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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而所谓“原原本本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首先就是要秉持一颗独立的心，平常的心，在经典原著上下苦功夫，老老实实地做马克思的读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一本著作，它不但畅销，而且入围了“大众好书榜”，也是中纪委监察部推荐的干部必读书，以及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图书。仅从书名，即可见这是一本“原原本本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的书，也直见韩毓海对马克思的推崇。其实，韩毓海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人类只不过刚刚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
这本书可贵的地方至少有两点：一是韩毓海写这本书，通读了老版本的一整套50卷、53大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容比较全，其中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很多内容后来出版的就没了，体现了经典原著的权威性和全面性，这种“通读”的工作极为艰苦，但也最为可贵，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五四讲话”中所倡导的那样：“只有下了苦功夫，方才能得真学问”；第二，韩毓海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更不是为了科研课题结项“赶任务”，这本书是在一部风靡北大、清华的马克思课讲义的基础上润色而成，可谓发自肺腑。
在书中，韩毓海“重读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在序言中，韩毓海引用魏源的名句，“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认为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变迁联系在一起，“重读”的结果，就是韩毓海更加坚信了中国能够为人类发展走出一条新路径，那就是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更在于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以持续不断的改革与革命，来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解决各种新的矛盾与问题。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何中华教授曾说：“我们究竟以一种怎样的方式‘重读马克思’才是恰当的呢？这是一个必须反思且具有前提性的问题。”确实如此，毕竟，马克思离我们已经有快200年了，在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有三种声音，一是“回到马克思”，二是“重读马克思”，三是“发展马克思”。表面上，三种声音应该以“重读马克思”为基础相统一，而实际上，三种声音是各有分野：
“回到马克思”的主题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试图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神，偏重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分析。“重读马克思”的主题是“马克思的文本”，试图在重读中发现马克思文本中所具有的最新的意义，偏重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批判超越的本质分析。“发展马克思”的主题是“新的实践与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发展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如果脱离了马克思，就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论证。
韩毓海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显然是尽了追求以“重读马克思”为基础的“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在“回到马克思”方面，韩毓海特别强调马克思在西学中的高度，“马克思诞生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不能只知道马克思，不知道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蒲鲁东等等”，不能把“马克思当成天外来客”。所以，韩毓海在重读中，确实发现了很多新东西，比如说，“现代人都在说‘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对亚当·斯密的误读，‘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人类都会情不自禁为后人和别人造福”，“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观点抄袭自阿拉伯经济学家安萨利”等等。
正因为韩毓海是在“回到马克思”中“重读马克思”，目标是为了“发展马克思”，所以，他没有限于文本本身的纠缠而不自拔。于是，他发现，“资本主义产生存在的历史规律，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市场发展并不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单靠市场无法推进现代化，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货币交换、市场经济、信用制度都是由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非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这些发现，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理解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回到马克思”，韩毓海指出，整部近代史可以提炼为“债务驱动的暴力”，马克思反对并批判的，是“万物资本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更不是“市场”。于是，就有了“发展马克思”的逻辑，中国必须从古代的“高度平衡陷阱”中走出来，借助资本的力量来推进现代化。当然，我们“应该参考阿拉伯文明的智慧，将债务与投资区分开，从而防止食利阶层浑水摸鱼。发展需要的是投资，不需要外债”，从而真正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富强”。但现实无解的是，“我们太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了，资本无法更有针对性地为提高生产、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而服务”。
如果说“重读马克思”是现实立场，那么，“回到马克思”则是顾后，“发展马克思”就是瞻前。何中华教授曾经提醒过我们，“重读马克思”，“重读”是为了消除以往对马克思的种种“误读”，却也有可能产生新的“误读”。但无论如何，韩毓海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中，将三者相统一的努力与尝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是，我们也要记住韩毓海的提醒：“在弘扬马克思主义方面，要特别警惕两种倾向：一是乱解马克思，二是垄断马克思。”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热”，显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相信韩毓海对马克思的判断：“马克思的理论并未过时，而是太超前”。现在，人类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而且，马克思的文本是值得一读的，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谈及马克思的叙述方式时就说：“那是才华横溢的一路叙述方式，融理想与激情、知识与才情、庄严与诙谐、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对我们不少人来说，可能一时还谈不上“重读马克思”，但像韩毓海那样，顾后又瞻前，去读一读马克思，也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一本著作，它不但畅销，而且入围了“大众好书榜”，也是中纪委监察部推荐的干部必读书，以及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图书。仅从书名，即可见这是一本“原原本本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的书，也直见韩毓海对马克思的推崇。其实，韩毓海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人类只不过刚刚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
