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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姆斯最初的理想是文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靠“蹭课”改文从医，50岁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1992年，他又“学而优则仕”，成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科学家小组的一员，如今的他既是美国癌症研究所所长，也是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
从电梯口走出的哈罗德·瓦尔姆斯（Harold Varmus）很低调，如果不是事先做了“功课”，记者绝对认不出他就是传说中的“全能科学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嘿，真有点爱因斯坦的‘范儿’”。确实，除了外形，两人还有不少相似处：都是犹太人、都热爱音乐、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不过，与爱因斯坦这样的纯粹科学家不同，瓦尔姆斯还拥有一系列科研之外的身份“标签”：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前院长、癌症研究所（NCI）所长和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
近日，瓦尔姆斯来到中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著作《科学中的政治与艺术》的中文版。他走到讲台边，准备开始介绍这本书，也是他自己的人生。这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主持人问大家“谁是第一次来这里”？随着三三两两的人呼应，他也高举了手大声说“我”。大家都被逗乐了。这个孩子气的举动打破了会场严肃的气氛，也把他“充满兴趣、乐于尝试”的性格显现无遗。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很难一次次转型，也很难在科学、政治、艺术三个领域都有所建树。
有人说：科学是关于可能事物的艺术，政治是关于可解决事物的艺术。这两种艺术都能玩转的人实在不多，瓦尔姆斯可算一个。事实上，他的人生比这还要丰富，不管是这本书还是他对记者的畅谈，都只能“窥豹一斑”。
50岁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说起瓦尔姆斯，不可不提他的科学成就。在这个谈癌色变的时代，大多数人都能说出癌症的起源：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突变而来的。然而三四十年前，医学界并不是这么看的。那时，医学界主流的看法是“病毒是致癌的元凶”。
当时，他和时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病毒学教授麦克尔·毕晓普合作，发现了肿瘤发生的内因：每个人身上都有癌基因。“每个细胞内大约有1000个癌基因，正常情况下，癌基因的活性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它们通常只在人体生长发育或组织损伤需要修复时才发挥作用，一旦完成任务，便又静静地待命于染色体中。”他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记者介绍。
是什么让这些癌基因“疯长”？瓦尔姆斯说：“一开始，我们发现了一种名为‘鲁斯氏肉瘤’的病毒，它能攻击正常细胞使其中的癌基因突变而过剩。随着研究的完善，我们了解到除了病毒，还有诸如有毒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等其他因素也可能引发癌基因病变进而‘疯长’。
在今天看来，这一理论不足为奇。但是在论文发表的1976年，这不啻为令人醍醐灌顶的发现，也让瓦尔姆斯在1989年时与搭档毕晓普分享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那时他50岁。按照诺奖的解释，这一发现证明对于诸多不同类型的癌症而言，存在着共同的分子机制。同时，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癌症常常是一种老年性疾病（老年人免疫力较差，更易受病毒等因素袭击而令癌基因突变），也可以证明为什么对于致癌物的反应，个体之间存在差异。
除了癌症的起源，还有一项研究发展也和瓦尔姆斯分不开，那就是HIV。它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缩写，而这一病毒正是引起艾滋病的病源。上世纪80年代，瓦尔姆斯从癌症研究投身到艾滋病的逆转录病毒的研究，由他担任主任委员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提议将引起艾滋病的病源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我们如今经常看到的专业词汇就此出现了。
靠“蹭课”改文从医
尽管在科学界有如此建树，在瓦尔姆斯的叙述中却很难发现“自幼立志研究……”“从小希望发明……”这样的痕迹。事实上，虽然出生于医生家庭，他最初的理想却是文学，而且一口气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那时，我的专业是古诗词和玄学派诗歌，痴迷易卜生的戏剧，在校报当主编，还凭着一篇‘狄更斯文学研究’获得了学位，”说起这些，他不无得意，“我本来打算一辈子以文学为生呢！”
是什么原因让他放下诗词拿起医书？尽管他开玩笑说“当时我的成绩提高了，有机会考进医学院了”，然而玩笑背后却有着坚实的“转行”基础。一方面，由于他的一些朋友在哈佛医学院读书，他听了不少“蹭课”，对生物学及其医学意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医学基础知识。
