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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气质量的改善过程中，尤其需要民众的支持，美国70年代后的每一年在改善大气的斗争中，都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
2013年3月27日，天气：阴，时间：9：30a.m，北京空气质量指数：240，重度污染。
北京市环保局大院东侧的技术交流室内，围坐着从微博上征集的10余位市民、市机关单位环保人士及28家在京媒体，投影仪前，两位来自美国的环保专家正在讲述美国加州洛杉矶烟雾事件以来，空气质量的治理历程。
治理空气污染 美国也曾走过弯路
空气污染不仅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也曾是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上灰蒙蒙的一页。美国就曾经历过严重的大气污染，二战之后，美国的工业及交通业迅猛发展，化石能源消耗量激增，但并没有相应的环境法规来管控，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就有两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在当时的美国。其中，1952年12月发生的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导致洛杉矶市400多位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
由于饱受光化学烟雾的困扰，洛杉矶市可以说是全美空气治理的先行者。来自美国的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前执行官凯瑟琳女士介绍说，“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我们就针对家庭壁炉烟囱及后院垃圾焚烧炉采取了整治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伊始，当地部门以为元凶是一家化工厂，但当化工厂关闭后，问题依然存在。后来有研究发现，其实机动车和燃油才是最大的污染源，于是我们又着手加强对移动源的管理。60年代，美国国会批准通过诞生第一部空气清洁法案，环保部门也开始制定国家机动车相关标准，但从实际效果看也不明显，因为这一时期的重点主要是集中于研究，而不是有针对性的污染治理措施。”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2000万美国市民上街游行。迫使美国修改空气清洁法案，成立环保署，设定空气质量标准以及达标的时间节点，这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一次游行。凯瑟琳认为，美国的政府和学者、民众对空气质量的诉求都很高。“在空气质量的改善过程中，尤其需要民众的支持，美国70年代后的每一年在改善大气的斗争中，都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
美国有一套权职分明的环保机构，包括国家环保署、50个州立环保机构及地方环保机构。国家环保署负责制定控制标准和时间节点，对移动源和跨州间事务进行管理；州立环保机构负责制定州内计划方案，包括技术上的研究，控制油品、消耗品等；地方环保机构则主要负责对地方的相关许可证的发放，控制工业源等。
凯瑟琳说：“在加州有35个地方环保机构，员工1000人左右，还有2000人分布在地方环保机构。我们从制定标准到模拟实验，到削减多少污染排放，有一个完整的机构流程图，从70年代就开始使用，此后每隔3—5年就进行一次调整改善，使空气能一直保持在清洁的范围之内。”
PM2.5成为新的头号公敌
几十年的空气治理经验，使美国的臭氧和二氧化硫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世界面前，那就是细颗粒物PM2.5。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是较早开始研究PM2.5的国家，当时的一些研究就表明细粒子是可以致命的，它能进入身体、血液，对肺部、心脏产生炎症，带来严重危害，因此他们开始将PM2.5规定为考量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凯瑟琳介绍，在加州因为PM2.5引发的死亡率是臭氧引起的死亡率的十倍，旋即，PM2.5开始取代臭氧成为加州乃至全美的主要治理物。尽管当时的民众包括从事环保工作的人员都不能相信微小的细粒子能夺去人的生命，但现在，医生在写死亡报告时也开始把环境因素纳入进去。
在加州，PM2.5大多是由柴油车排放出来的，针对这一污染源，所有柴油车都被建议安装颗粒物捕集器，这一装置能有效过滤掉尾气中的颗粒物含量。凯瑟琳还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尽快加入颗粒物捕集器这种机制。
除了安装捕集器、对氮氧化物的吸附装置及一些先进的软件，加州还致力于提高油品的质量，普及更加低挥发性、低毒性、低芳香物的汽油，减少苯的排放，在车体的引擎设计方面也作出很大改进，不仅减少排放，也减少烧油。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对排放造成污染的行为严惩不贷，据凯瑟琳介绍，处罚金额在25万—100万美元，但实际可能只有1万—7.5万美元的罚金。“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由于采用最佳实用技术，即将污染物控制到达标范围内最严格的技术，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加州的汽油机动车、柴油机动车的净化能力已经分别提高到99%和98%以上，从1987年到2007年，20年间PM2.5的排放也显著降低，目前只有中部峡谷地带相对值加高，加州的蓝天数也越来越多。
