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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力量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提出很高要求，用道德教化来赢得民心，是古代政治家们成就一番伟业的秘决。毕竟，官，自民生。
道德修养是个人修养的根本。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隐忍包容的中国人用自身选择和坚守，谱写了中华文明的盛世华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早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穿过历史尘埃，浩然正气已成为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一座丰碑，这种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高尚，直到今天，还在感动着我们。
开创者与继承者
在中国古老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群智者：他们从自然界中领悟出高明智慧，创造了阴阳、八卦、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阴符经、五行等理论体系，建立起一整套独特的思想哲学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其方法论用于养生，创造出气功、导引术、经络学等一系列中医理论；用于战争，总结出《孙子兵法》；用于外交，开创纵横游说先河；用于治国，成就繁华汉唐帝国……他们总能在不同领域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伏羲、周文王、老子、庄子、鬼谷子、张良、韩信、孙思邈、诸葛亮、刘伯温、范蠡，还有众多无名隐士，他们超脱名利、特立独行，其思想智慧闪亮于历史浩瀚星河。
今天，我们的科学水平发展了，道德滑坡现象却日益突显……很少有人能弄懂古人的智慧成果……人类还在不断重复着低级错误。
孙景浩，字清浩，祖籍山东鄄城红船村，战国军事家孙膑正传第76代世孙。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推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复兴。在概念性风水规划和古建筑文化方面，有较深入的实践经验，同时在国学、易经、堪舆、天文、地理、道学、民俗等方面也颇有心得。近几年，孙景浩在全国各地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论文及文章共二百多篇，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孙膑兵法与商战》《儒释道思想与企业文化》《周易风水与自然灾害》等。世界五百强企业，如德国汉高、美国可口可乐、美国花旗及国内百强企业天士力集团公司、天狮集团、深圳财富集团都曾受过孙景浩的指导和帮助。孙景浩对社会有一定贡献。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不仅成为国家第一要务，同时也成为每个家庭乃至每个成年人的第一要务。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或打工、或求学、或就业在异域他乡，有的长年累月不能回家看看，更谈不上在父母身边尽忠尽孝。尤其是在为看病、住房、学费等生存必需疲于奔波的重压下，传统孝文化的规范和要求正在被现代人所淡忘。更为让人忧虑的是，一些本已长大成人的年轻人，由于就业困难、经济不能自立等原因，不仅不能尽到“敬养”父母的责任，反而沦为“啃老”一族。一言以蔽之，现代化已经空前地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存方式，改变着传统人性和孝道。
有鉴于此，有识之士孙景浩重新编著的《四十八孝悌》，用精炼的48个短章，把儒家孝文化的主要精髓囊括殆尽，将孝文化强调的“敬养、敬享”两大主题，及其所包含的人文意识、德性精神和知性觉悟，全都融入伦常生活，成为人人可以践行的孝道规范。《四十八孝悌》作为学习、传播、继承孝道文化、普及儒家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方面的价值存在，不由让人赞叹。其意义和价值，非常值得民间学习效法，值得学界研究总结并给予高度珍惜和重视。
孝，是儒家人文生命构成的逻辑起点。儒学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学，儒家文化是关于中国人人文生命教化的文化。这种学问和教化以修身为根本。所谓修身，就是修养性命。命者，肉体身躯也；性者，心性也。修身本质就是努力提高个人道德品性。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 ） 。
修身是如此关键和重要。儒家说，修身要从孝道做起，并要贯穿于人的一生。《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有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告子下》 ） 。”只要切切实实从孝悌做起，人人都可成尧舜。由此可见，孝顺是人生最大美德，也是修身根本要求。一个人只有首先做到“惟忠惟孝”（ 《尚书·蔡仲之命》 ） ，才有资格像尧舜那样，担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孝，不仅在儒家文化中的定位十分重要，且在内涵上也非常丰富。从大处讲，孝文化主要包括“敬养、敬享”两部分，即“生则敬养，死则尽享。”（《礼记·祭仪》） ，就是说，父母活着时要恭敬赡养他们，父母死去时要恭敬祭享他们，当父母行为不合礼仪时，做儿女的要极力劝谏。儒家所主张和倡导的孝文化，绝非只讲亲情没有原则的愚忠愚孝，而是人情人理、情义兼顾的德性要求。
诚如孙景浩所言：“我们既是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者。在充分肯定中华孝道造就和维系传统代际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化对传统孝文化的严峻挑战。”
孝：规规矩矩的态度
公元前36年，西汉军队在西域的郅支城与匈奴展开了一场决战。两天之内，匈奴全军覆没，西汉帝国与匈奴的最后一次战争落下了帷幕。立下这一不世奇功的，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将陈汤。陈汤原是出身普通人家的平民。年轻时，陈汤曾在长安流浪，其才能被富平侯张勃发现。张勃向朝廷推荐了陈汤。郅支城一役，陈汤名声大噪。不料，在等待朝廷嘉奖期间，陈汤的命运改变。原来，陈汤的父亲去世了，得知此讯的陈汤并未回家奔丧。负责监察官员品性的司隶校尉因此检举陈汤缺乏起码孝道，不合重用标准。已有功在身的陈汤被拘捕下狱，举荐人张勃也因举荐不当受到处罚。
