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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代表小说作品之一，其中，斯特里特兰的人生经历、人生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暗合弗洛伊德理论，小说围绕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阶段，淋漓尽致地展现斯特里特兰的人生观，为物质与精神选择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一、本我爆发的机制
通过阅读文本可知，男主人公斯特里特兰追求艺术过程的心理变化（情绪）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弗洛伊德认为，动机是造成苦难的重要来源，动机的需要常常受到阻碍，人们在生活中会遭遇挫折与冲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人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那么，笔者不禁要问，男主人公苦难的动机是什么呢？
笔者猜测，这是“无意识”起作用。文本写道，“小时候我很想当个画家，可是父亲叫我去做生意……”（斯特里特兰语），“我记得结婚前，他经常带个颜料盒儿四处游荡”（第一任妻子语）。斯特里特兰的艺术创作与“无意识”有紧密联系。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斯特里特兰借助幻想，解除生命的痛苦，追求精神上的愉快感。笔者以为，正是对精神愉快感的诉求，才让他抛家舍业。
在文本中，“我”第一次观赏斯特里特兰的艺术作品，获得知觉系统的冲击后，这一点使得“我”的想法在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进行分析、整理，进而引发“我”的震惊。这一发现与弗洛伊德理论不谋而合，弗洛伊德便把艺术创作看作解除痛苦、使现实中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得到满足的自卫手段。弗洛伊德曾说：“快乐的人从来不幻想，幻想的人都是欲望未得到满足的人。为得到满足的欲望是幻想的原动力。人每进入一个幻想境界，便是一个欲望的实现或对他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
因此，斯特里特兰之所以背弃一切，坚决而又果断，专心学习画画，是因为这颗叫作梦想的种子早在他孩童时期或许更早的时候就已埋下，时间的冷酷并未让它消亡，殊不知，回首望时，早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二、本我与自我的斗争
通过细读文本可知，值得读者重点关注的是斯特里特兰的第二段婚姻。倘若人们从道德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这必然违背道德原则，为人诟病。然而，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下面将重点说明。
毛姆笔下的男主人公斯特里特兰一共经历了三次婚姻，每一段婚姻故事必然伴随着一段心路历程。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第二段婚姻，这便是与朋友妻布兰奇的结合。然而，通过阅读，人们发现，在小说中，斯特里特兰在与“我”的对话中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他不需要爱情，不需要女人，他追求的是艺术理想。那么，产生这种情况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样一个邋遢粗野、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会有这样大的魅力呢？人们可以从文本中获得答案。
“（斯特里特兰）相貌粗野狂放，眼神超然不群，嘴唇肉欲性感，身材高大健壮，这些都给人野性激情的印象……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某种邪恶，就像史前时期的野兽，因为和大地保持着某种原始的联系，似乎还保有它本来的精神。”（小說《月亮与六便士》）
通过这段文字的描述，人们发现，“粗野”“肉欲”“野性”“激情”“大地”的字眼符合本我的基本特征。联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在本我中，性力是其力量的源头，它支撑起本我的发展。弗洛伊德著作早已表明，本我是最能表现原始民族生活的，它是与文明、理性相对立的。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斯特里特兰虽一再表明“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时间恋爱，这是人性的弱点”，但是当欲望（力比多或性力）挣脱自我的枷锁时，短时间之内，他是无法压抑住的。
回归文本，对于男主人公来讲，布兰奇美丽端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性力”的标准，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本我会被激发出来呢？按照发展的态势，其应该在自我的基础上，升华、发展成超我的境界。相比后者，这显然是倒退的表现。笔者以为，当自我过于压抑、监视本我时，好比一个弹簧，人们给予它的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强。在弗洛伊德理论中，这个力便称作抑制作用。可见，斯特里特兰对于自己所要达到的艺术境界高度抱有非理性、盲目的热情，对自己施加的“力”过大（这其中也有外部环境的迫害），导致未能顺利到达超我的境界。虽未能及，但是这样也符合自然事物发展的规律，未经身心的苦难，怎能扶摇直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人们进一步了解到男主人公并未沉浸在享乐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相反，他从中抽离出来，继续进行艺术创作。这样的起承转合有一定的原理支撑。正如文本所写：“当我的欲望满足了，我就回去忙别的事情……女人是我去取乐的工具，我没耐心让他们当什么助手、搭档、伴侣。”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虽然本我挣脱缰绳，以致人类蒙昧状态再次复现，斯特里特兰表现出焦虑。弗洛伊德将焦虑分为三类，笔者以为，斯特里特兰患有神经性焦虑，它是指本我冲动上升到意识中，这种情况出现的情绪反应就是神经性焦虑。好在自我即时发现问题，通过行使自我防御机制的压抑作用，将本我压抑到无意识中，使两者再次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恢复正常。所以，从理论上进行剖析，斯特里特兰的第二段婚姻显然是一场本我与自我的斗争，至于结果如何，人们需要再次回归文本。