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
“来两瓶啤酒，冰的。”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空气质量资深专家克瑞斯·詹姆斯先生用仅会的几句不太流利的中文开场，引来一阵笑声。但他所介绍的内容却并不轻松——“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克瑞斯解释说，重污染天气发生的前提条件有三：一是静止的大气，包括平稳和微风状态；二是盆地或山地环绕的地形；三是大量的工业污染源以及机动车汇聚在一起。
“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有着详尽的内容。首先，基于空气环境数据、地区区域气候和光化学分析列出每个污染物的触发级别或阶段，研究每个污染阶段上升至更高污染级别所具有的条件。其次，采取行动，对污染源进行控制，大型工业源或商业企业必须提交极端事件应急计划，得到评审通过。最后，要确保准确地监测，这就要求基于一个或多个监测点观察到的数据和浓度峰值。
一旦发生空气污染极端事件，美国就会启动三级预警机制。第一级别，对公众、学校和医院的预警，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出行；第二级别，采取一部分强制行动，禁止户外活动；第三级别，发布禁令、暂行工业生产和室内室外活动。 克瑞斯说，早期对公众的预警十分重要，一定要在污染级别上升前提前预警敏感人群，当空气环境标准修改之后还要及时调整每一阶段的污染级别。“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空气治理之路非常困难
“最开始我们以为是家庭的后院焚烧，后来认为是工业企业，最后又发现车辆运输、交通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看来，空气污染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单一污染源就能承担所有责任，需要全面地对空气进行治理。美国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已经减少了70%”凯瑟琳说。
对于公众来说，自身的参与也非常重要。克瑞斯说，“在美国，公众参与是治理空气污染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我和我妻子居住的海边城市，许多市民都自发参加这样的活动，在购买消费品的时候尽量购买本地产品，因为如果是远洋运输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
克瑞斯认为，美国经过近60年的努力，环境空气质量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城市大气中的硫污染和烟尘污染基本得到解决，PM2.5的含量也显著下降。但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来，未来的治理之路并不易。
北京治理 PM2.5还有很长路要走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空气质量资深专家克瑞斯·詹姆斯认为，重污染天气发生的三个前提条件北京都具备。不同于加州多是来自太平洋的风，北京的上风向是河北、内蒙古等地，都存在工业源，因此中国的极端污染事件往往是区域级的，大范围同时出现，所以“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方案》规定中还包括特殊情况下暂停建筑工地施工，禁止工业生产和机动车驾驶等。根据新标准，北京市监测的空气质量数据，新增了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和臭氧，同时用空气质量指数AQI代替了空气污染指数API。
克瑞斯建议北京应该根据这一基准来制定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他还强调，各监测点的数据透明十分重要，要利用各监测点数据来评估极端事件有效性，因为准确的空气治理成效不在人体感受或者法规，而在于对大气的监测，由此来判断空气品质，然后根据报告再回过头来改进计划。
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前执行官凯瑟琳说：“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看，北京的空气质量20年内都不会有变化，因为治理的努力完全被大量新污染抵消了。治理空气问题，我们用了60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你们面临着更好的机遇。现在，北京就是美国的加州，作为先行者一定会起到表率作用，带领其他城市创造更清洁更健康的空气。”
在中国，大气污染的特定决定了北京不能独善其身，在市内的35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中，就有3个区域背景传输点，主要监控外地传输过来的PM2.5污染。区域的污染治理需要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例如京津唐地区就要充分发挥联动效应。