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做官的人，不管官做多大，碰到父母之丧，须立即请假还乡，如不执行，监察御史将马上提出弹劾，永不录用。如身为武将，前方战事很紧，遇父母丧事，也须向朝廷请假还乡，皇帝可依情下诏，移孝作忠，予以慰留。在中国各戏种中可以看到，有武将穿半边白袍，即表示他戴孝上阵；如用国家紧急需要，官员回乡守孝，丧服未满，皇帝下命特别起用，名为“起复”。 中国孝道的真正哲学，就是爱的回报。佛教中，孝道是以地藏王菩萨为代表的。地藏王菩萨为报恩，在和释迦牟尼的母亲探讨孝道问题时说了很多现象，最后总结说：“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每个人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父母恩深如海，若管不好自身起心动念，就是不孝。
曾子根据孔子所述著《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在《孝经》中，孝敬父母为小孝，孝于天下为大孝，看天下老百姓如自己的父母，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大原则。
明杭州女子沈云英，其父是位将军，在率军抗敌时战死，沈云英得知父亲死讯，凛然走上城楼，振臂高呼：“在下虽是女儿身，但为完成父亲抗敌遗志，我不惜战死沙场！”众人听后感动不已，军士们发誓要击退敌军。在沈云英的带领下，大破敌方主力。战后，沈云英在战场上找到了父亲的尸体，不禁失声痛哭。看到这一幕，全体将士自发穿上白袍白甲，以示悼念。
“痛家中有老母倚门相待，盼阴魂随孤女千里归来。我这里对亡亲凄凉下拜，爹爹呀！到如今真个是埋骨成灰……”在京剧名段《沈云英》里，此刻的杭州巾帼，忠孝双全。
悌：实实在在的体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悌是德之序，懂得先后长幼尊卑的态度。
孙水林，男，1960年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泡桐镇人，建筑商；孙东林，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泡桐镇人，孙水林弟弟。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孙东林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
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全部遇难。
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来不及安慰年迈的父母，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因为哥哥离世后，账单多已不在，孙东林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大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钱不够，孙东林就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亲的1万元。就这样，在新年来临之前，60多名民工都如愿领到工钱，孙东林如释重负。
“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孙水林、孙东林兄弟20年坚守承诺，被人们赞为“信义兄弟”。2010年9月，孙水林、孙东林兄弟入选“中国好人榜”。
教民礼顺，莫善于悌。言忠信，行笃敬，古老相传的信条，演绎出现代传奇，他们为尊严承诺，为良心奔波，大地上一场悲情接力。雪夜里的好兄弟，只剩下孤独一个。雪落无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
悌是敬悌，是兄弟姊妹间的敬重与爱戴。广而言之，对待朋友之间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以真情待友人。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一文中，倾诉了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他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以此文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有人说，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韩愈重亲情，对手足之间情深意重。后人对手足之情亦是看重，《祭妹文》中袁枚通过对其三妹袁素文生前与自己一起玩闹场景的描写表达了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其妹离世伤痛欲绝其情堪深。
忠：正正当当的行为
忠者，德之正也。正就是不偏不倚，心不偏颇，不偏私。
大约1000年前，一个男孩出生在豫南偏远地区光山县城的一个院落里，他有一个和这个县城一样的名字——光。因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司马光被人们视为彗光早现的神童典型。其实，司马光后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彗光早现的超常智商，更与他严格地家庭教育分不开。
当时在光山做知县的司马池在学业和做人上，对儿子司马光要求极为严格。一天，年幼的司马光想吃青核桃，姐姐替他剥皮，却怎么也剥不开。后来一个女仆把青核桃放在开水里烫了一下，皮很容易就剥了下来。姐姐回来一看，惊奇地问是谁剥下来的？司马光很得意地说是自己剥的。见儿子撒谎，司马池就很严厉地训斥儿子，你怎么能这样撒谎呢？这件小事，给司马光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在司马池严格地教育和影响下，司马光的性格和人品慢慢地定型，形成了襟怀坦荡，忠诚老实的个性。
司马光生活简朴，也要求儿子以俭为美德，儿子司马康长到十六、七岁时，就显出了超常的才能，能文能武，谈古论今，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再加上人也长得英俊，母亲十分喜爱，在穿戴上就给儿子着意打扮。有一天，母亲让儿子穿一件鲜艳的葱绿长袍，在司马门庭进进出出，显得格外潇洒。司马光看到这些，心里很不安，便批评了司马康。后来司马光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训俭示康》的文章，告诫司马康不要追求奢靡，要养成崇尚节俭的美德。在司马光眼里，节俭已不是一种生活习惯，而是一种与道德相通的品行。
有德者，皆有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司马光认为节俭是正道直行、修身立志的基础，也是做人做官的前提。司马康在读《训俭示康》的时候十分感动。此后，他一生始终把这篇家训当作做人的镜鉴，用来鞭策自己。
信：清清白白的辨别
信者，人君之大宝也。
从潮州旧城东门出来，走过湘子桥到韩江东岸，在沿江岸往北走一小段路，就来到韩山脚下，山腰上的一组建筑，就是韩文公祠。