另一方面，他突然意识到，医学可以帮助更多人，“文学老师缺课时，学生们多半会感到如释重负，而医生请假，病人就会坐立难安”。以他研究了一生的癌症而言，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大约一半的男人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女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一刻会收到癌症的诊断。而他，也来自一个抗癌家庭，他的母亲于1971年因乳腺癌去世。而他关于癌症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0岁那年，母亲最喜爱的表弟患了白血病，那个健壮的中年人很快就过世了。隐隐地，他把攻克癌症当成了目标。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更何况他转的行业与之前又是如此不同。可面对记者困惑的眼神，他摊了摊手，“在美国，他这样改换学习方向的经历并不特别，不少科学家投身研究领域前都有过各自的专业。我的一个同事本是学大提琴的，而我多年的搭档迈克尔·毕晓普本科是学历史的。”
就这样，瓦尔姆斯决定“转行”了。不过，他的第一志愿——哈佛医学院拒绝了他，“可能是觉得我更改求学方向，有点善变，不够成熟，”他仔细回忆了一下。幸好，每一个医学院招生负责人的“脑电波”都是不同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看来，他在文学和医学两方面都有专长，值得欣赏。就此，他进入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第一次转型成功。
当然，“改文从医”并不意味着他从此放弃了文学上的追求。事实上，多年来，他的文采一直为演讲和著作增色不少。有趣的是，他结婚40年的妻子是名记者，二人在文学爱好上颇有共同语言。
与诺奖搭档的近20年合作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即将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之际，瓦尔姆斯又经历了一次小转型，从临床医学转向生物学研究。这一转型既来自兴趣，也来自实际的考虑。他回忆说，“那时越战还没结束，年轻男性都可能被征兵。为了不被立即征兵，我决定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两年的培训。不过那里也确实是个‘孵化’医学科学家的基地，在这里培训完毕，我才有机会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并遇到毕晓普。” 说起来，一开始他跟着毕晓普读博士后，有师生之缘。不过很快地，两人就是合作关系了，这主要是因为他成熟得太快了，短短3年就成了该校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的正式成员，随后升为正教授。
在两人合作的近20年中，他们分享共同的实验室，共同指导研究生及博士后，共同使用课题经费，他们的实验室也成了业内有名的“毕晓普-瓦尔姆斯”实验室。说起与对方的合作，瓦尔姆斯表示，“我绝大部分荣誉都是与毕晓普一起获得的，包括1989年因致癌基因的研究而共享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而毕晓普则说，“阿尔姆斯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学术生涯。”
除了研究上的共同方向，两人的默契还在于爱好相投。毕晓普也热爱文学和诗歌，正如瓦尔姆斯写的《科学中的艺术与政治》一样，毕晓普也有一本非学术的读物：《如何赢得诺贝尔奖》，两本书都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和相当的文学艺术性。
此外，两人还有很多共同点，瓦尔姆斯总结着，“我们俩都是大胡子，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改变了造型，而他的胡子也越来越白了。我做了NIH和NCI的院长，而他当了多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我们都挺有管理能力。我们都和哈佛有缘，不同在于他是哈佛医学院的高才生，而我被‘拒’了。”
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瓦尔姆斯踏上仕途的第一步是1992年成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科学家小组的一员。随后，克林顿提名他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使他成为了第一个拥有诺贝尔奖头衔的NIH院长。这一决定令当年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做过任何行政管理工作，连系主任都没当过。而他答应得很痛快，因为搞科研多年，他早已关注到制度上的缺失对科研的影响。
在很多人看来，科学家其实不太适合当领导：科学家的思维应该标新立异，而管理者则要求同存异；科学研究专注于本专业，而管理者则需要对一个学科或整个社会全面把握。他的实际表现否定了这一看法，从科研时期就拥有的合作精神让他在管理研究院时也如鱼得水，“何况，我的学术背景让我有能力较好地评估研究员申请的项目。”他表现得很自信。
说起他在任期间最大的成绩，无疑是资金支持。那时，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他在任期间几乎使NIH的研究经费增加了一倍。在一次次国会陈述中，他努力使议员们认识到，没有基础研究，找到特定病的治疗方法只能是“撞大运”。而议员们接纳了他的意见，在他任职期间，NIH基础科学研究一直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会不会很麻烦？瓦尔姆斯告诉记者，“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只是自豪地告诉那些议员和富人们‘科学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支持科学研究。”
而据曾在NIH与他共事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鲁白回忆，雄辩的口才、精确的数据、大量的事实，以及谦虚而自信的风度，都是瓦尔姆斯令人折服的利器。这些不少都得益于早年他的艺术背景。2010年，时隔多年后，瓦尔姆斯又回到了NIH，出任NIH下属机构癌症研究所（NCI）所长，看上去“降了一级”。更“尴尬”的是，他当年的下属如今成了NIH院长，如此“拧巴”的上下级关系，难免令人“多虑”。对此，他耸了耸肩，带着些“为什么不行”的意思。
“我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戏剧性场面”