2013年3月27日，天气：阴，时间：9：30a.m，北京空气质量指数：240，重度污染。
北京市环保局大院东侧的技术交流室内，围坐着从微博上征集的10余位市民、市机关单位环保人士及28家在京媒体，投影仪前，两位来自美国的环保专家正在讲述美国加州洛杉矶烟雾事件以来，空气质量的治理历程。
治理空气污染 美国也曾走过弯路
空气污染不仅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也曾是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上灰蒙蒙的一页。美国就曾经历过严重的大气污染，二战之后，美国的工业及交通业迅猛发展，化石能源消耗量激增，但并没有相应的环境法规来管控，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就有两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在当时的美国。其中，1952年12月发生的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导致洛杉矶市400多位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
由于饱受光化学烟雾的困扰，洛杉矶市可以说是全美空气治理的先行者。来自美国的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前执行官凯瑟琳女士介绍说，“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我们就针对家庭壁炉烟囱及后院垃圾焚烧炉采取了整治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伊始，当地部门以为元凶是一家化工厂，但当化工厂关闭后，问题依然存在。后来有研究发现，其实机动车和燃油才是最大的污染源，于是我们又着手加强对移动源的管理。60年代，美国国会批准通过诞生第一部空气清洁法案，环保部门也开始制定国家机动车相关标准，但从实际效果看也不明显，因为这一时期的重点主要是集中于研究，而不是有针对性的污染治理措施。”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2000万美国市民上街游行。迫使美国修改空气清洁法案，成立环保署，设定空气质量标准以及达标的时间节点，这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一次游行。凯瑟琳认为，美国的政府和学者、民众对空气质量的诉求都很高。“在空气质量的改善过程中，尤其需要民众的支持，美国70年代后的每一年在改善大气的斗争中，都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
美国有一套权职分明的环保机构，包括国家环保署、50个州立环保机构及地方环保机构。国家环保署负责制定控制标准和时间节点，对移动源和跨州间事务进行管理；州立环保机构负责制定州内计划方案，包括技术上的研究，控制油品、消耗品等；地方环保机构则主要负责对地方的相关许可证的发放，控制工业源等。
凯瑟琳说：“在加州有35个地方环保机构，员工1000人左右，还有2000人分布在地方环保机构。我们从制定标准到模拟实验，到削减多少污染排放，有一个完整的机构流程图，从70年代就开始使用，此后每隔3—5年就进行一次调整改善，使空气能一直保持在清洁的范围之内。”
PM2.5成为新的头号公敌
几十年的空气治理经验，使美国的臭氧和二氧化硫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世界面前，那就是细颗粒物PM2.5。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是较早开始研究PM2.5的国家，当时的一些研究就表明细粒子是可以致命的，它能进入身体、血液，对肺部、心脏产生炎症，带来严重危害，因此他们开始将PM2.5规定为考量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凯瑟琳介绍，在加州因为PM2.5引发的死亡率是臭氧引起的死亡率的十倍，旋即，PM2.5开始取代臭氧成为加州乃至全美的主要治理物。尽管当时的民众包括从事环保工作的人员都不能相信微小的细粒子能夺去人的生命，但现在，医生在写死亡报告时也开始把环境因素纳入进去。
在加州，PM2.5大多是由柴油车排放出来的，针对这一污染源，所有柴油车都被建议安装颗粒物捕集器，这一装置能有效过滤掉尾气中的颗粒物含量。凯瑟琳还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尽快加入颗粒物捕集器这种机制。
除了安装捕集器、对氮氧化物的吸附装置及一些先进的软件，加州还致力于提高油品的质量，普及更加低挥发性、低毒性、低芳香物的汽油，减少苯的排放，在车体的引擎设计方面也作出很大改进，不仅减少排放，也减少烧油。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对排放造成污染的行为严惩不贷，据凯瑟琳介绍，处罚金额在25万—100万美元，但实际可能只有1万—7.5万美元的罚金。“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由于采用最佳实用技术，即将污染物控制到达标范围内最严格的技术，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加州的汽油机动车、柴油机动车的净化能力已经分别提高到99%和98%以上，从1987年到2007年，20年间PM2.5的排放也显著降低，目前只有中部峡谷地带相对值加高，加州的蓝天数也越来越多。