就像杭州人为了纪念白居易、苏轼，把西湖的两条堤分别称为白堤和苏堤一样，潮州人为了纪念韩愈，也用他的姓来命名一些重要的地方，而且潮州对韩愈的纪念更加隆重。潮州最重要的河流被名为韩江，潮州的笔架山改名为韩山，就连潮州的树木都被称为韩木。一位文人居然如此深刻地影响一座城市，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韩愈在担任吏部侍郎的时候，负责官员的考核升迁。那时，吏部里有一位严格的令使，经常将吏部大门上锁，以防止候选的官员随便进出衙门。 韩愈知道后就下令将门打开，并告诉他说，你老是把门关起来，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敞开大门怕什么呢？心底坦荡方能正道直行，正是韩愈的“信”之道。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耳，广为流传。可见，诚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经过漫长、沉重的生活之浪淘沥而出的赤纯之金。
1919年冬天，一位当过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叫陈望道的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从寒冬到次年早春，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长夜，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
《共产党宣言》只有28000多个汉字。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正是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以后，他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谈话中他也深情地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江泽民同志回忆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谈到，他曾经晚上打着手电筒在宿舍里读《共产党宣言》。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未来，是共产主义。
礼：严严整整的纪律
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
讨论国人性格，不能不谈孝顺。与“孝顺”联系最紧密，也最常用的一个就是“礼”。礼是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不夸张地说，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职责靠礼来实现；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中国，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
“礼”不仅指人的外在品行，还包括支配所有真正的礼仪和礼貌的正确原则。翻阅一下“四书”和其他古代典籍，尤其是《孝经》，最容易让人确信，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目前，我们只关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要切记，中国人的孝顺是多侧面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条件下或所有的观察家都能发现其实质。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雅蒂斯博士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精心写作的论文中，他具体阐述了自己三十年来在中国的观察与经验。在论文的开头，作者提出，“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一种表现形式，接着又说，‘孝’这一概念，容易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人歧途。在我们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最不孝顺的，不服从父母，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则断然否定雅蒂斯博士的观点。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在《论语》第二章，鲁官员孟懿向孔子请教何为孝，何为礼，孔子只简单地说了句：“无违。”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自然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孔子并不亲自对孟懿作出解释，而是直到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时，才又重提这件事。樊迟听了，自然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作出了如下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毫无疑问。孔子希望樊迟能将这话转述给孟懿，这样，孟懿就会理解“无违”的真正含义了。
义：慷慷慨慨的牺牲
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水源地南阳，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岁月荏苒，这里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位于南阳市的南阳府衙，是一座保存完整，规制完备的府级官署衙门，如今这里是南阳府衙博物馆。其内宅的门上至今悬挂着一条木鱼。
东汉中平三年，羊续任南阳太守。羊续初作南阳郡太守时，一天，羊续正在郡衙三堂内读书，忽然有人来报郡丞来访。羊续把郡丞请进中堂，寒暄完毕，郡丞给羊续送来一条南阳的特产——白河鲤鱼。羊续拒收，推让再三，这位郡丞执意让太守收下，扭头就走。郡丞走后，羊续将这条大鲤鱼挂在堂外内宅门的大梁之上，经过风吹日晒，成为鱼干。后来这位郡丞又送来更大的白河鲤鱼，羊续把他拉到内宅门外，指着内宅门大梁上悬挂着的鱼干说，你上次送来的鱼还挂着，已经成了鱼干，请你一起都拿回去吧！郡丞甚感羞愧，悄悄地把鱼取走了。这件事传开后，南阳郡百姓无不称赞，再也没有人敢给羊续送礼了。人们感念羊续高洁的品质，将他称为“悬鱼太守”。从此“羊续悬鱼”这个成语成为“义”的代名词。
冯谖是孟尝君的门人，一日他去替孟尝君讨债，看到欠债者都穷苦不堪，他便以孟尝君的名义把旧帐一笔勾销了，孟尝君问他讨债之事办得怎样了，他说“收毕矣。”孟尝君问：“何所市？”回答说：“市义而还。”
廉：实实在在的节约
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 在河南省上蔡县城郊一条名为“撒金沟”的沟渠里，每到暴雨过后，人们常会在沟里捡到一些被雨水冲刷出的小铜器和古钱币。这里曾是西周诸侯国蔡国的都城。西周初期，周成王将自己的堂兄蔡仲分派至此。据《尚书》载，成王当时只说了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公元1724年7月的一个深夜，在圆明园里忙了一天的雍正皇帝还没有休息，一封白天收到的奏折使他难以入睡。这封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交上来的奏折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把山西全省的耗羡全部上交归公，同时发给官吏养廉银。高成龄在奏折里提到的“耗羡”，是从明朝开始实行的一种附加税，是地方官府在征税的时候额外收取的部分，和必须上缴国库的正税不同，耗羡不需要上缴，留给地方官作办公费用。所谓“火耗”，包括“粮耗”，就是明末以来公开化的贪污。