如今，瓦尔姆斯在科学界的影响力更大了。2009年4月，白宫组建了一个美国新科技顾问小组，帮助制定美国医疗健康、科技教育以及高科技方面的战略计划和政策。这个小组有3个负责人，其中就有他。他所要面对的领域已远远超过生物医学的范畴，人类胚胎研究、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研究都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早在加入总统智囊团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超越本职工作的探索，比如 “开放获取”模式《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ONE），以便研究人员可在网上自由使用所有科技论文。他也因此与比尔·盖茨等一起被评为“科学界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
在推动“开放获取”模式的过程中，反对声一直不断。而瓦尔姆斯通常会主动邀请反对者一起参与决策，从而解决问题。正如他所说的，“也许你希望我的生活中有更多的戏剧性场面。但我没有。我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戏剧性场面。”
一次次的成功跨行尝试使得瓦尔姆斯身上带着些许“传奇”色彩，可按他的话说，科学家需要充满好奇心和对科学研究本能的热爱，这些都不分是不是自己的“老本行”。“何况，我的老本行也没有丢下，我如今依然在实验室工作，只是研究规模小了一些。”也许有一天，人们还能看到瓦尔姆斯的再一次“惊人之处”。
哈罗德·瓦尔姆斯 简历
1957年
进入阿默斯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
1961年
进入哈佛大学文学研究所，并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196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由文学转到生物医学）
1968年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从事细菌基因调控方面的工作。（从临床医学转为基础医学研究）
1970年
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师从时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病毒学教授毕晓普。
1972年
成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的正式成员。（与毕晓普从师生转变为合作伙伴）
1989年
与毕晓普一起分享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1992年
他成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科学家小组的一员。（由研究人员迈入政坛的第一步）
1993年11月
受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命，担任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从科研人员转为科学管理者，他自己有个词叫“科学活动家”）
2000年
成为著名的Memorial Sloan-Kettering
肿瘤医院的院长和董事长。
2008年
支持奥巴马竞选。（与政治走得更近）
2009年
成为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转型为生物医学重大项目决策者）
2010年
成为癌症研究所（NCI）所长。（由前院长转型为子机构所长）
从电梯口走出的哈罗德·瓦尔姆斯（Harold Varmus）很低调，如果不是事先做了“功课”，记者绝对认不出他就是传说中的“全能科学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嘿，真有点爱因斯坦的‘范儿’”。确实，除了外形，两人还有不少相似处：都是犹太人、都热爱音乐、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不过，与爱因斯坦这样的纯粹科学家不同，瓦尔姆斯还拥有一系列科研之外的身份“标签”：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前院长、癌症研究所（NCI）所长和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
近日，瓦尔姆斯来到中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著作《科学中的政治与艺术》的中文版。他走到讲台边，准备开始介绍这本书，也是他自己的人生。这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主持人问大家“谁是第一次来这里”？随着三三两两的人呼应，他也高举了手大声说“我”。大家都被逗乐了。这个孩子气的举动打破了会场严肃的气氛，也把他“充满兴趣、乐于尝试”的性格显现无遗。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很难一次次转型，也很难在科学、政治、艺术三个领域都有所建树。
有人说：科学是关于可能事物的艺术，政治是关于可解决事物的艺术。这两种艺术都能玩转的人实在不多，瓦尔姆斯可算一个。事实上，他的人生比这还要丰富，不管是这本书还是他对记者的畅谈，都只能“窥豹一斑”。
50岁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说起瓦尔姆斯，不可不提他的科学成就。在这个谈癌色变的时代，大多数人都能说出癌症的起源：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突变而来的。然而三四十年前，医学界并不是这么看的。那时，医学界主流的看法是“病毒是致癌的元凶”。
当时，他和时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病毒学教授麦克尔·毕晓普合作，发现了肿瘤发生的内因：每个人身上都有癌基因。“每个细胞内大约有1000个癌基因，正常情况下，癌基因的活性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它们通常只在人体生长发育或组织损伤需要修复时才发挥作用，一旦完成任务，便又静静地待命于染色体中。”他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记者介绍。