“我仿佛被带入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事物的价值已全部改变。我感到所有熟悉的事物都变得迥然不同……这里还有一种心旷神怡的精神力量，引领人们的想象力沿着始料未及的方向前进，在虚无缥缈的境界里，让赤裸的灵魂在永恒的星辰照耀下冒险地探索。”（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当面对布兰奇的裸体画时，“我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人们可以从“打破枷锁”“崭新的灵魂”“精神力量”等字眼中进行深入探究，发现在斯特里特兰的画作中流露出的是自我。对此，弗洛伊德这样解释：“在环绕我们真实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一部分获得了特殊的发展……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组织，作为本我和外界之间的中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这一部分可以命名叫自我。”
三、超我与本我的平衡 斯特里特兰的第二段婚姻经历的是本我与自我的斗争，那么，在他的第三段婚姻中，是否会在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超我呢？下面借助文本继续展开分析。
“这里的条件让他的灵感变得茁壮有力，终于，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灵魂重新回到他的身体，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这里，他终于‘如愿以偿’。”（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在此之前，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斯特里特兰理想精神的归宿不是文明繁荣的大都市伦敦，而是塔希提岛——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这个幽暗而神秘、神圣而寂静、古朴而崇高的原始村落呢？正如文本所讲的那样：“这些作品出现在土著人的小屋中，远离世界文明，呈现在塔拉瓦奥大山的褶皱中，给人带来天大的惊喜。”它回答了斯特里特兰的自我价值是否会实现这一问题。通过研读文本，人们发现，作者毛姆从文学角度给了读者答案。
“在这座神秘的小岛上，猩红色的火焰式哥特建筑高高耸入蓝天，仿佛在激情的呐喊。他们太淫荡了，简直恬不知耻，让你喘不过气来。”（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根据文本，人们可以发现，这座小岛具有原始村落具有的一切特点。于是，人们转向弗洛伊德理论，希望获得一个更为明确的解答。弗洛伊德说：“从种族的发展来看，超我起源于原始人。动物因与环境的接触，自我多少可以发展一些，但超我则是人类特有的。”这进一步揭示从超我到本我（反之亦可）的双向动态发展态势。下面将通过斯特里特兰的死前画做进一步证明。
“它看起来非常奇妙，荒诞至极，就像是创世之初的图景，伊甸园……呈现在你面前的，是赤裸裸的人类原始本性，你感觉害怕，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小說《月亮与六便士》）
这是库特拉斯医生对斯特里特兰画的描述，体现出超我境界。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斯特里特兰的第三段婚姻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斯特里特兰从本我中挣脱出来，在自我的基础上最终达到超我。正是因为超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超我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父母的影响。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在冗长的儿童时期，正在长大的人依赖父母生活，留下一个沉淀物。这个沉淀物构成了自我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机关，是父母的影响能够长期存在”。换言之，儿童在与父母的接触中，将父母的人格以及祖先的社会道德等变为自己的东西。正是人格中的这一侧面——超我表达了人的性格特点，使人按照价值观念和各自的理想行事（有关儿童时期，前面已说明，这里将不再复述）。原本视爱情为毒药的他，如今和蒂阿瑞的结合让他重新获得了幸福，他不再极端地做出让人无法忍受的奇怪举动，他变得平静。可是细细想来，他已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正如文中所写的那样：“他找到的，不是老话说的那个‘你自己’，而是一个崭新的、拥有无穷力量的灵魂。”