让雍正皇帝和地方大员们为之苦恼的这种“耗羡”，实际上构成了官员们生存潜规则的基础。州县的官员们打着征收“耗羡”的幌子，在朝廷的正税之外任意征收，然后和上级瓜分这些民脂民膏。在当时，地方官送给上级的钱叫“陋规”。上下勾结的后果是地方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各地财政都出现了巨额亏空。中央财政也出现了危机。这一年年初，户部只有存银800多万两。
康熙时期的一位监察御史曾经向皇帝报告说，每年民间缴纳1两银子的皇粮国税，那些贪婪的官吏就会加收3两、4两甚至10两的耗羡，这种无穷无尽的杂派使百姓们苦不堪言。高成龄的奏折，使皇帝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这一年，雍正皇帝决定，在全国推行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自此，“耗羡”由附加税改成了法定正税，各地的征收额度均有明文规定，地方官吏在收税时任意摊派的行为从此得到了遏制。
据史书记载，雍正皇帝设计的“耗羡”归公等制度推行之后，官吏之间的各种馈送和陋规多被禁止，其他贪赃侵蚀行为也有所收敛。短短几年，澄清吏治就初见成效，贪污侵盗公款的大案有了显著的减少，官吏队伍的面貌大为改观。“耗羡”归公等改革举措在全国的推行，很快改变了中央财政极其困难的处境。雍正末年，户部存银由雍正皇帝即位初期的800万两猛增到6000多万两。“国家财用充足”的良好前景，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733年，雍正皇帝颁布圣旨宣布，由于河南已经补足历年积欠的皇粮国税，全省财政结余70多万两白银，今年河南本年地丁钱粮镯免40万两。河南全省的百姓就这样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在当时，很多地方都因为推行“耗羡”归公，百姓们的赋税负担大大减轻。
历史赋予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各自的使命，任何人都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的探索和努力，把它们作为历史的镜鉴留给后来者。
2011年3月，一块刻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石碑，在山东巨野县被人们发现。这个消息立刻成为当地的轰动新闻，也引起了文史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就在与巨野县毗邻的金乡县，也有一块刻于民国年间的同样的石碑为人们所熟知。尽管在年代上比巨野县发现的这块清代石碑足足晚了118年，但是由于它们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同样获得了人们高度的评价和认可。两块年代相差百余年的石碑，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在这块被主人层层包裹得如此严密地石碑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距今19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荆州刺史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过去他曾推荐的王密正在做昌邑的县令，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晚上，王密前去拜会杨震，两人聊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在告辞的时候，王密从怀中捧出黄金说，恩师难得光临，我准备了一点小礼，以报栽培之恩。杨震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的真才实学，所以才举荐你，希望你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可你这样做，岂不是违背了我初衷和对你的厚望？可是王密还坚持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收下吧！杨震立即变得非常严肃，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顿时满脸通红，十分羞愧地离开了。
知耻的王密用这笔钱在昌邑县衙门里建造了一座“四知台”，以此警励自己，也警告世人。
如今，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以“四知堂”命名的杨震纪念馆。但是，千百年历史演变，已使昌邑县令王密刻立的杨震“却金处”石碑无处寻觅。从清代到民国，以至如今，人们一直在追寻杨震“却金碑”，这其中蕴含着人们德的景仰。在人们心中，杨震已成为不谋私利，两袖清风的清官代表。一块石碑人们心中竟然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清官廉吏的高风亮节和道德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思是说，人最大的罪恶，就是放纵自己欲望；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道满足；最大的灾难，就是贪得无厌。老子的这句话，是对为官者修身养德最好的告诫。上善若水，道德的力量就像水一样，无形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不断润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亿兆华夏儿女的生存发展，提供着绵延不绝的源头活水
守德，才能自信
历史是天下苍生书写的。每一种文化符号的背后，都有对现实的警示与告诫。穿越历史的风雨，人们感受到了历史深处传递出来的声音。走过时间的长河，文化的力量历久而弥新。
今日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要吸收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文化营养。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总源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国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治国从治家开始。只有修好身，才能理好家、治好国。中国人讲的家既指家庭，又包括家族，家族内外长幼有序，讲究道德礼仪。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责任文化，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让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提出很高要求，用道德教化来赢得民心，是古代政治家们成就一番伟业的秘决。毕竟，官，自民生。
