用各种形式敲打各级官员。比如，在1979年，邓小平刚复出不久，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现在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1990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名字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此后，改善党风之类的文件也越来越多，问题指向基本都是党群关系。但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在经济建设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这些文件和党内的种种整顿，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使党群关系不断得到改善。
当中国共产党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时，党与民众的关系，重新又成为思考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进程的自然演进所致，也是一个有生命力和反省能力的政党应有之表现。但是，今天的党群关系其内涵和外延，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是那个只代表工农大众、代表劳动者的革命党，而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了，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等等大量入党，并且在党和党主导下的各种代表大会中占据了相当地位；群众也早已不再是那个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的整体，而是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冲突，阶层地位纷繁复杂的各个社会群体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提党群关系，首要的困境在于，党要处理的是与狭义群众的关系，还是广义公众的关系？在不同的层面思考党群关系，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路径选择。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群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对于那些过去30多年里在官僚和资本两大阶层挤压下，生活艰难、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而言，毛泽东时代阶级属性强烈的群众路线，显然仍然具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也因此，当2010年前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重庆模式横空出世时，虽然受到知识阶层的诸多非议，却在底层民众那里赢得了无数欢呼。
但即使是如火如荼进行着的重庆试验，仍旧无法回避的现实是：90年来，无论党的高层和各种文件多么强调要求各级党政官员贴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去督促这个目标的实现。
对官僚体系的有效约束，是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有效破解的难题，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做到，而这个问题，也正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矛盾加剧、冲突频发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经动用大智慧和非凡的手段，试图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能够驱使庞大的官僚队伍不脱离群众的道路，但他们穷其一生也没有找到。
在杨凤春看来，今天要寻找这样一条道路，比30多年前的中国更加困难，“在过去的30年里，虽然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政治领域，却是‘去政治化’的30年。”杨凤春说， 在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后，我们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在前30年，人民在个人生活领域没有太多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权利，至少在这个体系内，拥有很多政治权利，他们可以行之有效地批判那些官员，可以表达政治诉求，甚至在《宪法》中，也明确地赋予了公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类的自由，如果去除污名化的成分，这类有中国特色的、土生土长的政治参与形式，历史上也有其存在的积极因素。但当“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这些东西一并被抛弃。
重建政治生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崛起，政治进步和经济繁荣从来都是同步进行的，将政治和经济割裂开的做法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中国过往3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打破了这一点。“所以，前些年，有人抛出了一个‘北京共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认为中国将经济自由和政治封闭结合起来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杨凤春说，但最近几年，很少人再提及此事了，因为人们发现，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依赖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解决矛盾，日益显现和被感受到的正义、公平和价值的缺失，使得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发展模式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和道义基础，这也是执政党和民众关系难以处理的一大原因。
在杨凤春看来，执政党要想真正重塑党群关系，只有重建人民的政治生活。对于个体来说，政治生活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道德境界和责任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对于整体而言，则能提升一个民族精神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上，大众参与的政治活动，从来都是一种有效的精神洗礼。
事实上，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公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一点点在萌发。2011年，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的热潮，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而且，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政治性内容，这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世界也都是一道奇特的景观，中国之外的互联网，商业的、娱乐的和社交的内容才是真正的主流。“别人的政治都在街上，在现实生活中。”杨凤春说。
当一个领导整个国家取得民族独立、迎接现代化转型的执政党走到90周年的时候，除了回顾历史，认真地思考一下当下国人的政治生活，恐怕是有价值的纪念。 即使回归到执政党内部事务而言，没有有序的政治参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就没有有效的载体可以承担，党群关系的重构应该从政治生活的重建开始。
在杨凤春看来，今天重塑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的高度组织化与公众的无组织化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割裂。“中国政治的未来应当是权力阶层组织化程度的降低与公众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以使二者不至太过悬殊，从而导致社会崩溃。”
一个已经成立90年，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党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自己亲自出面去为以工农大众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代言，更要从制度建构上，为他们创造条件，就像1940年代做的那样， 让他们真正成长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汇集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各个时期领导人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里边那些阐述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振奋人心：
1941年的时候，邓小平就说：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做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1942年的时候，毛泽东就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这些充满着朴素真理的论述，不仅具有理想主义的光彩，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更有着深切的现实意义。而那句最简单却又深刻的浓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伟大智慧的结晶，是留给这个国家，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它不应当被演绎成大而无当的口号，而应被重新赋予时代的灵魂，用以指导政党革新、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