所以，笔者以为，男主人公斯特里特兰最后的时刻是幸福的、完满的，是精神与现实并存的。当人们单纯地从《月亮与六便士》标题去看时，月亮是精神的象征，而六便士是物质的象征。毛姆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回到文本，人们可以看出，在斯特里特兰的身上，这两者是并存的。在生命的最后，斯特里特兰在这个灵魂自由的地方娶妻生子，终于创作出改写现代艺术的不朽之作。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李文静（1994-），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一、本我爆发的机制
通过阅读文本可知，男主人公斯特里特兰追求艺术过程的心理变化（情绪）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弗洛伊德认为，动机是造成苦难的重要来源，动机的需要常常受到阻碍，人们在生活中会遭遇挫折与冲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人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那么，笔者不禁要问，男主人公苦难的动机是什么呢？
笔者猜测，这是“无意识”起作用。文本写道，“小时候我很想当个画家，可是父亲叫我去做生意……”（斯特里特兰语），“我记得结婚前，他经常带个颜料盒儿四处游荡”（第一任妻子语）。斯特里特兰的艺术创作与“无意识”有紧密联系。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斯特里特兰借助幻想，解除生命的痛苦，追求精神上的愉快感。笔者以为，正是对精神愉快感的诉求，才让他抛家舍业。
在文本中，“我”第一次观赏斯特里特兰的艺术作品，获得知觉系统的冲击后，这一点使得“我”的想法在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进行分析、整理，进而引发“我”的震惊。这一发现与弗洛伊德理论不谋而合，弗洛伊德便把艺术创作看作解除痛苦、使现实中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得到满足的自卫手段。弗洛伊德曾说：“快乐的人从来不幻想，幻想的人都是欲望未得到满足的人。为得到满足的欲望是幻想的原动力。人每进入一个幻想境界，便是一个欲望的实现或对他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
因此，斯特里特兰之所以背弃一切，坚决而又果断，专心学习画画，是因为这颗叫作梦想的种子早在他孩童时期或许更早的时候就已埋下，时间的冷酷并未让它消亡，殊不知，回首望时，早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二、本我与自我的斗争
通过细读文本可知，值得读者重点关注的是斯特里特兰的第二段婚姻。倘若人们从道德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这必然违背道德原则，为人诟病。然而，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下面将重点说明。
毛姆笔下的男主人公斯特里特兰一共经历了三次婚姻，每一段婚姻故事必然伴随着一段心路历程。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第二段婚姻，这便是与朋友妻布兰奇的结合。然而，通过阅读，人们发现，在小说中，斯特里特兰在与“我”的对话中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他不需要爱情，不需要女人，他追求的是艺术理想。那么，产生这种情况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样一个邋遢粗野、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会有这样大的魅力呢？人们可以从文本中获得答案。
“（斯特里特兰）相貌粗野狂放，眼神超然不群，嘴唇肉欲性感，身材高大健壮，这些都给人野性激情的印象……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某种邪恶，就像史前时期的野兽，因为和大地保持着某种原始的联系，似乎还保有它本来的精神。”（小說《月亮与六便士》）
通过这段文字的描述，人们发现，“粗野”“肉欲”“野性”“激情”“大地”的字眼符合本我的基本特征。联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在本我中，性力是其力量的源头，它支撑起本我的发展。弗洛伊德著作早已表明，本我是最能表现原始民族生活的，它是与文明、理性相对立的。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斯特里特兰虽一再表明“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时间恋爱，这是人性的弱点”，但是当欲望（力比多或性力）挣脱自我的枷锁时，短时间之内，他是无法压抑住的。
回归文本，对于男主人公来讲，布兰奇美丽端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性力”的标准，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本我会被激发出来呢？按照发展的态势，其应该在自我的基础上，升华、发展成超我的境界。相比后者，这显然是倒退的表现。笔者以为，当自我过于压抑、监视本我时，好比一个弹簧，人们给予它的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强。在弗洛伊德理论中，这个力便称作抑制作用。可见，斯特里特兰对于自己所要达到的艺术境界高度抱有非理性、盲目的热情，对自己施加的“力”过大（这其中也有外部环境的迫害），导致未能顺利到达超我的境界。虽未能及，但是这样也符合自然事物发展的规律，未经身心的苦难，怎能扶摇直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人们进一步了解到男主人公并未沉浸在享乐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相反，他从中抽离出来，继续进行艺术创作。这样的起承转合有一定的原理支撑。正如文本所写：“当我的欲望满足了，我就回去忙别的事情……女人是我去取乐的工具，我没耐心让他们当什么助手、搭档、伴侣。”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虽然本我挣脱缰绳，以致人类蒙昧状态再次复现，斯特里特兰表现出焦虑。弗洛伊德将焦虑分为三类，笔者以为，斯特里特兰患有神经性焦虑，它是指本我冲动上升到意识中，这种情况出现的情绪反应就是神经性焦虑。好在自我即时发现问题，通过行使自我防御机制的压抑作用，将本我压抑到无意识中，使两者再次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恢复正常。所以，从理论上进行剖析，斯特里特兰的第二段婚姻显然是一场本我与自我的斗争，至于结果如何，人们需要再次回归文本。