道德修养是个人修养的根本。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隐忍包容的中国人用自身选择和坚守，谱写了中华文明的盛世华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早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穿过历史尘埃，浩然正气已成为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一座丰碑，这种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高尚，直到今天，还在感动着我们。
开创者与继承者
在中国古老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群智者：他们从自然界中领悟出高明智慧，创造了阴阳、八卦、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阴符经、五行等理论体系，建立起一整套独特的思想哲学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其方法论用于养生，创造出气功、导引术、经络学等一系列中医理论；用于战争，总结出《孙子兵法》；用于外交，开创纵横游说先河；用于治国，成就繁华汉唐帝国……他们总能在不同领域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伏羲、周文王、老子、庄子、鬼谷子、张良、韩信、孙思邈、诸葛亮、刘伯温、范蠡，还有众多无名隐士，他们超脱名利、特立独行，其思想智慧闪亮于历史浩瀚星河。
今天，我们的科学水平发展了，道德滑坡现象却日益突显……很少有人能弄懂古人的智慧成果……人类还在不断重复着低级错误。
孙景浩，字清浩，祖籍山东鄄城红船村，战国军事家孙膑正传第76代世孙。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推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复兴。在概念性风水规划和古建筑文化方面，有较深入的实践经验，同时在国学、易经、堪舆、天文、地理、道学、民俗等方面也颇有心得。近几年，孙景浩在全国各地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论文及文章共二百多篇，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孙膑兵法与商战》《儒释道思想与企业文化》《周易风水与自然灾害》等。世界五百强企业，如德国汉高、美国可口可乐、美国花旗及国内百强企业天士力集团公司、天狮集团、深圳财富集团都曾受过孙景浩的指导和帮助。孙景浩对社会有一定贡献。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不仅成为国家第一要务，同时也成为每个家庭乃至每个成年人的第一要务。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或打工、或求学、或就业在异域他乡，有的长年累月不能回家看看，更谈不上在父母身边尽忠尽孝。尤其是在为看病、住房、学费等生存必需疲于奔波的重压下，传统孝文化的规范和要求正在被现代人所淡忘。更为让人忧虑的是，一些本已长大成人的年轻人，由于就业困难、经济不能自立等原因，不仅不能尽到“敬养”父母的责任，反而沦为“啃老”一族。一言以蔽之，现代化已经空前地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存方式，改变着传统人性和孝道。
有鉴于此，有识之士孙景浩重新编著的《四十八孝悌》，用精炼的48个短章，把儒家孝文化的主要精髓囊括殆尽，将孝文化强调的“敬养、敬享”两大主题，及其所包含的人文意识、德性精神和知性觉悟，全都融入伦常生活，成为人人可以践行的孝道规范。《四十八孝悌》作为学习、传播、继承孝道文化、普及儒家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方面的价值存在，不由让人赞叹。其意义和价值，非常值得民间学习效法，值得学界研究总结并给予高度珍惜和重视。
孝，是儒家人文生命构成的逻辑起点。儒学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学，儒家文化是关于中国人人文生命教化的文化。这种学问和教化以修身为根本。所谓修身，就是修养性命。命者，肉体身躯也；性者，心性也。修身本质就是努力提高个人道德品性。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 ） 。
修身是如此关键和重要。儒家说，修身要从孝道做起，并要贯穿于人的一生。《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有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告子下》 ） 。”只要切切实实从孝悌做起，人人都可成尧舜。由此可见，孝顺是人生最大美德，也是修身根本要求。一个人只有首先做到“惟忠惟孝”（ 《尚书·蔡仲之命》 ） ，才有资格像尧舜那样，担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孝，不仅在儒家文化中的定位十分重要，且在内涵上也非常丰富。从大处讲，孝文化主要包括“敬养、敬享”两部分，即“生则敬养，死则尽享。”（《礼记·祭仪》） ，就是说，父母活着时要恭敬赡养他们，父母死去时要恭敬祭享他们，当父母行为不合礼仪时，做儿女的要极力劝谏。儒家所主张和倡导的孝文化，绝非只讲亲情没有原则的愚忠愚孝，而是人情人理、情义兼顾的德性要求。
诚如孙景浩所言：“我们既是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者。在充分肯定中华孝道造就和维系传统代际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化对传统孝文化的严峻挑战。”
孝：规规矩矩的态度
公元前36年，西汉军队在西域的郅支城与匈奴展开了一场决战。两天之内，匈奴全军覆没，西汉帝国与匈奴的最后一次战争落下了帷幕。立下这一不世奇功的，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将陈汤。陈汤原是出身普通人家的平民。年轻时，陈汤曾在长安流浪，其才能被富平侯张勃发现。张勃向朝廷推荐了陈汤。郅支城一役，陈汤名声大噪。不料，在等待朝廷嘉奖期间，陈汤的命运改变。原来，陈汤的父亲去世了，得知此讯的陈汤并未回家奔丧。负责监察官员品性的司隶校尉因此检举陈汤缺乏起码孝道，不合重用标准。已有功在身的陈汤被拘捕下狱，举荐人张勃也因举荐不当受到处罚。