这本书可贵的地方至少有两点：一是韩毓海写这本书，通读了老版本的一整套50卷、53大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容比较全，其中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很多内容后来出版的就没了，体现了经典原著的权威性和全面性，这种“通读”的工作极为艰苦，但也最为可贵，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五四讲话”中所倡导的那样：“只有下了苦功夫，方才能得真学问”；第二，韩毓海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更不是为了科研课题结项“赶任务”，这本书是在一部风靡北大、清华的马克思课讲义的基础上润色而成，可谓发自肺腑。
在书中，韩毓海“重读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在序言中，韩毓海引用魏源的名句，“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认为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变迁联系在一起，“重读”的结果，就是韩毓海更加坚信了中国能够为人类发展走出一条新路径，那就是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更在于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以持续不断的改革与革命，来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解决各种新的矛盾与问题。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何中华教授曾说：“我们究竟以一种怎样的方式‘重读马克思’才是恰当的呢？这是一个必须反思且具有前提性的问题。”确实如此，毕竟，马克思离我们已经有快200年了，在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有三种声音，一是“回到马克思”，二是“重读马克思”，三是“发展马克思”。表面上，三种声音应该以“重读马克思”为基础相统一，而实际上，三种声音是各有分野：
“回到马克思”的主题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试图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神，偏重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分析。“重读马克思”的主题是“马克思的文本”，试图在重读中发现马克思文本中所具有的最新的意义，偏重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批判超越的本质分析。“发展马克思”的主题是“新的实践与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发展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如果脱离了马克思，就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论证。
韩毓海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显然是尽了追求以“重读马克思”为基础的“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在“回到马克思”方面，韩毓海特别强调马克思在西学中的高度，“马克思诞生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不能只知道马克思，不知道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蒲鲁东等等”，不能把“马克思当成天外来客”。所以，韩毓海在重读中，确实发现了很多新东西，比如说，“现代人都在说‘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对亚当·斯密的误读，‘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人类都会情不自禁为后人和别人造福”，“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观点抄袭自阿拉伯经济学家安萨利”等等。
正因为韩毓海是在“回到马克思”中“重读马克思”，目标是为了“发展马克思”，所以，他没有限于文本本身的纠缠而不自拔。于是，他发现，“资本主义产生存在的历史规律，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市场发展并不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单靠市场无法推进现代化，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货币交换、市场经济、信用制度都是由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非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这些发现，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理解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回到马克思”，韩毓海指出，整部近代史可以提炼为“债务驱动的暴力”，马克思反对并批判的，是“万物资本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更不是“市场”。于是，就有了“发展马克思”的逻辑，中国必须从古代的“高度平衡陷阱”中走出来，借助资本的力量来推进现代化。当然，我们“应该参考阿拉伯文明的智慧，将债务与投资区分开，从而防止食利阶层浑水摸鱼。发展需要的是投资，不需要外债”，从而真正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富强”。但现实无解的是，“我们太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了，资本无法更有针对性地为提高生产、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而服务”。
如果说“重读马克思”是现实立场，那么，“回到马克思”则是顾后，“发展马克思”就是瞻前。何中华教授曾经提醒过我们，“重读马克思”，“重读”是为了消除以往对马克思的种种“误读”，却也有可能产生新的“误读”。但无论如何，韩毓海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中，将三者相统一的努力与尝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是，我们也要记住韩毓海的提醒：“在弘扬马克思主义方面，要特别警惕两种倾向：一是乱解马克思，二是垄断马克思。”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热”，显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相信韩毓海对马克思的判断：“马克思的理论并未过时，而是太超前”。现在，人类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而且，马克思的文本是值得一读的，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谈及马克思的叙述方式时就说：“那是才华横溢的一路叙述方式，融理想与激情、知识与才情、庄严与诙谐、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对我们不少人来说，可能一时还谈不上“重读马克思”，但像韩毓海那样，顾后又瞻前，去读一读马克思，也一定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