是什么让这些癌基因“疯长”？瓦尔姆斯说：“一开始，我们发现了一种名为‘鲁斯氏肉瘤’的病毒，它能攻击正常细胞使其中的癌基因突变而过剩。随着研究的完善，我们了解到除了病毒，还有诸如有毒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等其他因素也可能引发癌基因病变进而‘疯长’。
在今天看来，这一理论不足为奇。但是在论文发表的1976年，这不啻为令人醍醐灌顶的发现，也让瓦尔姆斯在1989年时与搭档毕晓普分享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那时他50岁。按照诺奖的解释，这一发现证明对于诸多不同类型的癌症而言，存在着共同的分子机制。同时，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癌症常常是一种老年性疾病（老年人免疫力较差，更易受病毒等因素袭击而令癌基因突变），也可以证明为什么对于致癌物的反应，个体之间存在差异。
除了癌症的起源，还有一项研究发展也和瓦尔姆斯分不开，那就是HIV。它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缩写，而这一病毒正是引起艾滋病的病源。上世纪80年代，瓦尔姆斯从癌症研究投身到艾滋病的逆转录病毒的研究，由他担任主任委员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提议将引起艾滋病的病源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我们如今经常看到的专业词汇就此出现了。
靠“蹭课”改文从医
尽管在科学界有如此建树，在瓦尔姆斯的叙述中却很难发现“自幼立志研究……”“从小希望发明……”这样的痕迹。事实上，虽然出生于医生家庭，他最初的理想却是文学，而且一口气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那时，我的专业是古诗词和玄学派诗歌，痴迷易卜生的戏剧，在校报当主编，还凭着一篇‘狄更斯文学研究’获得了学位，”说起这些，他不无得意，“我本来打算一辈子以文学为生呢！”
是什么原因让他放下诗词拿起医书？尽管他开玩笑说“当时我的成绩提高了，有机会考进医学院了”，然而玩笑背后却有着坚实的“转行”基础。一方面，由于他的一些朋友在哈佛医学院读书，他听了不少“蹭课”，对生物学及其医学意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医学基础知识。
另一方面，他突然意识到，医学可以帮助更多人，“文学老师缺课时，学生们多半会感到如释重负，而医生请假，病人就会坐立难安”。以他研究了一生的癌症而言，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大约一半的男人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女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一刻会收到癌症的诊断。而他，也来自一个抗癌家庭，他的母亲于1971年因乳腺癌去世。而他关于癌症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0岁那年，母亲最喜爱的表弟患了白血病，那个健壮的中年人很快就过世了。隐隐地，他把攻克癌症当成了目标。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更何况他转的行业与之前又是如此不同。可面对记者困惑的眼神，他摊了摊手，“在美国，他这样改换学习方向的经历并不特别，不少科学家投身研究领域前都有过各自的专业。我的一个同事本是学大提琴的，而我多年的搭档迈克尔·毕晓普本科是学历史的。”
就这样，瓦尔姆斯决定“转行”了。不过，他的第一志愿——哈佛医学院拒绝了他，“可能是觉得我更改求学方向，有点善变，不够成熟，”他仔细回忆了一下。幸好，每一个医学院招生负责人的“脑电波”都是不同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看来，他在文学和医学两方面都有专长，值得欣赏。就此，他进入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第一次转型成功。
当然，“改文从医”并不意味着他从此放弃了文学上的追求。事实上，多年来，他的文采一直为演讲和著作增色不少。有趣的是，他结婚40年的妻子是名记者，二人在文学爱好上颇有共同语言。
与诺奖搭档的近20年合作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即将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之际，瓦尔姆斯又经历了一次小转型，从临床医学转向生物学研究。这一转型既来自兴趣，也来自实际的考虑。他回忆说，“那时越战还没结束，年轻男性都可能被征兵。为了不被立即征兵，我决定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两年的培训。不过那里也确实是个‘孵化’医学科学家的基地，在这里培训完毕，我才有机会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并遇到毕晓普。” 说起来，一开始他跟着毕晓普读博士后，有师生之缘。不过很快地，两人就是合作关系了，这主要是因为他成熟得太快了，短短3年就成了该校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的正式成员，随后升为正教授。
在两人合作的近20年中，他们分享共同的实验室，共同指导研究生及博士后，共同使用课题经费，他们的实验室也成了业内有名的“毕晓普-瓦尔姆斯”实验室。说起与对方的合作，瓦尔姆斯表示，“我绝大部分荣誉都是与毕晓普一起获得的，包括1989年因致癌基因的研究而共享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而毕晓普则说，“阿尔姆斯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学术生涯。”
除了研究上的共同方向，两人的默契还在于爱好相投。毕晓普也热爱文学和诗歌，正如瓦尔姆斯写的《科学中的艺术与政治》一样，毕晓普也有一本非学术的读物：《如何赢得诺贝尔奖》，两本书都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和相当的文学艺术性。
此外，两人还有很多共同点，瓦尔姆斯总结着，“我们俩都是大胡子，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改变了造型，而他的胡子也越来越白了。我做了NIH和NCI的院长，而他当了多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我们都挺有管理能力。我们都和哈佛有缘，不同在于他是哈佛医学院的高才生，而我被‘拒’了。”