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做官的人，不管官做多大，碰到父母之丧，须立即请假还乡，如不执行，监察御史将马上提出弹劾，永不录用。如身为武将，前方战事很紧，遇父母丧事，也须向朝廷请假还乡，皇帝可依情下诏，移孝作忠，予以慰留。在中国各戏种中可以看到，有武将穿半边白袍，即表示他戴孝上阵；如用国家紧急需要，官员回乡守孝，丧服未满，皇帝下命特别起用，名为“起复”。 中国孝道的真正哲学，就是爱的回报。佛教中，孝道是以地藏王菩萨为代表的。地藏王菩萨为报恩，在和释迦牟尼的母亲探讨孝道问题时说了很多现象，最后总结说：“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每个人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父母恩深如海，若管不好自身起心动念，就是不孝。
曾子根据孔子所述著《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在《孝经》中，孝敬父母为小孝，孝于天下为大孝，看天下老百姓如自己的父母，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大原则。
明杭州女子沈云英，其父是位将军，在率军抗敌时战死，沈云英得知父亲死讯，凛然走上城楼，振臂高呼：“在下虽是女儿身，但为完成父亲抗敌遗志，我不惜战死沙场！”众人听后感动不已，军士们发誓要击退敌军。在沈云英的带领下，大破敌方主力。战后，沈云英在战场上找到了父亲的尸体，不禁失声痛哭。看到这一幕，全体将士自发穿上白袍白甲，以示悼念。
“痛家中有老母倚门相待，盼阴魂随孤女千里归来。我这里对亡亲凄凉下拜，爹爹呀！到如今真个是埋骨成灰……”在京剧名段《沈云英》里，此刻的杭州巾帼，忠孝双全。
悌：实实在在的体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悌是德之序，懂得先后长幼尊卑的态度。
孙水林，男，1960年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泡桐镇人，建筑商；孙东林，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泡桐镇人，孙水林弟弟。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孙东林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
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全部遇难。
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来不及安慰年迈的父母，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因为哥哥离世后，账单多已不在，孙东林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大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钱不够，孙东林就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亲的1万元。就这样，在新年来临之前，60多名民工都如愿领到工钱，孙东林如释重负。
“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孙水林、孙东林兄弟20年坚守承诺，被人们赞为“信义兄弟”。2010年9月，孙水林、孙东林兄弟入选“中国好人榜”。
教民礼顺，莫善于悌。言忠信，行笃敬，古老相传的信条，演绎出现代传奇，他们为尊严承诺，为良心奔波，大地上一场悲情接力。雪夜里的好兄弟，只剩下孤独一个。雪落无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
悌是敬悌，是兄弟姊妹间的敬重与爱戴。广而言之，对待朋友之间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以真情待友人。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一文中，倾诉了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他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以此文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有人说，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韩愈重亲情，对手足之间情深意重。后人对手足之情亦是看重，《祭妹文》中袁枚通过对其三妹袁素文生前与自己一起玩闹场景的描写表达了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其妹离世伤痛欲绝其情堪深。
忠：正正当当的行为
忠者，德之正也。正就是不偏不倚，心不偏颇，不偏私。
大约1000年前，一个男孩出生在豫南偏远地区光山县城的一个院落里，他有一个和这个县城一样的名字——光。因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司马光被人们视为彗光早现的神童典型。其实，司马光后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彗光早现的超常智商，更与他严格地家庭教育分不开。
当时在光山做知县的司马池在学业和做人上，对儿子司马光要求极为严格。一天，年幼的司马光想吃青核桃，姐姐替他剥皮，却怎么也剥不开。后来一个女仆把青核桃放在开水里烫了一下，皮很容易就剥了下来。姐姐回来一看，惊奇地问是谁剥下来的？司马光很得意地说是自己剥的。见儿子撒谎，司马池就很严厉地训斥儿子，你怎么能这样撒谎呢？这件小事，给司马光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在司马池严格地教育和影响下，司马光的性格和人品慢慢地定型，形成了襟怀坦荡，忠诚老实的个性。
司马光生活简朴，也要求儿子以俭为美德，儿子司马康长到十六、七岁时，就显出了超常的才能，能文能武，谈古论今，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再加上人也长得英俊，母亲十分喜爱，在穿戴上就给儿子着意打扮。有一天，母亲让儿子穿一件鲜艳的葱绿长袍，在司马门庭进进出出，显得格外潇洒。司马光看到这些，心里很不安，便批评了司马康。后来司马光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训俭示康》的文章，告诫司马康不要追求奢靡，要养成崇尚节俭的美德。在司马光眼里，节俭已不是一种生活习惯，而是一种与道德相通的品行。
有德者，皆有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司马光认为节俭是正道直行、修身立志的基础，也是做人做官的前提。司马康在读《训俭示康》的时候十分感动。此后，他一生始终把这篇家训当作做人的镜鉴，用来鞭策自己。
信：清清白白的辨别
信者，人君之大宝也。
从潮州旧城东门出来，走过湘子桥到韩江东岸，在沿江岸往北走一小段路，就来到韩山脚下，山腰上的一组建筑，就是韩文公祠。
就像杭州人为了纪念白居易、苏轼，把西湖的两条堤分别称为白堤和苏堤一样，潮州人为了纪念韩愈，也用他的姓来命名一些重要的地方，而且潮州对韩愈的纪念更加隆重。潮州最重要的河流被名为韩江，潮州的笔架山改名为韩山，就连潮州的树木都被称为韩木。一位文人居然如此深刻地影响一座城市，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韩愈在担任吏部侍郎的时候，负责官员的考核升迁。那时，吏部里有一位严格的令使，经常将吏部大门上锁，以防止候选的官员随便进出衙门。 韩愈知道后就下令将门打开，并告诉他说，你老是把门关起来，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敞开大门怕什么呢？心底坦荡方能正道直行，正是韩愈的“信”之道。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耳，广为流传。可见，诚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经过漫长、沉重的生活之浪淘沥而出的赤纯之金。