“我仿佛被带入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事物的价值已全部改变。我感到所有熟悉的事物都变得迥然不同……这里还有一种心旷神怡的精神力量，引领人们的想象力沿着始料未及的方向前进，在虚无缥缈的境界里，让赤裸的灵魂在永恒的星辰照耀下冒险地探索。”（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当面对布兰奇的裸体画时，“我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人们可以从“打破枷锁”“崭新的灵魂”“精神力量”等字眼中进行深入探究，发现在斯特里特兰的画作中流露出的是自我。对此，弗洛伊德这样解释：“在环绕我们真实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一部分获得了特殊的发展……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组织，作为本我和外界之间的中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这一部分可以命名叫自我。”
三、超我与本我的平衡 斯特里特兰的第二段婚姻经历的是本我与自我的斗争，那么，在他的第三段婚姻中，是否会在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超我呢？下面借助文本继续展开分析。
“这里的条件让他的灵感变得茁壮有力，终于，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灵魂重新回到他的身体，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这里，他终于‘如愿以偿’。”（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在此之前，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斯特里特兰理想精神的归宿不是文明繁荣的大都市伦敦，而是塔希提岛——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这个幽暗而神秘、神圣而寂静、古朴而崇高的原始村落呢？正如文本所讲的那样：“这些作品出现在土著人的小屋中，远离世界文明，呈现在塔拉瓦奥大山的褶皱中，给人带来天大的惊喜。”它回答了斯特里特兰的自我价值是否会实现这一问题。通过研读文本，人们发现，作者毛姆从文学角度给了读者答案。
“在这座神秘的小岛上，猩红色的火焰式哥特建筑高高耸入蓝天，仿佛在激情的呐喊。他们太淫荡了，简直恬不知耻，让你喘不过气来。”（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根据文本，人们可以发现，这座小岛具有原始村落具有的一切特点。于是，人们转向弗洛伊德理论，希望获得一个更为明确的解答。弗洛伊德说：“从种族的发展来看，超我起源于原始人。动物因与环境的接触，自我多少可以发展一些，但超我则是人类特有的。”这进一步揭示从超我到本我（反之亦可）的双向动态发展态势。下面将通过斯特里特兰的死前画做进一步证明。
“它看起来非常奇妙，荒诞至极，就像是创世之初的图景，伊甸园……呈现在你面前的，是赤裸裸的人类原始本性，你感觉害怕，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小說《月亮与六便士》）
这是库特拉斯医生对斯特里特兰画的描述，体现出超我境界。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斯特里特兰的第三段婚姻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斯特里特兰从本我中挣脱出来，在自我的基础上最终达到超我。正是因为超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超我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父母的影响。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在冗长的儿童时期，正在长大的人依赖父母生活，留下一个沉淀物。这个沉淀物构成了自我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机关，是父母的影响能够长期存在”。换言之，儿童在与父母的接触中，将父母的人格以及祖先的社会道德等变为自己的东西。正是人格中的这一侧面——超我表达了人的性格特点，使人按照价值观念和各自的理想行事（有关儿童时期，前面已说明，这里将不再复述）。原本视爱情为毒药的他，如今和蒂阿瑞的结合让他重新获得了幸福，他不再极端地做出让人无法忍受的奇怪举动，他变得平静。可是细细想来，他已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正如文中所写的那样：“他找到的，不是老话说的那个‘你自己’，而是一个崭新的、拥有无穷力量的灵魂。”
所以，笔者以为，男主人公斯特里特兰最后的时刻是幸福的、完满的，是精神与现实并存的。当人们单纯地从《月亮与六便士》标题去看时，月亮是精神的象征，而六便士是物质的象征。毛姆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回到文本，人们可以看出，在斯特里特兰的身上，这两者是并存的。在生命的最后，斯特里特兰在这个灵魂自由的地方娶妻生子，终于创作出改写现代艺术的不朽之作。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李文静（1994-），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