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
“来两瓶啤酒，冰的。”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空气质量资深专家克瑞斯·詹姆斯先生用仅会的几句不太流利的中文开场，引来一阵笑声。但他所介绍的内容却并不轻松——“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克瑞斯解释说，重污染天气发生的前提条件有三：一是静止的大气，包括平稳和微风状态；二是盆地或山地环绕的地形；三是大量的工业污染源以及机动车汇聚在一起。
“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有着详尽的内容。首先，基于空气环境数据、地区区域气候和光化学分析列出每个污染物的触发级别或阶段，研究每个污染阶段上升至更高污染级别所具有的条件。其次，采取行动，对污染源进行控制，大型工业源或商业企业必须提交极端事件应急计划，得到评审通过。最后，要确保准确地监测，这就要求基于一个或多个监测点观察到的数据和浓度峰值。
一旦发生空气污染极端事件，美国就会启动三级预警机制。第一级别，对公众、学校和医院的预警，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出行；第二级别，采取一部分强制行动，禁止户外活动；第三级别，发布禁令、暂行工业生产和室内室外活动。 克瑞斯说，早期对公众的预警十分重要，一定要在污染级别上升前提前预警敏感人群，当空气环境标准修改之后还要及时调整每一阶段的污染级别。“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空气治理之路非常困难
“最开始我们以为是家庭的后院焚烧，后来认为是工业企业，最后又发现车辆运输、交通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看来，空气污染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单一污染源就能承担所有责任，需要全面地对空气进行治理。美国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已经减少了70%”凯瑟琳说。
对于公众来说，自身的参与也非常重要。克瑞斯说，“在美国，公众参与是治理空气污染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我和我妻子居住的海边城市，许多市民都自发参加这样的活动，在购买消费品的时候尽量购买本地产品，因为如果是远洋运输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
克瑞斯认为，美国经过近60年的努力，环境空气质量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城市大气中的硫污染和烟尘污染基本得到解决，PM2.5的含量也显著下降。但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来，未来的治理之路并不易。
北京治理 PM2.5还有很长路要走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空气质量资深专家克瑞斯·詹姆斯认为，重污染天气发生的三个前提条件北京都具备。不同于加州多是来自太平洋的风，北京的上风向是河北、内蒙古等地，都存在工业源，因此中国的极端污染事件往往是区域级的，大范围同时出现，所以“空气污染极端事件应急方案”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方案》规定中还包括特殊情况下暂停建筑工地施工，禁止工业生产和机动车驾驶等。根据新标准，北京市监测的空气质量数据，新增了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和臭氧，同时用空气质量指数AQI代替了空气污染指数API。
克瑞斯建议北京应该根据这一基准来制定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他还强调，各监测点的数据透明十分重要，要利用各监测点数据来评估极端事件有效性，因为准确的空气治理成效不在人体感受或者法规，而在于对大气的监测，由此来判断空气品质，然后根据报告再回过头来改进计划。
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前执行官凯瑟琳说：“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看，北京的空气质量20年内都不会有变化，因为治理的努力完全被大量新污染抵消了。治理空气问题，我们用了60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你们面临着更好的机遇。现在，北京就是美国的加州，作为先行者一定会起到表率作用，带领其他城市创造更清洁更健康的空气。”
在中国，大气污染的特定决定了北京不能独善其身，在市内的35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中，就有3个区域背景传输点，主要监控外地传输过来的PM2.5污染。区域的污染治理需要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例如京津唐地区就要充分发挥联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