1919年冬天，一位当过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叫陈望道的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从寒冬到次年早春，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长夜，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
《共产党宣言》只有28000多个汉字。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正是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以后，他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谈话中他也深情地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江泽民同志回忆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谈到，他曾经晚上打着手电筒在宿舍里读《共产党宣言》。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未来，是共产主义。
礼：严严整整的纪律
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
讨论国人性格，不能不谈孝顺。与“孝顺”联系最紧密，也最常用的一个就是“礼”。礼是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不夸张地说，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职责靠礼来实现；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中国，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
“礼”不仅指人的外在品行，还包括支配所有真正的礼仪和礼貌的正确原则。翻阅一下“四书”和其他古代典籍，尤其是《孝经》，最容易让人确信，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目前，我们只关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要切记，中国人的孝顺是多侧面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条件下或所有的观察家都能发现其实质。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雅蒂斯博士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精心写作的论文中，他具体阐述了自己三十年来在中国的观察与经验。在论文的开头，作者提出，“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一种表现形式，接着又说，‘孝’这一概念，容易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人歧途。在我们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最不孝顺的，不服从父母，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则断然否定雅蒂斯博士的观点。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在《论语》第二章，鲁官员孟懿向孔子请教何为孝，何为礼，孔子只简单地说了句：“无违。”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自然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孔子并不亲自对孟懿作出解释，而是直到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时，才又重提这件事。樊迟听了，自然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作出了如下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毫无疑问。孔子希望樊迟能将这话转述给孟懿，这样，孟懿就会理解“无违”的真正含义了。
义：慷慷慨慨的牺牲
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水源地南阳，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岁月荏苒，这里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位于南阳市的南阳府衙，是一座保存完整，规制完备的府级官署衙门，如今这里是南阳府衙博物馆。其内宅的门上至今悬挂着一条木鱼。
东汉中平三年，羊续任南阳太守。羊续初作南阳郡太守时，一天，羊续正在郡衙三堂内读书，忽然有人来报郡丞来访。羊续把郡丞请进中堂，寒暄完毕，郡丞给羊续送来一条南阳的特产——白河鲤鱼。羊续拒收，推让再三，这位郡丞执意让太守收下，扭头就走。郡丞走后，羊续将这条大鲤鱼挂在堂外内宅门的大梁之上，经过风吹日晒，成为鱼干。后来这位郡丞又送来更大的白河鲤鱼，羊续把他拉到内宅门外，指着内宅门大梁上悬挂着的鱼干说，你上次送来的鱼还挂着，已经成了鱼干，请你一起都拿回去吧！郡丞甚感羞愧，悄悄地把鱼取走了。这件事传开后，南阳郡百姓无不称赞，再也没有人敢给羊续送礼了。人们感念羊续高洁的品质，将他称为“悬鱼太守”。从此“羊续悬鱼”这个成语成为“义”的代名词。
冯谖是孟尝君的门人，一日他去替孟尝君讨债，看到欠债者都穷苦不堪，他便以孟尝君的名义把旧帐一笔勾销了，孟尝君问他讨债之事办得怎样了，他说“收毕矣。”孟尝君问：“何所市？”回答说：“市义而还。”
廉：实实在在的节约
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 在河南省上蔡县城郊一条名为“撒金沟”的沟渠里，每到暴雨过后，人们常会在沟里捡到一些被雨水冲刷出的小铜器和古钱币。这里曾是西周诸侯国蔡国的都城。西周初期，周成王将自己的堂兄蔡仲分派至此。据《尚书》载，成王当时只说了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公元1724年7月的一个深夜，在圆明园里忙了一天的雍正皇帝还没有休息，一封白天收到的奏折使他难以入睡。这封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交上来的奏折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把山西全省的耗羡全部上交归公，同时发给官吏养廉银。高成龄在奏折里提到的“耗羡”，是从明朝开始实行的一种附加税，是地方官府在征税的时候额外收取的部分，和必须上缴国库的正税不同，耗羡不需要上缴，留给地方官作办公费用。所谓“火耗”，包括“粮耗”，就是明末以来公开化的贪污。