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瓦尔姆斯踏上仕途的第一步是1992年成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科学家小组的一员。随后，克林顿提名他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使他成为了第一个拥有诺贝尔奖头衔的NIH院长。这一决定令当年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做过任何行政管理工作，连系主任都没当过。而他答应得很痛快，因为搞科研多年，他早已关注到制度上的缺失对科研的影响。
在很多人看来，科学家其实不太适合当领导：科学家的思维应该标新立异，而管理者则要求同存异；科学研究专注于本专业，而管理者则需要对一个学科或整个社会全面把握。他的实际表现否定了这一看法，从科研时期就拥有的合作精神让他在管理研究院时也如鱼得水，“何况，我的学术背景让我有能力较好地评估研究员申请的项目。”他表现得很自信。
说起他在任期间最大的成绩，无疑是资金支持。那时，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他在任期间几乎使NIH的研究经费增加了一倍。在一次次国会陈述中，他努力使议员们认识到，没有基础研究，找到特定病的治疗方法只能是“撞大运”。而议员们接纳了他的意见，在他任职期间，NIH基础科学研究一直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会不会很麻烦？瓦尔姆斯告诉记者，“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只是自豪地告诉那些议员和富人们‘科学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支持科学研究。”
而据曾在NIH与他共事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鲁白回忆，雄辩的口才、精确的数据、大量的事实，以及谦虚而自信的风度，都是瓦尔姆斯令人折服的利器。这些不少都得益于早年他的艺术背景。2010年，时隔多年后，瓦尔姆斯又回到了NIH，出任NIH下属机构癌症研究所（NCI）所长，看上去“降了一级”。更“尴尬”的是，他当年的下属如今成了NIH院长，如此“拧巴”的上下级关系，难免令人“多虑”。对此，他耸了耸肩，带着些“为什么不行”的意思。
“我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戏剧性场面”
如今，瓦尔姆斯在科学界的影响力更大了。2009年4月，白宫组建了一个美国新科技顾问小组，帮助制定美国医疗健康、科技教育以及高科技方面的战略计划和政策。这个小组有3个负责人，其中就有他。他所要面对的领域已远远超过生物医学的范畴，人类胚胎研究、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研究都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早在加入总统智囊团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超越本职工作的探索，比如 “开放获取”模式《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ONE），以便研究人员可在网上自由使用所有科技论文。他也因此与比尔·盖茨等一起被评为“科学界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
在推动“开放获取”模式的过程中，反对声一直不断。而瓦尔姆斯通常会主动邀请反对者一起参与决策，从而解决问题。正如他所说的，“也许你希望我的生活中有更多的戏剧性场面。但我没有。我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戏剧性场面。”
一次次的成功跨行尝试使得瓦尔姆斯身上带着些许“传奇”色彩，可按他的话说，科学家需要充满好奇心和对科学研究本能的热爱，这些都不分是不是自己的“老本行”。“何况，我的老本行也没有丢下，我如今依然在实验室工作，只是研究规模小了一些。”也许有一天，人们还能看到瓦尔姆斯的再一次“惊人之处”。
哈罗德·瓦尔姆斯 简历
1957年
进入阿默斯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
1961年
进入哈佛大学文学研究所，并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196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由文学转到生物医学）
1968年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从事细菌基因调控方面的工作。（从临床医学转为基础医学研究）
1970年
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师从时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病毒学教授毕晓普。
1972年
成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的正式成员。（与毕晓普从师生转变为合作伙伴）
1989年
与毕晓普一起分享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1992年
他成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科学家小组的一员。（由研究人员迈入政坛的第一步）
1993年11月
受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命，担任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从科研人员转为科学管理者，他自己有个词叫“科学活动家”）
2000年
成为著名的Memorial Sloan-Kettering
肿瘤医院的院长和董事长。
2008年
支持奥巴马竞选。（与政治走得更近）
2009年
成为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转型为生物医学重大项目决策者）
2010年
成为癌症研究所（NCI）所长。（由前院长转型为子机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