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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大运河的命运也始终与漕运联系在一起。
漕运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漕运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运送的粮食主要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漕运愈发显得重要，明清时期漕运更是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生命线。
隋代初成 唐朝现盛世
大运河的历史要追溯到2400多年以前，也就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王夫差进攻齐国需要运兵运粮，于是征调大批民夫，在现在的扬州（当时叫邗城）附近，开凿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这就是后来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的一段。隋统一中国后，基于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巡游的目的，隋炀帝征发了数百万民工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时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唐、宋、元各代均极为重视漕运，在整治运河河道的同时，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唐代统治者对运河又进行了整修，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开凿一条渠道，名曰天宝河。大运河的通航，交织出一张前所未有的物资物流网，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朝的大运河开始用于漕运，把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唐王朝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昌盛发达的景象，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朝是真正发挥大运河作用的王朝。
元代改建 明清成为大动脉
到了13世纪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跟着转移。在洛阳拐了一个大弯子的隋代大运河，就显得不是很顺畅。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会通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在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北京直下杭州，就可以不绕道洛阳。隋朝开掘的运河，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元朝开凿的运河较隋朝大运河大幅度东移，采取“弃弓走弦”的线路连通北京和杭州。如此走势，全长只有1794公里，比隋大运河缩短近800公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运河。
运河的通航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促进沿河城市的经济繁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拿漕粮运输来说，通过水道比旱路来得经济，而且运输量大，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畜力。1292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成为元朝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就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明初，每年从东南运粮米最高达到500万石，兴建北京城使用的建材就是依靠运河运输的，北京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大运河几乎成为唯一的南粮北运的水路通道，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从元代到清朝光绪年间，大运河一直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通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城以河兴，大运河沿线分布着诸多“因河而生”的城市，如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杭州，都是当时全国富庶的郡县。伴随着大运河南北漕运的兴起，大运河沿岸兴起了22座繁华的都市。有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大运河对于北京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清代弊端重重 漕运终受阻
晚晴运河漕运的衰败与当时各种政治、社会弊端分不开。海运改变了原先漕运完全依靠运河河运的历史。自明朝建立以后，关于漕粮运输的方式就一直存在着河运和海运的争议。起初，海运为临时措施，是为了应对漕运中无法解决的突发事件，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漕运的重任以及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出现时，海运遂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取代漕运的作用。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咸丰三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至此，漕运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
漕运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极大地危害了漕运秩序的正常运行。晚清时期漕运贪渎现象严重，远超过其他的政府机构。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几年前，有一部名为《天下粮仓》的电视连续剧，讲述的就是清朝大运河漕运中种种弊端和危机的故事，而这些都对漕运走向衰败起到了催化作用。
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兴起对给漕运造成了沉重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火车的高效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此外，动荡的社会局势也是导致晚清京杭运河漕运衰落的重要原因，首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晚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一带是太平天国主要根据地，而这些地区过去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这就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在长达14年的战乱中，清政府在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太平天国运动与1864年至1868年的捻军起义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但他们纵横驰骋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打乱了清政府的漕运秩序。
大运河在经历了500多年的辉煌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根据2013年2月14日《中国文化报》、《百家论坛》2009年第12期整合）
漕运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漕运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运送的粮食主要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漕运愈发显得重要，明清时期漕运更是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生命线。
隋代初成 唐朝现盛世
大运河的历史要追溯到2400多年以前，也就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王夫差进攻齐国需要运兵运粮，于是征调大批民夫，在现在的扬州（当时叫邗城）附近，开凿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这就是后来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的一段。隋统一中国后，基于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巡游的目的，隋炀帝征发了数百万民工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时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唐、宋、元各代均极为重视漕运，在整治运河河道的同时，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唐代统治者对运河又进行了整修，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开凿一条渠道，名曰天宝河。大运河的通航，交织出一张前所未有的物资物流网，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朝的大运河开始用于漕运，把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唐王朝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昌盛发达的景象，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朝是真正发挥大运河作用的王朝。
元代改建 明清成为大动脉
到了13世纪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跟着转移。在洛阳拐了一个大弯子的隋代大运河，就显得不是很顺畅。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会通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在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北京直下杭州，就可以不绕道洛阳。隋朝开掘的运河，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元朝开凿的运河较隋朝大运河大幅度东移，采取“弃弓走弦”的线路连通北京和杭州。如此走势，全长只有1794公里，比隋大运河缩短近800公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运河。
运河的通航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促进沿河城市的经济繁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拿漕粮运输来说，通过水道比旱路来得经济，而且运输量大，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畜力。1292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成为元朝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就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明初，每年从东南运粮米最高达到500万石，兴建北京城使用的建材就是依靠运河运输的，北京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大运河几乎成为唯一的南粮北运的水路通道，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从元代到清朝光绪年间，大运河一直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通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城以河兴，大运河沿线分布着诸多“因河而生”的城市，如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杭州，都是当时全国富庶的郡县。伴随着大运河南北漕运的兴起，大运河沿岸兴起了22座繁华的都市。有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大运河对于北京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清代弊端重重 漕运终受阻
晚晴运河漕运的衰败与当时各种政治、社会弊端分不开。海运改变了原先漕运完全依靠运河河运的历史。自明朝建立以后，关于漕粮运输的方式就一直存在着河运和海运的争议。起初，海运为临时措施，是为了应对漕运中无法解决的突发事件，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漕运的重任以及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出现时，海运遂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取代漕运的作用。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咸丰三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至此，漕运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
漕运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极大地危害了漕运秩序的正常运行。晚清时期漕运贪渎现象严重，远超过其他的政府机构。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几年前，有一部名为《天下粮仓》的电视连续剧，讲述的就是清朝大运河漕运中种种弊端和危机的故事，而这些都对漕运走向衰败起到了催化作用。
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兴起对给漕运造成了沉重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火车的高效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此外，动荡的社会局势也是导致晚清京杭运河漕运衰落的重要原因，首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晚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一带是太平天国主要根据地，而这些地区过去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这就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在长达14年的战乱中，清政府在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太平天国运动与1864年至1868年的捻军起义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但他们纵横驰骋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打乱了清政府的漕运秩序。
大运河在经历了500多年的辉煌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根据2013年2月14日《中国文化报》、《百家论坛》2009年第12期整合）