让雍正皇帝和地方大员们为之苦恼的这种“耗羡”，实际上构成了官员们生存潜规则的基础。州县的官员们打着征收“耗羡”的幌子，在朝廷的正税之外任意征收，然后和上级瓜分这些民脂民膏。在当时，地方官送给上级的钱叫“陋规”。上下勾结的后果是地方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各地财政都出现了巨额亏空。中央财政也出现了危机。这一年年初，户部只有存银800多万两。
康熙时期的一位监察御史曾经向皇帝报告说，每年民间缴纳1两银子的皇粮国税，那些贪婪的官吏就会加收3两、4两甚至10两的耗羡，这种无穷无尽的杂派使百姓们苦不堪言。高成龄的奏折，使皇帝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这一年，雍正皇帝决定，在全国推行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自此，“耗羡”由附加税改成了法定正税，各地的征收额度均有明文规定，地方官吏在收税时任意摊派的行为从此得到了遏制。
据史书记载，雍正皇帝设计的“耗羡”归公等制度推行之后，官吏之间的各种馈送和陋规多被禁止，其他贪赃侵蚀行为也有所收敛。短短几年，澄清吏治就初见成效，贪污侵盗公款的大案有了显著的减少，官吏队伍的面貌大为改观。“耗羡”归公等改革举措在全国的推行，很快改变了中央财政极其困难的处境。雍正末年，户部存银由雍正皇帝即位初期的800万两猛增到6000多万两。“国家财用充足”的良好前景，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733年，雍正皇帝颁布圣旨宣布，由于河南已经补足历年积欠的皇粮国税，全省财政结余70多万两白银，今年河南本年地丁钱粮镯免40万两。河南全省的百姓就这样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在当时，很多地方都因为推行“耗羡”归公，百姓们的赋税负担大大减轻。
历史赋予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各自的使命，任何人都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的探索和努力，把它们作为历史的镜鉴留给后来者。
2011年3月，一块刻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石碑，在山东巨野县被人们发现。这个消息立刻成为当地的轰动新闻，也引起了文史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就在与巨野县毗邻的金乡县，也有一块刻于民国年间的同样的石碑为人们所熟知。尽管在年代上比巨野县发现的这块清代石碑足足晚了118年，但是由于它们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同样获得了人们高度的评价和认可。两块年代相差百余年的石碑，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在这块被主人层层包裹得如此严密地石碑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距今19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荆州刺史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过去他曾推荐的王密正在做昌邑的县令，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晚上，王密前去拜会杨震，两人聊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在告辞的时候，王密从怀中捧出黄金说，恩师难得光临，我准备了一点小礼，以报栽培之恩。杨震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的真才实学，所以才举荐你，希望你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可你这样做，岂不是违背了我初衷和对你的厚望？可是王密还坚持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收下吧！杨震立即变得非常严肃，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顿时满脸通红，十分羞愧地离开了。
知耻的王密用这笔钱在昌邑县衙门里建造了一座“四知台”，以此警励自己，也警告世人。
如今，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以“四知堂”命名的杨震纪念馆。但是，千百年历史演变，已使昌邑县令王密刻立的杨震“却金处”石碑无处寻觅。从清代到民国，以至如今，人们一直在追寻杨震“却金碑”，这其中蕴含着人们德的景仰。在人们心中，杨震已成为不谋私利，两袖清风的清官代表。一块石碑人们心中竟然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清官廉吏的高风亮节和道德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思是说，人最大的罪恶，就是放纵自己欲望；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道满足；最大的灾难，就是贪得无厌。老子的这句话，是对为官者修身养德最好的告诫。上善若水，道德的力量就像水一样，无形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不断润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亿兆华夏儿女的生存发展，提供着绵延不绝的源头活水
守德，才能自信
历史是天下苍生书写的。每一种文化符号的背后，都有对现实的警示与告诫。穿越历史的风雨，人们感受到了历史深处传递出来的声音。走过时间的长河，文化的力量历久而弥新。
今日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要吸收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文化营养。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总源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国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治国从治家开始。只有修好身，才能理好家、治好国。中国人讲的家既指家庭，又包括家族，家族内外长幼有序，讲究道德礼仪。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责任文化，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让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